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盛夏，保罗·夏亚松在加拿大的布雷顿角岛发现了一条既宽阔又平整的古道。于是，他花费了整整两年时光，遍查历史档案和典籍，力图找到有关这条古道的记载。他以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考证相结合，推理出惊人的结论，即远在欧洲探险家卡伯特到达该岛之前，中国人已在那里建立了颇具规模的移民区。作者在这部别开生面的书中，解释了此移民区湮没无闻的原因，并以令人信服的考证，指出了北美原住民米克茂人的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渊源。
作者简介：
保罗·夏亚松（PaulChiasson）是耶鲁大学建筑学家，对宗教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有相当的造诣。他出生于加拿大的布雷顿角岛，是从欧洲前来北美之最早移民的直系后裔。他曾在美国的耶鲁大学、美国天主教大学和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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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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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第一章荒野中的人工凿痕
2005年5月6日，我坐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芒福德讲演厅的前排坐椅上，四下打量着来到这里，即将给我的讲演做出评判的与会者。这里正在举行一届国际性学术讨论会，探讨中国古代的海事。研究的重点是在欧洲尚未进入发现的时代时，中国所绘制的世界地图。这一议题曾在学术界中引起过激烈争议。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上午，一个接一个的讲演者，通过对纬度测量、原始资料、古旧地图的分析研究，提出了足以能够重新打造北美洲历史的种种观点。大厅里洋溢着振奋人心的气氛，人们似乎看到一扇朝向往昔的窗子已经打开，远处现出了一个轮廓，令人惊奇，也令人兴奋。
我和其他讲演人身份不同，既不是考古专家，也不是历史学者。我来自加拿大的多伦多，是搞建筑出身的，充其量只能算个偶然的“下海”者，压根儿不曾设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厕身于这两类学者之列。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大西洋北端有一座岛屿，我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两年前，我无意中进入了该岛一处从未被人研究过的、也早已被人们忘却的地段——山顶一带的几处废墟。
我多少有些焦急地一面等待着主持人向与会者介绍我的简历并让，我发言，一面回想着那些躺在沉寂中无人理会的废墟。不难料想，一旦我发表这番讲演后，大家必然会对这块不小的地域当年的种种情况、对这片建筑群的缘起和后来圮毁的因由，以及对它为什么竟会湮没无闻提出种种的质疑。在我站到讲台之前，脑海里闪过的最后一个鲜明影像，就是我在那片荒芜的废墟上所发现的带着凿痕的石块。直到我在这里开口之前，这片废墟的巨大与神秘，还是只由我一个人单独领略的感觉。
当年，在我第一次登上这座山丘，来到这片废墟上时，曾在离开前独坐了一阵，俯瞰那一望无际的大西洋。我脚下的这片废墟，沿着一面不很陡峭的山坡向海洋的方向伸延，呈现出它在久远的过去曾受到人工设计与改造的痕迹。它的整体形状，是在坡地上开出的一个相当规则的长方形，只是由于岁月的侵袭，边缘处已经被不少云杉占领。沿着山坡走向鳞次排开的水平地块和石块铺砌的平台，虽然都已经大大地走了样，但仍然能够看出其符合某种全局安排的匠心。上百年的人迹罕至，使石块上长了一层层苔藓，上面还挂着朝露。若有若无的雾气，浮荡在这片荒凉的地表上，真是一处极美的所在。要到这里来，得走过长长的一段艰难道路，这使我突然萌生出一个想法：当年营造这处地域的人，会不会是一群远离家园的惊弓之鸟呢？
即使在最初刚看到这片废墟时，我就知道它在当初绝不会是一个马马虎虎形成的渔乡、农村或者山寨。我相信它是一处远早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萌生扬帆远航的想法之前便已供成百上千的人生息了多少代的固定居所。通过两年的历史考证，我做出结论认为，当年这是一处中国人的定居点。今天，我就是到这个讲演厅来公布这一发现并介绍有关情况的第一人。如果在座的学术界相贫我所言不虚，也就是说，如果我能证实，本人花费若干年的辛苦研究所得的结论是站得住脚的，这一天大家能在远处隐约看到的那个轮廓，就会蓦地清晰起来。
大会主持人宣布了我的名字。坐在我旁边的一对年长夫妇凑过身来，预祝我取得成功。我紧紧握住讲稿，向讲台走去。
