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次读完初稿的时候，说心里话，我并不是非常的震惊。虽然日军在远东的罪行骇人听闻，令人发指，但相对于日军在中国作的罄竹难书的恶来说，不足以让我大惊小怪。但是，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我依然对作者们和他们的作品刮目相看。
一、作为学者，他们的观点是客观的，虽然情绪上有时候不免义愤填膺，但是在作出评价的时候，依然会尽可能还原事情的真相。重要的是，他们敢说。
二、他们引用的资料和数据是真实的，是一手的，甚至为访问当事人做了大量的工作，跑了很多地方，都有可靠的来源。
三、作者关心的重点不是战争对一个国家的伤害，也不是关注战争破坏了多少钱财，而是把重点放在战争中主题——每一个军人本身。对军人个体的伤害，包括身体的，心理的，家庭的影响，后遗症等，这是作者关注的重点。
四、他们很注重对绝境下真实人性的分析。比如作者写有的年轻的战俘做梦中会哭着喊妈妈；饿极了时候，切开同伴的喉咙，靠喝同伴的血维持生命；战俘船沉没，盟军的潜艇救援时因承载的人数有限，只能把部分同伴留在茫茫大海，这是怎样的绝望和撕心裂肺？还有，今天，日本是美国的盟友，当美国人读到日军残酷对待美国战俘的这些往事的时候，会作何感想？有些人可以口述、写作自己的战争经历，另一些人却守口如瓶，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近数十年里，那些曾经的战俘为什么又终于敞开心扉?这些问题，我们中国的学者都很少涉及。我们更对的是写日军的残暴，写我们对日军的恨，写我们抗日的英勇，对深层次的分析很少见。我觉得这是大家应该读读这套书的原因之一。
这套书值得关注的地方还有：我们在了解日本这个民族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站在全球的角度？我们不仅要看日军怎样对待同为黄皮肤的中国人，还要看看战争中他们如何对待美国人、英国人。日本在世人的印象中是懂礼貌、守纪律、勤奋、干净，小小国家有那么多世界**公司，怎么*后成了法西斯？即使日本是“恶人”，我们能不能把他们教化成“好人”？这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在这方面，作者是做了有益的分析的。
*后，也是我重点想说的，西方战俘体现了很多优点，在**困难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对自己的人格和身份的肯定、认同，以及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当今，美国和日本成了朋友，而日本与我们的关系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这是为什么？德国人对自己历史进行了诚挚的道歉和反悔，而日本人为什么说不？为什么敢说不？这都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在这几本书中，希望读者能得到一点点的启示。新加坡樟宜战俘营，是二战期间日军在东南亚地区所建立的**的战俘营。它是作为日军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的中转基地的身份而存在的，关押在这里的战俘被陆续地送去修建缅泰死亡铁路，这里成了他们的中转站。
本书作者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包括收藏于英国伦敦的公共资料办公室和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大量政府档案，还包括大量战俘撰写的档案资料、回忆录和日记，记录了各国战俘是如何密切团结、有组织地与日本看守抗争的。**冷漠与残酷的日本看守，食品与药品的短缺，经常性的打骂与人格侮辱……这个战俘营的苦难兄弟们跨越了国籍和文化的差异，始终以一种团结和有效的组织形式与残酷的日本看守斗智斗勇，争取更为人道的待遇，并取得了成效。妥协与抗争、智慧与勇气、希望与死亡，在这里可以看到战俘们在时刻受到生存威胁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不抛弃、不放弃的“樟宜精神”。
作者简介：
R.P.W.海沃斯，英国皇家陆军军官学院讲师，二战史研究专家。美国富尔布赖奖金获得者。著有《瑟堡之战》《二战中的欧洲》。
目录：
中文版序1
英文版序1
1942－1945年樟宜战俘营岁月
关于樟宜战俘营的描述和观念5
本书之目的10
资料来源注释13
樟宜战俘营简介15
**章
投降与囚禁：1942年2月15日
新加坡的陷落19
新加坡投降22
囚禁生活的开始35中文版序1
英文版序1
1942－1945年樟宜战俘营岁月
关于樟宜战俘营的描述和观念5
本书之目的10
资料来源注释13
樟宜战俘营简介15
**章
投降与囚禁：1942年2月15日
新加坡的陷落19
新加坡投降22
囚禁生活的开始35
第二章
战俘生活初适应：1942年3月至8月
从士兵到战俘53
马来亚战役的余烬54
对囚禁生活的初步适应59
食物与疾病的困扰63
念家之情71
铁丝网内的樟宜：战俘营终成监狱状态79
教育与娱乐88
盟军高级军官离开樟宜90
囚禁感想91
第三章
史拉兰战俘营广场事件
第四章
樟宜：1942年9月——1943年9月（一）
“战俘劳工团”的离开121
抵达樟宜129
营内调动136
樟宜的怪异之处141
第五章
樟宜：1942年9月—1943年9月（二）
对未来的猜测146
健康与饮食：缺乏与对策152
接收邮件、与家庭联系158
日军与战俘之间的相互影响167
第六章
从缅泰铁路归来：1943年9月至1944年5月
机场建设183
“内地”劳动队的归来184
日本人行为的变化196
斋藤少将的到来200
移押至樟宜监狱203
第七章
樟宜监狱：1944年5月——1945年9月
樟宜监狱209
1944年圣诞节227
1945：*后一年229
1945年8月：日本投降238
第八章
结论：低头，但是没有卑躬屈膝
附录1263
附录2264
附录3265
附录4266
附录5267
注释269
参考文献308
译后记319前言丛书总序一
从全球视角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典范之作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而告终。
战争已经过去了70年，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反省和道歉，尤其是近30年来，日本的右翼势力甚嚣尘上，右翼政客屡屡在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和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挑起事端。当前，安倍政府正在一步一步地动摇日本“和平宪法”的根基，重新武装日本，走军国主义的老路。只要右翼政客当政，他们修改“和平宪法”，让日本重新拥有战争权力是不可遏制的趋势。对此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史学界深入研究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战争罪行是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史学界推出了许多纪念抗战的著作。然而对于日本在二战期间中国以外地区制丛书总序一
