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杨天石先生的一部旧作，但也可以说是一部新书。说它是“旧作”，因为此书曾于2001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15个年头。说它是“新书”，因为过去十余年间，尤其是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出版界掀起了“辛亥革命”题材出版的热潮，但如杨天石先生的著作这般，从史料本身出发，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史料进行系统整理，加以严密的分析论证，进行探隐发微、见前人所未见式的佳作，实在不多。
因编辑杨先生的著作，得以有幸与杨先生“近距离”地接触。*令我难忘的，是杨先生治学态度之严谨，为人之虚己下人。杨先生曾说自己写作的原则是“没有新材料决不动笔”，而据我亲眼所见，有了新材料，杨先生也不轻易动笔，而是对这新材料进行分析、对比、就不同的材料进行相互印证，确认这则新材料“可靠”，方才动笔。为了确认一个“新材料”是否可以引用，他会“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搜求证据，不放过任何线索，不惜放下“身价”向同行、朋友、甚至是像我们这样的近代史门外汉求助。如果不能确认新材料是可靠的，杨先生宁愿舍弃不用。在各行各业浮躁之风大盛的今天，我常常感喟杨先生做学问之“傻”、之辛苦、之不易。正因如此，杨先生的作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近年来，杨天石先生的影响已经走出学术界，走向大众读者。越来越多非近代史专业的文史爱好者成了杨先生的忠实“粉丝”。我想，这和杨先生一贯的治学之严谨，工作之勤奋，心态之开放，文风之贴近读者不无关系。
杨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历史反映人类社会已逝的一切，因此，忠实地再现历史本相是史学*重要也是*根本的任务。但是，历史真相并不是一眼可见，一索可得的。它需要历史学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充分掌握一切可能掌握的资料，经过严密的考证与分析，才能比较准确地再现出来。”“我认为，历史学家笔下的史实要能经受不同立场、不同时期的读者的挑剔和检验，争取做到：你可以反对我的观点，但推翻不了我的史实。”我相信，这本新版的《从帝制走向共和》，正是杨先生此语的又一绝佳例证。
本书简介：
康有为因何否认曾密谋捕杀西太后？
戊戌变法是否败于袁世凯“告密”？
同盟会内部为何发生“倒孙”风潮？
辛亥革命时期各帝国主义对华政策有何内幕？
南京临时政府面临怎样的财政危机？
孙中山是“资产阶级”还是“平民知识分子”？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揭示辛亥革命前后一段时间中国政治、文化、人物的历史真相的著作。作品通过解读戊戌政变至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三十年间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孙中山被迫卸任临时大总统与袁世凯上台背后的经济、政治原因；孙中山与章太炎、黄兴、廖仲恺等人的关系，孙中山对黄兴与康有为的关系的态度及导致的后果，等等，揭示了从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期间许多鲜为人知、隐微不彰的史实。
作者简介：
杨天石，江苏东台人，1936年2月15日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导，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及《中国哲学》编委、《百年潮》杂志主编、《世纪》杂志顾问、《炎黄春秋》特约编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专家委员会委员等。杨天石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尤长于****史、中国国民党史和蒋介石的研究。著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二十余种。其中《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被全国31家媒体共同推选为2008年十大好书，并获香港书奖；《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获2014年《作家文摘及香港《亚洲周刊》“十大图书奖”。
目录：
初版自序／1
**章惊天大计——维新派计划谋杀慈禧太后
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3
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10
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14
第二章余波不息——戊戌政变后的维新党人
唐才常佚札与维新党人的湖南起义计划／31
须磨村密札与改良派请杀袁世凯的谋划／35
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45
目录：
初版自序／1
**章惊天大计——维新派计划谋杀慈禧太后
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3
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10
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14
第二章余波不息——戊戌政变后的维新党人
唐才常佚札与维新党人的湖南起义计划／31
须磨村密札与改良派请杀袁世凯的谋划／35
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45
第三章双重任务——20世纪初的反帝反清斗争
1901年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59
陈天华的《要求救亡意见书》及其被否定经过／83
1911年的拒英、拒法、拒俄运动／89
第四章何所从来——辨析辛亥革命的主导力量
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111
——对一种传统观点的质疑
孙中山在1900年／124
——读日本外务省档案札记
宋教仁佚文钩沉／132
第五章兄弟阋墙——革命团体内部的裂痕和误解
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143
《龙华会章程》主属考／177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185
《民报》的续刊及其争论／200
第六章与虎谋皮——列强环伺下的财政危机
在华经济利益与辛亥革命时期英国的对华政策／221
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238
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案与南京临时政府危机／252
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轮船招商局借款／259
——兼论革命党人的财政困难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第七章虽败犹荣——辛亥革命的历史反思和国际影响
陈其美的“三次革命”设想／279
——读日本外务省所藏陈其美致杨以均密函
何天炯与孙中山／289
——宫崎滔天家藏书札研究
“五四”答问／307
