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从其儿时熟悉的被雾霾笼罩的伦敦讲起，用一个个精彩纷呈的故事，从细节处为古今城市作传：从“第一座城市”加泰土丘的诞生到古罗马城的衰亡，从克利夫兰的兴起到斯德哥尔摩的理想城市规划，从马德里的定都再到战后柏林的重建，进行了一次次引人入胜的探索。追随作者完成这次穿越古今、环绕世界的城市之旅后，我们不难发现：城市不是制造麻烦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这些世界著名都市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方兴未艾的城市改造运动和城市化进程不乏有益的启迪。一码的天气里，要是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走丢了，几乎可以成为一件值得炫耀的事，你会夸张地说：“都伸手不见五指啦。”每年冬天，黄色浓雾都会杀死好几百人。那些患有哮喘病的人，或是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吸入混合着有毒物质的空气，是相当危险的。“烟雾”（smog）作为新词被收入字典，用以定义这种英国城市里的对公共健康有极大威胁的情况（伦敦不是唯一受影响的城市，在所有工业城市里，情况一样糟糕）。公众普遍要求采取措施控制死亡人数，这迫使政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采取行动，提出了一系列的《清洁空气法案》（CleanAirActs）。1956年的第一法案开始生效之前，我刚好离开伦敦，搬到南非开普敦，那里的气候主要是由来自西北大西洋方向的潮湿气流和来自东南印度洋方向的干燥气流交替主导，洗刷清洁着这个城市。以后，我又以内罗毕为基地住了若干年，在此期间，就我所知，伦敦已经开始改变了。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稳步替代了煤炭，被作为城市的燃料能源，供给工厂、发电站和家庭使用。中央暖气系统的普遍应用，使得家庭中不再使用壁炉和烟囱。贫民窟被清除，得到开阔的郊区景观，当我1978年搬回伦敦时，这个城市已经变成了一个干净的地方——以致受到鼓舞的房屋主，都主动擦洗掉了建筑表面的污染的黑色烟灰。烟雾和黄色浓雾已成为老人们在喝茶聊天时的回忆和感叹。伦敦就像获得了新生，尤其是在春天，梧桐的嫩叶在枝头轻舞，阳光灿烂。在非洲生活和工作的这么多年中，我只有几次回访伦敦，这给我带来了十分有趣而又颇具价值但却是意外的收获——延迟了我初次访问欧洲其他一些大城市的时间，的确相当的晚，例如我第一次访问维也纳是2001年，2000年在巴黎多待了一段时间，而威尼斯是1997年才第一次去。如果因为年轻时没有在欧洲大陆旅行而错过什么的话，我相信，无论那是什么，都会因为这双历练的老眼而得到了补偿。“威尼斯，怎么说呢，从来都是超乎你的想象和期待，”我的一位朋友在得知我将要第一次去那儿时，这么说道，“无论你是第一次还是第十次，也不管你之前了解多少，做了多少准备，在离开时，你总能感觉到威尼斯仍然给了你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在这个浮夸成风的年代，是要时刻警惕着言过其实的情况，因此这话看来是不大可信了。可是另一方面，弗朗西斯对我无须进行不必要的夸大，并且也确实是他说得对。威尼斯确实超出我的期望，确实给了我特别的感受。这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想象以及阅读经验的回忆，也不是令人愉快的胶卷照片，要远多于此。我带着挑剔的问题离开威尼斯，那就是有关一个城市的身份地位，以及城市普遍的现象、职能和生态。为什么它们会存在于世？它们是怎样运行的？为什么有的城市比别的城市更有活力？威尼斯是拥挤的、发臭的，有些地方显然是肮脏的，多数建筑看上去都快要倒塌瓦解了：碎屑纷纷掉下，沉没在那黑暗的泻湖里。这里有宏伟的教堂和宫殿，有圣马可大教堂的四匹镀金青铜骏马，有众多的精美画廊和哈里酒吧（Harry’sBar）。威尼斯的历史在文学、绘画和音乐中有丰富的体现；这个城市唤起了加布里埃利（Gabrieli）、蒙特威尔第（Monteverdi）和维瓦尔第（Vivaldi）的旋律在脑海中的回响；它以三维立体的形式表现了卡纳莱托（Canaletto）和特纳（Turner）的那些熟悉的画面，唤醒了对于莎士比亚、拜伦、亨利·詹姆斯以及托马斯·曼的相关记忆。约翰·罗斯金（JohnRuskin）、查尔斯·狄更斯和马克·吐温以喜爱的笔触描绘过威尼斯，歌德和普鲁斯特在这个城市里流连；埃兹拉·庞德（EzraPound）一直在这里，在圣乔治马焦雷岛上的圣米歇尔公墓里长眠。