201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В. В.津科夫斯基的两卷本《俄国哲学史》，这是目前我国出版的唯一一部用俄语写作的俄国哲学通史。这部哲学史在许多年当中都是西欧和美国研究俄罗斯哲学文化的教科书。 “俄国与西方”问题是贯穿于俄罗斯思想史的主题之一。这一主题集中而鲜明地体现在俄国19世纪中后期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的论战中。本书概括总结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重要思想家（主要包括果戈理、赫尔岑、阿克萨科夫、丹尼列夫斯基、列昂季耶夫、斯特拉霍夫、托尔斯泰、米哈伊洛夫斯基、罗赞诺夫、埃恩、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等）对欧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批判。书中区分了这些批判中反映出的两种基本立场，即文化普遍主义立场和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作者认为，在评价欧洲文化时，不应把欧洲文化的思想理念与欧洲国家的历史和政治现实混为一谈。所有欧洲民族的殖民政治历史都布满了洗不掉的污迹，但这并不构成欧洲文化的“本质”。欧洲文化不是因为它是欧洲的产物而具有积极价值并可以冒充全人类文化，而是因为，那些曾经并且现在仍旧赋予欧洲历史以生气的理想，具有的不是地方的性质，而是普遍的性质。本书的副标题是“俄罗斯思想家对欧洲文化的批判”，是作者从哲学史角度对文化世俗化问题所作出的重要研究成果。 目录：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津科夫斯基1881年7月4日（公历16日）出生于普罗斯库罗夫市（现为赫梅利尼茨基市）。他在一个教师家庭中成长并接受教育，这个教师同时还代理着教堂领班的职务。在中学学习的那些年，他对Д.И.皮萨列夫的迷恋，以及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在他的意识中产生了无神论的倾向。因此中学毕业后津科夫斯基于1900年考入基辅大学自然-数学系就绝非偶然了。1902年他开始跟随历史-语文系教授Г.И.切尔帕诺夫研究心理学和哲学，而在1904年他转到了这个系，并于1909年毕业。 津科夫斯基为准备教授职称而留在了系里，为女子班（从1909年开始）和学前教育学院（从1910年开始）讲授哲学、普通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方面的课程，并很快担任了学前教育学院的院长一职。在Г.И.切尔帕诺夫去了莫斯科之后，津科夫斯基就开始领导他的心理学研修班。1913-1924年间他出国学习（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他在莫斯科Г. И. 切尔帕诺夫那里进行了题为《心理因果律问题》的硕士论文答辩之后，成为基辅大学的哲学教授（1915-1919年）。 津科夫斯基把1917年的十月革命理解为一场灾难，因为他“总认为自己是君主主义者，虽然是君主立宪的君主主义者。”在1918年5—10月，他作为宗教信仰部部长而成为盖特曼П. П. 斯科罗帕德斯基政府的一名成员。津科夫斯基认为自己的政治活动经验明显是不成功的，关于这一点他这样写道：“就我自己的出生而言，我八分之七属于乌克兰人，而就我自己的教育和情感而言我完全并绝对属于俄国，——而这一点对我个人而言造成了经常性的两面为难。那些得知我加入了乌克兰政府的俄罗斯人，开始经常以一种怀疑的态度来对待作为俄国人的我。而那些乌克兰人清楚地知道，我不仅不赞同分离主义的政治思想，而且就我的信仰和情感而言我是一个俄罗斯人，因此他们以前和现在都以极大的怀疑来对待我，时常赏我一个‘叛徒’称号”。 1919年，津科夫斯基移居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而然后移居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1923年），最后移居法国（巴黎，1926年）。在国外侨居的时间里，津科夫斯基精力充沛的天性完全显现出来了。在贝尔格莱德，也就是他最初侨居的地方，他被认为是“左派”，这实际上使他失去了在大学中获得地位的可能性。