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
本书主要研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散民，阐述自1870年代初期起直至1938年被从远东驱逐的中国人在这近70年生活活动的方方面面。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包括当时的报纸、杂志、旅行者的游记，并配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和图片，图文并茂地介绍了1870～1938年中国人在海参崴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可以说是中国人当时在海参崴的全景图。此外，作者还提到了1933年到1938年期间中国列宁学校的历史以及曾经到访过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重要革命人士。
作者简介：
[俄]聂丽·米兹，俄罗斯研究远东地方志的专家，两人长期从事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区的历史研究工作。
[俄]德米特里·安洽，俄罗斯研究远东地方志的专家，两人长期从事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区的历史研究工作。
胡昊，199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大国关系、中俄关系、俄罗斯政党等。
刘俊燕，1993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
董国平，1965年生于河北省。科技俄语专业毕业。在俄罗斯等国工作近10年。俄汉同传译员、作家、计算机程序员。现从事国际交流工作。
目录：
**章中国人对开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意义及其经济与经营活动／001
第二章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首批中国国家代表／074
第三章中国人的聚居地中国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街区／091
第四章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节日和娱乐／186
第五章符拉迪沃斯托克华人的宗教生活／231
第六章对华人的医疗服务与符拉迪沃斯托克华人医院／255
第七章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中学校／272
第八章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的华人列宁学校／289
第九章杰出的中国革命者——苏联时期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客人／343
参考文献／353
说明／361
译者简介／363前言序一
李辉
李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特命全权大使。
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首府，俄罗斯太平洋沿岸*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
符拉迪沃斯托克或称海参崴——海参之崴（海湾），曾经来到这里的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称呼它——与中国有着特别悠久而深厚的联系，在这方面，没有哪一个俄罗斯城市能与之匹敌。得知我国同胞曾在该城历史上发挥了显著作用，颇感欣慰。
2012 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访问期间，我认识了滨海地区的地方志专家聂丽.米兹和德米特里.安洽，他们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历史的研究，并收集了大量事实性资序一
李辉
李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特命全权大使。
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首府，俄罗斯太平洋沿岸*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
符拉迪沃斯托克或称海参崴——海参之崴（海湾），曾经来到这里的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称呼它——与中国有着特别悠久而深厚的联系，在这方面，没有哪一个俄罗斯城市能与之匹敌。得知我国同胞曾在该城历史上发挥了显著作用，颇感欣慰。
2012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访问期间，我认识了滨海地区的地方志专家聂丽.米兹和德米特里.安洽，他们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历史的研究，并收集了大量事实性资料，这些资料证明中国人对城市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给自己提出的崇高任务，就是再现中国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生活中曾留下的痕迹，为此他们做了细致入微的工作，收集和客观地分析档案资料，并向我们呈现了自己通过辛勤耕耘收获的果实。
