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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简介：
本书是2005-2006年度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项目“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认识”的成果论文集，本书有别于中国近代思想史新方法论的研究，而是致力于研读各个文本的基础性研究。主要内容分析朱光潜、辜鸿铭、胡适、梁启超、宋平子、赵正平、张君劢等人的学术研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在被给定的环境中既要适应环境又要改变环境，在多重力的作用下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想潮流的贡献、影响。
作者简介：
：高柳信夫，日本学习院大学外国语教育研究中心教授。文学修士，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译者简介：唐利国，男，1974年10月出生。副教授。1991年9月至2004年6月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世界史、日本史）。2006年8月，在日本新潟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日本社会文化论）。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世界史、日本史、日本政治思想史。
前言序言评论朱光潜与克罗齐———关于道德本文在此打算明确朱光潜自身的西洋美学理解的基本框架及其西洋美学批判的视角。为此，还有必要首先考察朱光潜与他曾经最受影响，却又不得不对其进行曲折批判的贝奈戴托·克罗齐之间的关系。（１）１９２７年的朱光潜和克罗齐。朱光潜最初接触克罗齐，是１９２７年在爱丁堡大学，阅读克罗齐的论文《论悲剧的快感》时。当年朱光潜就发表了《欧洲近代三大批评学者（３）———克罗齐》一文。［５１］朱光潜认为克罗齐的美学思想的关键在于“美术（艺术）是直觉”这一定义，由此导出了四点意义。［５２］第一，美术既是直觉，所以只是精神的活动而非物理的事实。第二，美术既为直觉，则与功利作用无关。第三，美术既是直觉，所以与道德作用无涉。第四，美术既是直觉，则不但与善的问题无关，与真的问题也不相涉。真假是非都是概念的知识。概念的知识属于哲学范围，其目的在于判别实在与非实在。当时，朱光潜还在阅读克罗齐的《美学纲要》（１９１３），上述四点意义，基本上沿袭了其中的议论结构。［５３］在此引用一下其中朱光潜对第三点的解说：克罗齐这个主张在他的美术学说中是最重要的。在中国，“文以载道”一条金科玉律束缚了二千余年的文艺，固不消说；就是西方，以伦理眼光论艺术也是“自古有之”。柏拉图（Ｐｌａ?ｔｏ）反对诗歌就是因为她的影响是不道德的。近如托尔斯泰，就著一本《艺术论》专门主张艺术应受道德的支配和裁判。现代美学家虽对此种见解多怀疑，而秉有大哲威权明目张胆地宣告“美术超道德”的则从克罗齐始。［５４］此时，朱光潜高度评价宣言“美术超越道德”的克罗齐，但是，日后当他批判克罗齐的时候，其批判的焦点正是指向此道德。（２）１９３６年的朱光潜和克罗齐。下面再回到《文艺心理学》（１９３６）的议论。朱光潜在其序文中写道：从前，我受从康德到克罗齐一线相传的形式派美学的束缚，以为美感经验纯粹地是形象的直觉，在聚精会神中我们观赏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不旁牵他涉，所以抽象的思考、联想、道德观念等等都是美感范围以外的事。现在，我觉察人生是有机体；科学的、伦理的和美感的种种活动在理论上虽可分辨，在事实上却不可分割开来，使彼此互相绝缘。因此，我根本反对克罗齐派形式美学所根据的机械观，和所用的抽象的分析法。［５５］这种对克罗齐的批判是在第十一章《克罗齐派美学的批评———传达与价值的问题》中，更加缜密地展开的。其要点有三：第一，机械观；第二，没有触及传达的问题；第三，不做价值判断。对于第一点，陈述了应该取代机械观，采用整体性地把握人的存在方式（“人生”）的有机体观的意见。另外，第三点是说，在克罗齐的议论中，直觉原封不动地成为表现，只要能够成功地表现，一切都是美，因此无法进行美丑的价值判断。其中重要的是第二点，因为以传达为问题，正是以社会为问题。克罗齐要着重艺术是心的活动这层道理，所以把翻译在内的意象为在外的作品（即传达）这件事看得太轻。在他看来，心里直觉到一种形象或是想见一个意象，就算尽了艺术的能事。真正艺术家都是自言自语，没有心思要旁人也看见他所见到的意象。［５６］照克罗齐说，艺术家都是自言自语者，没有把自己的意境传达给别人的念头，因为同情、名利等等都是艺术以外的东西。这固然是一部分的真理，但却不是全部真理。艺术家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的动物，他有意无意之间总不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如果英国伊丽莎白后时代，戏剧不是最流行的娱乐，莎士比亚也许不会写出他的许多杰作，如果拜伦生在十八世纪初叶，他也许和蒲柏做同样的假古典派的诗。每时代的文学风格都与当时社会背景有关，我们只稍研究文学史就可以知道。人是社会的动物，到能看出自我和社会的分别和关联时，总想把自我的活动扩张为社会的活动，使社会与自我同情。同情心最原始的表现是语言。艺术本来也是语言的一种。没有社会就没有语言，也就没有艺术。［５７］如前所示，李泽厚认为“把美感经验的心理活动科学地解释为一定社会环境、文化教养的客观必然产物”的立场，与朱光潜是对立的。然而，朱光潜在此展开的追问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的议论，与李泽厚颇为仿佛。在１９３６年的时候，朱光潜批判克罗齐，与后来李泽厚对其自身的批判，用的是同样的方法。［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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