从全球视角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典范之作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而告终。
战争已经过去了70年，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反省和道歉，尤其是近30年来，日本的右翼势力甚嚣尘上，右翼政客屡屡在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和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挑起事端。当前，安倍政府正在一步一步地动摇日本“和平宪法”的根基，重新武装日本，走军国主义的老路。只要右翼政客当政，他们修改“和平宪法”，让日本重新拥有战争权力是不可遏制的趋势。对此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史学界深入研究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战争罪行是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史学界推出了许多纪念抗战的著作。然而对于日本在二战期间中国以外地区制造的战争暴行却研究不够。
2015年7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学习时指出：“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手资料。”
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为中国抗战史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指出在加大力度整理我国抗战史料的同时，要加强面向全球的抗战史料征集工作。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广大占领区曾经制造了众多的战争暴行，并且对俘虏的美、英、荷、澳、新等西方国家的战俘和平民也犯下了严重罪行。对于这些战争暴行，中国史学界、东南亚史学界、国际史学界都应该加以关注。
我个人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可以说见证了新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前进的步伐。我深感国内对于抗战史学的研究还比较局限于中国视角，对日本侵华战争暴行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对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慰安妇、细菌战、毒气战等日本侵华罪行的研究都有了丰硕成果，然而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战争暴行，中国学界关注得不够。仅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明确提到的日军远东三大战争暴行——南京大屠杀、缅泰死亡铁路、巴丹死亡行军来说，其中后两者在中国几乎找不到相关的研究专著，发表的论文也非常少。除此以外，对于马尼拉大屠杀、新马华人检证大屠杀、山打根死亡行军等日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制造的战争暴行，国内更是鲜有学者关注。
基于以上认识，可以理解重庆出版社出版《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这套丛书可以说是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从全球视角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重要著作，而且它还是由季我努学社这一民间学术团体翻译出版的，是这一民间学术团体做出的有益贡献。
季我努学社在社长范国平先生的带领下，近几年一直从全球视角来加强抗战史料的整理工作，除了重庆出版社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之外，他们还整理翻译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抗战影像丛书》。这是精选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抗战照片，翻译出版的30卷大型画册，收录照片1万多张，绝大多数在中国尚未发表。三年来，季我努学社翻译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海外抗战史料已经超过了400万字。我一直鼓励国平等年轻朋友利用自身外语优势翻译整理出版国外抗战史料。季我努学社将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争暴行作为未来几年的主攻方向，对此我非常支持。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公司一直重视抗战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此次《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顺利出版，与他们的辛勤努力分不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也高度重视，该丛书已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此次出版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共四册，是季我努学社与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公司规划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阶段成果。重庆出版集团在整理日本战争罪行领域有着更长远的规划，他们要从全球视角来整理出版抗战史料和研究成果，从中国以外国家和地区的视角来整理和研究日本战争罪行。目前本丛书第二阶段的工作已在规划，并开始付诸实施。作为丛书的总顾问，我与国平及重庆出版集团计划全面汇集国内知名学者关于日本战争暴行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并且力图对日本侵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性战争暴行和对平民的摧残的战争暴行史著进行翻译、整理和出版。
