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姓名研究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名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本书主要对保留在汉文、西夏文史料中的西夏姓氏、人名进行了考证研究。包括汉文史料中同一西夏番姓不同译法、写法的考证，汉文番姓与西夏文番姓的勘同，西夏汉姓的考证，西夏文人名的分析以及西夏姓氏所包含若干问题的研究。本书可以为学界提供翔实可靠的西夏姓氏资料，为研究西夏社会历史文化、西北民族问题提供独特的视角。
作者简介：
佟建荣，1977年生，宁夏盐池县人，法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夏历史与西夏文献，在《民族研究》《宁夏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先后主持教育部古籍整理项目1项、教育部青年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子课题1项。
目录：
绪论／1
**章西夏姓氏考证／10
一西夏番姓同名异译考／10
二西夏番姓夏汉勘同／44
三西夏番姓订正／97
四西夏汉姓考／105
小结／122
第二章西夏人名考证／124
一西夏人名种类／124
二西夏人名中的几个现象／134
第三章西夏姓名若干问题研究／145
一西夏番姓来源考论／145
二西夏姓氏反映出的民族问题／157
三西夏社会政治中的大姓宗族／167
第四章蒙元明时期西夏姓氏考证／179绪论／1
**章西夏姓氏考证／10
一西夏番姓同名异译考／10
二西夏番姓夏汉勘同／44
三西夏番姓订正／97
四西夏汉姓考／105
小结／122
第二章西夏人名考证／124
一西夏人名种类／124
二西夏人名中的几个现象／134
第三章西夏姓名若干问题研究／145
一西夏番姓来源考论／145
二西夏姓氏反映出的民族问题／157
三西夏社会政治中的大姓宗族／167
第四章蒙元明时期西夏姓氏考证／179
小结／187
结语／189
附录／194
参考文献／260
后记／265前言绪论
姓名是社会结构中的一种反映血缘关系和区别个体的符号。在我国古代，由于宗法制度的长期存在，姓名研究颇受治史者关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不但产生了大量的以某绪论
姓名是社会结构中的一种反映血缘关系和区别个体的符号。在我国古代，由于宗法制度的长期存在，姓名研究颇受治史者关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不但产生了大量的以某一家族为主旨的家谱族牒，更有众多姓氏考证典籍，著名者如唐代的《元和姓纂》、宋代的《通志·氏族略》《古今姓氏考辨》《姓解》、明代的《古今万姓统谱》、清代的《姓氏解纷》。随着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发展，当代的研究重点由追根认祖的纵向考证转向了揭示内涵的姓名文化、姓名制度的横向研究，其中以《中国人的姓名》《中华姓氏大辞典》**代表性。
经久不衰的姓名研究，不但呈现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也为理解诸多社会政治、历史文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素材。不过，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汉族姓名方面，而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其姓名却被忽视。现所见*早的有关少数民族姓名的专门论述可能就是《魏书·官氏考》，其中记载了建立北魏政权的代北诸姓。除此之外，主要集中在清代的《续通志·氏族略》和《清朝通志·氏族略》中。实际上，姓名研究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中更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姓名作为历史文化的产物，必然受到政治、经济、历史、生存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所以，通过姓名研究可以观察少数民族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及价值取向。同时，由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大都比较偏远，加上语言文字等因素，留下来的史料有限，姓名研究无疑能为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提供可靠的资料。另外，作为血缘与个体符号，姓名又能为研究民族传承及各民族群体间的相互融合提供遗传学的证据。近人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无疑具有开近现代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名研究先河之意义。本书研究的西夏姓名，也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名的有机组成部分。
