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研究专家张友坤作序 解读张学良百年人生的重要问题：1.为什么执行“不抵抗”？东北易帜的内幕 2.西安事变内幕 3.晚年为何不回大陆。4.张作霖是怎样一个人？ **部系统研究张学良思想人生的学术专著史料新——张学良遗藏美国的145盘口述录音、日记、信件、口述材料。框架新——专以国家观、日本观、战争观、历史观、两岸观、宗教观等形成演变为主线展开张学良的传奇人生。 视角独特——敢于接近那些鲜有人触碰的人生“密码”，不避讳仁者见仁的政治“敏感”，不伪不掩。《孤独百年：张学良的思想人生》作者运用国内外的大量历史档案、学术研究成果及张学良最具权威的口述史料，引经据典，多角度、全方位地详细说明张学良爱国思想的产生过程、表现及影响。该著既是风格别具的传记，更是思想评传；具有视角新、史料新、观点新之特征，填补了张学良研究领域的空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人们可能会问，作为“东北王”的长子，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他何来“孤独”？如果从其显赫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看，他确实没有理由“孤独”，也不可能“孤独”。但当你走近张学良，特别是走进张学良的思想世界，就会发现，他不仅“孤独”，而且是“孤独百年”。
作者简介：
王海晨，辽宁大学、温州大学教授，张学良研究专家，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顾问。主要著作有：《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上下）、《张学良与西安事变》（香港）、《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全七卷，副主编）、《和平的毁灭与复活》、《九一八研究》等；历史文献片《战争与和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30集，总撰稿）。在《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史学月刊》、《光明日报》、《百年潮》、《炎黄春秋》等刊物上发表有关张学良的文章近百篇。
目录：
绪论飞沙不解流星泪/
一、思想，人生的底色/
二、孤独，真正的百年孤独/
三、传奇，人走了还留下一串“密码”/
四、误读，白天难懂夜的黑/
五、人性：“心灵考古”的路径/
第一章思之源：人生序幕在文明对抗野蛮中拉开/
一、童年的天空布满了黑色的云/
二、稚嫩的心田流淌着古老的传统/
三、苦闷之时沐浴欧风美雨/
四、跟着“导师”在“漩涡”里踏浪/
第二章国家观：聚焦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之间/
目录：
绪论飞沙不解流星泪/
一、思想，人生的底色/
二、孤独，真正的百年孤独/
三、传奇，人走了还留下一串“密码”/
四、误读，白天难懂夜的黑/
五、人性：“心灵考古”的路径/
第一章思之源：人生序幕在文明对抗野蛮中拉开/
一、童年的天空布满了黑色的云/
二、稚嫩的心田流淌着古老的传统/
三、苦闷之时沐浴欧风美雨/
四、跟着“导师”在“漩涡”里踏浪/
第二章国家观：聚焦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之间/
一、国人若人人自奋，国势以张/
二、我是中国人，当然以中国为本位/
三、谁能统一中国，我就拥护谁/
四、“天下恶乎定？定于一”/
五、红也好，白也好，最要紧的是先把国家弄好/
六、历史局限，还是理论缺陷？/
第三章日本观：平静之后的理性认知及警世忠告/
一、天皇，极端体制的核心/
二、暗杀，少壮军人的家常便饭/
三、日本没有老百姓，都是军人/
四、侵略，是日本不变的国策/
五、日本根本不拿中国当国家看/
六、也有可交之人，也有可师之处/
七、忠告：日本还是一个侵略国家/
第四章战争观：以息内争御外侮为轴心的思考/
一、每一个理念都从硝烟中“捡”来/
二、U字形的发展轨迹/
三、战争“四观”与战略“十论”/
四、他的战略思想很像一座“金字塔”/
第五章两岸观：“过来人”的经验式构想/
一、国家要不受人欺负非统一不可/
二、搞“台独”没有出路，只能走统一的路/
三、统一的障碍是有人不顾国家利益/
四、关键得有人敢拍板/
五、两岸问题是家里的事儿，台湾不要怕/
第六章历史观：亲历者的观察、述说和反思/
一、历史是面镜子，但它只映照现实/
二、离开历史的眼光，没法看历史/
三、历史本来是“活”的，却被活人写死了/
四、谁都可以写，但不是谁写了都算/
五、尽信书不如无书/
六、若问山下路，请问过来人/
第七章宗教观：充满无奈的“天国”世界/
一、充满迷茫、无奈的苦涩跋涉/
二、没有信仰，你就是棵浮萍/
三、上帝那有本账，岂敢乱说/
四、他究竟是基督徒，还是基督教研究者/
结语如果从人格角度解读……/
一、人生“DNA”图谱扫描/
二、他的思想人生如同一条不靠岸的船/
主要参考资料/
附录是什么在影响口述历史的真实性/
后记放下了方知并未曾拿起/
前言序一令人耳目一新之作
王海晨同志的力作《孤独百年——张学良的思想人生》即将出版，可喜可贺！
早在1988年，我就读过他与胥波同志翻译的《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美〕傅虹霖：《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王海晨、胥波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受益匪浅。2009年，我与胡玉海老师邀请他参与整理、主编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从此相识，交往颇多，成为挚友。他是温州大学一名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的教授，也是一位研究张学良的学者；曾有《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张学良全传》、《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九一八事变研究》（1—4卷）等专著出版，今又有新著呈现，足见他是一位研究张学良的专家。