季我努学社还邀请了步平、汤重南、关捷、王斯德、王晓秋、荣维木、苏智良等二十多位著名学者撰写了分卷序言和推荐语等。我作为《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总顾问，对于他们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批出版的四本书是研究日本战争暴行的代表性成果，都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其中，《太阳旗下的地狱》一书通过对参加修筑缅泰死亡铁路的美国战俘的档案和口述史料的研究，还原了美国陆军36师131野战炮兵团第2营和美国海军休斯顿号被俘官兵修建惨无人道的缅泰死亡铁路的全过程。日军动用了61000名盟军战俘及20万名东南亚国家的劳工修筑这一铁路。战俘和劳工的死亡率极高。战俘的死亡率在20%左右，劳工的死亡率更达50%，这是一条用白骨铺成的铁路，每公里死亡人数超过250人。
《樟宜战俘营》一书主要研究了樟宜战俘营在日军整个战俘管理体系中的作用。该战俘营充当了日军大规模战俘劳动力的中转站。虽然樟宜战俘营中的死亡率不是很高，但是通过此地辗转到缅泰死亡铁路及日本工矿企业的战俘死亡人数非常惊人。樟宜战俘营的日军看守人员多次将战俘斩首，并且逼迫战俘签署不逃跑的协议。这本书除了叙述史实外，还对战俘的心理过程进行了探究。作者作为英国军事史专家，得出的结论是，樟宜战俘营的战俘们虽然“倒下了，但是并没有屈服”。他们虽然向日军投降，但是一直在与日军抗争以维护国家的尊严。
《地狱航船》一书主要研究日本大量通过货船、商船和军舰转运战俘和平民劳工到日本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朝鲜从1910年起，台湾地区从1895年起，直到1945年８月15日，一直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编者注）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争暴行，其聚焦的焦点在于转运途中。由于运输条件非常恶劣，战俘们将这些船只称为“地狱航船”，或者“死亡航船”。本书作者是美国著名海军史专家，他按照年份阐述了日本地狱航船转运战俘的规模和极高的死亡率，并对此进行了合理的分析。日军是随着战局的需要不断调整转运规模，但是恶劣的条件和极高的死亡率是从来都不变的。
《不义之财》一书主要研究日军在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等地大量使用白人战俘和平民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争罪行。作者是被誉为“当代约翰?托兰”的美国著名女记者格特兹?赫尔姆斯。赫尔姆斯女士大量查阅了美国和日本档案，采访了众多美国战俘老兵，写成了这部不朽的力作。本书不仅对日本使用白人战俘的规模和死亡率进行了概括和分析，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能够精确到具体的日本公司。她用专章分别对三井、三菱等日本财阀进行揭露。她的结论是日本公司利用白人战俘和平民积累了大量“不义之财”。
以上四本书都是严谨的学术著作，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日军罪行证据链。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已经过去，然而从全球视角整理、研究日本战争罪行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关注日本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战争暴行，以及对战俘和平民的暴行，使日本侵略罪行史的研究更加深化。
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
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
张宪文
2015年9月11日
丛书总序二
日军虐待、虐杀战俘是直接的战争犯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犯罪分别进行了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审判对建立战后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重要作用。在2015年隆重纪念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后，很快将迎来战后审判的70周年。
关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争犯罪的审判的正义性，国际社会早有定论。而日本的主流学界也承认审判否定了战前在日本的历史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皇国史观，推动了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社会性反省，颠覆了此前基于“大东亚战争”历史观的关于战争性质的判断。而日本社会之所以形成肯定东京审判正义性的主流意识，多数日本媒体也受到东京审判结论的影响开始揭示“历史真相”，批判充斥皇国史观内容的教科书，其重要原因在于，在东京审判过程中，揭露出了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日本军队的残虐暴行。
早在1942年1月，被德国占领了国土的欧洲9个国家（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代表就在伦敦讨论了对轴心国战争犯罪的制裁问题，发表了处罚战争犯罪宣言，即《圣詹姆斯宣言》。宣言提出：“文明诸国认为对被占领国一般市民的暴行属于政治犯罪，应将在有组织的审判手续下进行的对战争犯罪者的处罚作为主要目的，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这一宣言的意义在于表明了对战争犯罪进行审判的态度。作为观察员参加宣言签字仪式的中国代表金问泗当时曾表示：“届时将计划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占领中国的日本。”到了1943年，战场的发展变化也迫使英美等国开始关注日本在亚洲战场上的战争犯罪。美国连续发表了抗议日本虐待美国俘虏和平民的声明，也针对日本使用化学武器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1944年5月，中国提议在重庆设立战争犯罪委员会远东太平洋分会，美国提议分会应将在日本策划与推行战争的战争罪犯的资料整理后送给在伦敦的总委员会。分会的**次会议于11月29日在重庆召开，有17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委员会每隔两三周召开会议，从1945年开始，就对处罚日本的战争犯罪问题进行了证据资料的搜集和法律问题的讨论。委员会分会在重庆共召开23次会议，1946年6月，委员会转移到南京，又召开了15次会议。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成立后，也派检察官到中国参加会议。所以，进行日本罪行调查的莫罗上校曾参加过第32次会议。也就是说，对日本战争犯罪的证据的调查，其实是在审判前，就有许多国家在进行了。
