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


作者:杨泓     整理日期:2016-05-22 22:37:39

400余幅出土遗物和遗迹彩图,配以脉络有承的简洁文字,清晰呈现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文明之精华,是一本可读可观的经典美术文化读本。继郭沫若译米海里司《美术考古一世纪》后,论述20世纪中国美术考古成就的重要著作! 论述20世纪中国美术考古成就的重要著作!对从1928年殷墟正式开始科学田野考古起,到20世纪晚期的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以时间为经,不同专题资料为纬,巧妙交织,作了翔实的梳理与论述,填补了过去文献记载的缺失和误读,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借鉴价值,是美术史研究的一部信史和入门的重要参考书。400多幅彩色图像,图文对照,可读性强。
  作者简介:
  杨泓,男,满族。1935年生于北京市。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门化,1958年毕业。自1958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授。现担任《文物》月刊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考古月刊编辑委员会顾问。并被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中国汉唐考古学、中国美术考古和古代兵器考古。先后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体编著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等书的撰写工作。自1958年在《文物参考资料》(现《文物》)发表论文《高句丽壁画石墓》以来,迄今已在《考古学报》、《考古》、《文物》、《美术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逾300篇。主要学术专著有《中国古兵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0;增订本,1985)、《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文物出版社,1997)、《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中国古兵与美术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07)等。并与李力合著《华夏之美——中国艺术图鉴》(香港中华书局,1993)和《美源——中国古代艺术之旅》(三联书店,2008)。
  目录:
  代前言探索的途程——中国美术考古的发现和研究
  上编
  一曙光初照——史前美术考古
  1旧石器时代的发现
  2新石器时代陶艺篇之一
  3新石器时代陶艺篇之二
  4史前绘画与雕塑
  5史前玉器及其他
  二铜艺之光——青铜时代美术考古
  1早期青铜艺术萌芽
  2商、西周青铜艺术
  3东周青铜艺术
  4先秦美术考古玉雕篇
  5先秦美术考古绘画篇
  目录:
  ,不能找到“美术考古学”这一条目,特别是不被列入“考古学分支学科”的条目之中,这自然不是偶然的疏忽。记得当时我曾就此问过夏作铭先生,他说他认为美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分支,属于特殊考古学,但目前在中国的研究还欠成熟,这可能就是未入选于《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条目的原因吧!不过还是会在适当的地方提及美术考古学的。确实后来在他与王仲殊先生合写的该卷总领条《考古学》中,在论及“特殊考古学”时,指出“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由于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在年代上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各历史时代,所以它既属于史前考古学的范围,也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围。又由于作为遗迹和遗物的各种美术品多是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中发现的,所以美术考古学与田野考古学的关系也相当密切。”7在考古学卷中正式论述美术考古学,也仅有这一段简短的概要论述。自那次谈话以后,夏作铭先生还曾多次向我谈起过有关中国美术考古学的话题,指出若对这方面有兴趣,必须先进行最基本的工作,正如盖房子,先要将地基清理好。这些谈话使我颇受启发,因为在考古园地中美术考古这寂寥的一角,并不仅是缺乏规划和管理,首先必须由园中的粗工清除杂物乱石,为荒芜的土地开垦施肥,才能供那些能巧的园丁去栽培花木。这令人忆起郭译《美术考古一世纪》卷首,米海里司在序言中曾引述过下面的话:“禾黍割了,应该有束禾人来做他谦卑的任务。”8因此我想在中国美术考古学研究范畴中,自己应当试着负担那束禾人应做的谦卑的任务。
  为中国美术考古学清理地基,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真做起来,却举步维艰,所以能勉力前行,主要归功于知心朋友的支持以及考古界、美术史界和出版社诸师友的不断鞭策与鼓励。
  最初的尝试,是在李松先生鼓动下承担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撰写《美术考古学》条目,文字虽不精深,总算填补了这部百科全书中缺乏美术考古学条目的空白,完成了一桩宿愿9。在那段简短的文字里,我认为美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它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依据层位学、类型学等考古学研究方法,结合古代文献以及传世的有关遗物,阐明美术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与物质文化发展的联系,为人类文化史研究提供准确可靠的实物例证”。同时认为“美术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各历史时代,所以它既属于史前考古学的范围,也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围。但其研究重点,主要在宋元时期以前。宋元以后,由于历史文献日益丰富,存世遗物品类繁多,田野考古的重要性相对降低,因此在美术考古研究中不再占主要位置”。并将美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的内容,简单地概括为建筑、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和宗教美术五类。对这五类考古发掘或调查获得的美术品,也作了极粗略的简介。自然也没有忘记指出“美术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及对象,有时与美术史相同,但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则具有质的差别”。今天看来,这些论述虽感过于粗略,但大致概括了有关美术考古学的主要方面。