我感到高兴的是，得益于作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的合作，《中国人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历史篇章（1870～1938年）》这本书出版了。这是一本有分量的著作，具有无可争辩的文献价值，它填补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人”历史空白。
我深信，本书将引起广大读者的极大兴趣，对进一步研究中国与俄罗斯人民的整个历史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序二
于洪君
于洪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全国政
协委员。
《中国人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历史篇章（1870～1938年）》的中文版就要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初览译稿，我认为这本书值得认真阅读。
该书由俄罗斯人涅丽·Г.米兹和德米特里·А.安洽撰写，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包括当时的报纸、杂志、旅行者的游记，并配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和图片，图文并茂地介绍了1870.1938年中国人在海参崴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可以说是中国人当时在海参崴的全景图。该书主要描述了在海参崴的中国工人从事工商业、建筑业、交通业以及各种行业的活动，以及对当地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全书共分为九章。分别介绍了中国人在海参崴的开发、经济发展和经营生活；早期中国官方代表在海参崴的活动情况；中国人在海参崴的聚居地以及唐人街；中国人在海参崴的社会生活、节日和娱乐活动；中国人在海参崴的宗教活动；中国人在海参崴的医疗服务和诊所情况；海参崴的中国俄罗斯学校以及苏联时期海参崴的中国列宁学校以及十月革命后与海参崴历史有关的杰出中国人代表的情况等。
海参崴来自古老的肃慎（满洲）原住民语言，汉译为“海边渔村”或“海边晒网场”。清朝时闯关东的河北、山东人把这里叫做“崴子”，以为当地盛产海参，所以汉译为“海参崴”。历史上，海参崴自汉唐时起就有人类活动，由中国历代王朝管辖。17世纪中期，沙俄伺机东侵，试图在远东地区开拓不冻港。1858年清政府和沙俄签订不平等的《瑷珲条约》，规定包括海参崴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由中俄共管。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皇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清政府割让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包括海参崴。自此，海参崴被沙俄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统治东方”，成为沙俄在远东地区的重要军事要塞。
由于沙俄把该地变成军事要塞，军队进驻很多，但是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一方面需要修建军事设施，另一方面需要为驻军及其家属和移民修造居所，为此大兴土木，导致劳动力严重不足，不得不从中国引进劳工，大量来自山东和河北的农民涌到这里。据该书记载，*多时这里有达10万中国劳工。中国人凭借自己的勤劳，很快就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他们在山谷烧砖，在山上伐木，在架桥造屋，在搞河上运输，在街上摆摊，给人挑水送菜，他们是人力车夫，给俄罗斯人当佣人，给俄军修建军事设施，没有他们不干的脏活、累活。他们筚路蓝缕，忍饥挨饿，聚居在一起，过着俄罗斯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生活。海参崴城市管理当局总嫌他们不讲卫生，担心他们给城市带来传染病，多次讨论要把他们从城里驱逐出去，另辟偏远地方让他们居住。但是，他们总是能够想办法逃回城里，就像大路上的野草一样，尽管屡遭路人踩踏，他们依然站起身来，擦去尘土，挺直身躯，顽强地生存下来。于是，就有了他们自己的小铺，有了自己的啤酒厂，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剧院，自己的“百万庄”，中国人成为海参崴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
1902年，俄罗斯军事记者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到海参崴采访，描述了他对中国人的印象：“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群群中国工人在僻静而遥远的街上步履蹒跚，在斯维特兰娜大街，则是买卖人、官员和军官。听得到夹杂着德语和英语的俄语，并被中国人的粗大嗓门所打断。符拉迪沃斯托克所有的‘黑工’和‘百姓’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在市场上做生意，中国人在火车站背东西，中国人是马车夫、船工、送水工、面包师、屠夫、厨师、裁缝、鞋匠、装订工、制帽师傅。只有载客马车夫是俄罗斯人。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位女士对我说：‘中国人在这里所做的**的恶行就是他们一下子离开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比战争还糟糕，我们会死去。’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但是，的确，娇嫩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女士不得不下厨房，海关官员或其他人不得不自己提水桶、补靴子以及修补办公厅*需要修缮的地方。”
