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实未必只有一种，它也许还呈现给我们一些别的东西。而且，不同种类的真实未必不能并行不悖。
《神拳考》所涉及的发生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而言，我更感兴趣的也是当年那些人想干什么，以及他们因此——而不是为了多年之后的我们——干了什么。
本书简介：
《神拳考》的写作，既不为介绍义和团这一历史事件的始末，也不意图对其作出评价；而旨在将这段历史置诸文化批评项下，对当年的种种“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予以剖析，从而揭示这一运动中国民的整体精神状态，并触及更深层次的文化本质问题。
作者简介：
止庵，随笔、传记作家，出版有《惜别》《周作人传》《樗下读庄》《老子演义》《插花地册子》等二十余种著作。做过医生，当过出版社副总编辑，如今是自由恬淡的笔耕者、读书人。
《庄子·德充符》中有云“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惟止能止众止”，止庵之名便源于此。“‘止’是时时告诫自己要清醒，不嚣张，悠着点；‘庵’是我想象中读书的所在之处——荒凉里那么一个小草棚子而已。”
止庵行文清淡如茶，无喧哗矫饰，落实细节处见其幽微，情感留白处恰当自然，耐人寻味，却不故作高深。止庵的书写带我们重观文字的干净面貌，它立意在寻常日子里，但并不困囿于此，而是直击人心深处的感喟和追问。前言新序
这本书有过不止一个名字，现在决定叫“神拳考”。这里“神拳”并不单指一八九○年代末鲁西北那个以此为名、实为义和团前身的组织，而是贯穿义和团运动始终，如其揭帖所云的“神助拳”这回事儿；至于“考”，虽然也有“考证”的内容，更多却侧重于“考察”。依我之见，“拳”为何“神”，又是否“神”，诚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所在。
这个书名还有一层意思：我写的并非一本介绍事件本末，进而作出历史评价的书；而应该——容我不揣冒昧地指出——归在“文化批评”项下。关于本书所涉及的一段历史，别新序
这本书有过不止一个名字，现在决定叫“神拳考”。这里“神拳”并不单指一八九○年代末鲁西北那个以此为名、实为义和团前身的组织，而是贯穿义和团运动始终，如其揭帖所云的“神助拳”这回事儿；至于“考”，虽然也有“考证”的内容，更多却侧重于“考察”。依我之见，“拳”为何“神”，又是否“神”，诚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所在。
这个书名还有一层意思：我写的并非一本介绍事件本末，进而作出历史评价的书；而应该——容我不揣冒昧地指出——归在“文化批评”项下。关于本书所涉及的一段历史，别人已经谈论很多，我没有兴趣重复，也不想做翻案文章，我希望根据现有的材料另外说点什么。文化批评并不取代历史评价，甚至不影响历史评价；但反过来说，文化批评也不应为历史评价所左右。这里用得上的关联词也许是“尽管……然而……”，而不一定是“不但……而且……”。文化批评与历史评价的着眼点有所区别，也不具有同一目的，然而与其说它们是在不同方向，不如说是在不同层次——如果持此眼光，彼此就不会抵牾，抑或还能相互补充。
我写这本书用的材料都是当年的上谕奏稿，函牍文告，笔记杂录之类，一总有七百多万字。翻看一遍，我发现其中不少内容为后来的史家所视而不见，或忽略不计。如荣孟源在《义和团史料》的序中说：“资料不是伪造的，但所记事迹未必完全真实。在义和团自己的文献中就有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前半句是空话，后半句却说明了义和团运动兴起的真情。”作为史家如此看法其实情有可原，因为在他们眼中，历史所呈现的应该是一系列针对我们的意义，决定是否值得记录的标准即系于此。然而除此之外，历史也许还呈现给我们一些别的东西。也就是说，真实未必只有一种；而且，不同种类的真实未必不能并行不悖。
多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部“人类愿望史”或“人类信念史”之类的书，这应该是与通常的历史并行的另一种历史，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后人赋予的意义，而是当事人的动机。我更感兴趣的是当年人物想干什么，以及他们因此——而不是为了多年之后的我们——干了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神拳考》可以算作计划中的这部书的一个片断，至于我能否完成整部作品，或除此之外能否写出别的片断，尚在未定之天。回头想想荣氏的话，我觉得从一种角度看是当年人物的“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从另一种角度看也许并非如此，可能正是值得重视的原始材料；因为“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正体现了团民的某种愿望和信念。而这些愿望和信念在酿成这一事件，或者说造就这段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其实不可低估。这也就是我曾经说过的：如果没有“神助拳”，还有没有“义和团”。义和团要是事先知道自己法术不灵，他们是否还会那么自信和勇猛；朝廷和民众要是事先知道义和团法术不灵，是否还会把希望——至少是一部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正是从这一想法出发，我写出了《神拳考》。
当年完成书稿之后我曾说：这几年逐渐形成一种与思想和文章有关的看法，即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前提，也不轻易给别人规定前提。轻易接受前提者，往往认为别人也该接受这一前提；轻易规定前提者，原本接受的就是别人的前提，所以两者是一码事。我希望自己能够避免这个毛病。我写这本书，受到不少曾经读过的作品的影响，如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勒庞的《群众心理学》，等等。有关义和团的作品也读过一些，包括此书完成之后才读到的狄德满著《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佐藤公彦著《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它们和此前读的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等，都使我对那段“通常的历史”了解得更清楚，更详尽，但这与前面所说那种影响毕竟有些区别。相关著作中，令我深感共鸣的是柯文著《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虽然我读此书也在完成《神拳考》之后。《历史三调》与其说是一本研究义和团的书，不如说是一本以义和团为例探讨研究历史的方法的书。我认为，我们可以参考别人的方法，却不能沿袭别人的结论，尤其不能把别人的结论当作自己研究的前提，——否则的话，研究也就不成其为研究了。