众所周知：张学良出身于军阀家庭，弱冠之年即长方面。他经历了中国近代社会最动乱时期的所有重大事件。其世纪人生与中华民族的荣辱、国家兴衰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序一令人耳目一新之作
王海晨同志的力作《孤独百年——张学良的思想人生》即将出版，可喜可贺！
早在1988年，我就读过他与胥波同志翻译的《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美〕傅虹霖：《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王海晨、胥波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受益匪浅。2009年，我与胡玉海老师邀请他参与整理、主编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从此相识，交往颇多，成为挚友。他是温州大学一名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的教授，也是一位研究张学良的学者；曾有《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张学良全传》、《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九一八事变研究》（1—4卷）等专著出版，今又有新著呈现，足见他是一位研究张学良的专家。
众所周知：张学良出身于军阀家庭，弱冠之年即长方面。他经历了中国近代社会最动乱时期的所有重大事件。其世纪人生与中华民族的荣辱、国家兴衰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救中国。他始终秉承“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之古训，竭力息内争御外侮；为促进国家和平统一，举行东北易帜；为结束新军阀混战，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为抗日救国，他与杨虎城将军力挽狂澜，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实为“兵谏”）。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视国家、民族利益如生命，不惜牺牲一切；为了民族大义，无私无畏，无怨无悔。
张学良的爱国人生可谓曲折、坎坷而又极富传奇。因此，不少学者、记者和艺术家都在研究他、追踪他、歌颂他，以至流传着“说不尽的张学良”这样的话。有关他的传记、论文、戏剧和影视作品之多、著书立论之广，在近代爱国将领中无人可与其媲美。
张学良执政八年，西安事变使他的政绩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也是他蒙冤受屈、失去人身自由的起点。即便身遭“幽禁”，仍不改爱国初衷，耄耋之年，还想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做点贡献。
然而，海峡两岸学者对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的评价却分歧巨大，有个别学者认为，张学良是“花花公子”、“不抵抗将军”，是坏了蒋家江山的“千古罪人”等。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全国抗日浪潮不断高涨的情况下，抗日是民族大义，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蒋介石不顾民族大义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声，调集数十万大军威逼西安，要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才逼出了西安事变。
至于西安事变的意义，当年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和张学良自己都有很高评价：
毛泽东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7页。
周恩来说：“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先生的抗战是张、杨两位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8页。
蒋介石在1936年12月26日的通电中称：“自经此次事变，我国同胞一致爱国家的热诚以显示无比伟大之力量。此种伟大，在今日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之保障，此则中正愧疚之余敢为国家称庆也。”《中央日报》1936年12月27日。他钦定12月25日为民族复兴节，没有西安事变，何来此节？
