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史研究方面，熊月之等学者就曾指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研究不均衡的问题。尽管法租界在上海近代发展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在学术领域，上海法租界的专门史研究并不深入。有学者表示，受限于语言以及资料获取的难度，学界对上海法租界的研究无论从广度和深度，都在上海公共租界之下。上海保留下来的法文档案和资料很多，但上海精通法文的人实在太少，而通法文又从事上海史研究的人几乎“凤毛麟角。本书的出版，将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标志着法租界史与上海城市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本书简介：
上海法租界始建于1849年，1943年交还中国，前后共存94年。法租界最初只有986亩，经过三次西扩，到1914年达到15150亩，版图从黄浦江边一直延伸到徐家汇。在法国人来之前，黄浦江边老城厢外原是布满沼泽和坟地的荒僻之处。到了1920年代和1930年代，这里已经成为上海最繁华和最适宜居住的区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曾于2014年举办“法租界与近代上海”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该会议期间，涌现了大批研究法租界的优秀论文。本书选择其中部分论文，结集出版。为学界填补该研究领域的空白。
作者简介：
马军，1969年11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上海史、中华民国史、中外近现代军事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所史。主要成果有：《上海通史•当代文化》（合著，1999年）、《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1946—1953年）》（合译，1999年）、《泰西新史揽要》（点校，2002年）、《1948年：上海舞潮案》（著作，2005年）、《中国近代科学家徐建寅传略》（编著，2005年）、《近代中国高校校歌选》（编纂，2006年）、《国民党政权在沪粮政的演变及后果（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著作，2006年）、《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合译，2009年）、《舞厅•市政——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著作，2010年）。
目录：
近年来“上海法租界研究”博、硕士学位论文列表（部分）劲草编悼文深切悼念倪静兰章克生编后记征稿启事前言那些寥落、湮没和远去的星辰
马军
翻阅本书便能发现，除了多数是专题论文外，还收录了一篇1983年著名翻译家章克生先生为罹患癌症而去世的倪静兰女士所写的悼文。倪静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文专业，195那些寥落、湮没和远去的星辰马军翻阅本书便能发现，除了多数是专题论文外，还收录了一篇1983年著名翻译家章克生先生为罹患癌症而去世的倪静兰女士所写的悼文。倪静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文专业，1957—1983年长期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研译工作，其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是离世前不久出版的40多万字的译著《上海法租界史》（法国梅朋C.B.Maybon、傅立德J.Fr?det原著，1929年法文版，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这使她在上海史领域闻名遐迩，居功至伟。正是受益于她的努力，国内史学界得以克服语言障碍，了解到了上海法租界的形成梗概和早期历史，“上海史”才有了相对的“完整性”。然而，在署名“倪静兰译”的这部译著中，事实上还隐匿着另一个人的贡献。这还得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前身——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最早编纂的一部资料集《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9月第1版）谈起。