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内容以四川为主要场景来展开，通过书信的形式反映了*国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民众生活，以及战时教育问题、战时文学问题、战后重建与发展、站时站后国际援助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散点布局，以小见大，足以窥见当时*国抗战的全貌。本书在选材上视角独特，一般的抗战图书多选取宏大的叙事背景，追求完整性和系统性。它则独辟蹊径，由一群当时在*国身临其境的外国传教士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及其见闻用书信的形式记录下来，真实、客观。不惟如此，本书还引用国外出版的*国历史来评述、解读、印证书信记录的历史事件，更加具有独特性。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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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战争初期（1937—1938）
本章选取的华西信件所处时期，是战争初期。这段时期战事发展很快，信件内容更多地涉及工厂、学校内迁，难民（包括学校师生）大量拥入四川等情形。
1936年？钟善学（GeraldSylvesterBell）30
1937年？黄思礼（LewisCalvinWalmsley）40
1937年？云从龙（LeslieEarlWillmott）50
1937年？海布德（ErnestHibbard）64
1938年？阿纳普（JesseHenryArnup）74
1938年？海布德（ErnestHibbard）84
1938年？高文明（WallaceCrawford）92
第二章？战争中期（1939—1942）
第一章？战争初期（1937—1938）
本章选取的华西信件所处时期，是战争初期。这段时期战事发展很快，信件内容更多地涉及工厂、学校内迁，难民（包括学校师生）大量拥入四川等情形。
1936年？钟善学（Gerald Sylvester Bell） 30
1937年？黄思礼（Lewis Calvin Walmsley） 40
1937年？云从龙（Leslie Earl Willmott） 50
1937年？海布德（Ernest Hibbard） 64
1938年？阿纳普（Jesse Henry Arnup） 74
1938年？海布德（Ernest Hibbard） 84
1938年？高文明（Wallace Crawford） 92
第二章？战争中期（1939—1942）
本章选取的华西信件所处时期，是战争中期。这段时期军事处于相持阶段，日本的作战重心以封锁重庆为主。信件内容主要涉及：日机轰炸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受损，经济封锁导致物资短缺和物价上涨，滇缅公路的勉强通行和物资运输等情形。
1939年？文幼章（James Gareth Endicott） 120
1939年？钟善学（Gerald Sylvester Bell） 138
1940年？斯蒂森（John Wesley Arnold Stinson） 152
1940年？胡祖遗（Edward Corry Wilford） 168
1940年？陈普仪（Roy Spooner） 184
1941年？科普兰（Edward Bruce Copland） 196
1941年？林则（Ashley Woodward Lindsay） 206
1941年？云从龙夫妇（Mr.&Mrs. Leslie Earl Willmott） 214
1941年？科普兰（Edward Bruce Copland） 224
1942年？钟善学（Gerald Sylvester Bell） 234
第三章？战争后期（1943—1945）
本章选取的华西信件所处时期，是战争后期。这段时期战事渐近尾声。尽管1944年日本的“一号作战”重创了中国军队，但要逆转战败趋势已无能为力。信件内容更多地涉及民众的乐观情绪、战时文学以及战后恢复等。
1943年？杨济灵（Albert Edward Best） 250
1944年？陈普仪（Roy Spooner） 270
1945年？梁正伦（Alexander Stewart Allen） 292
文献说明 314
后？记 316
人名索引 320
参考书目 321前言前言
站出来的四川
微雨书细]
站出来的冲动
前言
站出来的四川
微雨书细]
站出来的冲动
初次审视加拿大传教士浩瀚的历史文献，扑面而来的是醇厚的历史气息。细细玩味，觉察气息混杂着“站出来”①的冲动，难道这就是文献的关键贯通之处？感触之余，更有“站出来”的冲动——把文献提及的历史本事详考出来，以尽量接近当时的事实。