张学良在1937年元旦《致东北军将士书》中称：“‘双十二’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我们自相砍杀的内战，是要从此绝迹了，我们抗日复土的光荣战争，是马上就要见之行动了，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已有了复兴的希望，这显然是我们中国划时代的一个事件，不独是我们可以期待着国策转变适合了民众的要求，且投下了一块巨石于国际深潭，忽然飞沫四溅惊醒了世界苟且偷安的人士与夫野心帝国主义的憧憬与迷梦。”周毅、张友坤主编：《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77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与国际地位的提高，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事实，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为此而高兴。实践证明，西安事变具有重大现实与深远的历史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光辉将更加灿烂！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张学良也有自己的错误、缺点与不足。他奉父命参与军阀混战、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围剿”红军；还有过吸毒史和荒唐的私生活。对此，他从不文过饰非，对人可以坦诚相告，对己则责之堕落，并下定决心，彻底改过，改过前后，判若两人。瑕不掩瑜，过则无惮改。无论学术界有何争论，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足可盖棺论定，其爱国爱民的思想品德与刚直不阿、光明磊落、开诚布公的立身处世之道，是华夏子孙永远学习的典范，并激励我们为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奋斗！他的爱国业绩和爱国精神对于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都将是不朽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张学良誉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者”，他是当之无愧的。
“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促成蒋介石一时成为全国的抗日统帅和‘世界五强’（按：美、苏、英、法、中）中的一个领袖人物。八年抗战，这是他最受全国人民拥护的时期。”张友坤：《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蒋介石之所以被共产党击败，是因为他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官员贪污腐败，从根本上背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1948年，蒋介石就说，国民党的失败是自己造成的：“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美〕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王建朗、王贤知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
美籍华人唐德刚教授说得好：“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猜了。……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西安事变提早全民抗战是真，使反对派的中共因此壮大也不假；但是说它毁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那就过甚其辞了。”唐德刚：《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见〔美〕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王海晨、胥波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再说了，前些年国民党在台湾曾发生分裂，大选失败，由执政党变为在野党，自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者，又是谁之过？河南民间有一谚语：“手不溜（即手不利索），怨袄袖；袄袖长，怨他娘。”任何事情的发展变化，最终决定于内因。国民党若不从自身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只停留在寻找客观原因的怨天尤人上，都是难以有所作为的。国民党如此，其他任何党派也不会例外。
2014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决定把9月3日定为十四年抗战全面胜利纪念日。2015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们纪念抗战胜利，千万不能忘记为此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张、杨二将军。我想，新著出版，恰逢其时，是对张将军的最好纪念。
我有幸先阅书稿，收获多多。作者紧紧围绕张将军所处的时代背景、特殊地域、家庭出身、传统文化和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运用国内外的大量历史档案、学术研究成果及最具权威的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引经据典，多角度、全方位地详细论述张学良爱国思想的产生过程及表现。如果说过去的不少类似专著，只讲是什么，不讲或很少讲为什么，那么该著的独到之处则是史与论、情与理、叙与议紧密结合，从思想层面深刻地阐明了张学良的思想人生，它既是别具一格的张学良传记，也是张学良的思想史；具有新视角、新史料、新观点之特征，尤其是对张学良的国家观、日本观、战争观、两岸观、历史观、宗教观的研究，填补了张学良研究领域的空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读者阅后一定会有耳目一新之感！