只是在塞尔维亚宗主教做出请求之后，津科夫斯基才能同时在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哲学系和神学系担任教授。在贝尔格莱德的那段时间，津科夫斯基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工作，出版了两部著作：《儿童心理学》（贝尔格莱德，1923年）和用塞尔维亚语写成的《俄国思想家与欧洲》（俄语版由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社于1926年出版。） 1939年，在宣战的前一天，津科夫斯基因莫名的原因被法国政府逮捕，并坐了14个月的牢（在这14个月中，最初的40天他是在一个单独的囚室中度过的）。这一事件大概影响了他接受神职的决定（1942年3月）。 与20世纪的许多思想家一样，津科夫斯基也特别关注欧洲文化危机的问题，并提供了一条走出这一危机的道路。那一С. Л.弗兰克称之为“偶像的毁灭”、Н. А. 别尔嘉耶夫称之为“人道主义的危机”、 Г. П. 费多托夫称之为“文化的危机”、О. 斯宾格勒称为“欧洲的没落”的东西，津科夫斯基自己定义为，文化的世俗化和文化内部宗教冷淡主义的滋长。
津科夫斯基把当代文化的疾病同两次世界大战和欧洲极权主义制度的建立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他视近代史的这些事件本身为文化危机状况的物质前提，因为这种文化是世俗的、无宗教的、非教会的，尽管这一文化自身具有外部现象的多样性，但由于刚刚说到的这些特征，它就与人是格格不入和相敌对的。
按照津科夫斯基的观点，世俗文化起源于4世纪，当时，在欧洲教会开始为争夺政治权力而与国家进行斗争，因此这一教会注定会使基督教的价值陷入世俗化。发生了教会国家化，绝对的精神价值成为了相对的精神价值。他把西方基督教掌握古希腊遗产的消极后果看作是“中立”文化产生的原因，因为“自然理性”与基督教信仰的结合，被知识领域和信仰领域的简单划分所代替，这一划分造成了教会和文化的平行主义。
津科夫斯基认为“中立”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世俗的人道主义，这一世俗的人道主义自身包含着对科学和技术的威力与万能的信仰，包含着对个性主义的崇拜以及审美的非道德主义（也就是审美价值与道德的日益严重的对抗）。尽管津科夫斯基本人对世俗文化的态度是负面的，但他也在这一世俗文化中看到了某种正面的意义，他承认，世俗文化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并且似乎在这一世俗文化的深处保留着内在的宗教性，这一内在的宗教性具有转变为超验的宗教性的潜在可能性。
这位宗教思想家得出的结论如下：世俗的人道主义不仅是文化的疾病，而且主要是教会本身的疾病。因此他提出“划时代的转折”从教会对自己的“冷漠、形式主义和残酷无情”的忏悔开始；他谈到世界“全面教会化”的必要性，在“交响乐”原则之上使国家和文化进入教会怀抱的必要性，这一切应当带来真正的神权政治的建立。
津科夫斯基从哲学史角度对文化世俗化问题的研究，第一次在他的著作《俄国思想家与欧洲。俄罗斯思想家对欧洲文化的批判》中找到了自己概念化的表达。现代文化的许多现象没有、自然也不可能让作为宗教思想家的津科夫斯基满意。除此之外，与其他俄罗斯研究者一样，他也认为西方是俄国发生社会动荡的直接元凶。
关于欧洲文化危机的问题对他而言有特别的意义，主要是在俄国与西方的相互关系和确定俄国发展的道路方面。他写道：“俄国与西方关系主题的持久性和迫切性是由两个同样不可排除的因素决定的：一方面，这里重要的是俄国与西方牢不可破的联系，以及精神上和历史上自己与西方的不可隔绝，而另一方面——重要的是俄罗斯独特性的确凿性，以及在探寻自己独特道路上的正确性。”
津科夫斯基力图彻底研究俄罗斯社会对欧洲文化理解的进程和深度。对他而言重要的是确定，由于与欧洲的许多个世纪的接触，俄国成为了什么，并且应当成为什么。
在他看来，对西方的第一认识，发生在宗教改革之后（宗教改革使教会间的交往更加温和了），尤其是在彼得改革之后。在18世纪，俄罗斯的心灵陷入了西方的强烈影响下。而后来由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出的那一思想，即俄罗斯人有两个祖国——俄国和西方，当时已经不无根据了。津科夫斯基认为，在法国大革命和1812年战争之后，对俄国与欧洲相互关系的思考是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俄罗斯思想的两个对立流派）产生的主要原因。他写到这两个流派的共同来源（对祖国和自己人民的热爱），写到19世纪30年代共同精神环境的存在，这一环境把果戈理、斯拉夫主义以及赫尔岑联合在一起，写到关于欧洲文化的双重影响，这双重影响在18世纪——19世纪初导致了西方主义的两种形式——“启蒙主义”（如实证主义和“半实证主义”类型的世俗文化）和共济会（促进了对宗教精神性的新探寻）。
