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屹立于美国汉学界**的泰斗一位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对近、现代中国局势的观察与评论。这是对中国感情最深厚而成见最少的一位正直的美国学者的论著。全书主要围绕“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交往”、“两国的历史与发展”等中心问题展开，详细介绍了美国学者独特视角下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
另：本书也是费正清怀念其最得意弟子西奥多·H·怀特（白修德）之作。白修德因在1942年深入河南境内报道大饥荒而被中国百姓所熟知。
作者简介：
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生前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还曾是美国政府雇员、政策顾问。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他的研究和观点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政府对华政策的制定。第一章新帝国主义观
经过从1919年到1949年30年的洗礼后，中国革命接受了马列主义世界观，这反而使中美两国国民对世界的看法更趋紧密。例如，现在我们可以对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形成和性质展开辩论。至少，我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考虑到我们分别是军国主义的给予方和接受方的不同经历，双方存在向左的观点是很自然的。我们与英国人在印度的情形相比远为逊色，我们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虽然也享有特权，而中国的爱国者却对此耿耿于怀。
然而，今天，研究者们正在分析帝国主义时期的各种细节。总体上，我认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列宁所称的那种依赖于环境的经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皆有利弊。但从政治和心理层面上看，外国的侵略使中国蒙受羞辱，却激发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酝酿了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革命。
在美国人的想法中，“帝国主义”一词的含义是模糊不清的。该词最初使用于19世纪，意指欧洲列强对别国人民扩展政治统治，简言之，就是殖民主义。但在19世纪末，列宁和其他一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受新经济学的启发，将资本主义或金融帝国主义视为真正的罪恶，这一罪恶可以让列强在海外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必使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在20世纪初，美国人充分意识到美利坚合众国并未参与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欧洲人将中国某些地区划为他们的特殊领地，作为替代，我们则确保贸易的对外开放政策。这项“利益均沾”的政策是帝国主义的代用词，至少也是一种变相的帝国主义。我们在1900年门户开放政策中支持的“中国完整”是一种高超的掩饰，让我们远离帝国主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列宁主义才脱颖而出，而且美国可以拒绝它，因为与英国人在印度的情形不同，我们并不完全依靠同中国的贸易，事实上，两国贸易额非常小。总之，用资本帝国主义形容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合适的。我们在1941至1945年的对日作战、1950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1965至1973年的越南战争纯粹是强权政治的产物。我们这些战争并不完全出于经济利益。
这一事实使我们的战争更加不妙，因为无论什么经济体制，只要民族主义持续，强权政治及与之相伴的军国主义似乎很有可能持续。里根政府的反共即“自由”因而必须进行军事防御的观点是在敌对强权政治形势下缺乏深思熟虑的反应。我们必须记住，贪婪很少像理想主义那样强有力地发动战争。
因此，我们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一种扩张现象。我们比大多数现代民族国家更具有扩张性。然而扩张只是个中性词，未必有好坏之分，它既可以用来描绘我们政府的政策特点，也可以用来描绘私人的传教运动。