正是由于在海参崴的俄罗斯人、中国人和朝鲜人等的辛勤劳动，海参崴逐渐繁荣起来，由要塞升级为城市，成为俄罗斯在远东的重镇。中国人参与建设的许多建筑，诸如1912年竣工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直到现在还在使用，成为该城的名片，被命名为俄罗斯联邦级的建筑纪念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本书作者也公正地指出：“如果对全景图（1888年和1919年）做个比较，就可以看出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不算俄罗斯与日本战争的两年，因为当时除了工事外，没有任何建设）发生的巨大变化，符拉迪沃斯托克变成了俄罗斯亚洲部分**的居民点。几乎每栋房子，每块砖都‘记载着’中国建筑工人的劳动。”
1922年10月，苏维埃政权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站稳脚跟后，坚决地与“人民的鸦片”——宗教做斗争，中国人过年的习俗也被当作宗教和“过去的残余”而遭禁止，他们的安定日子不再。苏俄当局对中国人聚居的地方一次次进行搜查。1920～1930年代，符拉迪沃斯托克州党报《红旗报》连篇累牍地报道苏联民警破获中国人从事不法活动的消息。从1930年代起，随着欧洲德国法西斯势力的掌权，远东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东三省扶植清朝末代逊位皇帝溥仪建立所谓的“满洲国”，对苏联蠢蠢欲动。海参崴的中国人的日子更加艰辛。1936年6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取缔中国人集中居住的“百万庄”问题。1937年，苏联开始了席卷全国的大清洗运动，许多反对派势力和无辜民众被作为“人民公敌”而镇压，中国人也成为被殃及的池鱼。海参崴地方当局向苏共中央连发几份绝密电报，汇报取缔的进展情况，提出应对中国抗议海参崴当局欺凌中国人的对策，并且以罗织的中国人为日本人当间谍并潜伏下来的罪名，对海参崴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驱逐。于是，到1938年底，10万左右的中国人，像潮水一样从海参崴退得无影无踪。而整个远东30多万人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30多万在远东中国人的命运和财产被定格在1938年。
多年以来，这段历史一直被尘封起来，没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和梳理。2012年，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李辉大使赴远东访问。在海参崴，他结识了两名俄罗斯作者德米特里·А.安洽和涅丽·Г.米兹。他们二人是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地方志研究者，收集了大量有关中国人在海参崴活动的档案事实资料，提出希望能够客观地呈现中国人为海参崴开发和发展所做的贡献。李辉大使当即表示，希望他们写这样一本书，并由他本人亲自作序，于是就诞生了这本著作。李辉大使在序言中指出，这是一部有分量的著作，具有无可估量的史料价值，填补了中国人在海参崴活动的历史空白。本书的出版将会引起海参崴居民以及中俄两国专家学者的兴趣，为进一步全面研究中国和俄罗斯的交往史起到推动作用。
李辉于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哈萨克斯坦使馆担任大使，当时我也在使馆工作，研究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的共同兴趣使我们多年来相交甚笃。于是，他委托我把这本书翻译为汉语，让更多的中国读者知道那段不平凡的历史。我找到胡昊等几位对俄语翻译有兴趣的同事，希望把它译为中文，经过近半年的努力，译稿终于出手。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祝得彬主任和责任编辑杨慧为本书做了细致的编校工作。在译稿即将付梓之际，我要为李辉大使填补中俄交往关系史空白的举措由衷点赞，为翻译和出版这本书付出大量心血的各位同事表示诚挚谢意。
历史烟云已经消散，中俄合作风帆高扬。近年来，在中俄双方**领导人的推动下，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政治互信日益提高，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有新进展，两国关系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上运行。目前，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俄罗斯边疆区行政、工业、文化、商业中心，太平洋岸畔的世界名城，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城市。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要加强中俄合作，他形象地比喻，要让来自中国的风吹动俄中合作的风帆。2013年12月，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表示，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振兴是俄罗斯“整个21世纪的优先任务”，相信“转向太平洋”会为俄罗斯带来新的经济机遇。2014年8月以来，面对美国西方外交压力和经济制裁，俄罗斯为摆脱困境，更加明确了“向东看”的战略目标。2015年10月12日，《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的法案生效，规定2016年1月1日起，外国公民可以免签证在该区域停留8天，这为中俄在远东的合作提供了新机遇。祈望海参崴由昔日中国人的泪水港，变为新世纪中俄合作的共赢地。
