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宏编著的这本《罗马与耶路撒冷》以14篇文章，分别介绍了罗马帝国和犹太学两部分内容。文章有《罗马人民与革命》、《对“罗马化”及罗马帝国文化认同的反思》、《土匪与英雄之间：书信中的巴尔·科赫巴》、《一位以色列汉学家的抉择》等。
作者简介：
宋立宏，南京市人，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犹太文明、古代地中海世界方面的研究。编有《从西奈到中国》，译有《污名》等书。
目录：
自序戏说《希腊神话》之伪关于纸草附录：老普林尼论纸草制造罗马人民与革命哈德良：不倦的旅人提贼的众神：罗马不列颠的咒符“阳光下小小的一席之地”：布克哈特的《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对“罗马化”及罗马帝国文化认同的反思“民族历史”范式中的希伯来语圣经土匪与英雄之间：书信中的巴尔·科赫巴自由与救赎之书：逾越节《哈加达》从“匈奴人”到犹太人：政治海报一瞥一位以色列汉学家的抉择美国犹太文化见闻录犹太教有教义吗？——一个观念史反思前言罗马城现存最古老的凯旋拱门，是纪念皇帝提图斯镇压犹太叛乱、占领耶路撒冷的。拱门内的浮雕上，罗马士兵炫耀着从犹太圣殿劫掠来的几件礼器，其中就包括一座七枝烛台。罗马城现存最古老的凯旋拱门，是纪念皇帝提图斯镇压犹太叛乱、占领耶路撒冷的。拱门内的浮雕上，罗马士兵炫耀着从犹太圣殿劫掠来的几件礼器，其中就包括一座七枝烛台。提图斯拱门象征罗马帝国的军威，于犹太教却是污名。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这一污名有增无减：拱门开始带有神的威力已从耶路撒冷转入罗马教会的意味，象征着对犹太人不信耶稣的惩罚。犹太人自然对提图斯拱门心怀芥蒂。许多世纪以来，据说犹太人不能径直从拱门下穿过，须绕道而行，否则便会运交华盖。事实上，古代拉比文献把提图斯称为“邪恶以扫的邪恶后代”，而把罗马帝国叫做以东——这是圣经中以扫的另一个名字。以扫是又名以色列的雅各的孪生哥哥，兄弟俩的争斗始自娘胎，出世后矛盾愈发尖锐。把罗马帝国叫作以东，拉比们显然将罗马人目为势不两立的敌人。罗马帝国衰亡后，他们又把继之而起的基督教国家称作以东。到了19世纪，犹太人竟然青睐起拱门上那座七枝烛台，认为它不仅是考古学意义上最本真的圣殿礼器，更是通往民族光荣过去的一把钥匙。以色列建国后，它被用作今日以色列国的国徽，这不啻是雅各的凯旋。罗马与耶路撒冷，及其衍生的无尽古今隐喻，是彼此的他者，却又可以像孪生兄弟那样互为镜像。以上是我编辑这本文集时所想到的。本书选录了过去十余年间写的一些文章，分为上下编。上编七篇与罗马帝国有关，下编七篇则指向犹太教与犹太认同。每篇所写，如今看来，无非是围绕罗马或耶路撒冷的一些向心力或离心力；有时，这两股力是非此即彼的——趋向罗马或以东，就是背离耶路撒冷或雅各，反之亦然。虽然文章之后交代了原刊出处，但我趁此次结集出版，又作了全面修订，个别篇目甚至改头换面。随着新著过眼、读者对象变化，这些增删我认为是必要的，但改动并不针对基本观点，而在于补充新材料，或者让行文尽量平易生动些。衷心感谢高峰枫、吕大年和周运诸位先生，他们的好意使这本论题遥远的小书能纳入“六合丛书”，让我得以回顾自己过往的脚步。也衷心感谢曾刊发这些文章的主事者，他们的鼓励一直是我前行的动力。2014年春当然，置身山外未必一定看得真切。《书藏》作者只是一个信而好古之人，他并不相信有关希腊神话的口头传说，而是完全依赖古老、保守的文献。这使他的作品包含了许多与史诗和抒情诗中所述神话有出入的成分，它们被认为属于古典甚或更早的古风（archaic）时代。从文体上看，此书叙事平易，不加藻饰，“是希腊神话及英雄传说的一种梗概”，故不及《奥古斯都史》或新发现的《光明之城》（有意思的是，此书之真伪尚未尘埃落定，已有“去伪存真”的主张了）有诸多可兹发挥之处。善于索隐的人恐怕要失望，但他们知难而上的精神和探索真理的欲望，说不定反而会愈发高涨。从身后名的角度揣度伪书的作伪动机比较常见，也有人情味。这世上恐怕没有比身后名更徒有虚名的东西了。曲园老人晚年不能忘情于他的“所著书”，还一再以此叮咛后人，就一度让年幼的俞平伯困惑不解，随着年岁增长，他才渐渐明白身后名还是“有点儿实在的”，因为“我们日常所遭逢的一切，远不如期待中的那般切实耳”。可见身后名之于平淡人生，未尝不是一种慰藉和寄托，毕竟“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作伪者把自己著作伪托在名家名下，以期垂传后世的心情不难理解，《书藏》作者迈上这条通往流芳百世的终南捷径，亦有可能。不过身后名说到底是自己的名，心甘情愿将自己文章拱手让人者，必淡泊旷达之士。