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谈论民国时，是在谈论什么？在无根的年代，求索现代中国的起源和去路；跟随傅国涌先生，读懂岁月深处的中国近现代史！ ★史学与思想的交融从晚清到民国，是距离我们很近的一个波澜壮阔、曲折动荡的大转型时代，产生了无数的故事、传说与历史之谜。这个时代已有的成就与未尽的使命，都与今天的我们息息相关。知名学者傅国涌先生以充满现代思想的视角重审转型时代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给我们讲述政治人物、企业家、报人、文学家与思想家，乃至无名小卒的故事，探讨转型时代个人成长与抉择的可能性，对我们理解转型中的当下中国不无启迪。全书集中体现了作者数十年来读史与阅世的思考成果，史学与思想交融于一体，展现了坦荡真诚的学人情怀，堪称一部独特的史学《随想录》。★收藏、阅读皆相宜流沙河、王家葵先生题写书名，布面精装。
本书简介：
第二辑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几个章节 /95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阶层的光荣与梦想 /11:7百年现代化进程的两个推动力：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阶层/140企业家阶层在转型时代的选择 /158思想不败：近代中国转型的思想脉络 /172神秘预兆与人心思变在《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序篇，我讲到“神秘预兆”，在大清朝垮台之前，出现了很多神秘的预兆，比如说老百姓中纷纷传说天上将会出现一颗彗星，彗星现，朝代变。中国人的想象力真是丰富。浙江富阳的少年郁达夫每天半夜起床，跟着大人到富春江边上看彗星，彗星出现就是天下要动刀兵，朝代要更迭，他说他连续起了好多次都没有看到，但是有人看到了。有个人叫郭廷以，他后来成了有名的历史学家，少年时代他生活在河南息县，他看到彗星了。另外一个人，政治学家萨孟武在福州读小学，亲眼看到了彗星滑落。当时只有九岁的丁玲在湖南常德也看到了。还有其他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他们的身份是官员、学生或士绅，在日记里分别记录了在三个不同地方看到彗星的情况，综合起来，可以证明彗星的滑落对那个时代的民心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到处都是有这样的想象，这种想象其实不是从1911年开始的，从1908年就开始了，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内先后离世，当我看到当时中国的朝廷命官、地方士绅和普通读书人的日记，他们都在日记中写下了他们内心的震惊，中国怎么一夜之间失去两个领导人？那个时代虽然没有电视、网络，消息仍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北京城飞到了广州城，这太可怕了，举国上下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接下来怎么办呢？选新君，这一点慈禧在临死之前已经安排好了，1908年慈禧太后在死之前二十四小时内安排了自己的接班人，一个三岁的、还在吃奶的小溥仪。溥仪非常不愿意，哭哭啼啼的；最不愿意的就是溥仪的妈妈；溥仪的爸爸载沣也只有二十六岁，抱着儿子进宫，简直就是一次诚惶诚恐的进宫之旅，太可怕了。做君王是最危险的职业，中国人民却乐此不疲，两千年来为了这个高风险的职业不知牺牲了多少生命，尤其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文武精英，为了争夺王位，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当溥仪登基时，三岁的小孩是要哭闹的，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小皇帝在太和殿登基的那一刻大声痛哭，不肯坐上去，怎么劝都不行，喊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他爸把他按住，有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上前来说：“皇上龙体不能损伤，这么哭下去对龙体不利，能不能让他不哭”？下面的大臣跪的满地都是，但是皇帝一直在哭闹，所以行礼还没有完毕，太监就把他背走了，背的时候说：“完了，完了，回去吧。”在中国人听来，这些都是很不吉利的话，这些话进入了一些当事人的日记，也进入了当事人后来的一些回忆，相互参证，基本上是可靠的。这个事传到民间，大家纷纷议论，大清朝要完了，要回家了。“宣统”年号一公布，“宣”跟“完”字很接近，“统”跟“结”很接近，从1908年到1911年，短短的两三年间，民间到处传言大清朝要完了。于是唐代人写的《推背图》、明代刘伯温写的《烧饼歌》开始流行，民间说《推背图》和《烧饼歌》里已经预言清朝要完蛋了，写得非常清楚，“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湖人方罢手”，他们解释“百”字上面的一字减去是个“白”字，我们因此可以理解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的：未庄人听说革命了，革命者都是白盔白甲，要为明代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戴孝。白盔白甲的传闻是这样来的，其实比白盔白甲更具有符号性的是，那个时代所有的省份和城市在独立起义之后采用的旗帜并不是统一的，有青天白日旗、十八星旗、五色旗、八卦旗等，但是最流行的，覆盖率最高的是白旗，白旗是辛亥各省光复时最流行的旗帜。