翻开该书便可发现，其中的第780页至872页，收有“上海法租界史（选译二章）”，署名是“梅朋（C.B.Maybon）、弗莱台（J.Fr?det）合著，范希衡译，倪静兰校”。字里行间，除了修辞上略有改动外，其内容大致等同于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版《上海法租界史》的第55页至168页，亦即该书第一部分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换言之，通常被认为是倪静兰全译的1983年中文本，其中有约1/5篇幅，实际上是来源于1950年代末的“范希衡译，倪静兰校”，亦即两人的合作。那么，为什么在1983年出全译本时，只署了倪静兰一个人的名字呢？而且，当《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在1980年7月出第2版时，似乎是修订者特意将“范希衡译，倪静兰校”这几个字删掉了。在那个时代，将真正的责任者或责任者之一湮没掉的做法，并不鲜见，其缘由也各有不同，几十年后的今天当然是没有必要再去深究了。但令人感兴趣的是，范希衡到底是谁？他的法文素养从何而来？他为什么会在倪静兰之前选译了《上海法租界史》？他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翻译人员吗？笔者带着这些疑问，开始搜诸互联网。所获可归纳如下：范希衡，名任，号希衡，1906年10月9日出生于安徽省桐城西乡。4、5岁时即能吟诗作对，10岁时习读四书五经，在乡里被誉为“神童”，名噪一时。16岁考入上海震旦大学预科学习法律。1925年因参加五卅运动被追捕，逃亡北京。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法文系，1927年毕业后任中法大学孔德学院法文讲师。1929年秋，破例获庚子赔款资助赴比利时鲁文大学，专攻法国文学、比较文学、历史语法、比较语法，先后以优异成绩通过硕士和博士论文，获得双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任北京中法大学教授兼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编审。七七事变后他转到上海，参与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日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对法宣传。1941年任苏皖政治学院教授兼教务长，旋任重庆中央大学教授。1945年后他怀着知识救国的热忱，短时从政，出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社会处长，主管黄泛区救灾、社会服务工作。1948年在上海震旦大学重执教鞭，其间与徐仲年合编《法汉字典》。1950年代初，到南京大学教法国语言文学。1958年，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判刑10年，身陷囹圄。1970年，被遣返原籍强制劳动改造。1971年8月2日，病死在安徽省桐城县挂车河公社前进二队第一生产队一间破败的祠堂里。1979年，他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在人生的最后十几年，范希衡作为“囚徒”“劳改犯”，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但却以超常的意志完成了《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波瓦洛文学理论文选》，卢梭的《忏悔录》，伏尔泰的《中国孤儿》等译著，写下了《论〈九歌〉的戏剧性》《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影响》等论著，留下了凄惨中的美丽……根据历史所一些老同人的回忆，当年在编纂《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时，因所内力量不足，时间又紧，曾聘请了一些所外人员参与工作。笔者由此推测，范希衡应该就是因此而介入的，从时间上算，差不多是在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前后（或许那时他已经处于监视性留用的境地了）。事实上，范希衡仍不是《上海法租界史》的第一个译者。最早的节译本，甚至早在1932年——法文本出版后的第3年——便已告成，只是未刊行，以抄本的形式保存在上海图书馆二楼的古籍阅览室里。笔者偶然间获悉此讯，便特地前往调阅。只见该抄本索书号是513044，小开本，共5册，计1014页，每页200字，钢笔正楷字，总计约20万字。