西夏姓名保存在两类资料当中。**类为宋、辽、金、元等王朝的记录；第二类为出土的西夏辞书、社会文书、题记、碑刻，这是西夏人自己撰写的文献。
**类史料为传世文献，以汉文资料为主。主要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金史》《辽史》《宋会要辑稿》《东都事略》《隆平集》及宋人文集、笔记小说等。
《续资治通鉴长编》（正文简称《长编》）是宋人李焘私撰的一部北宋王朝的编年史。该书采用了许多今天已不存在的宋朝国史、日历、实录、会要、敕令、宝训、御集等官修史书和文书档案，以及宋人文集、笔记、墓志、行状等私家撰述。其中涉及西夏的资料约200万字，也是记载西夏人物*多的史料。本书中所说的《长编》，若无特殊说明，均指通行的标点本，考虑到通行的标点本中多有回改不尽之误，在辑录时参照了《宋史》等其他资料。
《宋史》，元代脱脱等修撰，共496卷，其中卷491《党项传》、卷485、卷486《夏国传》是关于党项、西夏历史比较系统、详细的记载，其中保留了大部分的党项、西夏姓氏。另外，该书其他部分也有关于个别党项、西夏人物的记载。
《金史》，元代脱脱等修撰。其卷60、61、62《交聘表》记载了金政权与包括西夏在内的其他政权通使朝聘的情况及使臣的姓名，是记载西夏人物*为集中的文献。从时间上看，开始于天辅元年（1117）。其中卷134《西夏传》所涉人物多见于宋代史料。
《辽史》，元代脱脱等修撰。其卷115《西夏外纪》，“起自李继迁，至辽亡之时夏崇宗乾顺之世，按年系月举其大要，内容颇为简略”，其中的人物亦多见于宋代史料当中，不过“兵卫志、地理志、百官志、礼志、食货志、部族表、属国表及40个人物传中”的人物，则为与辽有密切关系的人物，不见于其他史料当中。
另外，《宋会要辑稿》《东都事略》《隆平集》以及宋人文集、笔记小说中都记载了大量的西夏人物，这些人物对《长编》《宋史》的记载或可补或可校，亦为辑录对象。
第二类史料为出土文献，包括西夏文与汉文两类文字资料。其主体部分收录于《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俄藏敦煌文献》《日本藏西夏文献》《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西夏官印汇考》等集成图书，以及Е.И.Кычанов先生的Каталогтангутскихбуддийскихпамятников、史金波先生的《西夏经济文书研究》（书稿）当中。下面对其中几种集中收录西夏姓氏的文献进行简单介绍。
西夏汉文《杂字》是西夏时期编定的一部蒙学类词汇总集，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本书依据的是《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中的图片，编号为俄Дх2822。其中的《杂字·番姓名》记载了西夏双字番姓60个，《杂字·汉姓名》记载了汉姓138个。
西夏文《杂字》，即西夏文《三才杂字》，是12世纪面向普通大众的识字读本，其页数“仅过二十，字数仅过四千”。本书依据的版本为《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中的图片，编号为俄Инв.No.210、6340。其中《番姓名》共收录姓氏244个，全部为“双音节”，收录番人名46个；《汉姓名》收录汉姓84个。
《新集碎金置掌文》，也是西夏的一种启蒙读本，成书时间大致在金灭辽的12世纪初期以前，收录了生活中的常用字1000个，巧妙地编成了长达200句、100联的五言诗，其中第26联至第38联由番姓、人名或番姓中用字缀合而成，可以确定为番姓的有44个双音节，加上卷首编者名、**段中的西夏帝君姓及写本尾题中的写者名，共有47个番姓。第42联至第53联由120个具有双关含义的汉姓组成。本书依据的版本为《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中的图片，编号为俄Инв.No.741。
《文海》，迄今所见*全面、*系统的西夏文辞书。它把所有的西夏字以声、韵为经纬进行归类，对每一个字的形、义、音都进行了详备的注释。其中明确标为姓氏的辞目196个，人名辞目20个。经仔细辨认，这196个辞目中有部分可能不是单字姓而是姓氏用字，由于缺少相关材料支持，暂不进行统计，现可以肯定的姓氏有76个，其中三音节姓氏1个，余75个为双音节姓氏，人名基本上只能说是人名中用字。本书依据的版本为《俄藏黑水城文献》第7册中的图片，编号为俄Инв.No.211、212、213。
《音同》，西夏编撰的一部韵书，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尤其是语音系统的重要资料。笔者参考《同音研究》，从中整理出辞目299条，其中可以确定的番姓有62个，其中单姓3个，双音节姓氏59个。本书依据的版本主要为《俄藏黑水城文献》第7册中的乙种本，编号为俄Инв.No.208、209、4775，个别甲种本，书中单独列出。
《义同》，西夏编撰的一部辞书，其中**卷第六篇《尊敬》的前部分内容为宗族姓，大致上按先党项姓，次羌、藏姓，再汉姓的顺序编排，但存在一个双音节姓氏被分别置于两处、汉番姓互相穿插等现象，故在此不进行统计，只将其作为验证资料，来验证其他文献中的姓氏。本书依据的版本为《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中的图片，编号为俄Инв.No.2539。