克里米亚战争，按照津科夫斯基的话说，让俄罗斯自我意识为西方对斯拉夫民族的深深仇恨感到震惊，这场战争标志着俄罗斯精神与资产阶级欧洲的决裂。按照他的观点，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在俄罗斯的思想中，在评价欧洲对俄国的影响方面，形成了三个主要倾向：政治倾向（И. С. 阿克萨克夫, Н. Я.丹尼列夫斯基, К. Н. 列昂季耶夫, 后来的欧亚主义者也属于这一倾向），宗教和文化-哲学倾向(Л. Н. 托尔斯泰, Н. Н. 斯特拉霍夫, Н. К. 米哈伊洛夫斯基, В. В. 罗赞诺夫, В. Ф.埃恩)，“综合的倾向”（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Вл. С.索洛维约夫, Н. А. 别尔嘉耶夫）。
津科夫斯基把Вл.索洛维约夫的哲学看做是把西方主义者与他们的反对者联合起来的思想前提。但是，在他看来，20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们无力解决“俄国-西方”的问题，并把这一问题遗留给了后辈人。在《俄国思想家与欧洲》一书中津科夫斯基鼓起勇气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表示拒绝对西方进行无根据的批判，因为，按照他的话说：“欧洲已经不是外在于我们的，而是内在于我们的，”并且欧洲的因素是俄罗斯的宗教性所固有的。
当然，津科夫斯基关于停止“与西方的斗争”的这类呼吁在许多方面是自相矛盾的，始终是一般性的，远不是一些明确的宣言。津科夫斯基在强调西方基督教价值对俄罗斯意识的有益作用（这一立场不是新的，而是起源于斯拉夫主义者的）的同时，他还指出，在上个世纪的俄罗斯历史中，西方的基督教价值受到了最大的侵蚀，因为在俄国另外一些世俗的、理性-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占据了文化空间的大部分。但是要知道这些价值在许多方面同样具有西方的起源。与此同时，在我们文化发展中被津科夫斯基称为“启蒙”的这一路线，在俄国不仅获得了西方的补给，而且也拥有自己的发展逻辑。结果是，力图对生活的“可恶问题”作出回答的世俗思想，其俄罗斯的起源实际上在他那里却很少获得研究。《俄国思想家与欧洲》一书的作者只是指出了，在18世纪，俄罗斯心灵突然被西方“俘虏”。并没有回答俄罗斯心灵为什么被“西方俘虏”的问题，而在他的《俄国哲学史》中也没有回答这一问题。
显然，为了回答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必须对本国哲学文化的所有流派，无论是宗教流派还是非宗教流派，进行完整的、毫无例外的考察。津科夫斯基却认为，这个完整性应当理解为是对“俄罗斯精神内在分裂”的克服，但只有在“东正教的原则之上，并且在它的精神之中”才能克服。合乎这一立场的，要么是简单的不接受，要么是对世俗的、具有理性导向的俄罗斯思想史中的许多优秀人物和现象拒不接受，要么是对此沉默不语。遗憾的是，这里作者不够客观。鉴于上述原因应当指出，比如像别尔嘉耶夫这样的非正统的宗教哲学家，对于解释俄罗斯思想不同的发展倾向表现出了更大的愿望。他在自己《俄罗斯理念》（1946年）一书的十章内容里，深刻分析的不仅有宗教思想家的遗产，而且还有一些主要的非宗教的观念（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萨列夫，普列汉诺夫和克鲁泡特金）。
对俄罗斯思想运动的客观、完整的研究至今都是一项紧迫的、非宗教性的任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待这项任务的态度，通常主要是由世界观的倾向或党派的政治倾向决定的。津科夫斯基通过“世俗化的略图”对本国思想史的重建同时也远非尽善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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