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
《孤军》一书乃家族个案史与王朝兴衰史紧密结合的典范之作。全书以八旗贵族费英东的子嗣，即苏完瓜尔佳氏观成（约1790-1843年）、凤瑞（1824-1896年）、金梁（1878-1962年）这一家三代人为主线，揭示出该家族百余年浮沉消息的“小历史”，并适时而巧妙地牵引出清王朝兴盛衰亡的“大历史”，并在此研究基础上，对“族群认同”等重大理论问题作出回应和阐释。书中主角之一金梁，生于杭郡，仕于京师，后又寓于津门。而近年来，译者时获机缘，踏访三地，寻金梁之故迹，冀与遗文互参。然所惜者，故迹非湮没无存，即旧颜已改。天津重庆道上之金梁旧居，今已成各式店肆。而金梁出生之杭州新龙巷、观书之文澜阁、交友之诂精经舍，亦非昔日之象。每游西湖孤山，见山石上醒目之“孤”字，便会不禁然想起本书命名之所由，亦会念及杭郡金梁“孤傲”之性，“孤忠”之志，及其“孤寂”之余生。杭人有谚：“断桥未断，孤山不孤。”旨哉斯言！历史之引桥，因史家之笔，未断而存续；域外之名山，藉译者之劳，不孤而有邻。柯娇燕女士不辞辛劳，探赜索隐，钩深致远，金梁家族之细故，得以展布于世。今人亦能由此，窥王朝之兴衰，察民族之奥义。曾几何时，“新清史”之论，鸣议不止，而《孤军》一书，乃其典范，长期以来，未得译本，寂寞深山，良有憾也。吾人笃信，对话起于了解，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史家之原作，吾人之译注，意在古今彼我间，架设津梁，竖立镜像，以凭沟通与对望。
作者简介：
著者简介：柯娇燕（PamelaKyleCrossley），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清史、比较历史与全球史，是美国“新清史”学派的代表性学者。曾获古根海姆学者奖、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其重要著作有：《孤军》、《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身份”》、《什么是全球史》等。译者简介陈兆肆，安徽和县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史学博士，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现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清史、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先后参与翻译《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18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世界学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等书，著有《清代私牢研究》等书，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一鸣议不休的“新清史”
近年来，“新清史”在国内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可谓鸣议不止，批判者有之，追捧者亦有之，而以严谨学理待之者却甚少。一些学术机构及学人，举办研讨，出版论集，本意在于进行一场严肃的“学术讨论”，然而所带来的结果是“学术的目的并没有达成，反而招来更多非学术性的评论”[1]尽悉近年相关论战之颠末，西人将“政治问题学术化”，而吾人却常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其间，动辄大棒挥舞、标签乱贴者，一则源于先入为主之执念使然，一则源于对西人原著本甚隔膜但又不甘寂寞，对“新清史”中的重要概念及运思缺乏准确的了解，便率尔立论。因此一些名之曰“与新清史对话”的文字，多少有些自话自说甚有虚设靶心之嫌，借用台湾学者王成勉教授所言，这是一场“没有交集的对话”。[2]更可叹者，近几年，因南北媒体强势而蓄意之介入和撩拨，“新清史”几变成了一个“传播学”意义上的热点问题。学术问题一变为舆论焦点所在，则本身的学术性难免为之骤降，有时更要滑入不假思索的意气之争。