王海晨同志在张学良研究方面早就硕果累累，谨此新著出版之际，写了以上那些文字，意在为新著添加一点言外之意，是为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张友坤
作者运用国内外的大量历史档案、学术研究成果及张学良最具权威的口述史料，引经据典，多角度、全方位地详细说明张学良爱国思想的产生过程、表现及影响。该著既是风格别具的传记，更是思想评传；具有视角新、史料新、观点新之特征，填补了张学良研究领域的空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张友坤徐道邻过去写过一篇《敌乎？友乎?》，平静地分析中日的关系及其解决的途径。结论上有这样几句话：“究竟是相互为敌同归于尽呢？还是恢复友好的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看两国，尤其是日本国民与当局有没有承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永远的智慧了。”他这篇文章说得很有道理。不过，我以为分析中日关系，及其解决的途径，还应该顾到这点，就是能为敌者，始能为友；不能为敌者，不能为友。中国在日本的心目中以为不足为敌，所以他们才不屑与中国为友。惟有全国起来，一致抗日，与日本以相当打击，中日国交才有公平调整的可能。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1936年秋前后，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8日。徐道邻：《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申报》1935年1月26日至30日。很显然，张学良不可能不知道此篇文章为蒋介石授意所写。因此文在《申报》发表后，国内报章杂志大量转载，连日本人都从此文中嗅出了“和平”的味道，张学良代蒋为西北“剿共”总司令，怎么会不知道此文为蒋介石所写呢？“能为敌者，始能为友；不能为敌者，不能为友”的观点是张学良的一贯主张，他认为日本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国家，越软越欺，越硬越怕。唐朝时，中国强大，日本派出遣唐使；到了清朝，中国软弱了，日本派出侵略军。日本人的这一观念，对内有凝聚力，同时并存着对外排他性。“这种‘外人’与‘我们’之别的观念甚而可以发展到极端，把‘同文同种’中的‘非我’者不以人相待”。在东北，中国人见到日本人，必须停下来，向日本人三鞠躬。日本兵无故向中国军队开枪，“被日本兵打死了一个人。结果办交涉，赔了500块钱。”中国人不能过南满铁路，不但军人，连老百姓也不能过南满路。“铁路沿线30里都不允许人接近。”南满铁路如同穿行在东北大地上的“蛇形王国”，专门吞噬中国人血汗的“蛇形王国”。日俄战争之后，根据《朴茨茅斯和约》，东清铁路以长春宽城子站为界，以南的铁路划归日本，改称为南满铁路。日本获得俄国东清铁道南满洲支线所有权的同时也继承了铁道附属地。其后，满铁以武力为后盾，巧取豪夺，铁道附属地已不限于铁道用地，其中包括许多大大小小的城镇、市街用地及矿区。满铁对这些土地不仅拥有所有权，也有行政权。附属地的铁路贯穿长春、四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鞍山、营口、盖平、瓦房店、抚顺、本溪、丹东等十余个大城市，而这些城市都是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殖民当局就是通过满铁附属地来控制着大半个东北的经济命脉，在侵略整个东北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日本根本不拿中国当国家看“蛇形王国”再毒，总还有一个长度和宽度，中国人“不能靠近，还可以躲”，而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中规定日本人在东北有商租权、杂居权，1915年，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共分五号，第二号中有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东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即为商租权和杂居权。中国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做顾问，这比“蛇形王国”更加恶毒。日本人和中国人杂居，日本顾问和中国官员白天一同出入官府、夜里住在中国官员家里，中国官民想躲也没地方躲了。“二十一条”何以对张学良刺激如此之深？町野武马在《炸死张作霖前后》一文中说：“在做张作霖的顾问之前，我做过奉天督军张锡銮的顾问张锡銮（1843—1922），浙江省钱塘县（今杭州）人。1908年任奉天营务处总办，改编防军，收编了张作霖、冯德麟等部，收张作霖为义子。中华民国成立后，授任直隶都督，旋任东三省西边宣抚使，调任奉天都督、吉林都督，1915年授为陆军上将，任镇安上将军节制东三省军务。1917年后退出军政界，寓居天津。町野武马（1875—1968），日本陆军大佐。1901年来华，参加了日俄战争，任步兵第十五连队中队长。后驻屯北京。1908年受聘北京警务学堂总教习。1914—1923年任奉天督军顾问。1924—1928年为日本众议院议员。1925年再任张作霖顾问，张作霖被炸死后辞任归国。1953年出任大日本武徳会会长。。亦即1914年左右。”当时町野少校任军事和警务顾问。“翌年年初，开始二十一条问题的中日交涉。当地（奉天）日本人都集中在（满铁）附属地。他们深怕袁世凯跟日本打起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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