首页上写着“上海法租界史”“聂光坡节译”字样，末页则记“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完于沪滨”。由于译文采用的是文言，且删去了导言和全部附录未译，所以和1983年的全译本相比，篇幅要少了一半。那么，聂光坡是谁？他为什么会译此书？既然译竣又为何没有刊行？原稿又是如何被保存到上海图书馆的呢？根据现有材料，尚无法回答上述的所有问题，笔者目前仅知：聂光坡，湖南衡山人，字尚真，1913年生，1935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后加入美国籍，成为电力工程专家，担任过联合国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员会高级顾问，1992年在美国因中风去世。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晚清封疆大吏曾国藩的曾外孙、上海道台聂缉椝的孙子。从他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这一点看，他应当受过良好的法文教育。而翻译这本《法租界史》则是在毕业之前，所以很可能是他的习作。说到这里，笔者还想提一下最近在上海市档案馆查阅到的一卷缩微档案，档案号是Q244—1—420，档案标题是《汪景侃译述之上海法租界史略》。笔者利用阅读机打开一看，首页有如下字样——“1931年译述原稿，侃注”。查诸全档，共151页，由毛笔行书抄录而成，涂改较多，明显是草稿。笔者初以为是汪景侃译的另一个译本，但经与聂光坡的译本仔细比对，实系后者的后半部分。故由此推测，档案整理人员很可能是受了“侃注”两字的误导，以为该译稿是出自汪景侃之手。同样毕业于震旦大学，又担任过该校训育主任的汪景侃，或许只是稿件的保管者而已。聂光坡的译本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其抄本至少被两个学者借鉴过。其一是编著《上海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至1987年版）的刘惠吾，其二是1930年代上海市通志馆的兼职编辑董枢。董枢，福建闽侯人，时为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法文翻译。他受上海市通志馆馆长柳亚子之邀，负责撰写《上海市通志》中的《法租界编》，短短数年，便告完成。先行刊于《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的便有《上海法租界的摇篮时期》《上海法租界的长成时期》《上海法租界的发展时期》《上海法租界的多事时期》《法公董局内各机关的沿革》《法租界市政沿革》《法租界公用事业沿革》等若干篇。他的资料来源除了上述《上海法租界史》的法文本和中文译本外，还主要依据了法租界公董局的公报、年报、档案，以及《申报》《中法新汇报》（法文）等。虽然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董枢《法租界编》的学术价值，并未享有较高的评价，但他毕竟是第一个进行上海法租界史研究与资料整理的中国人。不幸的是，抗战爆发后，董枢在渝沪两大阵营之间似乎徘徊不定，1941年4月3日上午12时零5分，他在麦赛尔蒂罗路（今兴安路）5号泰昌西服号门前，竟突遭两名刺客狙击，当场殒命，年仅45岁。其死因至今不明。盘点一下，中国人与上海法租界史译介与研究的早期关系，除了聂光坡、董枢、范希衡、倪静兰以外，很难再举出其他什么人了。在他们之后，法租界史研究也长期处于停顿状态，成了“上海史热”中的一个大缺角。说到底，这是由于始终缺乏既有志于上海史研究，又熟谙法国语言文字的双面人才。记得在1995年前后，本所前辈、已故的陈正书老师也曾鼓励笔者要学好法语，将来好好开发法租界研究。之后，笔者确实想过要努力一番，但毕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终告不济。现在想来，真是惭愧得很！随着蒋杰、朱晓明、赵伟清、徐翀、侯庆斌、谭欣欣、刘喆等一些长期在法国留学攻博，并专注于上海法租界史的青年学者，或已学成归国，或即将买棹东返，再加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的相向努力，我似乎看到了那寥落、湮没和远去的星辰背后，正酝酿着一个群相辉映的新天象。若果真如此，则上海史幸甚，法租界史研究幸甚，我们那些远逝的前辈们幸甚…… 2015年9月13日写于香港中文大学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大世界”爆炸案调查报告蒋杰编译译者按：发生于1937年8月14日的“大世界”爆炸案，构成了淞沪抗战历史书写与战时上海大众记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一惨案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时的报纸、杂志以及时人的回忆，对该事件多有报道和记述。