宅邸和广场不好区分，蜿蜒的运河将二者时而连接时而打断，在此背景之上是维斯康蒂的《威尼斯之死》（DeathinVenice）的奢华场景，以及尼古拉斯·罗格（NicholasRoeg）之《现在别看》（Don’tLookNow）中令人难忘的画面。甚至伍迪·艾伦也在这儿拍了一部电影，片中的他和朱丽亚·罗伯茨坐在大运河边的台阶上沉思。这里有许多舒适的旅馆、美味的餐厅、一个有效的水上交通系统，只要拿着导游书和地图，就可以简单愉快地在城市里徒步漫游。城市问题专家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JohnJuliusNorwich）如此评论道：“威尼斯，相比较于欧洲的其他城市或任何一个地方，对于西方文明的贡献都是巨大的，远远大于它的地理规模。”没有一座城市像威尼斯一样，即使是最偶然的到访者都不是对它一无所知。它的影响触及每一个体，深入人心——无论是沉浸于历史学术，还是欣赏音乐和艺术，或者仅仅是经常看电影、读报纸、吃威尼斯比萨、在一间名为“里亚多”或“利多”的咖啡馆喝杯咖啡，每个人都对威尼斯怀有个人的想法——不是太多的知识，而是一种潜意识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威尼斯深入人心，非其他城市能比。这意味着虽然去威尼斯的预期和去别的地方没什么两样，相似的行程安排、相同的旅行中的种种不便等等，但是到达以后的真实感受，却唤起了一种从来没有的似曾相识的归属感，即使同时还有几千的旅游者在你的前后左右。并且这种体验还在不断积累。威尼斯到处是不期而遇的风景，它的吸引力从未减弱，只会随着一次次的到访而加强。但是，这就是城市吗？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是为什么而存在？仅仅是为了检验延续几个世纪的西方文明进程的可靠场所？现在，我们站在世代威尼斯人曾经立足的地方，体会到历史和场所的魅力，感受到人类的不懈努力，使得城市持续发展了几百年。我们是最近的一批，使我们和世世代代建设保护威尼斯的人分开的不只是时间，我们也以不同的方式利用着这个城市。从开始建城到之后的几百年，威尼斯主要是服务于本地居民的利益，但是现在主要是为旅游者服务了。事实上，威尼斯就是一个巨大而精美的博物馆，每年吸引了超过1200万的游客，这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是一日游。历史中心区的最大日接待能力的计算值是每天2.1万人，但通常都是6万人，有时还有超过10万的游客涌进城区，完全吞没了令人愉快的景物，这迫使当局关闭了连接威尼斯本岛和大陆的通道桥梁。2004年2月，城市当局做出决定，尽管威尼斯一直没有汽车捣乱，但也不再是步行者的天堂了，人们不能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了。在旅游季节，城中的街道和小巷挤满了人，因此管理当局引进了单向步行系统。任何企图逆着走的人都要被罚款——从25欧元到500欧元不等，取决于犯规的严重程度。与此同时，威尼斯的常住人口在停滞了几个世纪之后，呈现出无可挽回的下降趋势。在16世纪威尼斯的势力达到顶峰时，有大约20万人居住于此，19世纪也并没有减少多少，那时刚刚开始吸引一定数量的外国游客。1960年这里的人口还有17万之多，但是从那儿以后，外流的永久居民和涌入的游客呈戏剧性的对比。到2000年为止的40年中，威尼斯的居住人口下降了几乎三分之二，只剩下大约6万人，而在其间弥漫着的对旅游观光业的爱恨之情，又把他们分成了互相抵触而又不可调和的两部分：一部分依赖旅游业而生存，另一部分则不考虑这些。这里有一点自相矛盾：对那些短期到访的旅游者，威尼斯唤起了一种想要归属的感情，但却没有多少人愿意长期住在这里。这个城市真正抛弃了作为生存和自立的首要责任，即创建友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来吸引和留住居民。威尼斯是许多城市中非常特殊的一个，虽然如此，但其根本上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与文明一样古老的现象表达。确实，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城市就是人类文明的明确产物。人类所有的成就和失败，都微缩进它的物质和社会结构——物质上的体现是建筑，而在文化上则体现了它的社会生活。从城市建立之初，其物质和文化的高度集中使得人类活动的范围更加扩大，每天的生活脚步也加快了。城市中的建筑物、纪念碑、档案馆和公共机构都凝聚了社会文化遗产，是传承标准的试金石，通过它们，人类的遗产得以代代相传。