除韵书、辞书外，西夏文佛经题记、官印、碑刻、社会文书及辞书诗歌序等处亦保留了大量的姓氏、人名，尤其是其中的户籍、军抄、买卖等社会文书中记载了大量的西夏姓名，是研究西夏姓名及姓名文化的重要资料。这部分资料中的姓名主要参阅了史金波先生的《西夏经济文书研究》书稿，这些文献的编号及出处随文标出。
汉文资料中的西夏姓名，尤其是其中的姓氏，早在清代已为学者所注意。清代武威学者张澍从《金史·交聘表》及《宋史·夏国传》等史籍中析出姓氏166个（其中三个重复），著成《西夏姓氏录》，每条姓氏后附史料出处，并摘录原文，疑者则加按语。另外，《西夏书·官氏考》中记载唐五代党项姓氏9个、西夏姓氏59个、元代西夏姓氏1个，共69个。乾隆官修《续通志·氏族略》收录西夏姓氏68个。其中《西夏书·官氏考》除在个别姓氏后以小字列一人名外，无其他史料。《续通志·氏族略》在文前与文中分别有“因西夏起于唐末，与辽金相为终始，故以《交聘表》所载附录于辽后”；“臣等谨案：卫慕氏以下皆从《宋史·夏国传》补入”两句按语，以说明其姓氏资料的出处，每条姓氏之下列出若干人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续通志·氏族略》中的姓氏及相关资料皆为清四库馆臣改译之版本，其可靠性远不及宋元史料。
20世纪80～90年代，在订正清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西夏姓氏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汤开建先生的《张澍〈西夏姓氏录〉订误》一文，利用传统史料对《西夏姓氏录》中的讹误进行订正，指出其讹误有四种，即“同一姓氏异者重复罗列”“将官职名当姓氏”“将人名当姓氏”“将吐蕃族名误作姓氏”。李范文先生在《张澍〈西夏姓氏录〉订误》一文的基础上，增加了“西夏文《杂字》‘番族姓’译释”“汉文《杂字》西夏姓氏”以及新、旧“《唐书》所载的党项姓氏考辨”等三部分，形成了《西夏姓氏新录》。汤开建先生的《党项篇·党项姓氏丛录》对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中出现的党项姓氏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辑录。
在考订辨正的基础上，作为宗族部落的符号，姓氏在族源、族属等问题上的意义开始显现。汤开建先生在《党项源流新证》一文中，从数百个党项姓氏中，找到了三十几个语音与鲜卑相通的姓氏，为党项源出鲜卑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汤开建先生的另外两篇文章《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五代宋辽时期党项部落的分布》，其中的论述也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了姓氏与族名提供的线索。
与此同时，随着西夏文文献资料的公布，西夏文番姓也逐渐受到关注，得以释读。
史金波先生的《西夏官印姓氏考》一文，对56颗官印中的姓氏进行了释译，并对其反映的西夏社会问题进行了论述。孙伯君的《西夏番姓译正》一文，以西夏汉文《杂字·番姓名》中所载姓氏为标准，对史料中44个西夏文番姓的译法进行了订正，并提出了西夏姓氏的夏汉关联问题和西夏文番姓译法的规范问题。另外，如李范文先生的《西夏文〈杂字〉研究》《同音研究》，史金波等的《文海研究》《西夏文本〈碎金〉研究》等西夏文献的整理研究著作也对涉及的西夏姓氏进行了释读。
境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是聂历山的《西夏语文学》，该著作对保留在《杂字·番姓名》中的番姓进行了翻译。
前辈们开拓性的工作，已取得了很多成就。不过，随着新资料的面世，有必要在继承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
总体上看，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姓氏上，人名则一直是块待开发之地。
与姓氏相比，人名更为丰富多样。多样的西夏人名是西夏语言资料的组合，这种组合必然受当时社会文化、习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西夏社会历史文化、价值取向的直接反映。
汉文史料中的西夏人名有两类，一类如“旺荣”“保忠”等有具体含义的人名。这类人名从西夏语意译而来，我们大体上可以从字面了解其取名的意向。另一类如含有“讹”“屈”“皆”等字的人名，皆从西夏语音译而来，含义无从解释。大量西夏文人名的出现，则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我们可以直接从西夏文出发来分析其本身意义，同时，也可以反过来利用西夏文人名的发音理解汉文史料中的音译人名。
同样，姓氏研究也有诸多可补充的空间。
**，汉文资料中的同名异译考证。
前文已提到，汉文文献中的番姓多由西夏语音译而来，同一姓氏，会因作者、时代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对音汉字，加上传抄、刻印过程中的脱、衍、倒、讹等因素，使得同名异字现象很严重，即同一姓氏在不同资料或同一资料的不同出处、不同版本中存在多种写法。