但这些文本多源自书写者的现场观察、个人体验以及口耳相传的各种“见闻”，而非科学严谨的事件调查。有些报道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谬误。如中央社在1937年8月15日播发的电报。因此，这些非官方文本对于这一惨案的记录，在某种程度上，既不够准确也缺乏全面性。关于“大世界”爆炸案的报道可见《申报》1937年8月15、16日；JournaldeShanghai法文《上海日报》，1937年8月15日；ChinaWeeklyReview（《密勒氏评论报》），第81卷第12号，1937年8月21日，第424页等。有关时人对于这一事件的描述可参看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11页；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7页。这一惨案发生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交汇处。事件发生后，法租界公董局遂启动了对爆炸案的调查程序。这一调查对事件的起因、经过、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以及此后的救济措施，都进行了可靠、深入和翔实的调查。很多参与了救援行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如警察、消防员和医生等也向调查人员提供了说明和证词。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公董局出台了一份关于“大世界”爆炸案的详细调查报告。因此，这一报告可被视为关于这一事件最权威、可靠和全面的研究资料，史料价值巨大。该调查报告原标题为《1937年8月14日惨案的报告——爱多亚路与敏体尼路交口处“大世界”门外的飞机坠弹》（Rapportsurlacatastrophedu14ao?t1937—Bombesd?aviontomb?esaucarrefourAvenueEdouardVII—BoulevarddeMontigny，devantl??tablissement‘Grand?Monde’）。为便于读者理解报告内容，译者特添加了现标题。此次调查由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负责实施，调查报告的撰写也由该机构完成，报告署名负责人为时任法租界警务处处长的法布尔（L.Fabre）。 一、报告事由：关于爱多亚路敏体尼路的坠弹中日两军在上海的战斗于1937年8月13日上午打响。早上9点20分左右，日本海军陆战队与中国军队间的零星交火，已经在公共租界西北部的宝山路、宝乐安路、施高塔路、狄思威路和靶子场路等处爆发。此后，两国军队小规模的交战持续了一整天。在此期间，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军军舰为陆战队提供了炮火支援。这天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夜间11点30分左右才宣告结束。第二天的战斗从凌晨4点开始打响，并一直持续到上午10点30分左右。此间中国军机开始出现在上海上空。最初有5架轰炸机对百老汇路地区以及杨树浦地区实施了轰炸。此外，日本领事馆、“出云号”军舰、公大纱厂和杨树浦路上的东华纱厂也成为了轰炸的目标。在这波空袭中，除了1枚炸弹命中东华纱厂外，其他均未能命中目标。由于受到日本军舰高射炮的威胁，中国军机被迫后撤。此后，在中午11点和下午4点左右，中国军机又发起了两次空袭行动。但日军高射炮的猛烈攻击，迫使中国军机不得不再次撤退。大约在16点30分，4架中国单翼双发轰炸机再次飞临上海上空，并投下30多枚炸弹，但这些炸弹大多数都落入了黄浦江中。尽管受到高射炮的威胁，但中国军机还是在上海上空游弋长达半小时之久。由于中国军机的巡航过于频繁，日军高射炮基甚至因过度射击而丧失了准心。这批战机在返航前投下了5枚炸弹，其中的3枚击中南京路与外滩交口处的汇中饭店和华懋饭店附近地区。这一意外事件造成150人当场死亡，其中有3名欧洲人不幸罹难。此外，还有200多人受伤。正当这一意外事件在公共租界造成严重爆炸之时，1架中国军机飞临法租界上空，此时大约是下午5点左右。伴随这架飞机不断变换飞行姿态，防空炮弹的爆炸声和高射炮巨大的轰鸣不断响起，这引起了大批法租界警察的注意。突然间，又传来一阵更响亮、距离更近的爆炸声。一股浓烟冉冉升起，这架军机刚刚投下了几枚炸弹。这架飞机最初投下的三枚炸弹，似乎都落入了黄浦江中。后来的调查显示，这一波空袭的目标，是日军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出云号”军舰和它一旁的日本领事馆。而最后一枚炸弹则坠落在与法租界十分接近的地方。