本书选取的文献，以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多伦多）所藏华西信件(1937—1945年)为主，数量上千封，这是本书研究的基础。其中有关历史本事的华西信件，数量不少。如：1937年12月云从龙（Leslie Earl Willmott）先生休假归来，途经日本，从上海上岸，经由长江进入四川，回到成都。其间他写下了诸多有关历史本事的日记书信。
信中他提到对日本的印象：这个国家表现出对美不同寻常的欣赏——罕有的天然风光之美，极其普通的松树和住房也散发出独特的、不加修饰的艺术气质。各个行业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效率，学校快速扫盲，火车快捷、准点和舒适，敞亮的房屋，等等。还有极其“天真”的民众，他们相信（当然也有例外）军国主义采取军事行动，主动攻击中国可以让中国臣服。军国主义孕育了人们的绝对服从——非理性的，不加思考的，学生很少产生不同于上级的个人意见。这种思想上的控制，意味着日本民众不易自觉改变，或者军国主义短期不会发生突然的崩溃，但将来一旦这种势头逆转，军国主义的垮塌将不期而至，①那时这种垮塌是可怕的，也是致命的。这也是中国坚持的力量所在，坚持下去，直到日本的军国主义垮塌，因为它支撑着日本的军队。中国军队初期可能会节节败退，但其反抗的力量会慢慢聚集，直到双方力量对比转换。写到这里，云从龙先生仿佛明白了一个道理，他在信中提到一名中国军人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我们与日本开战，可能会输掉每场战役，但会赢得这场战争②。”对此蒋介石毫不隐讳，1935年他曾经有一段讲话：“我们本部十八个省份哪怕丢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③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 。
身为传教士的云从龙，一直有一种感受：表面上中日两国发生了战争，但人们内心深处却保有良好的心愿——静待战争的阴霾散去，和平愿望不断生根、发芽和开花。就如信中他所提到的，上海的枪炮声已被一位日本售货员的回答所掩盖——这是对他的四川朋友说的：告诉他们，这不是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军国主义挑起的。日本人民并不需要这些，他们愿意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这场战争只会产生仇恨，无论发生什么，基督徒应该捍卫我们的和谐与友爱。对于这一点，早在1935年，北大校长蒋梦麟在日本军营就曾回答：“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
以上就是本书要讲的三件历史本事：日本的不宣而战、中国的初期败退；中国反抗力量在四川等内陆省份的顽强聚集；最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队伍不断壮大，直到赢得人们内心深处所盼望的和平。本书主要围绕这些历史本事进行考证、解读。
两种属性
对历史本事进行考证、解读，就是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并综合我们对发生事情的认识，加以整理和分析，使认识成为一个整体。①解读加拿大传教士的华西信件，首先要确定解读信件的认识系统，即外国人的认识还是中国人的认识②；其次再来分析这些信件的文献属性和特征。
多数情况下，中国的历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写，不能由外国人来写。当一个时期的历史由中文记载时，就会出现非常有趣的事情——外国人几乎消失了， 这显然不适合叙述中国近代史。自1840年以来，外国对中国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即便把鸦片战争（外国入侵）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也是中西方学者所习惯的。①自此，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特征就是外国与中国的关系史②，这种关系自1912年以后进一步加深，演变为外国势力对中国的影响或外国入侵中国的影响。这也是西方学者特别容易研究的领域，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本质上就是外国与中国的关系史③。更为重要的是，信件的作者是外国传教士，西方学者的语言系统和认识体系与他们的高度相容。另，信件的书写时间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入侵中国，构成信件的主要话题。最后，考虑文献资料的利用情况（本书文献说明部分对此有详述），《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和《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卷）》无疑是我们解读华西信件的理想工具书。