如西夏大姓“野利”，《长编》中记为“野利”，《宋史》中记为“野利”“野力”，有的笔记小说中记作“拽利”，西夏文书中又记为“夜利”。“仁多”与“星多”，“谋宁”与“穆纳”等本为同一姓氏，而两种写法在标点本《长编》中同时存在。“令介”与“令分”本为同一姓氏，而在《宋史》中同时存在，误为两人。再如“补细吃多巳”在不同的史料中又有“保细吃多已者”“部曲嘉伊克”等记法，标点本《长编》还将“嘉伊克”标为人名，容易使人望文生义，将“部曲”理解为“嘉伊克”之身份。“冬至讹”中“冬至”为姓，“讹”为名，但在标点本《长编》中作“冬至，讹”，不但使原意歪曲，更使西夏姓氏所反映的文化内涵被掩盖了起来。如此种种，都影响着史料的阅读与利用。
汤开建先生已在上文提到的几篇文章中对涉及的西夏姓氏进行了细致的考辨。近年来，随着学术的发展，新资料的面世，发现了一些新的异写形式。同时，由于新资料特别是西夏文资料的引入，对原来的一些异译考证结果有了新的认识。因此，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西夏姓氏进行深入考证。形式上采用对姓氏异译词目进行集中对比、互校。内容上既要尽可能地穷尽异译词条，又要充分利用现有古籍整理成果，做到征引资料详尽，且所用版本精良。方法上，除了传统史料考据外，充分利用语音分析方法，对史料考证结果进行校证，确保考证结果可信。
如“野利”“野力”“拽利”“易里”一组，先通过对比考证各种史料中的相关内容，确定“野利”“野力”“拽利”“易里”四者为同一姓氏，再通过分析四者在中古西北方音中的音韵地位，从而判断四者在中古西北方音中是否可以用来与同一姓氏进行对音。这样，不但能对考证的结果起到验证作用，也可以对异译的类型进行初步的分类。
对史料考证结果与语音分析结果有异者，特别注明，留待进一步研究。
如“没藏”“兀臧”“密藏”，先通过史料考证，确定三者为同姓异译，然后通过语音分析，发现中古西北方音中“没”“密”同为明母臻摄字，而“兀”为疑母臻摄字，与“没”“密”在语音上并不相通，所以“没藏”与“兀臧”虽为同姓异译，但不属同音，亦不属形近。对于出现这种异译的原因，本书提出了疑问。
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语音分析除了利用中古音知识外，更要注重借鉴中古西北方音的已有研究成果。一般方法是先分析某一字在中古音中的音韵地位，然后在此基础上结合西北方音的一些变化规律，分析其在西北方音中的具体情况。本书所参考的音韵学著作及论文有陈彭年的《钜宋广韵》、丁声树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李范文的《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龚煌城的《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西夏韵书〈同音〉第九类声母的拟测》等。
第二，汉文姓氏与西夏文姓氏对应关系的建立。
西夏文姓氏的解读，扩充了西夏姓氏资料，拓展了西夏姓氏的研究范围，但现有成果大多是就西夏文而解读西夏文，西夏文资料与汉文资料互不关联，即不知道特定的西夏文姓氏和汉文中的哪一个姓氏相对应。出土文献中的西夏姓氏，虽弥足珍贵，但绝大多数以姓氏词目形式出现，相关信息较少，如果不与汉文史料对应，这些姓氏本身无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得到很好的应用。而且，没有汉文史料作为规范，译法也纷乱不一。这些都使这批资料的价值大打折扣。
所以，建立汉文姓氏与西夏文姓氏的对应关系，对进一步研究很有必要。孙伯君先生的《西夏番姓译正》将这种对应关系的建立称为“勘同”，本文将继续采用这一提法，对其他番姓进行“勘同”。同时，利用汉文史料中的译法，来规范、统一学界已有的各种译法。
如蔃的、野利。蔃的，西夏文《杂字·番姓名》中第139个姓氏，亦常见于西夏官印、经济文书、碑刻中。蔃的，《西夏文〈杂字〉研究》中译为“夷利”，《中国藏西夏文献》中译为“野利”。本书根据蔃、的在夏汉对译资料、《番汉合时掌中珠》等文献中的对音资料，进行语音分析，确定其与汉文中的“野利”对音，建立两者的对应关系，利用这一对应关系将已有的译法统一为“野利”。
第三，提供西夏文释读语音资料。
已有的西夏文释读成果，都是对西夏文进行直接标音、拟音，不提供任何音译证据，导致语言学知识欠缺的历史学者在运用时顾虑重重，也限制了这批资料的使用范围。
语音分析所用的资料主要是《番汉合时掌中珠》及夏汉合璧、夏译汉文典籍等几类资料。具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况：有夏汉合璧文献及夏译汉文典籍者，提供夏汉合璧文献及夏译汉文典籍中的注音材料；无此类者,提供《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注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夏汉合璧文献及夏译汉籍中皆无者，则提供《音同》《文海》中同音字或近音字的对音材料。
第四，完整姓氏研究的内容。
现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西夏番姓上，将西夏姓氏等同于西夏番姓。而完整的西夏姓氏是有其时空界定的。从空间上看，西夏姓氏是西夏政权所辖区域内所有民族的姓氏，包括番姓与汉姓；从时间上看，西夏姓氏是西夏立国期间其居民使用的姓氏以及国亡后延续下来的姓氏，包括西夏时期的西夏姓氏及蒙元明时期的西夏姓氏。所以，西夏姓氏研究的范围应当包括西夏时期的番姓、汉姓及西夏灭亡后由于记忆功能而被继续使用的西夏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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