本丛书中涉及的日本在战争中的犯罪，主要是针对战俘的强迫使用、虐待、迫害甚至杀害的暴行，即《波茨坦宣言》中明确提出的“虐待吾人俘虏者”的直接战争犯罪，亦即规定在1899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中的“通例的战争犯罪”。根据此公约，战俘“必须得到人道的待遇”而不得虐待的原则，对已经放下武器或丧失自卫能力并已无条件投降的战俘不得杀、伤。但正如这些资料所证明的，日军完全违背了公约的原则。
需要说明的是，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战俘的迫害行为与本书中介绍的对西方战俘的迫害毫不逊色，甚至更加严重。但是在东京审判中却没有作为主要问题提出。所以，才出现了中国遭受迫害的中国劳工向日本政府和企业提出的诉讼。而读者通过这四本书，可以对日本在战争中的罪行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中国抗战史学会会长
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步平
2015年9月10日
中文版序
在描述日本二战暴行的书籍中，《樟宜战俘营》是一本很特殊的作品。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新加坡沦陷，有4万多名英、美、澳、荷兰及印度战俘被日军俘虏，关押在新加坡樟宜基地，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从1942年2月到10月，相比较其他地区的日军战俘营，这些俘虏受到了日本人的“优待”。到次年，经过两次迁移，这里的战俘只剩下5000余人，其他3/4以上的盟军战俘均被日本人押往缅甸修建缅北铁路，在那里，他们遭到了非人的待遇，而留在樟宜战俘营内的盟军战俘却一直过着比较平稳的生活。他们“无忧无虑的生活看起来出人意料的好”，自称为“享受新鲜的空气、和平以及大海”，还可以在俘虏营中随便闲逛，喝咖啡并组织演出。日本军方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虐待和强制劳役，甚至还允许他们向家乡和亲人发出联系的明信片。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日本人还是完全将他们当作战俘来看待的，主要表现在食品和药品的供应上，对他们进行了限制。日本人还使用印度伪军对他们实行看管，并要求他们从事机场建设等一些基础工作。对于敢于逃跑的盟军战俘，日本人毫不犹豫地将其处决。这就是这本书给读者描述的有关樟宜战俘营的基本状况。
1944年5月，随着盟军的胜利反攻，日军将樟宜战俘营的盟军官兵全部迁往樟宜监狱，进行了*后一段时间的囚禁，使他们经历了*艰难的一段时期。面对情况的改变，盟军战俘内部也有了分化，但是在情况变得更严重之前，日本投降了，战俘们因此得以侥幸生还。
在被关押期间，对战俘们**的巨大恐惧就是他们听说被押往缅甸的战俘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遭到了非人的待遇，大多数战俘被虐待至死，能够回到新加坡集中营，已经是他们濒死前**的期望。
总结日军樟宜战俘营的历史，我们发现，它在中国和南洋整个被日军占领地区内，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朝鲜、菲律宾、泰国、缅甸等地区，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例子。在上述这些地区内的日军看管下的盟军战俘营内，都发生了令人发指的虐待战俘和非人道酷刑、劳役、虐待、饥饿甚至于用战俘作人体实验等惨无人道的行为，其中*著名的如泰缅铁路建设和“巴丹死亡行军”，还有在中国东北的盟军战俘营内数不清的日军暴行。
为什么日军在新加坡樟宜战俘营里会一改他们残暴无耻的行径，基本上对于盟军战俘采取自我管理的方式，只要他们不逃跑，就不加干涉，变得那样的“仁慈”？虽然日方的档案资料我们无从查询，但细细想来，应该归纳出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日本对西方进行虚伪宣传工作的需要，使他们不得不做出一些假象来在盟军战俘中换取口碑，伪造出皇军“仁慈”的假象，为自己脸上贴金。
其二，日军自以为在攻占新加坡战役中已经大获全胜，取得了他们所需要的“脸面”，所以在战胜之余，对盟军战俘给予了一定的优待，而使他们在寂寞和舒适的条件下对自己的战败经过有一个痛苦的反省，这也是一种精神的“虐待”。从盟军战俘的笔记与回忆中来看，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
其三，日军对于英美盟军战俘和印度战俘之间采取了不同对待的离间政策，他们组织了印度锡克族战俘武装来看管其他盟军战俘，并要求盟军战俘向这些印度兵敬礼，实际上是在讨好印度人，离间他们和原来的殖民者的关系，由此把日本人打扮成为“东亚的解放者”的角色。
*典型而能说明日本人本质的情况就是，在新加坡，他们对华人和对欧洲人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屠杀政策，就在樟宜战俘营附近还发生过日军对华人的大屠杀，为英美战俘亲眼所见。日本人在各地的战俘营和监狱中对中国人都采取了法西斯主义的大屠杀和残暴的虐待政策，毫不留情，行为残忍，烧杀抢奸无所不为，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或者可以说几乎没有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或者南洋各地优待中国人的例子，甚至在南洋其他地方日本人对英美战俘也采取了**残忍的虐待政策，相比之下新加坡樟宜战俘营的所谓优待盟军战俘已经成为一个奇怪而突兀的事例。
总之，新加坡战俘营在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例证，它不能代表日军在二战中在遵守国际公法方面的基本表现，也不能反映日军的本质，它只不过是日本军队伪作仁慈对外宣传进行欺骗国际舆论的一个工具。这一事例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我们不能以樟宜战俘营的历史来证明日军在二战中的对待俘虏的表现，并得出日军遵守国际公法的结论，相反，我们从樟宜战俘营派往缅甸修筑“死亡铁路”的劳工团的悲惨历史和遭遇可以看出日本人对待新加坡战俘依旧是采取了不人道的手段。