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提出了外国势力的影响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另一个带有启发性的抽象词语——沿海中国④。这首先就是一个带有地理属性的概念，与西方国家的偏好相吻合——扩张性，通过海洋扩张，影响到中国东南沿海；依靠贸易⑤，在中国东南沿海开展自由贸易，包括广州的鸦片贸易；军事，作为沿海贸易的后盾，也作为入侵中国的力量。这就引出另一个重要的带有地理属性的词语——条约口岸⑥。条约口岸最早出现于1842年《南京条约》之后，当时条约并没有涉及基督教传教的专门条款，但传教士是外国人，他们可以从条约的某些条款受益。①相对于天主教，新教传教士更得益于条约口岸的开放②。特别是1860年内地开放以后③，新教传教士开始深入内地并迅速发展。1874年，有436名新教传教士；15年后，即1889年增至3倍；1905年上升到3 445名； 而到了1919年，新教传教士已有6639名。 因此，外国势力影响中国的地理路径为：由沿海贸易到条约口岸，通过条约口岸扩散；更多通商口岸开放，通过通商口岸扩散到内地。传教士作为外国势力之一，自然参与了这个带有地理属性的过程④。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分辨出近代中国四个时期（1800—1864年，1865—1911年，1912—1930年，1931—1949年） ，其目的是为近代中国找到几个具有某些内在连续性的时期，每个时期内适用于线性模式的解释，而时期之间的变革或跳跃适合循环模式的解释。我们选取的华西信件时期是1937—1945年，属于近代中国的第四个时期。这个时期有两个事件与信件内容有关，即世界经济萧条对中国的影响和日本入侵中国，它们将形成信件的时间属性特征。
华西信件的地理属性特征。沿着上文的分析思路，很自然地梳理出四川作为传教地区的基本条件：加拿大传教士1892年进入四川，而1890—1905年是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迅速发展的时期；四川属于长江流域省份，而长江流域一直是英国传统的利益范围 ，加拿大是英国的自治领地；成都是新教传教士八个驻地中心之一 ，重庆于1891年开放为通商口岸。四川地处内陆，对外交通主要依靠长江水路；成都平原灌溉条件好，农业经济发达，具有“内陆中国”的主要传统。加拿大传教士来自西方国家，作为外国人进入中国，都会遵循“沿海中国”的次要传统。因此，加拿大传教士在四川产生的文化冲突要比在沿海地区甚至长江流域其他地区来得更为强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传教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突破了过去传播福音的界限，走出布道站，更多地进入医院、学校，进入社会，积极参加医疗、教育和慈善事业方面的活动，从而与四川自身的改革要求相吻合。他们的信件中对这些变化有所叙述。
华西信件的时间属性特征。战争时期，四川处于后方，经常遭受日军空袭，加拿大传教士的房屋财产、学校医院受损严重，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影响；恶性通货膨胀严重破坏了城市中产阶层的生活，加拿大传教士尽管持有相对保值的加币，但还是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另外，国际关系和战事变化①也使他们的心理产生了一些波动②。信件对此的叙述值得我们关注。
既然华西信件有了两种属性，上文的关键词“站出来的冲动”可以作相应调整。“站出来”具有典型的时间属性，用来隐喻③反抗力量聚集的时机，而这里能准确表达地理属性的词汇应是“四川”。信件的作者主要活动范围在四川，尽管因休假、回国、参加会议以及购买设备可能短暂离开四川；另外四川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府、工厂、学校等各种资源内迁的主要内陆省份。因此，上文的关键词调整为——“站出来的四川”。
批注
① 信件内在的时间属性。一般说来，人类的思维习惯是运用类比。比如在时间的确定上，常使用“前”或“后”等空间词语来表达；在时机的选择上，也常使用“站出来”等动作词语来表达。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7—8页。
批注