对话应起于了解，本是常识，但遗憾处在于“为旧清史呐喊”者并未“懂得旧清史”，而“为新清史辩护”者亦更未能“懂得新一鸣议不休的“新清史”近年来，“新清史”在国内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可谓鸣议不止，批判者有之，追捧者亦有之，而以严谨学理待之者却甚少。一些学术机构及学人，举办研讨，出版论集，本意在于进行一场严肃的“学术讨论”，然而所带来的结果是“学术的目的并没有达成，反而招来更多非学术性的评论”[1]尽悉近年相关论战之颠末，西人将“政治问题学术化”，而吾人却常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其间，动辄大棒挥舞、标签乱贴者，一则源于先入为主之执念使然，一则源于对西人原著本甚隔膜但又不甘寂寞，对“新清史”中的重要概念及运思缺乏准确的了解，便率尔立论。因此一些名之曰“与新清史对话”的文字，多少有些自话自说甚有虚设靶心之嫌，借用台湾学者王成勉教授所言，这是一场“没有交集的对话”。[2]更可叹者，近几年，因南北媒体强势而蓄意之介入和撩拨，“新清史”几变成了一个“传播学”意义上的热点问题。学术问题一变为舆论焦点所在，则本身的学术性难免为之骤降，有时更要滑入不假思索的意气之争。 对话应起于了解，本是常识，但遗憾处在于“为旧清史呐喊”者并未“懂得旧清史”，而“为新清史辩护”者亦更未能“懂得新清史”。汉文世界的学人意欲对话于新清史，首须基于对原著的了解，而在并非人人能读原始英文文献的背景下，准确译介西方相关原著的工作，则显得弥足重要。诚然，即已译介成中文的“新清史”论著，熟读深思者有多少，亦未可知。近几年，美国新清史的代表著作，如欧立德（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孤军”是个常见词汇，用以形容在战斗中没有掩护或缺乏充足补给的情况下，仍然顽强抵抗的军队。① “孤”字与英文中“ｆｏｒｌｏｒｎｈｏｐｅ”（意为“无望”）一词的语义同符合契。不过，“孤”字所展现出的孤独寂寥的意象，却与西湖文人产生了独特而颇具浪漫色彩的共鸣。“孤山”高耸于西湖风景之中，越发映衬出岳飞顽强不屈的形象，而在关于整个西湖和杭州地区的诗作中，充满了对孤山的描写。自宋洎明，诗人们对“孤”字情有独钟。② １６４４ 年夏，杭州文人刘宗周全身心地投入保卫杭州、抗击满人的计划之中（最终徒劳无功），他在向南京晚明朝廷的陈情中，自称是“草莽孤臣”。③ 当然，除乡土情感外，战争英雄的浪漫化，甚或与岳飞之间的灵异关系，均驱策着金梁对岳飞的故事着迷。实际上，在金梁出生前的一个半世纪里，清廷便不断地提升对岳飞的膜拜；官府出资建立庙宇，祀奉这位战神，仅西湖附近就建有四座。此外，还不时地对岳飞的后裔加以封赏。１８ 世纪中叶，清廷已决意超越文化上是忠汉还是忠金的狭隘性，而强调忠诚的绝对价值。朝廷希望所有优秀的旗人，对这一帝国意旨奉行不渝，当然同时亦要遵从许多与此相抵牾的其他旨令。 金梁一家在满洲旗营中，拥有一定的地位和财富，但随着１８６４ 年太平天国战争的结束，该旗营面临着法律特权地位的丧失、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以及被北京清廷的抛弃。然而，在当时，族属身份的此疆彼界尚未完全泯灭。战时的暴力和损失，以及随后为救济孀居和无家可归的旗人所进行的请愿活动，都强化了旗人之间的既有联系，并且在某些方面逼使他们铸造出一种新的共有关系（ｃｏｍｍｕ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与此同时，昔日驻防旗营中的这支孤军，显然难以维系，甚至连时为幼童的金梁，亦有此认识。那些因世袭或功业而成为精英的人，忙于救济，并对实务中的方方面面，施以改良计划；而地位远为卑微 ①如《钦定八旗通志》，卷５，第６１ 页上（明瑞和孟溪）。 ②姚悔盦在《西湖寺院题韵沿革考》中所列吴延桢（第 １２８页、“孤塔”）、许浑（第 １３６页，“孤帆”）、郑巢（第 １９４ 页，“孤鹤”）、潘阆（第 １９５ 页，查此人诗中未提及“孤”字，但该诗之左处“苏轼”诗中有“孤烟”句———译者注）、严绳孙（第 １９９ 页，查该人诗作中未言及“孤”字，但此诗之左处“孙雄飞”诗中有“孤笛”句———译者注）、邓林（第２０７ 页，“孤撑”）、崔颢（第２２１ 页，“孤顶”）、姚镛（第２３２ 页，查该人诗作中未提及“孤”字，但此诗之左处“许浑”诗中有“孤舟”句———译者注）、叶向高（第２６１ 页，“孤龛”）等人的诗中，都有这样的反映。③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 ３５７ 页。 ２、１９ 世纪后期的满人都共同具有一系列独特的行为风貌，并共同面临着一些特有的难题。许多满人对曾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威胁过他们生命或财产的汉人邻居们，心怀疑虑。