这本书的价值就是让人们看到二战时期日本军队对待战俘虚伪的另一面，并经过全面的分析研究，更加认清日本法西斯的本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
马振犊
2015年9月
英文版序
这本书讲述的是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在新加坡樟宜战俘营的亲身经历，他们被日军从1942年囚禁到1945年。我从孩提时代就对日军囚禁的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既不认识任何一个前日军战俘，我家里人也没有给我讲述过任何关于他们的故事来增加我的兴趣。我对于这个课题的兴趣完全是因为观看了很多二战影片引起来的。关于战俘的*著名的二战影片是《桂河大桥》和《大逃亡》。这些电影可以说是我研究战俘问题的起点，随着我学识的增长，我开始就战俘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我写了一系列的关于二战战俘的文章，在此之后，又从更加学术化的角度来解读这些战俘的经历。我对这个课题的迷恋引发了我的几个思考。日本人对待战俘是不是也像德国人那样，非常残酷？这两者的残酷程度可以简单类比吗？他们谁更残酷？这两者有必要对比吗？能不能对比？从这些违背人道法则的暴行，我们能够反思什么？那些被残酷对待的战俘们会留下怎样的心灵创伤（我特指二战中的战俘）？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些问题是很难说得清楚的，简单地将日本的暴行和德国的暴行相比是不科学的。各方面的事实表明，对于盟军战俘而言，他们更多人宁愿做德国人的战俘，也不做日本人的战俘。成为德国人的战俘比成为日本人的战俘要幸运得多。
我发现“樟宜战俘营”是很偶然的，而且当时刚开始阅读关于它的文字的时候是非常震惊的，我是在詹姆斯?克拉维尔不朽的小说《国王老鼠》中发现它的，克拉维尔描述了沦为日军战俘的经历。从1945年开始，关于樟宜战俘营的各种猜想和人们的一些模式化的认识就开始流传开来了，这些猜想和模式化的认识并没有太多原始的事实依据。人们习惯上喜欢将德国战俘营中盟军战俘的遭遇搬到囚禁在樟宜战俘营的盟军战俘身上，事实上，德国战俘营的条件和樟宜战俘营的条件完全不同。关于樟宜战俘营的史料中，目前还没有发现翔实的关于日本看守对待战俘的态度以及日本看守和战俘的关系的可信证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日本人对待战俘的态度及日本看守和战俘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上，比之德国战俘营，有天壤之别。虽然同为法西斯国家，但是日本对待战俘的野蛮和残酷程度远远超越德国。
在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有很多独特的经历，这些经历在其他盟军战俘身上是没有的。这本书就是试图说明樟宜战俘营的这些独特性，只是试图说明，并不是给出*终答案，笔者希望抛砖引玉，提出问题，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关注这个课题，深化这个课题。1942年2月，在新加坡投降的盟军官兵对于日本管理战俘的政策有什么反应，这个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细化。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们在日本看守底下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这个问题也需要更多的细节性材料来说明。
从根本上来说，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不同的范本，或者说是一个不同的视角，便于读者认识落入日军手中的盟军战俘的悲惨命运。他们的悲惨命运，不是可以套用德国战俘营的经验就可以体验的。这本书也将证明，西方国家对于日本人手中的盟军战俘的遭遇的认识是不够全面和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套用德国战俘营的经验是不对的，不足以认识到日本战俘营的残酷，德国人对待战俘的残酷性和日本人对待战俘的残酷性不在一个层次上。有些人认为盟军战俘在日本战俘营中仅仅是作为苦力，这一情况在樟宜战俘营中也已经发生，但是战俘的悲惨遭遇不是可以用苦力就可以形容的。樟宜战俘营的战俘虽然被迫经常对日本人卑躬屈膝，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倒下，也没有被日本人击垮，这一点应该载入二战战俘史，樟宜战俘营中的盟军战俘在气节上的杰出表现，可以作为盟军战俘的代表，这两点也许就是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与别的法西斯国家战俘营中的战俘不一样的地方。在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还有一点独特的体验，那就是他们参与了缅泰死亡铁路的修建，他们经历了骇人听闻的恶劣环境的严酷考验。本书也将简单地讨论一下日本看守和盟军战俘的相互关系，分析一下樟宜战俘营的权力结构。我这样做，也算是为马来亚战役和新加坡沦陷的历史提供一些新的材料，或者一个新的维度吧。
我从事这个课题研究，欠了很多人情债。如果没有英国皇家军事学院的支持，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个项目的，该学院给我提供了一个三年的奖学金。诺斯科特基金会给我提供了长时间都留在澳大利亚从事研究的机会，并让我有时间对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的樟宜战俘营进行充分的考察。我实地考察和研究的时间，的确是够长的了。我要向我的博导耶鲁大学的乔伊?温特教授和剑桥大学的史蒂芬?拉吉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也要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汉克?尼尔森教授表示感谢，感谢他的建议和鼓励。大英帝国战争博物馆和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朋友们也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同样，我也要向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的老师和朋友们表示感谢，朋友们给予我太多的鼓励，由于写作博士论文的压力极大，如果没有我的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我很可能徒耗时间、分散精力。我*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阿拉娜，我的母亲罗娜和我的婶婶多丽丝，她们给我无限关爱和支持，并且从未改变，贯穿了我的整个博士生生涯以及拙作准备付梓的漫长时段。