①？狂热军国主义背后存在的隐忧。其一，支撑战争机器的经济基础并不牢固。1939年初，每天约450万美元的军费开支，总数已达25亿美元——3倍于日俄战争的开支。庞大的战争支出将产生巨额的财政赤字，只有通过国债来弥补。1931年日本国债只有60亿日元，到了1939年初，已超过160亿日元，而日本每年国民收入也就160亿日元。支出增加的同时却是收入的减少。日本的外贸出口已减少20%，出口收入的减少将严重影响到日本购买原材料和军事设备的能力。（详见John Gunther inside Asia，第P43—44页）。其二，日本一再违背国际合作准则，不宣而战，正处于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1931年和1937年，日本无视《华盛顿海军条约》，以武力和双边谈判来解决与中国的严重争端。日本抛弃国际合作准则，导致日本外交孤立。布鲁塞尔会议以后，日本在国际上受到更严重的孤立和排斥。
②？1937年的中国，军事上弱于日本，但不能忽视其潜在的优势。其一，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最终结成，政府、民众和物资开始向西部内地大规模迁移。虽然中国的政治军事基本特征依然没有改变，但至少在政治上已经有民众支持的基础，军事上有共产党军队的敌后游击，这都有利于持久抗战。其二，战争初期，中国军队不完全是单独作战，外国的援助，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性质有重大影响。1940年，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开始增加；1941年，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加强；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正式成为全球性联盟的一部分。
③？四川作为内陆省份，这里的生活自清代以来变化甚微，受外国势力影响较弱；成都作为四川的省城，又是全国的重要城市，未对外开放为通商口岸。在受到外敌入侵时，四川更有“站出来”的历史必然。
批注
①？叙事为文，论事为献，即文献。论事部分即对事情的认识，有过去的，也有今天的，需要综合处理，即文献的整理。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1页。
②？这两种认识系统，并非不相容，在有些场合也有结合。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已经在相互借鉴各自的研究成果。
批注
①？西方学者并不过分强调中国变革来自国外的原因，相反，考虑到更为宽泛的因素，把1840年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5页。
②？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两出大型戏剧——第一出来自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巨大冲突；第二出派生于第一出，来自于中国自身变革的运动。
详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页。
③？西方学者不仅掌握了欧美历史研究的新技术和研究成果，而且能充分利用中国、日本甚至俄国的历史学术成果。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西方学者能提出不同于中国人的新观点，对历史事件有更加直接和细致的认识。
④？与“内陆中国”相对应的抽象概念，主要用来描述外国影响中国或外国入侵中国的渠道。“沿海中国”代表技术与贸易的次要传统，而“内陆中国”代表农业与官僚的主要传统。1842年条约口岸出现，“沿海中国”的次要传统开始扩散和发展，与“内陆中国” 的主要传统产生冲突，也刺激后者进行自我变革。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30页，《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2页。
⑤？这也是英国入侵中国的主要动机。怡和洋行的档案中可以看到当时英国商人的想法就是赚钱：“忙于迅速交货，没有时间读《圣经》。”
详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08页。
⑥？条约口岸最初有5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到1917年，通商口岸总数已达92处。自1860年以后，条约口岸的数量在整个中国日益增加，影响力日增，它大大加速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详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04、206页，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27页。
批注
①？通过治外法权的法定制度，在条约口岸居住的外国人，取得了相当于中国士大夫所享有的特权地位。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22页。