有些人在白旗上面写了一个中国的“中”字，或者写一个汉族的“汉”字，有的像成都在“汉”字外面再画十八个圈，更多的就是一块白布，总而言之独立旗帜是以白旗为主。为什么采用白旗？就是因为《烧饼歌》早就预言过了。为什么武昌起义后会拉出来一个黎元洪做革命？有人也从《烧饼歌》里找出一句诗，“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他们认为这就是黎元洪的“黎”字。综合当时报纸的记载，好多人的日记和回忆可以确认，那个时代的《烧饼歌》、《推背图》确实是最流行的读物，是中国人改朝换代时的一个心理寄托。大清朝为何脱轨？第一个因素就来自这些神秘预兆，其背后是人心思变。天灾、谣言、逃难潮与危机直接影响大清朝脱轨的第一个原因是下雨，天不断地下雨，不光是辛亥年的夏天下雨，辛亥的前一年1910年的夏天也一直在下雨，此前的几年，也是连年的大雨，湖北、湖南因水成灾，夸张地说，一场雨压垮了一个朝代。因雨成灾，粮食没有丰收，大米价格急剧攀升，抢米风潮到处出现，最大的抢米风潮发生在1910年4月的湖南长沙。长江流域出现四百万以上的饥民。如果仅仅长江流域有问题，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保证安全，大清王朝仍然固若金汤，但是老天爷偏偏要跟爱新觉罗氏作对，当长江流域大水成灾的时候，1911年夏天南京城可以划船，武汉城可以划船，同时山东巡抚告急山东缺粮，甚至连东三省也因雨成灾。鱼米之乡的江浙二省此时也出现粮食危机。少年徐志摩时在杭州府中读书，有一天去看电影，发现很多人围在那里，原来有人抢粮，把米店抢了，原因是大米价格太高买不起。他电影没看成，黯然回到学校宿舍，详细记下了那一天的所见所闻。这是一个少年学生亲眼所见，写在私人日记里面，可信度很高。粮食危机可以说是大清王朝脱轨的第一个主要原因。反对辛亥革命的辜鸿铭写信给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说，参与武昌起义的新军士兵，海外留学回来的革命党人还比较文明，革命有节制，但是长江流域几百万嗷嗷待哺的饥民一旦卷入革命，革命就会失控。辜鸿铭已洞察饥荒对于大清朝的威胁了。当时清廷度支部已没有什么钱，隆裕太后至少三次从宫中拿出现银赈灾，给江苏、四川和湖北。当革命发生以后，她一面压制革命，一面赈灾，因为饥民才是她政权最大的威胁。第二，粮食危机带来的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近代以来的社会永远是最致命的。如果说大米危机出现时，大清朝或许还有救，金融危机出现时就真正没救了。1911年10月12日以后金融危机首先在北京出现。武昌兵变的消息传到北京已经是10月11日，11日到12日之间，内阁竟然没开会，王公大臣没有做出一个决策，直到10月12日凌晨5点，他们做出了一个决策：出兵镇压，派荫昌去。荫昌曾在德国留学，学过军事，曾作为清朝的使节出使德国，他最拿手的是唱京戏，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在北京城足足逗留了三天才缓缓出发。其实他是在运作重新起用袁世凯，当他15日傍晚登火车的时候，朝廷前一天已下达重新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诏令。荫昌出发前，管铁道的邮传部长盛宣怀来了，告诉他们打武汉的时候，只要保全汉阳铁厂，就奖励十万大洋。盛大人下车时还对着火车窗户跟荫昌说：“这个事情别忘了。”荫昌说：“盛大人，你放心，只管把大洋准备好就行。”这句话让外国记者全听见了，他们的理解是：原来朝廷派兵南下的军饷没准备好。第二天，日本、英国等国记者纷纷发布消息，到处都传开了，国库当时还是有两百万大洋，13日就拨出了五十万元军饷。但是，这个消息一登出来，老百姓认为清朝没钱了，意味着自己存在银行的钱不安全了，大家纷纷到银行取钱，最起劲的是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他一家就取出至少几百万元以上的巨额存款。北京的各家银行几乎都被挤爆了。以前可以给银票、纸币，现在都没有人要了，只要现大洋，这才踏实，也才能买到米，米也越来越贵了。人们每天在日记里写着：今天大米价格又飙升了，而且店里没有那么多米可以卖，警察出来维持都没用。接下来发生金融危机的是上海。昔日富庶繁华的十里洋场一夜之间现金不够了，他们向外国银行紧急求救，原来外国银行给中国银行调现银是很正常的，这个时候却信不过中国银行了。上海几家大的民营银行都关门了，因现金告急，暂停营业，门口贴出的告示直言“乱事影响，现银缺少”。从南到北，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甚至包括最稳定的东三省像奉天、营口、大连等地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金融危机。与金融危机同时出现的是逃难潮，国人纷纷兑钱做路费，北京人逃到天津去，天津有租界，使得租界人满为患，像严复这样有地位的人，逃到天津后，连房子都租不到，只好暂住在小旅馆里，因为他跟外国人关系很好，有外国人说“你可以到秦皇岛来，我借个房子给你住”。天津全都住满了，房价急剧攀升，有一些北京人在天津待不下，就住在北京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东交民巷使馆区，一个是六国饭店。还有一个流向是纷纷逃往上海，全国各地都有人逃到上海，上海的房价也贵得不得了，米也贵得不得了。当上海和天津租界人满为患的时候，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地方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逃难的背后是人心恐慌，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谣言，大清朝的脱轨，可以说是因为下雨，也可以说是因为谣言，每天报纸上登载的消息有许多是假的，凡是讲革命党人胜利的消息，在南方的报纸畅通无阻，而说清兵打胜仗的报馆就有几家被砸了。