  提到研究美术考古学,主要依靠层位学、类型学等方法,这些都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令人感兴趣的是对田野考古发掘或调查获得的遗物的类型学分析,常常主要依靠遗物中的美术品,其中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史前考古学中的彩陶纹饰的特征和演变以及历史考古学中陶俑的形态特征的变化。依据彩陶纹饰的特征和演变,可以相当准确地确定所属考古学文化及其类型以及其相对年代。20世纪60年代苏秉琦先生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据以划分区域类型的主要论据之一就是特征容易识别的彩陶图案,在文中着重指明庙底沟类型主要文化特征的代表性器物,最重要的是植物花纹图案彩陶盆、鸟形花纹彩陶盆和双唇小口尖底瓶,它们都具有特征容易识别、形制发展序列完整的特点,其中前两种器物都是考古学遗物中的美术品。还在文中着重分析了植物花纹彩陶图案,指出“植物花纹中,构图比较复杂,序列完整的有两种:第一种,类似由蔷薇科的覆瓦状花冠、蕾、叶、茎蔓结合成图;第二种,类似由菊科的合瓣花冠构成的盘状花序。自然,它们是一种高度概括的工艺美术图案,不能同写生画相比”。“蔷薇图案是从比较简单朴拙到比较繁复严密,再到松散、简化、分解。鸟纹图案是从写实到写意(表现鸟的几种不同形态),到象征”。10它们都各自包括了一个从发生、发展到逐渐消亡的完整过程,成为显示其所属文化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器物。我们追寻蔷薇图案彩陶在各地的分布,自然廓明了这一文化类型的中心区域和分布范围,为区域类型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至于依据随葬陶俑的类型、特征及其组合变化,进行墓葬埋葬年代的判断,则更为大家所熟悉了。我还曾依据纪年唐墓中随葬的镇墓天王俑甲胄的特征,进行排比分析,从而阐明了唐代明光铠的发展演变规律11。因此对于美术考古的深入研究,对考古学本身也是至关重要的事。
  除此以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美术考古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对研究中华古文明的光辉传统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古代文明犹如光灿的巨星,运行于众星争辉的世界历史寰宇之中,在它经过之处留下了一条永不磨灭的光辉的轨迹。今日由于田野考古发掘或调查获得的丰硕成果,使我们更有条件去追溯中国文明巨星升起的原始,以从神州大地发掘出土的众多古代文化宝藏,将中国古文明的光辉轨迹重现于世人面前,指引人们面向未来去进行新的求索。这些灿烂光辉的古代文化宝藏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其中的古代美术品,以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永放光彩。在这方面,美术考古学研究肩负的任务是繁重的。
  注释
  1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9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2李济:《安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8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4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
  5参看夏鼐:《敦煌考古漫记》,《考古通讯》1955年第1~3期;夏鼐:《敦煌千佛洞的历史和宝藏》,《考古通讯》1956年第4期;向达:《西征小记》,《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337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
  6米海里司著、郭沫若译:《美术考古一世纪》,《译者前言》第4~5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据群益出版社1948年纸型重印本。
  7同1,第17页。
  8同6,原序第2页。
  9《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第522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
  10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第163页、16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11参看《中国古兵器论丛》,第53~5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杨泓著《美术考古半世纪》是在郭沫若译(德)米海里司《美术考古一世纪》后,论述20世纪中国美术考古成就的重要著作。
  作者杨泓为资深的考古学者,又被中国美术家协会授予“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称号。曾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美术、军事卷和《中国美术史》等书的编著工作。
  郭沫若1946年译《美术考古一世纪》时,曾慨叹“中国的考古发现可惜现在还寂寥得很”,而一部完美的美术史若缺少了中国人的努力,就构不成一个整体。而嗣后的岁月,中国考古事业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许多重大考古新发现,改写了中国古代美术史。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对从1928年殷墟正式开始科学田野考古起,到20世纪晚期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作了翔实的梳理和论述,填补了过去文献记载的缺失和误读,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借鉴价值,是美术史研究的一部信史和入门的重要参考书。新版对内容略有增删,增加了400多幅彩色图像,图文对照,益增可读性。