这是我初读该译稿的一点感受，作为本译著的前言。
作者的话
符拉迪沃斯托克多民族纪年史中有不少有趣的篇章，描绘了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来自美国、德国、英国、瑞士、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日本、朝鲜、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们。
在有关他们的各种不同的出版物中，非常自然的是，对来自亚洲邻国的人们表现出了特别关注。
2009年出版了讲述滨海地区朝鲜人的书籍，2011年和2013年出版了有关日本人的专著。
我们尝试描述从1870年代初到1930年代末中国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生活的一些方面，先前关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人的出版物对此或是完全没有涉及，或是描写得不充分。
众所周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人曾是继俄罗斯居民之外在当地人数*多的，对此官方统计数字已经做出证明。中国人在城市生活的许多领域都起了关键作用。在整个帝国政权期间和苏联时代初期，中国劳动力被广泛利用，直到1938年中国人被大规模驱逐。许多*重要的国家项目的实施常常取决于中国劳动力的参与，而这些项目不但巩固了俄罗斯在东部边疆的实力，而且足以改变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版图。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街上，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川流不息。中国人特别多，与天朝帝国的子民们相比，俄罗斯人很少，或者几乎看不到。”1897年，Д.И.施罗德在其题为《我们的远东》的著作中写道：“他们留着几乎拖到地上的长长的辫子，黄色的牛皮纸色的脸——大量吸食鸦片和营养不良的后果，狡黠的斜眼，穿着独特的衣服——一半像是女士的短上衣，另一半像是儿童的轻薄灯笼裤。他们踩着软鞋，步伐悄无声息，怯生生的声音，说话低眉顺眼，这就是对乌苏里中国人的**印象，他们以当地人所称的‘满洲人’而闻名。”
关于“满洲人”的这种描述几乎成为陈词滥调，在每部谈到中国人的出版物中都会遇到。而在施罗德的这本书中，关于中国人的其他表述则被引用甚少，例如：“就在我*初到达我国太平洋边区的那些日子里，我就听到当地居民描述中国人对于这个年轻的刚开始移民的城市的重要角色和意义的一句话：没有满洲人，我们就会饿死。近距离了解了当地人的生活条件后，我确信无疑，这句话实际上没有任何夸大的成分。满洲人**是欧洲人还能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没有他们，欧洲人就会没有吃的、喝的和烧的，这是人类生存所*必要和*起码的物品。没有满洲人，欧洲殖民者在这里就会寸步难行。无论你需要建房子还是为菜园掘土，或者你需要仆人、肉和蔬菜，需要粗工或承包人，所有这一切，你都应该找中国人：他是佣人（当地人称仆人），他也是手工匠，他还是园艺工，同时是卖肉工，是经纪人，是承包人，是小货郎，是农民工，一句话，他们可以干任何活计。劳动和地方工业的所有领域几乎完全掌握在他们的手里。”
19世纪末20世纪初，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亚洲“色调”正是由中国人构成的，他们给从俄国西部各地区新来的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城市的这个特点对这些新来的人（更不用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土生土长的人了）来说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习惯的和必需的，如果他们要在这个城市里长期居留的话，中国人的存在是其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
A.格里尼奥夫是一位爱刨根问底的年轻人，1910年初担任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建筑管理局的描图员，他的几幅画就是证明。其上司、军事工程师Г.П.扎哈利英中校调到西部工作时，他把自己描绘符拉迪沃斯托克独特生活的几幅速写画赠给了他，上面正是当地中国人的形象。
民族间的关系是非常敏感的内容。为了使读者不致对书中叙述的某些事实的可靠性生疑，我们努力尽可能用历史文件、报纸的文章和目击者的回忆录来加以佐证。因此，读者可以凭借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历史的并非单一意义的因素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们要对自己的朋友、同事们以及所有为本书出版提供帮助的人表示诚挚的谢意：阿穆尔边疆区研究会、俄罗斯国立远东历史档案馆、国立滨海边疆区档案馆、国立滨海В.Г.阿尔谢尼耶夫联合博物馆（特别感谢该博物馆馆长А.М.维加金和В.А.沙莱）的工作人员，В.И.加里宁、А.А.希萨穆特季诺夫、И.富兰克林（美国）、Д.Н.尼基福罗夫、В.П.特拉菲莫夫、Н.Г.阿尔焦姆耶娃、А.П.雅科夫茨、С.Л.切苏诺夫、А.А.戈尔恰科夫、Т.З.波兹尼亚克、Е.Н.切尔诺鲁茨卡娅、А.М.布亚科夫、Г.П.图尔莫夫、Е.А.马蒙托夫、Ю.В.伊万诺夫。
我们还要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及李辉大使本人，他们承担了出版本书（俄文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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