大多数满人痛苦地意识到，他们当下的贫穷与其往昔崇高地位的不相称，使得他们成为当时大众娱乐活动冷嘲热讽的对象。在满人中，瘾君子为数甚多。一些满人冀望外国传教士能带给其精神上的慰藉，抑或冀望获得外国资本家的雇用。大多数满人则沉迷在对昔日光辉岁月的怀旧之中。对善于表达且具民族认同的满人精英而言，开始生发出这样的一种意识：纵使满汉之间，法律上的藩篱最终被清除，驻防八旗的城墙最终坍塌，满人认同的外在遗迹消失殆尽，但是无法消解的满汉有别之源仍将存续。如同经历了所在社会的政治现代化的其他传统少数民族一样，中国满人开始有了族裔意识（ａｓｅｎｓｅｏｆ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而这在金梁的成年时代，是以“满族”（Ｍａｎｃｈｕｒａｃｅ）这个新名词来表达的。 对满人而言，这种种族身份意识（ｓｅｎｓｅｏｆｒａｃｉ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是相对新鲜的事物。实际上，满人的历史尤为典型地阐明，那种认为本质上存在甚或永远存在“种族”的观点，根本不足凭信；对满人而言，真实情况是：受到政治、文化以及心理力量的形塑建构，“种族”特性才开始逐渐浮现出来。① 努尔哈赤 （１５５９ —１６２６［１６１６ —１６２６ 年在位］）②的八旗军队在１７ 世纪之初即已形成， 而在当时八旗军赖以形成的东北文化圈里，文化只与地理和外在表征相关。已有汉人迁徙到辽东边界，尤其是在明朝，并且这些汉人已然将入乡随俗视为必需。许多东北的土著民（特别是一些满人的先辈———女真人），却沿相反的方向迁到明朝边境的市镇；游走于他们中间的则是一些商人，他们贩卖马匹、人参、松子、皮毛以及其他抢手的东北货。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后金政权，忽视 ①我在别的地方，已对这个基本上是被建构起来的“种族”进行过探讨，同时对种族之于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乾隆朝及以后时期）作过论述。参见《〈满洲源流考〉与满洲传统的构建》以及《乾隆朝对汉军八旗的反思》。 ②努尔哈赤是爱新觉罗氏族的创建者，是后金的第一位汗，也是第一位清帝皇太极的父亲。参见阎崇年：《努尔哈赤传》，载《清代名人传略》，第５９４ —５９９ 页。 ３ 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已居于城镇的女真人与他们治下部落村庄居民之间谱系上的关联，而将后者一并归入“尼堪”（即后来的汉军）之列。而这些居于明朝所辖的辽东地区的“尼堪”，到底是汉人、女真人，抑或是朝鲜人，常常无从分晓。１７ 世纪初，这些人来到女真营地之中，或出于自愿，或系为女真劫掠者虏获而来。１６０１ 年，“八旗”开始形成。此后，那些融入八旗者，被划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种划分是基于他们文化上的亲和程度，与他们各自的祖先关联并不大。盛世之时，清廷大大改变了有关身份问题的设想。１８ 世纪的皇帝，尤其是乾隆帝弘历（１７３６ —１７９５ 年在位），开始强调谱系的重要性，同时鼓励满人保持或恢复对一些知识的了解。在他看来，这些知识对于满人文化的健康发展和良好精神的保持，是必需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１８ 世纪的清廷在强调种族应该决定文化的同时，已开始朝着清朝征服早期时那些反清学者们所赞成的哲学主张迈进。尽管乾隆皇帝对种族身份观念的支持，可能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然而有证据表明，他打造满人种族纯粹性和文化一致性的做法，在总体上是失败的。在真正形塑满人身份意识方面，起到更为关键作用的是太平天国运动（１８５０ —１８６４）。在此期间，许多边缘旗人永远地脱离了旗营，那些仍留在旗营之内的人，则被迫做出忠清抑或背叛的抉择。一些欣然以旗人自居的人，在遭受汉本土主义者的威胁乃至毁灭性的打击的同时，实又受到他们所极力鼓吹的种族有别言论的影响。同时，战争经历以及随后的官方遗弃、经济贫困，成为满人种族和文化自觉意识滋生的母体；由此产生的满人的族群意识（ｅｔｈｎｉｃ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在辛亥革命及随后的年岁中，得到了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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