在空中的浓烟还没有散去之时，霞飞路捕房就收到报警称，两枚炸弹坠落在爱多亚路与敏体尼路交界处的瞭望塔下，并引发巨大爆炸。而此处正是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分界处。此时，所有可以调动的警务人员全部奔赴惨案发生的地点。人们发现从空中坠落的炸弹，在地面炸开了一个长6米，宽3米和深2米的大洞。爆炸点四周遭到冲击波的巨大破坏，死伤者堆积在附近的人行道上，汽车还在燃烧。邻近爱多亚路的房屋接连拉响了火警。由于几天前一个难民收容所才在“大世界”的入口处建立起来，所以爆炸发生后，在这座大楼门外，有200～300名死伤者罹难或受伤。爆炸发生的时候，正是东西向往来汽车行驶的时候，一条车流正好经过爆炸点，警察的瞭望塔也正好设置在那里。爆炸发生后，一些汽车被完全烧毁，离得稍远一点的则发生了严重变形，有些零件甚至被冲击波吹得无影无踪。在这些汽车之间，到处散落着被烧焦的和无法辨认的遇害者遗骸。在瞭望塔的四周，横七竖八地躺着很多过路的行人。在与“大世界”相对的路口处，也散落着100多具遗体。虞洽卿路一侧也是一样，地上堆满了受害者的遗体。在这个十字路口的四周，或5具、或15具、或30具，到处分散着死难者的遗骸。或死或伤，附近街道上的路人也无法幸免。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例子来判断爆炸的威力。在距离爆炸点200米处的敏体尼路123号，坐落着“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大楼。爆炸发生后，这里的一名服务员当场死亡，另一名当时在大门附近的服务员则身受重伤。根据业主的估计，“大世界”附近的房屋，因爆炸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33000余元。此时，让我们再来看一看照片与地图，便可以了解到炸弹爆炸时的车流密度以及此时正经过此处的行人、黄包车以及汽车的拥挤程度。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这一爆炸所造成的伤亡有多么的惨重。在法租界警务处以及租界市政机构的领导下，救援行动很快组织起来。所有隶属于警务处与市政机构的卡车、小货车以及小汽车被火速派往爆炸现场。此外，经过此处的汽车也被征用来运送伤员。伤者被立即送往租界内的各大医院，而死难者则被直接运往徐家汇公墓。在救治伤员的同时，迅速赶到现场的消防员已经采取行动，试图将爆炸引发的火灾扑灭。事实上，大火吞噬了10几辆被炸毁的汽车，此时这些汽车正像火炬一样燃烧着。爆炸引发的大火还波及了附近地区的商铺和民宅。见附录（一）《火政处报告》。在牌号为694号的HONISBERG先生的坐车内，发现了2具男尸和1具女尸。在一块属于汽车前排座椅文件袋的织物上和第二具遗体的身上，我们发现了署名为“HONISBERG”的驾驶证，遇害者的身份也因此被确定。这一消息在第一时间被告知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遇难者的遗体也随后被运往台拉斯脱路的殡仪馆进行最后的确认。SMITH先生的汽车是空的，我们随后的调查发现，他在爆炸发生后已经在第一时间被送往宏恩医院救治。在那里，另一名腹部严重受伤的女性伤员也得到了救治。一名倒在爱多亚路，距离爆炸点100米处的俄国遇难者的身份，也通过他随身携带的证件得到确认。这名叫作ESTRIN的俄国音乐家服务于公共租界工部局。他的遗体也很快被运往台拉斯脱路的殡仪馆。一名年仅18岁，名叫CarlosdaSILVA的葡萄牙受害者，也在第二天被他的家人确认。在收殓自马路上的遗骸中，有3名隶属于麦兰捕房的中国籍巡捕，他们是：●第222号巡捕，WEIKINGTCHONG，25岁●第149号巡捕，LIOUZEZIE，25岁●第252号巡捕，TSUYLING，26岁其他在爆炸中受伤的警员包括：（1）CHOQUET巡官。爆炸发生时，他正乘坐装甲车在爱多亚路巡逻。一些弹片击中了他的右臂。非常幸运的是，由于炮塔防护盖的保护，使他免于遭到更严重的伤害。（2）第418号越南籍巡官。右腿以及脚踝以上的部位受伤。此外，手臂、左脚也不同程度受伤。（3）第445号中国籍巡捕。腿部和咽喉部轻伤。（4）第460号中国籍巡捕。腿部、脚部以及臀部右侧受伤。（5）第389号越南籍探员。左肋以及脖子左侧受伤。（6）第357号中国籍探员。右腿受伤。（7）第15号中国籍探员。腿部受伤。8月16日因伤势过重，不幸逝世。在惨案中罹难的4名外国人中，有1名是女性。此外有5名外国人受伤。1220名中国籍死伤者中的大多数人属于社会中下层阶级，尤其以来自“大世界”难民收容所的难民居多。这些难民两天前才被送往这家坐落在爱多亚路与敏体尼路交口处的难民营。在671名死难者中，男性有563人，女性为51人，儿童有47人。所有遇难者遗体都被运往徐家汇公墓或被存放在医院的太平间内。8月15日上午，对于死难者遗骸的鉴定工作开始实施。