二○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义和团有着代表本土宗教以对抗外来宗教的强烈色彩。不仅所奉神糅杂自佛道诸教，仪式装束亦由那里拼凑而来：“团以合掌为礼，佛教也；幞头、腰剑，道术也；头巾书佛字、刺神字，杂于僧道之间。”［注二一］这一点也得到社会上的认同，他们正是把义和团看做宗教斗争的产物：“我朝定鼎以来，即奉儒释道三教。今人奉天主教，则三教不几乎息矣。于是上帝震怒，饬下神兵附于众民，焚毁其教堂，戕戮其教民。”［注二二］
但是更重要的还在另一方面。即如当时人所指出的，“其所依据，则《西游记》、《封神传》、《三国演义》、《绿牡丹》、《七侠五义》诸小说，北中所常演之剧也。”［注二三］其实非但前述小说戏曲角色如此，即如历史真实人物亦多得自民众听书观剧方面的经验。涉及范围之广，几乎达到其所能知道和所能想象的极限。义和团所奉神来源上的这一特色，是由当时底层民众整体上的文化构成所决定的。义和团作为一门“神学”非常浅薄，无知可笑之处亦在所难免：“有黄飞虎附体者，问与黄三太是何族属，辄悍然曰，吾兄弟也。一市哄然。”［注二四］
无论听书，还是看戏，身临其境都是普遍存在的受众心理。在义和团神谱形成过程中，这一受众心理可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所有偶像无疑都曾经受到崇拜，以致到了被神化的地步。通过降神，平时崇拜的偶像与崇拜者之间建立起特定联系。*终则是崇拜者自己变成了神，亦即变成了被崇拜的那个偶像。义和团所奉神总的来说是由当时底层民众的文化构成所决定，但具体究竟哪一偶像成其为神，则满足了崇拜者自己昔日的愿望：“大约祀神无规定，意中所欲奉，则祀之耳。”［注二五］崇拜者变成所崇拜的对象，意味着他有可能成为被崇拜者；无论如何，义和团是给身处底层的民众提供了一次使自己突然变得伟大的机会，这恐怕也是义和团如此具有号召力的原因。义和团运动正是一次大范围的传奇人间化，或人间传奇化。也可以说，在那一特定时期，身临其境的受众心理是被集体性地和**化地付诸现实了。
对某一被降神的团民来说，他的确是认同于小说、戏曲和传说中某一角色，但是整体而言，义和团运动不可能简单地重复任何一部小说，任何一出戏剧。义和团所奉神的各个成分，并不依从小说、戏曲及传说的原有系统而出现，而是相互混杂在一起，从而在人间实现一个新的组成：“庚子四五月间，津民传习殆遍，有《关帝降坛文》、《观音托梦词》、《济颠醉后示》，皆言灭洋人。忽传玉帝敕命关帝为先锋，灌口二郎神为合后，增财神督粮，赵子龙、马孟起、黄汉升、尉迟敬德、秦叔宝、杨继业、李存孝、常遇春、胡大海皆来会师。……京师从授法者，教师附其耳咒之，词曰：‘请请志心归命礼，奉请龙王三太子、马朝师、马继朝师、天光老师、地光老师、日光老师、月光老师、长棍老师、短棍老师。’要请神仙某，遂意呼一古人，则孙悟空、猪八戒、杨香、武松、黄天霸等也。又一咒云：‘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镖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陀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注二六］原本各有所属、互不相干的传奇角色，成为义和团的神之后，就都进入一个新的语境，并因所附体的团民之间的关系而重新建立关系。
并没有人事先为义和团制定一门“神学”，义和团所奉神是伴随着义和团的发展陆续出现的，如前所述，其出现取决于参加者的个人愿望。一般民众参加义和团因而也就不存在知识上的障碍。他尽其所知地成为神。义和团的神谱是每一团民自发参与编纂的，所以多元化和杂凑性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过程中，《封神榜》可能起了较重要的影响作用，一个个神纷纷加入进来，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这部小说的模仿。而且多多益善，从而能够得到更大的支持。
在这一由诸神构成的新的体系中，具体一神仍然只对应着具体一人：“该匪等自言每人各有一星照命，或猴，或狐，或虎等类，其为猴星照命者，则能于高大房廊一跃而过，狐则目光炯炯，虽远亦见。”［注二七］这种一对一的关系也就决定了义和团的组织形式不可能多么严密，他们只能是互无统属，各自为战。而且义和团的降神并非游戏，它是要派用场的；对于拳民来说，神只有在附体之后才真正具有意义。义和团的神无论什么来源，无不具有这种临时应用的性质。换句话说，神之于义和团虽然至关重要，义和团的神学却根本不是学问。
义和团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领袖，信仰特点又是多神崇拜，这些并没有妨碍义和团形成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是因为虽然每一团员各有具体所奉之神，所有的神却具有一致性——每个神都同时体现着一个抽象意义上的神，亦即关于神的存在及其作用的观念，对于义和团这一整体，这个神起着根本的支配和凝聚作用。比起一个组织或一个人来说，它的作用可能更大。义和团的揭帖、乩语以及团民的言论，谈及神时，都有这样两重意义。
神对于义和团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把团民整合在一起，从而使义和团成为一个集体；不仅在于它把攻击对象整合在一起，从而使义和团始终有明确的攻击方向；也不仅在于它给每一团民以**支持，从而使他以前所未有的精神和力量投身于这一战争；更重要的是，义和团没有理由不相信，一场体现神的意志，得到神的支持的战争终将取得胜利。这是一切“圣战”的**动力所在。前引乩语所谓“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恐怕都是以“神助拳，义和团”为出发点讲的。这种信心也将促进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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