我也要感谢我亲爱的女儿爱丽丝，她还太小，还不能体验玩具的乐趣。上帝把她赐予我。如果没有她，我的人生将变得贫乏。我要将这本书献给他们。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发现，我虽然经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但是我很难做到不偏不倚，虽然我可以用学术化的语言来表达我的观点，但是读者还是可以在字里行间读出我对残暴日军的憎恶，这种感情流露也许在学术著作中是不合适的；我在书中留下了不少的评论性的文字，这样做也显得不够专业。尽管如此，我必须表达这样一个态度：对于樟宜战俘营中很多勇敢的英国战俘、澳大利亚战俘、印度战俘和海峡殖民地的华人战俘——他们曾英勇地守卫了马来亚和新加坡，他们的投降并不意味着战争对于他们已经结束，而是意味着他们更加伟大的斗争的开始——他们要与饥饿、疾病作斗争，要与日本看守加诸在他们身上的不平等作斗争，要与日本看守对他们的漠不关心作斗争，要与日本看守随时随地的残酷虐待和肆意杀戮作斗争。他们有很多人长眠在战俘营中以及缅泰死亡铁路的工地上。但是他们都是勇士！《樟宜战俘营》是一部值得珍藏的好书：该书充分证明日本法西斯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抗日战争是世界性的抗战。
——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汤重南
樟宜战俘营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之一。如今，我们在阅读这些暴力、血腥的文字的时候，更期待着日本迟到了70年的真诚道歉。
——上海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苏智良
二战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是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践踏到的地方，都存在他们残害战俘和平民的罪行。《樟宜战俘营》这部著作又一次印证了这一点，这也再一次警醒我们，要对法西斯的死灰复燃保持警惕。
——南京师范大学抗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齐春风
《樟宜战俘营》让人们在温暖的热带阳光下直视战争的残酷，直面法西斯的丑恶，让人们于鸟鸣中聆听历史的哭泣。《樟宜战俘营》是一部值得珍藏的好书：该书充分证明日本法西斯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抗日战争是世界性的抗战。
——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汤重南
樟宜战俘营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之一。如今，我们在阅读这些暴力、血腥的文字的时候，更期待着日本迟到了70年的真诚道歉。
——上海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苏智良
二战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是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践踏到的地方，都存在他们残害战俘和平民的罪行。《樟宜战俘营》这部著作又一次印证了这一点，这也再一次警醒我们，要对法西斯的死灰复燃保持警惕。
——南京师范大学抗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齐春风
《樟宜战俘营》让人们在温暖的热带阳光下直视战争的残酷，直面法西斯的丑恶，让人们于鸟鸣中聆听历史的哭泣。
——著名军史专家、《国破山河在》作者萨苏
历史给我们怎样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带给未来怎样的历史。围绕樟宜战俘营和缅泰死亡铁路挖掘“二战”日军暴行，重现战俘们的苦难和抗争，就是要用史实昭告世界:追求和平、自由和正义，反对战争、奴役和邪恶，是人类拒绝自我毁灭、延续文明进步的道德底线。
——《人民法院报》编委、总编室主任张守增**章
投降与囚禁：1942年2月15日
本章是关于英国和澳大利亚军队在新加坡投降后的经历。试图找到伴随这些人进入樟宜的主要关注事项，并探究这些关注事项如何促成了他们对囚禁的*初反应。显然，在这一过渡期中，马来半岛战役和新加坡投降的性质实际上不可避免地与这些新战俘对囚禁生活的反应态度密不可分。同样明显的是，这些战俘的行为与被彻底打败的士兵应有的行为大相径庭。在探究导致投降的事件过程中，紧张无力的领导和守卫者缺乏战斗精神等传统看法并不足以解释参与者自己如何看待投降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作用。同样明显的是，这些关于投降的残存感觉相应地直接转化为他们作为刚刚被俘的战俘较为坚定而自信的行动。尽管这一部分可以用樟宜的特殊条件来解释，日本守卫或指导的缺位显然很重要，但在新加坡被俘的士兵在日记中称：“许多人感到，这次失败对于他们作为士兵的能力并不具有代表性。”许多人认为，突然投降剥夺了他们作为守卫者与日军决战从而*后证明自己的机会。鉴于英军、澳大利亚军队和印军投降前的多次军事逆转经历，这一说法也许看起来不可能，但在新加坡战俘中颇为流行。而且，暂且不论其真实性，这一说法看起来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对囚禁的影响。本章首先探究投降的影响，然后继续检视战俘们对囚禁生活的*初调整。
二战期间**的谜团
艾伦?罗杰斯（AlanRogers）是澳大利亚陆军上尉，在医疗队服役期间，他坚持写日记。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个人经历，也记录下他对当时形势和其他人员的感想。1943年5月29日，星期日，罗杰斯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上个星期所做事情的感想：
星期三晚上，我们很幸运，得到了几张演出票，我们到帕拉丁（Palladium）剧院去看《我杀死了法官》，这出戏非常棒，演员表演相当出色。
我们从这几句简短的日记摘录中可以得出许多结论。首先，罗杰斯上尉或许是在悉尼或伦敦度假，他努力想忘掉战争，他的努力进展顺利，尽管只是暂时忘掉。
但是，这些假设都错了。罗杰斯上尉确实是远离战斗前线，远离战争，但是他同样也远离悉尼和伦敦，远离那些常规想法，虽然罗杰斯日记中详细记录的内容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些。过去，罗杰斯上尉一直跟随澳大利亚军队在马来亚丛林中作战。1942年1月至2月间，“固若金汤”的新加坡遭到日军围攻，罗杰斯也目睹了全过程。罗杰斯上尉与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数千名盟军将士一起亲历了新加坡投降，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称之为“英国历***沉痛的浩劫，规模**的投降”。