当时很多人的日记里，每天都有不同的谣言记录，但过了几天，谣言统统都变成了事实。比如说今天写的“太原沦陷”，明天写的“西安沦陷”，过后一个星期都变成事实。大清朝之所以脱轨，不光金融有问题，银行要关门，国库也没钱，这是财政困难，一个天朝大国，到了国库山穷水尽的时候就一天也混不下去了，钱都到哪里去了？毫无疑问是落到私人的口袋里，许多亲王、贝勒和大臣家里都很有钱，唯独大清朝的国库没钱。最困难的时候，国库里只有二十万两白银，许多部因为没有办法发工资，纷纷关门，度支部不断地想办法借款。显赫的盛宣怀第二个女婿在司法部任职，离开北京时，竟然找不到路费，因为司法部已经不发工资了，等了四十五天，终于等到了两百两银子，船票涨价，路费都不够，最后在天津的典当行典当凑齐了四百五十两，终于南下上海，但是拖了很长时间。袁世凯后来逼隆裕太后把私房钱吐出来，一次一次地逼，拿到巨款后他还是不肯出兵打仗。为什么清朝最后没有以血流成河告终？南北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集聚的南北战争，只是在武汉、南京、陕西打得比较激烈，原因就是袁世凯从来没打算动真格的。被动与妥协下的政治变革袁世凯早就想好了，要是动真格的，跟南方革命党人拼命，虽然赢了，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朝廷还是要收拾他。南方革命党人，哪怕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后也是没钱，所以双方没有大打出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南北财政困难，而外国不肯借款。从大清朝的脱轨我们可以看到，各方都比较节制，隆裕太后和载沣、袁世凯，孙中山和黄兴，在那个时代，他们最终被动地找到了一条解决政治危机的途径。这套模式就是妥协的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用妥协的方式解决重大的政治危机，解决这样重大的社会变动。因为三方的被动而导致三方的妥协，让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新的共和制度安排。两千年来，中国一直在秦始皇的制度下生活，就是中央集权制，在这套制度下，朝代的更迭一共只有两种解决方式，或农民暴动，或宫廷政变，都是暴力的方式。辛亥革命最后不依靠暴力解决，而是各方妥协，很多人对这样的被动很不满意。但我觉得被动是正常状态，主动才是历史的意外，主动的背后也是有被动的因素。被动并没有什么不好，隆裕太后可能是被动为主，但是她做出的决定避免了数以百万计同胞的非正常死亡。一代枭雄袁世凯在辛亥年的选择是正确的，不能因为他几年后称帝就否定他在当初的选择。如果没有袁世凯，辛亥革命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人的无辜生命。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同盟会与光复会的革命党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虽然他们的力量非常小，经常是从失败走向失败，他们用勇气和牺牲换来了亚洲第一共和国。当他们掌握了南京政权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不顾一切举兵北伐，和袁世凯决一死战，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愿意妥协，并交出南京政府，让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隆裕太后宣布退位。虽然三方都不是最满意，但三方都可以勉强接受，而普通的中国人却可以减少牺牲。革命的结果不一定要让某一方独赢，一方胜利了，大部分人都失败了。当我们经历了几十年或上百年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胜利没那么了不起，我们宁愿不要胜利，少一些胜利就少一些牺牲。此时此刻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国，孙中山与黄兴在一个几千年的官本位社会里，愿意放弃权力，鞠躬下野，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三方的妥协，三方都是被动的，但是化被动为主动，中国人民就有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今天，我们要真正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回到历史的原点，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在那里面找到我们的起点。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在历史中找到我们的明天；昨天是我们的历史，今天也是我们的历史，明天也将成为我们的历史，在历史当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未来。中国的历史不是某些英雄、伟人和统治者创造的，是所有中国人共同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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