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政区地理初探》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史地图集”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书既有宏观把握，也有微观分析；既落脚于基础文献，又贴近学科前沿；既涉及政区地理的各个层次，又对每一层次加以纵向性的历史分析。除记录《新修清史·地理志》的编纂历程外，汇集了清代政区地理的**研究成果，解决了该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所收文章论点明确、引证详实，层次清晰、文字通达，充分显示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严谨的学术作风。★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史地图集》的阶段性成果。所收二十五篇论文，主要围绕沿革领域的政区地理展开，共分为四组。★第一组除说明《新修清史·地理志》的理论与实践外，着重探讨了清代疆域观念的嬗变；★第二组梳理了清代省制的变迁，而分省问题也因此得以解答；★第三组以类别和要素为着眼点，展开研究，呈现了清代政区地理的诸多层次和维度；★第四组落脚于历史文献，详尽分析了《大清一统志》、《皇朝地理志》、《清史稿地理志》的优劣得失，旨在为今人的研究提供借鉴。
作者简介：
邹逸麟：1935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历史地理》主编、上海史学会会长。曾随谭其骧先生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其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运河史、黄河史、历史环境变迁和区域经济研究等方面。著有《千古黄河》、《中国历史地理概述》、《椿庐史地论稿》等，整理作品有《禹贡锥指》、《汉书沟洫志笺释》等，其中《禹贡锥指》曾获国家图书奖二等奖。
华林甫：1965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兼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古都学会理事、民政部中国地名研究所特邀研究员。著有《中国地名源流》、《中国地名学史考论》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杂志发表多篇论文。
目录：
总论
邹逸麟：《论清一代对疆土版图观念的嬗变》
华林甫：《新修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
孙宏年：《清代中国与邻国“疆界观”的碰撞、交融刍议——以中国、越南、朝鲜等国的“疆界观”及影响为中心》
省别探索
傅林祥：《政区·官署·省会——清代省名含义辨析》
傅林祥：《江南、湖广、陕西分省过程与清初省制的变化》
杨伟兵：《贵州历史地理的分区与研究》
杨伟兵：《清代前中期云贵地区政治地理与社会环境》
段伟：《泛称与特指：明清时期的江南与江南省》
段伟：《清代湖北、湖南两省的形成——兼论分闱与分省的关系》
段伟：《清代江南、湖广、陕甘分省标准的异同》
目录：
总论
邹逸麟：《论清一代对疆土版图观念的嬗变》
华林甫：《新修<清史·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
孙宏年：《清代中国与邻国“疆界观”的碰撞、交融刍议——以中国、越南、朝鲜等国的“疆界观”及影响为中心》
省别探索
傅林祥：《政区·官署·省会——清代省名含义辨析》
傅林祥：《江南、湖广、陕西分省过程与清初省制的变化》
杨伟兵：《贵州历史地理的分区与研究》
杨伟兵：《清代前中期云贵地区政治地理与社会环境》
段伟：《泛称与特指：明清时期的江南与江南省》
段伟：《清代湖北、湖南两省的形成——兼论分闱与分省的关系》
段伟：《清代江南、湖广、陕甘分省标准的异同》
类别与要素研究
清代集镇名实初探
清前期“属州”考
清代政区治所迁徙的初步研究
傅林祥：《清雍正年间的次县级行政机构及其职能探析》
胡恒：《厅制起源及其在清代的演变》
任玉雪：《论清代东北地区的厅》
杨帆：《归绥诸厅性质刍议——以相关方志、政书为中心》
刘灵坪：《清代南澳厅考》
任玉雪：《清代吉林将军双城地区的身份制度与旗界、民界（1815年—1911年）兼论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
杨煜达：《滇铜、汉铜与清代中期的汉口铜市场》
钟兴麒：《“塔克拉玛干”释义》
文献研究
华林甫：《关于<皇朝地理志>的几点初步认识》
胡恒：《<清史稿·地理志>纂修考》
胡恒：《<清史稿·地理志>巡检司项校正》
巴兆祥：《论<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对清代地方志的影响》
存目
编后记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完成中华民族国家的朝代。从康、雍、乾三代三大经济区统一疆域的最后完成，到近代民族国家疆域观念的确立，几乎经历了一个半世纪。这个过程是由内外两种因素互相交织推动的。内因是各民族、各地区经历了长期的交流和融合，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意识自然而然地萌生和形成，最后达成了共识；外因是与西方列强势力的接触和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冲击了数千年中国传统的疆土意识，最后不得不放弃封闭落后的“天下观”，融入世界政局的大潮流中去。按理而言，内因是主导因素，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封闭的地理环境而又有传统强势文化的国家，没有外来更强势力量的冲击，其本身自然发展的动力是微弱的、进度是缓慢的。这几乎与中国近代化的过程有同步之感。虽然中国国家意识萌发很早，但由于在亚洲东部最早崛起帝国周围的民族在经济、文化远远落后中华，除了朝贡臣服，没有其他关系。故其疆界观念没有形成的条件。进入清代，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康熙帝又是我国历史上具有科学头脑而又有世界意识的皇帝，因此，《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能对其产生很大的触动。如果遇上一个颟顸昏庸的皇帝，那近代国家疆土观念的萌生，恐怕还要迟上几十年。
19世纪中叶以后，世界的格局已不允许大清帝国仍然沉睡在“天下之中”的美梦中，内外的各种因素不断地刺激和推动着近代国家意识的产生，最后终于产生了具有近代国家意义的“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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