从许多方面来讲，新加坡投降只不过是另外一场厄运的开始。在接下来的三年半时间里，罗杰斯一直生活在日军战俘营中。罗杰斯上尉的日记并不是老生常谈式地讨论战时的回忆，而是记录战俘营里所发生的事件。这个战俘营被称为“亚洲*臭名昭著的战俘营”，也就是新加坡樟宜战俘营。
就樟宜战俘营而言，这些矛盾和反差非常常见。有人说樟宜战俘营的实际情况与许多常见看法不同，这个观点本身就非常有意思；有人说樟宜战俘营与日军其他战俘营相比非常独特，这个观点更加难以得到认同，因为五十多年来人们对日军战俘营已经形成了固定看法。同样重要的是，在战争期间，这些关于樟宜战俘营的概念和自相矛盾的表述也让人难以理解。事实上，罗杰斯和其他人在日记中记录下的这些矛盾和反差可能暗示着樟宜战俘营隐藏着一个惊天动地、不为人知的故事，这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谜团。
人们对于日军战俘生活状况的看法简单明了，众所周知：在双方都不退缩的文化冲突中，盟军战士被俘，遭到日军管理者毒打、挨饿、强迫劳动致死。对于日军而言，投降是令人厌恶的，是无法接受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简单的看法不免有些夸大其词，而且确实也没有人站出来反驳：作为日军战俘，他们没有遭受到上述虐待。那些关于日军战俘生活的记录无一例外地只关注那些较大规模、众所周知的虐待事件。“巴丹死亡行军”就是一个例子。当然，修筑缅泰铁路*能证明日军的残暴，这条铁路常常被称为“死亡铁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修筑这条横穿泰国到缅甸北部的铁路被誉为土木工程奇迹。英国勘测人员认为修筑这条铁路根本不可能，但是，日军凭借其意志力、12000名盟军战俘的生命以及从当地征用的大批劳工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4这条铁路是个悲剧，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残暴的象征。缅泰铁路在战后回忆中占据了中心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56年上映的电影《桂河大桥》，这部电影是根据皮埃尔?布列兹（PierreBoulle）的小说改编的。这部电影并没有忠实于原著，确实，原著本身也没有声称书中的事件真实发生过（在原著中，这座桥并没有被炸毁；而在电影中，桂河大桥被炸毁了，故事也达到了高潮）。尽管如此，这部电影也代表了缅泰铁路本身，代表了战俘与日军之间的交流方式。虽然这部电影为那些没有掌握**手资料的人描述了战俘的经历，但是它仍然没有完整呈现。没有战俘站出来说电影很真实，他们常常会说，修筑缅泰铁路的条件“根本没有那么好”。
就像罗杰斯的日记一样，有些资料宣称，除了残暴和苦难这些标准描述之外，日军战俘的生活还有另外一面，这些资料难以得到认同。
樟宜战俘营位于新加坡*东端，从地理位置上讲远离缅泰铁路，但是它却不可避免地与缅甸和泰国发生了联系。原因有两个。**，绝大部分从事修筑铁路的战俘都在樟宜战俘营生活过，要么在去修铁路之前，要么是在铁路竣工之后，对于许多战俘而言，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对于那些修筑铁路的战俘而言，樟宜战俘营是他们的出发点。第二，让人感觉意味深长且富有争议的是，樟宜战俘营的经历不可能不在修筑铁路过程中体现出来。在如何应对战俘生活方面，从樟宜战俘营出来的战俘的独特作用是非常显著的。
就在新加坡投降后不久，数千名被迫放下武器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军人根本没有想到要去修铁路。战俘营未来的生活是个未知数，他们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在投降之前，盟军宣传时就关注过日军的“其他方面”，没有人知道，作为“东方人”的俘虏，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事实上，未来非常黯淡。被日军俘获的盟军军人的死亡率说明了命运的悲惨：日军关押的澳大利亚战俘有36%死在战俘营里；沦为日军战俘的英国和美国军人的死亡率分别是26%和33%。相比之下，沦为德军战俘的澳大利亚军人的死亡率仅有3%。
这些统计数字并不能说明一切，就樟宜战俘营而言，这些数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樟宜战俘营与众不同，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因为日军管理的方式不同；其次，也是*重要的，战俘本身应对战俘生活挑战的方式不同。
本书尝试向读者讲述1942年至1945年间樟宜战俘营里发生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重要的是，本书希望把在此期间樟宜战俘营里发生的事件拼接起来，让人们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本书还探讨了战俘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比上述两个问题更重要的当然是“为什么”：是什么驱使并迫使他们那么做？在战俘营背景下，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不言而喻。很显然，生存是主要目的，也是战俘们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的问题。虽然对于樟宜战俘营而言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突如其来的投降
1942年2月15日，英国殖民地新加坡落入日本之手。这一失败衍生的后果十分严重。日军的胜利预告了英国从远东的*终撤退，并对英国与其殖民地的关系造成了不利影响。参与该战役的日本军官辻政信（MasanobuTsuji）上校写道：
新加坡的沦陷确实是亚洲人民命运的转折点。
A.A.莫里斯（A.A.Morris）回忆道：“大约1400小时后，我**次听说投降。当然，我当时并不相信，并认为那是敌人的诡计。”皇家诺福克（Norfolk）团5营的列兵C.卡朋特（C.Carpenter）也对事件的转折感到困惑。他评论道：
从投降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后，我们惊愕地看着彼此，一分钟前我们还准备战斗到底，一分钟后我们却被告知停火并放下武器。
澳大利亚人阿尔夫?蒙特福特（AlfMontfort）军士的日记表达了相似的感受：
2月15日，周日。俯冲轰炸和炮击，有谣传说正在讨论和平条款。据说下午4点签署和平条款，我们并不相信这些谣言。但到7：30这看起来是真的了，晚上8：20，我们无条件投降了，所有战火都停止了。
参谋军士E.W.巴瑞（E.W.Burrey）也回忆了2月15日这个周日的重要：