当然，世界范围内如果没有人口的同步增长和扩散，大城市的广泛分布和增长是不可能发生的。虽然如此，在令人惊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全球人口中生活在城市里的，仍然只是一小部分。19世纪初叶，当时的城市依旧保存着6000多年以来的形状和形式，只有大约10%的全球总人口住在城市里，其他90%的人仍然生活和劳作在很小的、主要是自给自足的社会里——他们绝大多数都处于农耕的自然状态。但之后，城市化的进程戏剧化地加快起来。到1900年，城市居民占全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现在，第三个千年之初，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社区，这部分还在进一步的增长，这样，到2030年的时候，每三个人里将会有两个生活在城市。根本上讲，城市作为人类活动中心，将大量人口从寻找食物和陋居的重担中解放出来，即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被束缚了几万年的人类的灵性，之前只是用于供养和管理小型氏族，从此释放出来，去追随人类那似乎无限的潜能。城市提供食物、安全以及文化环境，在其中可以选择个体的活动，例如米开朗基罗·波纳罗蒂可以画画和雕塑，艾萨克·牛顿和斯蒂芬·霍金选择思考宇宙的奥秘，而阿道夫·希特勒却在酝酿征服世界的图谋。城市给天才和暴君提供了激发他们雄心壮志的土壤，但同时更有成千上万的人没有从城市中得到半点好处。直到相当晚近，大城市还是潜在的死亡陷阱（有的现在仍是），死亡率远远超过出生率。确实，仅仅是到了19世纪，随着医学和公共卫生计划的发展，城市疾病先被控制、再被征服之时，大城市才得以维持住人口，并且从自己的居民当中开始实际的人口增长。之前，城市的生存都是完全依赖于吸引外来人口的能力。一些人移居到城市是因为在家乡他们需求过多而资源有限；另一些人则是因为他们想去闯荡，寻求城市里的各种机会，无疑还有一些人是同时受到这两种又推又拉的影响。古代城市里的多数外来者，尽管没有被提到，都是作为奴隶被带进来——或者说被买进来的。如果没有稳定的人口流进城市，城市就会收缩，失去存在的意义，只有新居民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才能持续发展。因此，城市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动态的实体，类似有生命的生物体，如古希腊人所相信的那样，从出生、成长到死亡是一个公认的循环。也确实如此，一代代的人们在城市度过他们自己的生命周期，同时供养这个城市，维持着城市的机能。现在西方发达世界里有一种趋势，人们看待城市，认为它天生就是不好的，最多也是无可避免之灾祸。他们刻板地和乡村作对比，一个坏一个好。在其简单的思维中，这二者的区别就局限在哪些是“自然的”，哪些不是。丰产富饶的乡村，蕴藏着生命的潜力，似乎是自然的；而城市呢，维持生存的需求不断地提醒我们这是腐朽没落的方式，被贴上不自然的标签。要记住“自然”这个词也不完全适用于当代的乡村了，在那里，大多数也已被人类活动所改变，衰落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所以，城市的“不自然”又是指哪些方面呢？毕竟，城市的每一部分都是地球上原来就有的，都是通过地球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进化过程而形成的，并不比大峡谷或一堆大象粪球少多少。诚然，城市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通过人们的有意识、有目标的努力而形成的——但是为什么因此它就不是自然的呢？没人认为白蚁的土堆因为是建造而成的就是非自然的。当然，白蚁建造土堆是本能行为，每个个体都在为整体利益而本能地工作。但是，人们所从事的那些复杂的协作行为，如建设、定居、维护城市，谁又能说不是类似于本能，不是相当于考虑整体（这里意味着“促进文明”）的利益呢？显然，城市在人类事务中所承担的整体的角色要深刻得多——远在街道和建筑之外，进入到我们自觉和不自觉的领域，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我们塑造城市，城市也塑造我们。”温斯顿·丘吉尔这样阐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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