法国驻沪总领事的代表、中国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一名法租界警务处的代表以及来自公董局公共卫生救济处的几位医生也一同参加。鉴于当时特殊的条件，中国法院批准的鉴定完成后，便可以当场将死难者的遗骸安葬在公墓之中。在法租界警察、火政处以及其他市政机构协力救助爱多亚路南侧属于法租界范围内的死伤者的同时，公共租界警察也在爱多亚路北侧和虞洽卿路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在那里，他们共抢救了303名伤者并收殓了425名遇害者的遗体。这其中包括一名美国传教士，FrankRAWLISON神父。以及一名俄国人NASTASHEVSKY。由此，这一惨案所造成的死伤者人数上升为1957人。惨案目击者声称爆炸由两枚炸弹引发。我们在清扫爆炸现场时，只找到了弹头的部分残骸，因此无法确定炸弹的重量与口径。目击者一致认为，这两枚炸弹的体积都很巨大，部分人估计它们的重量大概在250千克左右。坠落炸弹的飞机无疑是一架中国军机。这架飞机的飞行高度很低，它从黄浦江附近沿华界与法租界的交界处飞来。但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飞机突然向北飞行或者它打算转头飞回黄浦江，就在这时两枚炸弹从机上坠落。一份8月15日早间被外国媒体广为转载的中央社电报宣称，8月14日，一架日本军机飞临法租界上空并在爱多亚路的“大世界”处投下两枚炸弹，几百人因此死难。然而，这一电报的真伪无法得到证实。事实上，这一消息很快就被当日下午4点30分发布的另一篇报道所推翻。我们摘录了这一报道的英文版如下： 更正：请注意！昨日有关日本军机在法租界投弹的报道存在错误。事实上，我们昨天很晚才得知那架无法确定身份的飞机属于中国军队。中国军机炸弹坠落法租界皆因弹架损坏上海，8月15日。昨天下午在法租界的娱乐中心“大世界”投下两枚炸弹的军机，在昨天晚些时候已经被确定为中国军机。此前，曾误传这架飞机属于日本空军。中央社的消息显示，这架轰炸机被日军高射炮击中，惨案发生时它正沿法租界飞行准备返回基地。由于遭到高射炮的攻击，飞机机枪手严重受伤，炸弹的挂架也遭到严重破坏，因此意外地坠落了两枚炸弹。中国当局对这一事件造成大量无辜平民死伤深表遗憾。根据这一报道，肇事飞机的国籍最终得以确定。然而，社会各界仍对这一事件议论纷纷。人们猜测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和领航员是否全部受伤；他们是否准备把悬挂在飞机机翼上的炸弹投掷到离惨案发生地仅几百米之外的跑马厅，以减轻飞机的重量。如果这一计划得以成功实施，事件所造成的损失无疑将会大大降低。一份名为“ChinaSkyClipper”的航空杂志，在其1937年9月号中，曾发表了一篇对中国空军飞行员JOOKHUNGSONG的专访。在这篇访问中，他给出了与中央社消息如出一辙的说明。所有到过事发现场以及目睹了炸弹爆炸后的惨烈场面的人们，无不被这巨大的灾难和事发现场的巨大恐怖所震惊。然而，一个令人感到惊奇的事实是，即使爆炸发生时，大世界附近地区的交通状况十分拥挤，这两枚炸弹何以能够造成如此重大的伤亡？一个大胆的推测指出，两枚炸弹中的一枚可能在落地前就已经发生了爆炸。只有这样，才能解释爆炸的规模以及波及的范围为何会如此之大。大量的牺牲者很可能死于爆炸所引发的巨大冲击波，另一部分遇难者则是被爆炸所掀起的，来自路面的水泥、石块及金属击中而死亡。在爆炸发生现场所收殓到的尸体中，有因伤势过重而死的遇难者遗体，也有很多可怕的残肢、被炸飞的器官、被刺穿的胸膛、流出的内脏、没有头颅的尸体等，这些都使得遗骸的辨认无法进行。另外还一部分则是被烧焦了尸体。参加伤员救治与护理的医务人员通过标签的形式来显示病变的严重程度：有的伤者腹部受到贯穿伤并伴有内脏穿孔；有的则因骨骼的严重损坏而引起了器官的破裂。很多创伤集中在身体的下肢，还有一些受到了严重的灼伤。当遇难者遗体被运往徐家汇公墓时，有助于辨识遇害者身份的物品也一并被接收。事实上，只有49具遗体的身上除了衣服的碎片以外，还携带者有助于辨识他们身份的物品。在大部分情况下，死者的家属很难被找到。这些随身物品并不总是能够揭示死者的身份。由于此次事件造成了严重的人员财产损失，（法租界）市政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在特别会议上，以全体法租界居民的名义表示哀悼，并向此次事件的死难者家庭表示最诚挚的哀悼。此外，该委员会宣称“大世界惨案”是法租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惨剧。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副总监签名：R.Jobez（R.Jobez中文名为饶伯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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