②？新教传教士更喜欢条约口岸的舒适生活，因为19世纪50年代，内地还没有新教传教团体，传教士数量也较少，更为重要的是新教传教士都带有家眷，需要安全的生活场所。
详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535页。
③？即《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先后签订，外国在中国获得大量特权，也为1860年以后基督教传教运动的空前发展提供了合法前提，新教传教士据新条约得到利益。
详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537—538页。
④？这个过程就是“沿海中国”的次要传统对“内陆中国” 的主要传统产生影响的过程。
详见关于“沿海中国”的批注。
批注
①？1937年11月，布鲁塞尔会议召开，日本被孤立；1940年德国突然进攻法国，日本与德国结盟，并利用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切断了中国的外援；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加强，而日本的处境更为危险；1941年8月美英发表《大西洋宪章》，日本已别无选择；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518—527页。
②？随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他们的立场不断接近中国人的立场，他们已与中国人产生情感共鸣，他们真正站了出来，他们对历史真相的了解更加深入。
③？隐喻是阐述历史的主要文学手段，多数情况下使用来自感官的隐喻描述社会事件。
详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1页。 甫一抵达成都这座了不起的城市时，我们便决心要给你们写信，只叹实在是有太多的事情堆积着，直到现在也没能安置周全——尽管我们已经到这里一月有余了！
但是，我在此并不仅仅是想澄清这一细节，更是想向你们讲述来到中国西部这一路上所发生的故事。
如今跨洋旅行已经相当常见，以至于人们都不再需要精心地安排行程了；但是依我看，选取加拿大太平洋轮船公司无与伦比的服务来进行越洋旅行，应算目前最好的方式。接下来请跟随我们从香港开始我们的旅行。
由于“远东事件”爆发，香港① 变成了东方最大的货运港口。它一直以来总是紧随上海之后位居第二，但由于上海被敌人占领，香港已经取代了上海的地位并毫无疑问地在每一天的交易中漫天要价。港口塞满了各种各样的船只，甚至日本人也必须用到它们。许多外观奇特的海军舰艇也停泊在那里，有一次我们数出17艘潜艇，还有母舰、主力舰以及其他各种舰艇。这是新加坡港口开放后不久才出现的状况，可能那边有比平时更多的船停靠不下吧。但这无疑可以证明，英国正在将更多更好的船只送入太平洋，无声地提醒某种势力②：到目前为止，狮子能忍受尾巴被揪的程度已达到底线。
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繁忙的航运、航运！码头上挤满了各种各样的商品，其中大部分对于世界的这个角落来说都是非同寻常的。如果我们在香港看到的所有铁轨都用于在中国铺设铁路的话，铁路的建设将会是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这里所有的种类繁多的商品的确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中国正在为持续的斗争做准备，绝非一朝一夕，而是持续战斗直到她能占据主导地位并将侵略者击退为止——那可能比侵略者敢于想象的时间还要长久得多。
有一天我们从广州过来时看到，12英里限制区外的日本监查人员全都一脸无法言喻的懊恼表情站在那里，看着英国船只来来往往穿梭在珠江上，艘艘都满载着货物，囊括了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商品，其中大部分都是日本人迫不及待想据为己有而又不敢为的。我们看到他们试图去挑衅两艘挂着英国国旗的船只，但两船都有合格的注册手续，日本人完全挑不出什么刺来。这个事实确实令他们非常头疼：各种各样能被用于对付日本的物资就这样“渗透”到了中国①，而他们却什么反对意见都无法提出：按照日本人自己的说法，他们不是在与中国开战——至少他们从来没有宣战过。因此，公海向所有希望把货物运到中国的船只自由开放，英国的船只当然不会错失这种好机会。顺便说一句，中国人已经意识到，目前能给他们最大帮助的还是我们这种老牌的文明国度②，他们对于我们给予的任何形式的援助都是要多感激就有多感激。
