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真的是十恶不赦的窃国大盗吗？他和李鸿章是师生还是知己？在人生低谷期，袁世凯如何绝地反击？没有背景的他，为何能左手撼动清廷的根基，右手轻而易举把孙中山逼下台？袁氏当国，究竟作何评价？
本书简介：
本书研究了袁世凯集团从地方性的军事政治集团到攫取中央政权的经过。作者从军事、政治、文化教育、金融、实业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涉及袁世凯集团众多人物，多方面、多角度剖析袁世凯集团从形成、发展、扩张到兴盛的过程，聚焦于探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说明它成为军事政治集团的历史原因及其所产生的广泛、深刻的历史影响。
作者简介：
马平安，1964年生，河南卢氏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史、晚清史，出版《晚清变局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近代东北移民研究》《北洋集团与晚清政局》《中国政治史大纲》《中国近代政治得失》等著作15部，在《世界宗教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
目录：
前 言袁世凯集团形成期的轮廓及研究前瞻第一章袁世凯集团与淮军集团的渊源第二章袁世凯集团在清末发展的阶段划分第三章袁世凯的用人思路第四章袁世凯集团内部的职掌第五章袁世凯集团成员的层次与类型第六章袁世凯集团与清末新政第七章袁世凯集团与满族亲贵之间的争斗第八章徐世昌在宣统年间的长袖善舞第九章辛亥革命时期的庆袁关系第十章袁世凯集团与光宣政治附 录参考文献 袁世凯在北京读书时，李鸿章正在直隶总督任上。对李的显赫地位，袁世凯不胜钦羡。在洋务派“练兵求强”思想的影响下，他“好读兵书”，“留心时事”，“常作文论，有所陈说讽谏”。袁保龄对他的议论，颇为赞赏，曾情不自禁地表示，袁家“嗣武有人，亦可略慰”。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袁世凯在科举上谋求荣华富贵的希望破灭以后，遂把诗文付之一炬，决心投笔从戎，攀附李鸿章淮军集团以求升达。当时，李鸿章的幕府中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袁世凯仅是一个无名的拨贡生（秀才），地位低微，对他说来，显赫的李氏是可望而不可攀的。因此，他没有直接投奔李鸿章，而是在其好友徐世昌的点化下出京南投时任广东潮州知府的周馥，旋因周馥无法满足其欲望再次出走。在路上，袁世凯遇见了阮忠枢，二人一见如故，阮劝他投军从戎，袁世凯接受了他的建议。光绪七年（1881年），袁前往山东登州，投奔了他的父叔辈的朋友淮军统领吴长庆。吴长庆（1892-1884），字筱轩，又字小轩，安徽庐江人，李鸿章的部下。光绪六年（1880年）冬率领淮军六营由浦口移驻登州，督办山东海防，极受李鸿章的信任。其父吴廷襄曾是庐江地主团练武装的头子。咸丰年间太平军包围庐江，吴廷襄派吴长庆到宿州，向袁甲三求救。袁甲三举棋不定，征求子侄意见。袁保庆以“绅士力薄，孤城垂危”，主张援救；袁保恒则认为“地当强敌，兵不能分”，两人争持不下，拖延数日，以至庐江被太平军攻占，吴廷襄被杀。此后，吴长庆与袁保恒绝交，而与袁保庆“订兄弟之好”。袁保庆在南京时，吴长庆带兵驻扎浦口，两人过从甚密。袁保庆死时，吴长庆渡江视敛，扶棺痛哭，帮助料理丧事。因此，当袁世凯来到登州时，对这位故人之子，吴长庆不仅乐意收留，倍加照抚，而且随后又不断加以提拔重用。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廷派吴长庆率兵赴朝镇压，袁世凯随军前往。从此开始了他在朝鲜的政治生涯，也有了与李鸿章逐渐直接发生关系的历史机遇。在平定朝鲜的壬午兵变后，吴长庆以“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等评语，把袁世凯列为首功呈报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该年10月，清政府奖赏镇压兵变有功人员。李鸿章和张树声联名保奏，袁世凯得以同知分发省份，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但李袁此时还没能直接发生关系。李袁二人直接发生关系始于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甲申兵变时期。该年，由于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为巩固北洋防务，命令吴长庆从朝鲜撤回3营清军，驻扎辽东半岛金州，其余3营仍留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张光前统带。袁世凯得李鸿章奏荐，被任命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一跃而成为驻朝清军的重要人物。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开化派”在日本公使支持下发动“甲申兵变”。袁世凯一面会同吴兆有上报李鸿章，要求派兵轮来朝鲜，一面随机应变，果断处置了这场事变。光绪十一年（1885年），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天津，和李鸿章谈判“中日冲突”问题。伊藤博文在此期间提出了惩办袁世凯的无理要求。李鸿章始终不肯接受，最后依据李鸿章的折中办法，以其私人名义“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至此，袁世凯所谓“擅启边衅”的责任由李鸿章完全推卸。一场变幻险恶的宦海风浪总算躲过去了。袁保龄为此函告袁世凯说：“伊藤此次极力欲撼汝，尚赖合肥相国持正，颇费唇舌，此节自是可感。”同时又致书李鸿章的亲信幕僚章晴笙说：凯侄得蒙我帅力持正论以覆庇之，感切心骨。李鸿章的“行文戒饬”仅是官样文章，所以不到半年，袁世凯又被起用，而且身价更高了。当时，清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大都由李鸿章制定。自从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以后，李鸿章一直劝导朝鲜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即与英、美等西方列强通商，借以牵制日本，兼顾杜绝俄人之窥伺。结果，随着与西方列强“通商”而来的，是各国侵略势力的深入，而受害者总是朝鲜和其宗主国中国。“牵制”政策反映了腐败的清政府在维持中朝“宗藩关系”的前提下，无可奈何的主观选择。在列强的侵略面前，这一政策的破产是必然的。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军从朝鲜撤出以后，沙皇俄国趁机插足，其驻朝公使韦贝（KarlWeber）勾结闵妃集团，控制朝鲜军队，妄图变朝鲜为俄国的“保护国”。朝鲜政局更加动荡。李鸿章为了维护中朝“宗藩关系”，采取了两项具体措施：一，送大院君回国：二，起用“足智多谋”的袁世凯，接替“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为驻朝商务委员。李鸿章释放大院君回朝鲜，想利用他的威望及国王生父的关系，压制闵妃集团的势力，以稳定朝鲜局势。由于闵妃集团反对大院君，李鸿章认为护送人选关系重大，他反复考虑的结果，选中了袁世凯。袁世凯返回原籍后，与朝鲜官吏金允植等人仍有书信来往。袁保龄当时在旅顺办理海防，经常往来于天津和旅顺，仍然充当他与李鸿章之间的桥梁。李的亲信僚属如张佩纶、周馥、章晴笙等，都与袁保龄有着很深的交情。因此，不断有人在李鸿章面前称赞袁世凯的“才智”，使其更为李鸿章所赏识。李鸿章认为袁世凯是一名后起之秀，这是袁世凯很快又被起用的重要原因。起初，袁世凯为提高身价，托病不出。但当他得悉此事办妥，李鸿章拟保荐他为驻朝鲜商务委员时，便立即马不停蹄，启程北上。一到天津，李鸿章就接见了他，并说：“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世凯要求带兵前往。李鸿章笑着说：“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李鸿章对袁世凯的器重和信任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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