但在希腊化时代以降的古代世界，这种人，若非为时间之沙湮没，实在是很少的，而汲汲于名利乃至投机取巧者倒可拈出不少。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诗人尤佛里安（Euphorion）在风格技法上摹仿希腊化时代传诵一时的诗人卡利马库斯（Callimachus），以及最早把爱情作为史诗主题的罗得岛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Rhodius），但这种摹仿的频繁和有意识，已到了被论家评为无耻的地步。有意思的是，作为卡利马库斯的学生，阿波罗尼乌斯曾整段整段把老师的作品用自己的风格移植过来，占为己有，而被乃师指责为剽窃。风格精致的罗马戏剧家泰伦斯苛责其粗俗的前辈普劳图斯粗心大意，在改编希腊剧本时竟然漏掉了整整一幕！他没有用“剽窃”一词，因为他夸耀自己比普劳图斯还要忠实于希腊底本。在泰伦斯看来，希腊戏剧家已把话说尽了，自己的戏剧能介于创作和翻译之间就算不错了。不过，当有人批评他在剧本中又加进大量其他剧本的内容，从而“糟蹋”（contaminatio）了希腊底本时，他据理反驳，这个“理”竟是普劳图斯也这么干！这种拼拼凑凑为古典作家广泛采纳，正如墨丘利同为小偷和诗人的保护神所暗示的那样。其流风所及，连巴勒斯坦的犹太史家约瑟夫斯（Josephus）亦不能免俗。约瑟夫斯在定居罗马后开始潜心著述，后人发现他在东抄西抄时，经常不加分辨地使用内容彼此矛盾的材料，致使同一作品前后不通，甚至还使不同作品在叙述同一事件时互有出入。《书藏》中的不一致问题也出在作者像约瑟夫斯那样缺乏批判精神。学者们通过比较《书藏》与所引原典的残篇，发现作者对原典的迷信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他既没有依据新学说而把原材料重新排比一遍，又没有技痒而对原文踵事增华一番。他太敬畏他所依据的那些权威了。套用一句学界现在讨论热烈的话，这算不算剽窃呢？“剽窃”（plagiarism）一词在希腊文中意为拐弯抹角、躲躲闪闪，卡利马库斯就是在此意义上批评其学生的。它的“隐蔽性”和拉丁文中的“抢劫、绑架”之意（这解释了泰伦斯避免使用该词的原因）有微妙的区别。正因为这种“隐蔽性”，“剽窃”和“借用”之间的界限不易识别。但这条界限在弥尔顿和黄庭坚的慧眼里清晰可辨：前者振振有词，说“文人间的借用，如借用者不能运用得更好，即为剽窃”；后者在讲究“无一字无来处”的同时，又强调“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借此衡量，李维比上述那些古典作家狡黠许多。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其叙事之精湛、辞章之典雅，有口皆碑。他在方法上也远比许多古典作家高明。他不仅在著作中标明自己的材料来源，还经常讨论这些材料的合理性，给人留下言必有据、头头是道的印象；遇到不同材料不尽一致，甚至互相矛盾时，他深谙中庸之道：“如果我们必须选择的话，这些极端之间的中间数目可能最接近真相”（第二十六卷四十九章）。所以他的《罗马史》连贯流畅，美轮美奂。直到文艺复兴时，博大精深者如但丁仍在称赞“李维不会出错”。至于柯林武德看出他剪剪贴贴的方法，那是上个世纪才有的事。相形之下，《书藏》的作者虽然也不时标举所用材料的出处，然其文笔之枯涩、行文之疏漏，断难当得上“更好”二字。所以，不说他是现代意义上的剽窃，至少也是“低水平的重复”。人性的复杂怎么高估，都不过分。古代世界既然有尤佛里安这类不耻之徒，也难保不会有一两位自知平凡，虽有所作，终托而隐之人。《书藏》的作者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既然一涉及作伪者的主观意图，就难免杂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不妨附会此说。我的戏说只想为寂寞的《书藏》吼吼，权且充当失真的扬声器。反正再怎么戏说，都无损此书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现在，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有关希腊神话的原始文献，从中“可以考见一般希腊人对于世界及本族的起源与古史之信念”；体现在过去，是在一个神话有着比成文法更广泛影响的社会中，它的编撰向希腊人集中展示了希腊的传统，从而巩固了他们之所以是希腊人的那种集体意识。由是观之，《书藏》简直伪得可喜可贺了。P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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