离开香港，前往中国第一大港口城市广州的方式有两种：水路或铁路。我们选择了铁路。我们还没走出多远便已经意识到：有这么一群人，当战争结束时最应当向他们颁发一项特别奖——他们就是铁路职工。自去年9月以来，铁路几乎每天被轰炸，但不可思议的是，尽管成吨的炸弹不断落下，命中铁路线，却没有发生火车班次持续延误的情况。虽然确实有部分列车被击中、损坏，并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但列车的整体运行并未受到严重干扰。桥梁被具有致命精确性打击能力的优秀高射炮手们保护起来，日本人只能悲哀地远离这类区域；同时，其他地方的桥梁也被拆掉了所有的枕木，这样一来，炸弹即使落到桥上也会直接穿过去，几乎不能造成什么损失。就这样，在列车工作人员和车站工作人员共同的顽强的努力下，火车几乎不间断地保持着运行——即便日本人朝着铁路线倾泻下雨水般密集的炸弹也不管用。
车站都配备了电话， 轰炸机队快到来时，车站都能得到通知；然后列车会迅速驶入隧道中躲避，当空袭威胁过去后再继续运行。因此，日本人无法对列车本身造成太大的损害，火车被击中的情况很少发生；如果炸弹落在火车轨道附近的话，维修人员会立即出动修补好损坏之处，列车又会继续行进。
我在中国到过很多城市，而广州是我所见过的最繁忙的城市。我们过去认为上海是最繁忙的，但现在它和广州比起来简直就像一座墓地般沉寂。这个城市因被轰炸的次数最多而闻名于全中国。我3月份到那里时，那里已经被轰炸了268次；我在4月的第一周返回那里时，轰炸次数上升为300多次。有趣的是，广州只有不到20个士兵死于所有轰炸中。在我看来，日本好像一直是遵循着相同的规律和法则来进行轰炸的，他们在其他方面也是按相同的程序重复：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对轰炸作任何规划，而是一次又一次按照相同的精度、相同的程式循环，对是否可能有机会造成实际的军事损害完全不管不顾。所有我能看到的损害都是针对平民和平民的财产①。日本人倒的确是轰炸了机场，他们甚至一次性在机场投下了119枚炸弹；但是他们的机群刚刚飞出视野，机场的工作人员就带着设备出来修补弹坑，之后可以说根本看不出机场曾经受到过损坏。我听说日本人都在发牢骚说中国人在战斗中使诈，因为中国人用竹子、纸和颜料仿制出假的飞机，然后把这些“飞机”放在显眼的地方，诱使日本人在它们身上浪费弹药。但实际上据我观察，日本在此之前已经浪费了不计其数的炸弹。在一处空地上我看到一个弹坑，大约40英尺的直径、20英尺的深度，但在其附近并没有任何有军事价值的东西存在。
广州城中也塞满了战争物资和铁路物资，等待着被运往前线，我们能看到的载重货车就有数百辆，由此可以想象：在香港和火线之间更是有成千上万辆这样的运载工具，随时候命，准备着奔赴前线。每天都有一架飞机离开广州飞往中国某地，而日本人却尚未具备能力去阻止每日从这里起飞的航班。我在那里的某一天甚至目睹了四架飞机在黎明时起飞，去往未知的目的地；而无比忠于自己时间表的日本人，则在两小时后飞临机场附近，轰炸了农民的田和卷心菜地，但却没能将任何一枚炸弹成功地投掷到机场内。以至于我们在去往长沙的高速公路上行进时，已经完全习惯了轰炸机群嗡嗡响着的噪声以及它们的狂轰滥炸。
从广州到长沙，我们沿着新的军用高速公路行进。新路段跨越广东省境内，其穿山越岭的工程设计辉煌卓绝：其中一处建在足足5 600英尺高的地方！其海拔、梯度和曲度都是经过精心测算建造出来的，比得上任何一条在美国本土建造的公路，只是路面还没有全部完成，以致我们想去往广东的有些地方还比较困难。
进入广东北部后我们到达的第一座城市是潮州，可以看出其遭到了侵略者的破坏：中国政府在其近郊建有一个机场，日本人的七架飞机欲强行“进驻”，中国方面虽然仅有三架飞机，却仍然无畏地起飞迎击日本战机。结果是：经验丰富的日本机群很快击落了中国战机，三架飞机全部坠毁、机组人员也全数阵亡。随后，日本战机又按部就班地将机场和邻近的部分城区捣毁成了废墟——自然是用炸弹来轰炸的。关于日本人的轰炸我们发现了一个特点：一旦未受到阻碍，他们似乎便会把快乐建立在彻底地摧毁周围的一切上面。于是中国方面放弃了这个机场，在更深入内陆的地方重新建造了三四个机场，其规模较这个位于广州北部的首个机场要大出许多倍。
离开广州的第二天，我们便开始观察到：中国方面正在动用从香港运送来的物资。尽管一个人看到这些战备工作时，可能不会刻意地记录下详细的状况，况且有时人们并没有权利去查探战备情况，但以下的推论应该不会有错：一旦日本方面看到了中国规模巨大的战备工作以及这些工作开展的基本方式，也许他们会认真地考虑终止目前的“事件”。当我们穿行于乡村以及每一个大城市时，所目睹的这些远超我们想象中所期的行动：他们构建起了蜂巢般繁忙的工业区，令人感到这不仅是在为现阶段的战斗做准备，更是在建造一个永久性的、在今后也具有真正建设价值的国家。①这些行为现阶段自然都会提升抵抗侵略者的实力，但最终会促进这个国家未来的建设。我斗胆和你们打一个赌吧：我猜测，一旦中国人快要耗尽所有隐藏在敌人未能发现之处的、遥远地方的汽油时，应该会戏剧性地从附近拿出一些廉价的汽车燃料来供应后续使用。
我们的旅途是直接穿过广东，到达其北部，并在第三天抵达的湖南。湖南省拥有中国最优质的道路②，无论其级配抗剪强度、工程设计水平还是路面平整度都相当优良，跨省行驶速度可达每小时40英里。这里人口众多，有中国所有省份中最优秀的公交服务体系。我们非常喜欢待在公交车站里，那些工作人员在任何场合都对我们保持着最亲切热情的态度。