01鸦片的动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近代史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很大程度上由一个典型追求经济利益的英国公司引起。这一开端也定下了中西关系的基调，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后来各式各样的反帝战争似乎都有一样的性质。虽然美国与中国同志般的世纪友谊以及不平等条约下的特权随着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已付之一炬，但学者们越来越紧密地把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历作为一项基本事实来研究。一个世纪前，我们的先人虽然没有今天的强大火力，却充分利用了新式的类似英国“复仇女神”号的明轮炮舰。他们更确切地知道他们所需要的贸易利益与当时的文明传播相一致。
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的贸易是近代史上持续最长的有组织的国际犯罪，但其责任过于分散，以至于这一贸易在不断盈利中持续了100多年。鸦片产于印度，然后由英属印度政府定期贩卖。将鸦片贩到中国沿海的私商只是中间商，在那里由中国的走私者负责发送销售。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研究过，1800年以后，随着人口过剩、生活的艰难和腐败，中国强大的销售网络是如何开拓鸦片需求市场增长的。
起初，中国只有很少的成瘾者，但到19世纪末，鸦片吸食者已逾千万，而且其产量已形成与印度的竞争力。鸦片成瘾对中国古老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极大的灾难，因为孔教非常尊重自律和对家庭的责任，而吸鸦片者不得不首先满足自己的欲望，继而牺牲家庭和自身。贸易双方从一开始就认识到鸦片贸易的道德问题，人道主义者数次就该议题在英国议会投票表决，但直到1917年，这种贸易才被迫禁止。
首先，考虑其动机。尽管英国首相帕默斯顿（Palmerston）一味发表要求贸易和准入自由、外交平等以及英国人受本国法律保护的言辞，但真正令人信服的动机是金钱，这主要来源于鸦片贸易及在印度的课税，其次来源于通过在广东销售鸦片提供资金以维持对华茶叶贸易的进口关税。
其次，考虑发动战争的手段。战争的导火索是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试图禁烟以限制英国在广东的影响。英国自由贸易主义倡导者，如威廉?查顿博士（WilliamJardine），其也是主要的鸦片商人，直接向帕默斯顿递交了战争计划及不列颠的战争目标。贩运鸦片的船队帮着从印度运送远征军，鸦片商船的船长被雇用为领航员，鸦片公司的翻译官成了口译员。远征军军官和外交官从鸦片商的殷切款待和提供的情报中得到不少好处；军需官通过向伦敦银行兑现支票获得资金，这些银两是从沿海鸦片接收地的中国买主手里换来的。从一开始英国就打算让中国赔偿这次远征的全部费用。这场战争实际上是设想收回成本并赚取间接利益的投机生意。战争的结局是，统治中国的清朝战败，在1842年被迫签订了赔款高达2100万美元的《南京条约》。
在当时的背景下，英国媒体对阿富汗战争和夺回喀布尔的关注超过了鸦片战争，因为前者关系到印度帝国的切身利益。此时鸦片已流入到英国，其受害者不仅包括托马斯?德?昆西（ThomasDeQuincy）和服用过数夸脱鸦片酊剂的萨姆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TaylorColeridge）这样的名人，甚至还有改革领导人威廉姆?威尔伯福斯（WilliamWilverforce）。英国每年约有500箱鸦片流入，而运到中国的鸦片达2万箱，最后达到8万箱。当时年轻的格莱斯顿（Gladstone）就鸦片贸易表达的人道主义观点，也在后来日益膨胀的呼唤英国工业化的呐喊声中被淹没。鸦片贸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结束，主要原因是中国生产商抢占了市场。
新教和天主教传教士都面临着该段历史悬而未决的道德问题，新教传教士厌恶鸦片，同情战争，而天主教传教士却在中国的领土上开展不可告人的勾当和破坏活动。天主教的使命成为侵略的一部分。这些不太引人注目的精神上帝，在秘密基督教团体的庇护下，乔装打扮穿梭于各省，希望在日渐衰败的王朝中维持一种异端的崇拜。与在沿海的鸦片贸易商查顿及搭档亚历山大?麦森（AlexanderMatheson）一样，在中国中部殉教的法国传教士，公然诋毁中国当局。天主教牧师旅行时常求助鸦片商人为其提供交通和资金上的便利，新教教徒更是如此。西方入侵的相互勾结无疑将成为定论。
事实上，中国的开放，甚至根据西方人的报道，更像是一种以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形式出现。帮助维持基督教小团体的遣使会和耶稣会的中国新教徒发挥的组织功能对应于中外贸易中的茶叶买办和中国鸦片贩子。外国人得出一条在中国活动的基本规则：没有中国人的支持，什么事也干不成。最初，中国需要鸦片而对兰开夏的纺织品置之不顾，继而，中国巨大的鸦片销售网络超过了外国的控制范围，因此，鸦片贸易从一开始就是“中西合璧”之现象。参与西方侵略的中国人都是一些无赖、投机者和彻底的反叛者。香港变成了走私者和秘密社团成员的避难所，这些成员都是孔教秩序的叛逆者。虽然基督教会和中国的基督教团体，最终在20世纪才作为新中国最优秀、最爱国的一部分登上舞台，但最初中国的革命和重生之路显然是向下而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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