  在我国考古发掘的田野资料空前丰富,中国考古学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级学科。面对全新生动、充满魅力、甚至有些神秘的考古资料,学者审视、研究杨泓著《美术考古半世纪》是在郭沫若译(德)米海里司《美术考古一世纪》后,论述20世纪中国美术考古成就的重要著作。
  作者杨泓为资深的考古学者,又被中国美术家协会授予“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称号。曾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美术、军事卷和《中国美术史》等书的编著工作。
  郭沫若1946年译《美术考古一世纪》时,曾慨叹“中国的考古发现可惜现在还寂寥得很”,而一部完美的美术史若缺少了中国人的努力,就构不成一个整体。而嗣后的岁月,中国考古事业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许多重大考古新发现,改写了中国古代美术史。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对从1928年殷墟正式开始科学田野考古起,到20世纪晚期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作了翔实的梳理和论述,填补了过去文献记载的缺失和误读,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借鉴价值,是美术史研究的一部信史和入门的重要参考书。新版对内容略有增删,增加了400多幅彩色图像,图文对照,益增可读性。——美术史家、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李松
  在我国考古发掘的田野资料空前丰富,中国考古学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级学科。面对全新生动、充满魅力、甚至有些神秘的考古资料,学者审视、研究角度的不同,也会产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丰富认知。
  杨泓先生的《美术考古半世纪》,依据丰富的考古资料给我们讲述了中华文明之美的光辉轨迹。半坡鱼纹彩陶、红山玉龙、殷墟鴞尊、汉代铜马、唐墓壁画等等这一颗颗璀璨的明珠,熠熠生辉,然而它们在中华文明演进的星河中在哪里闪光?这些明珠如何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给予科学的定位?再版《美术考古半世纪》一书以缜密的逻辑、图文并茂叙述,娓娓解读了考古资料。同时,让读者感受到考古学新的分支学科——中国美术考古学的架构。
  全书以轻松笔触点化考古资料的艰涩,以时间的经线与不同专题资料的纬线巧妙交织,可谓拈重若轻,独辟蹊径。值得考古资料的研究者、美术考古的关注者、古代艺术品的爱好者一卷在手,慢酌细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汉唐研究室主任朱岩石汪家明-人民美术出版社 社长-2015‘书香中国’上海周八月好书大推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08-30)2015年8月 中国好书榜·艺术类2015年“中版好书榜”第五期(文学艺术)启航无间书道-一周七本书(2015-09-05)
  谈起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和发掘中获得的史前美术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图案多变的彩陶。这种陶器上的彩饰,是绘在未烧的陶坯上的,经过入窑焙烧以后,彩纹鲜明而不易脱落,可长久保持其艺术风貌。说起来也很巧,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美术品,最早被近人发现的也恰恰是史前彩陶。
  事情要追溯到1921年,瑞典学者发掘了河南渑池县城北的仰韶村遗址,首次出土了具有特色的史前彩陶,并将这处以彩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命名为“仰韶文化”。接着又在甘青地区寻觅到史前彩陶的踪迹,此后几年陆续在洮河、湟水流域调查发掘了另一些古文化遗址(后来知道其中除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有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址),获得了大量不同文化类型和不同时期的史前彩陶器,囿于当时对资料认识的局限,推断出今日已证明并不正确的由西向东发展的分期和年代序列1。在那一时期,人们常对所有的史前彩陶笼统地加上“彩陶文化”的名称。
  在仰韶村遗址被发现的7年以后,中国学者又在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发现了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后将其正式命名为“龙山文化”2。在那一时期,又有人与“彩陶文化”相对给予这类遗存“黑陶文化”的名称。这样一来,使得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少人都笼统地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就存在“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两大系统,直到50年代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不断获得新成果、新的考古学文化不断被发现以后,这种看法才被打破。在1959年召开的关于编写“十年考古”的座谈会以后,考古学者对考古学上文化定名问题有了共同的认定,改变了如“黑陶文化”这类不科学的命名,当时指出“如果不论时间、地点和其他一切条件,只要有了彩陶片,便都属于同一文化,这样便失去了‘文化’的原有意义”3。自此以后,含混而容易误解的“彩陶文化”、“黑陶文化”不再被人们所使用。同时对仰韶文化彩陶的分析研究,由于半坡和庙底沟两处遗址的发掘所获丰硕成果,得以更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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