我的这段攀登之旅始于1993年。那一年，我被查出HIV阳性，也就是说，我体内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罹患了艾滋病。当时我是相信自己能够战胜这一疾病的。在全家人聚在一起时我说明了自己的这一情况，又给自己打气说，我来自民风顽强的阿卡迪亚地区，本人又是苏格兰这一支强悍民族的后裔。我的血管内，流淌着先祖当年在布雷顿角岛不畏艰险建起家园的同一血液。两年前，也就是1991年，我辞去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天主教大学的教职，回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后来，在确诊本人HIV检查呈阳性的过程中，我认识了艾滋病专家安妮·菲利普斯医生。这位女医学博士有三个女儿，丈夫也是位医生。她以自己的仁爱和学识，得到了我的信托。在90年代中期时，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刚投入临床使用，我也在分析它们的种种效果和副作用。菲利普斯医生告诉我说，如果我不立即接受药物治疗，就活不过六个月。我便接受了。接受一段治疗后，我居然又在多伦多恢复了自己的建筑师的行当——至少我的病容已经消失。我相信，我的身体迟早会好起来，病痛的折磨迟早会离我而去。然而，到了世纪末时，这种胜利感已所剩无几。我体内的病毒以变异的对策来对抗药物的进攻，我的健康状况又有所恶化。不知道是不是受到病痛的影响——要知道，我本并不是那种对死亡怀有种种慨想的人，我对于古旧建筑的情感日渐加深。营造建筑是我的老本行，但如今，我却在废墟中发现的建筑物佐证中找到了慰藉——就连最宏伟的人类设计，到头来不也都会被大自然夷毁吗！所剩时间不多了。然而，有些我喜欢的地方和建筑物还不曾亲自去过。对于建筑遗址，我可以说是情有独钟。我是了解西方建筑的，曾在大学里给一年级学生们开过几门有关的课程，还曾为研究它们而在法国和意大利生活过一段时间。但是，对于中东的建筑，如埃及的金字塔和大马士革的室内市场和清真寺，我还都所知不多。2000年初春时分，我说动了我的朋友贝丝，开着一辆租来的汽车，在中东兜了好一气。我们带着满满一书包导游手册，从叙利亚北端的骠骑城堡，一直跑到约旦南部的佩特拉古城；接下来，我们又到埃及，漫游了西奈沙漠，参观了尼罗河谷的古迹和卡纳克的神庙。我觉得，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大规模游历了。
那一年年底，我的心又将我召唤回自己的出生地布雷顿角岛。当年，为了了解这里的历史，我坐在外祖父的汽车后座上，驱车走过乡间的粗糙道路，也徘徊在寂静的墓地里，度过了童年的多少个午后时光。当时，外祖父已经退休，外孙则好奇心十足，一老一少又都有难得的闲暇。我们一起在岛上攀登，在1763年——当时此岛叫王室岛——被英国人毁坏的法式建筑的废墟间流连，浏览墓碑上的铭文，在深草里逡巡。天黑后，我们才一边享用着冰淇淋，一边驱车回家。
置身于浓雾的笼罩下，在嶙峋荒凉海边上，徜徉在遗址的残石间——这些便构成了我的童年之梦。一身戎装的士兵们列队前进，被纷飞炮火的浓烟裹住的海盗船，都曾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想象中。如今，我又需要感受它们了。
2001年夏，我去悉尼看望双亲。悉尼是布雷顿角岛上的最大城市。借此机会，我又去看了布拉德瑞岛上的一座古老的灯塔。该岛得名于当年阿卡迪亚时代在那里务农的一户人家的姓氏。这里的东面就是海岸。看过灯塔，我又向北面一路望去。如果说，整个布雷顿角岛的形状正如同人伸开的左手的话，我就是站在这个“大拇指”与“食指”之间的“虎口”处，隔着布拉多尔湖，向湖对岸的多芬海岬眺望的。那里是一片耸立的山岩，完全处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我在孩提时代从不曾去那里游历过。
我在当天返回了双亲的住处，随即便从他们的藏书中寻找有关布雷顿角岛历史的信息。随后，我又去了悉尼市的图书馆——小时候，我几乎每个周六上午都泡在那里——查阅布雷顿角岛的史料，从索引中寻找各种可能涉及多芬海岬岩壁的条目。当年从法国来到这个新大陆的开拓者们——就是后来的阿卡迪亚人——留下的记叙，都是在讲述与我的家族有关的故事。17和18世纪时期我的先祖们的业兴业衰，都呼应着美洲这里的潮起潮落。在我的心目中，历史绝不单单只是学者们的清谈，而是与我息息相关的真实生活。
1524年这一年，意大利探险家乔瓦尼·达·韦拉扎诺指挥着一艘法国船，扬帆来到北美大西洋海岸大约今日的北卡罗来纳州一带。他将古希腊传说中的世外桃源阿卡迪亚这个名称给了这块地方。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笔下，这处世外桃源是个充满田园诗情的美丽所在，到处是清冽的泉水和柔密的细草，群居着一些过着返璞归真生活的高尚君子。16世纪的一首题为“阿卡迪亚”的抒情散文，更使这个洋溢着牧歌气氛的所在广为人知。不少身处连年战乱的欧洲人觉得，或许在这个与世隔绝的荒蛮之地，和平的浪漫梦想会成为现实，古老的欧洲会在这样的新土地上重生。
1604年，年轻的法国探险家萨米埃尔·德·尚普兰试图在这个新发现的阿卡迪亚开拓一个永久性的移民点。他先在如今的美国缅因州一带尝试，继之又将地点移到今天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西海岸。在此开拓过程中，这位法国人同当地原住民中的米克茂人打上了交道，交换后者猎得的毛皮。就这样，有个名叫阿卡迪亚的好地方，可以让移民过上好日子的消息就传了开来。接下来，便从法国移来了年富力强的男子和女人，其中多数从法国西部港口拉罗谢尔前来。他们在早春时节搭上小船，指望着能在7月前后到达新大陆。船员们也是这样希望的。17世纪50年代，我的老祖宗居永·夏亚松就这样来到了北美的拉瓦雷，因此被人称为拉瓦雷的夏亚松。他当时只有20岁，是个单身农夫。1666年，他第二次结婚，娶了让娜·贝尔纳为妻（后来又再续弦一次）。他们养育了一大群子女，其中一个叫塞巴斯蒂安·夏亚松的男孩，就是我的直系老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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