每一天从前线送回后方来的伤员都有大约1 000人，他们被送入铁路沿线的城市疗伤；每400~600人安排在一家医院，医院员工都尽心尽责。我们参观了其中的一些医院，对其布局和员工所做的工作都很满意。他们尚欠缺财务管理和某些设备，需要我们西方国家的医院援助；但就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来衡量，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相当好了。当然，以后会有更多的伤员被送来，他们的到来会将更严峻的挑战摆到这个国家的面前。与此相反的是被送往前线的新兵的状况，就最近我们到达长沙时所见，是装备更精良、训练更有素、准备更充分的军队。他们甫一到达长沙便已做好准备投身于前线的战壕中去，他们都在更偏远的地区接受过培训了。在道路沿线的每一个小村庄和小镇子里，我们都能看到分成小队的男子在接受军事训练，各自从不同的训练阶段逐步成长为佩戴钢盔、装备精良的真正士兵。
我们到达长沙的时间是当地的两所大学刚遭到无耻轰炸的那天下午。此次轰炸不能说是针对市区的，因为大学距离城市还有两英里远，并且附近没有任何一个具有军事性质的场所——除了离大学的建筑物一段距离处堆放了一些存放着汽油的容器可以算是“军事储备”。据我们掌握的第一手信息，这个故事的情节大概就是这样的——
那原本是一个美丽的星期天下午。人们纷纷去山上采花、晒太阳，期待在大学周围的田园风光中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在大学的建筑物和长沙市区之间还有两个大型的池塘。当人们正乐不思蜀之时，从美丽的蓝天间突然冒出来27架飞机，开始有条不紊地朝着大学的建筑物投下大量的炸弹。建在历史悠久的湖南大学校园中的美丽的图书馆被炸毁，其中的许多书籍、小册子和原创手稿都具有无可替代的珍贵价值，也随之化为灰烬！①炸弹中含有灼热剂，造成了数百人被烧伤，好在其余的人完全没受到伤害。50多个平民因此而丧生，超过200人需要医院的治疗，而这还没包括那些被灼热剂烧伤的人。
这次的轰炸远远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范畴：日本人为何要来到这个内陆城市轰炸一所与战争不相干的大学①？哦不！是两所大学！还有一所是从被占领区迁来的大学，现在暂时在古老的湖南大学附近寄居。②这仅仅只是其中一个日本人干出来的，将来总有一天必须要做出解释的行为。但他们将发现：自己会很难对此做出合理的辩解。毕竟在这种轰炸中，既没有任何一个士兵受伤，也没有任何军事机构受损。
我们离开长沙后，便很快开始沿着贵州省的边界高速前进了。在这里我们发现高速公路的状况截然不同：贵州人对道路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及湖南人。
贵州公路的梯度设计得不好，急转弯太陡太急，路面也不够平整。在一些道路太狭窄、汽车无法会车的路段，我们不得不采取分组限行的方式以确保车辆正常通行：一组车辆通过了一个特定的地点后必须等待，当得到允许通行的指令后才能一起去往下一个地点。
这一路行来，有一幕难忘的场景在我们的记忆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群结队的大学生，有男孩也有女孩，完全徒步赶往贵阳和昆明③——那里有他们大学的临时寄居地。由于被侵略者驱逐出了自己的大学，这些孩子从全国各地，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赶往他们各自的大学新近设立在贵阳和昆明这些地方的聚集点。日本人企图毁灭中国的教育体系，但显然中国政府是绝对不会容许他们得逞的，因此日本方面正在采取一种非常手段来打击中国人的信心和士气，并试图使中国政府丧失领导力。最近在上海，人们目睹了赫尔曼·刘被谋杀的事件④。刘不仅仅是中国，也是整个东方教育界优秀的领军人物之一。具有如此影响力的教育界领袖被侵略者肆意杀害的这一事实，令每一位中国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都惊觉：自己处于被监视之中！并且可以预料，一旦落入敌人的手中，自己的结局恐怕会很不妙。
贵阳，这座以往的非重点小型城市，现在正充斥着如同蜂群般繁忙活动的人群。在这里有一所新的临时大学正在建设中，政府正在坚决地促成它的成功运转：①其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已到齐，他们会在夏天正常行课，以赶上此前由于从自己原本的校舍被迫疏散而落下的课程。面对成为难民学生这个事实，学生的精神面貌都还不错，表现得积极而乐观，都笑着自嘲为难民。②不知在历史上能否有任何一个阶段，是可以和眼下中国教育界的现状相提并论的？
我们没有前往昆明，但我们知道那里已经建立了一所大型的大学来收容那些迁徙到如此遥远的西部的落难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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