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从拂晓，俯冲轰炸、机关枪扫射和炮轰，直到大约下午5点，几乎停火……我们猜想战斗快结束了。当晚上8：30听到我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我并不吃惊，尽管有点受打击。简直无法描述我听到这一消息时的感受。我只记得把一瓶上好的威士忌一饮而尽……
新加坡被俘的盟军士兵投降后，他们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然而，对军士霍奇森（Hodgson）来说，敌对状态的停止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我）正在奢侈的环境中写这些……雪茄和啤酒，隔壁放着无线电。我们一听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让自己在空房子中舒服下来……睡了大约两周来**夜好觉。
这种解脱感显然很普遍。通信兵赛利尔?库姆斯（CyrilCoombs）说：“（战斗）尽管只进行了一周，能再无干扰地舒服睡一觉真是太好了。”准下士约翰?柯尔施（JohnKorsch）写道：
2月15日夜，当战场上一片寂静，有两个人对我说：“感谢老天，一切都结束了。”
肖恩（Shean）少校坦率地写道：
这是一个可爱的夜晚……我坐在莱福士（Raffles）学院前，想想这一切是多么奇怪。
日本人也不知所措
起初*为担心的是初次见到日本人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对长期囚禁的预期。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他们所掌握的**信息是一个想象中的想法，主要是基于宣传图片和在战斗中遭遇日军留下的可怕经历的扭曲结合。然而现在，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要与日本人见面，不是士兵对士兵，而是胜利者和失败者。这种不平等的关系给战俘们带来的刺激在当时看来非常突出，特别是在马来和新加坡的大部分战斗所进行的种族战争的背景下。炮兵下士佩里在日记中提及他对未来的恐惧时说：“如果日本人像人们所说的一半那样阴险，就足以令我们毛骨悚然。”
对于等待日军到来的大部分人来说，此类传闻是他们所掌握的全部信息，他们只能通过这些传闻来推断他们可能受到的待遇。英国人很了解日本人在马来的暴行。1月22日日军在巴力士隆（ParitSulong）对印度和澳大利亚伤员的大屠杀，以及就在他们投降前几天日军在新加坡亚历山大（Alexandra）医院杀害病人和参谋人员的情况，都是众所周知的。想着这些，预测的氛围十分浓厚。结果没有预测的那般恐怖，几乎没有人直接遭遇过日军，大部分是成为战俘一些时日后才**次见到了日军。上尉H.F.G.马利特（H.F.G.Malet）与日本人交往的经历很有教育意义，尤其是在日本人为庆祝胜利而组织了胜利大游行后他所写的那些笔记：
我们的敬礼总能得到一丝不苟的回敬，而且看起来并没有对敌人的“幸灾乐祸”，尽管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他们作战的成功感到自豪（和一点吃惊）！另一方面，我们却丝毫不感到奇怪，我们知道自己在空中和海上防御方面的能力！
不同的英国人对遇到的**个日本兵留下了不同的印象。联邦马来国志愿军（FMSVF）军士长罗姆尼（P.H.Romney）对他与日军的初次接触印象不深。他认为他们“不是一群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但他们确实给人留下了强健的印象”。A.A.莫里斯对他接触的**批日军提供了更为生动的描述，他说：“他们太脏了！他们喉咙里发出不雅的声音，看起来十分邪恶，这是我**次见到日本人。”?他在日记中写道：
他们大约都是5英尺高，没有特例。我只见过两个像我一样高的，而且他俩都是日本军官。他们大部分外表野蛮。他们脑袋的形状与大猩猩相仿。他们穿着没有领子、打满补丁的卡其色衬衫。卡其色短裤盖住了膝盖，塞在布绑腿里。他们的布绑腿很长，他们的靴子和我们的相似，只不过是用黑布做的，只有鞋底是橡胶的，没有鞋跟。他们中有些人现在穿着我们的……装备，哨兵使用着我们的步枪……他们戴着软布帽……他们的头发都剃光了……他们的声音是喉音而且他们有些人讲话听起来像是动物的叫声。79
很奇怪，莫里斯的这些描述符和了投降前英国宣传的当时的日军图片。对于初次见到日本人，炮兵下士佩里说他们是：
丑陋、外表肮脏的讨厌家伙，使用的是我所见到过的看起来*粗糙的装备，但他们还是把这些破玩意带到了这里……
威尔金森（Wilkinson）上尉也评论称：
他们……都始终极有礼貌并且经常给我们香烟。?
军士罗克斯博格在新加坡植物园附近扎营时做出了这样的评论：
我遇到了一对战友，自称曾是战俘，但已被释放。他们说他们被日本人得体地对待，与他们吃同样的食物，并且得到了**的医疗。我们迄今所见到的日本人对我们都相当得体。
阿历克?霍奇森认为：“这些日本人并未像我预想的那样矮小，平均约有5英尺3英寸并且肌肉发达，相当强壮。”
阿尔夫?蒙特福特在投降后立即写道：
我们过去没见过太多日本人，现在一个接一个……他们对我们还好。一名军士问我年龄、是否已婚，并说他为我们感到遗憾。能逃离狂轰滥炸当然是个解脱……但在此刻，我们没有一个十分光明的未来，因为我们是战俘，也只能接受这样的对待。84
对于处理这么多战俘，日本人其实没有制订真正的计划，起初就如何对待他们显得不知所措。这些新加坡前守军被赶到一个地方，就是位于岛东端的城市——樟宜的原来的英军营地。该地距新加坡城15英里，对这么多人**的选择就是步行。上尉汉南（Hannam）写道：
日本人让我们步军14英里到樟宜，我们第二天早上到达那里。我们每10人分到一根黄瓜和一听上好的牛肉作为行军口粮。
尽管处于被征服的状态，行进队伍还是被迫尽可能有序前进，他们被命令“不得与政府人员或平民交谈，除非通过日军”，并且“部队指挥官会严密注意，保证这一命令传达到全体人员”。86盟军部队被迫以一队长长的绵延的队列行进，有些部队要好几个小时才能通知到。后来，阿历克?霍奇森记录道：
昨天不得不行进到樟宜，只能携带我们能够携带的物品，所以只带了食物……行军很可怕，但*终在午夜抵达了樟宜，睡在了水泥地上。?
尽管大部分人本来对于囚禁生活会怎样并不清楚，但很快就明了了。来到樟宜，他们才发现对战俘生活的许多*初预想都是错误的。在樟宜的一位匿名的澳大利亚军官的日记包含了他对囚禁生活和樟宜这个地方的*初印象：
我们的部队……主要任务是给整个战俘营提供医疗服务……因此，安排我们像一个完整的战地救护队那样工作，包括我们所有的运输和装置都像往常一样。
他继续写道：
伯特（Bert）和我在车里，我想，他的一句话一定代表了我们当时的心声。他说：“我真的从未想到我们*后会成为战俘，但如果我曾想到，我也想不到会是现在这样。如果有人曾告诉我，作为战俘，我们会驾着自己的车到自己的战俘营去，完全用我们自己的装备，以及我们所有的物资，甚至没有一个日本看守陪同，我们会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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