潘佩珠与中国／315
——读越南《潘佩珠自判》
第八章直视伟人——如何定位和评价孙中山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前途／331
——兼论清末民初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批评
“取那善果，避那恶果”／352
——略论孙中山对资本主义的态度
孙中山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357
宋嘉树与孙中山、宋庆龄的婚姻／365
——读宋嘉树复孙中山英文函
第九章新旧土洋——革命前后中国的思潮嬗递
儒学在近代中国／379
戊戌维新以来的“国民国家”思想／390
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407
论《天义报》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主义／425
第十章高山仰止——文化革新与文化名人
南社的酝酿／453
黄遵宪的生平、思想和创作／472
论钱玄同思想／485
——以钱玄同未刊日记为主所作的研究
钱玄同与胡适／508
柳亚子与胡适／543
——关于中国诗歌变革方向的辩论及其他前言再版说明
这是杨天石先生的一部旧作，但也可以说是一部新书。说它是“旧作”，因为此书曾于2001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15个年头。说它是“新书”，因为过去十余年间，尤其是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出版界掀起了“辛亥革命”题材出版的热潮，但如杨天石先生的著作这般，从史料本身出发，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史料进行系统整理，加以严密的分析论证，进行探隐发微、见前人所未见式的佳作，实在不多。
兹举数例如下：
其一，辛亥革命是谁领导的？通常的回答是“民族资产阶级”，但杨先生却开创性地指出：“倘不从某些既定的概念或原则出发，而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答案其实是十再版说明
这是杨天石先生的一部旧作，但也可以说是一部新书。说它是“旧作”，因为此书曾于2001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15个年头。说它是“新书”，因为过去十余年间，尤其是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出版界掀起了“辛亥革命”题材出版的热潮，但如杨天石先生的著作这般，从史料本身出发，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史料进行系统整理，加以严密的分析论证，进行探隐发微、见前人所未见式的佳作，实在不多。
兹举数例如下：
其一，辛亥革命是谁领导的？通常的回答是“民族资产阶级”，但杨先生却开创性地指出：“倘不从某些既定的概念或原则出发，而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答案其实是十分清楚而明白的。这就是，那个时期出现并形成的共和知识分子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在《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一文中，杨先生通过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状况、共和知识分子、辛亥革命舞台上的活动角色与领导力量、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嬗变与近代中国历史的演进等几个方面加以论证，阐明了维新、共和、共产三代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历史嬗变中的作用，其视角之宏大、论证之严谨、方法之科学，令人耳目一新。
其二，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创立了共和政体，但革命成果很快就被袁世凯窃取，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很快归于失败。究其原因，旧说大多认为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杨先生则认为，这种说法是政治分析，而非历史分析，因此，陆续写了《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案与南京临时政府危机》、《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轮船招商局借款》等文，揭示了革命半途而废的真实原因：孙中山本想进军北京，彻底推翻清朝政府，但由于财政拮据，借贷无门，内外交困，不得不忍痛议和，并*终让位于袁世凯。
其三，在《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一文中，杨天石先生提出，在同盟会成立以后，曾经发生过两次“倒孙（中山）风潮”。**次反映出日本社会党分裂和日本无政府主义派别对同盟会的影响，第二次反映出同盟会内部的经费和人事纠纷。此后，杨先生又陆续写成《〈龙华会章程〉主属考》、《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民报〉的续刊及其争论》、《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等文，系统地清理并揭示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同盟会内部矛盾真相。上述五篇文章中的前四篇即收入本书。
因编辑杨先生的著作，得以有幸与杨先生近距离地接触。*令我感佩的，是杨先生治学态度之严谨，为人之虚己下人。杨先生曾说自己写作的原则是“没有新材料决不动笔”，而据我亲眼所见，有了新材料，杨先生也不轻易动笔，而是对这新材料进行分析、对比，就不同的材料进行相互印证，确认这则新材料“可靠”，方才动笔。为了确认一个“新材料”是否可以引用，他会“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搜求证据，不放过任何线索，不惜放下“身价”向同行、朋友，甚至是像我们这样的近代史“门外汉”求助。如果不能确认新材料是可靠的，杨先生宁愿舍弃不用。在各行各业浮躁之风大盛的今天，我常常感喟杨先生做学问之“傻”、之辛苦、之不易。正因如此，杨先生的作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近年来，杨天石先生的影响已经走出学术界，走向大众读者。越来越多非近代史专业的文史爱好者成了杨先生的忠实“粉丝”。我想，这和杨先生一贯的治学之严谨，工作之勤奋，心态之开放，文风之贴近读者不无关系。杨先生的这部旧作，如今图书市场早已无售。在一些旧书网（如孔夫子旧书网）上，价格已高达百数十元，可谓一书难求。蒙杨先生惠允，我们将此书用一种新的体例加以编排，再次出版以飨读者。在编辑过程中，经杨先生同意，删去了原作中的若干篇目，这是不得不向读者朋友特别说明的。
杨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历史反映人类社会已逝的一切，因此，忠实地再现历史本相是史学*重要也是*根本的任务。但是，历史真相并不是一眼可见，一索可得的。它需要历史学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充分掌握一切可能掌握的资料，经过严密的考证与分析，才能比较准确地再现出来。”“我认为，历史学家笔下的史实要能经受不同立场、不同时期的读者的挑剔和检验，争取做到：你可以反对我的观点，但推翻不了我的史实。”我相信，这本新版的《从帝制走向共和》，正是杨先生此语的又一绝佳例证。
编者
2015年10月
初版自序
辛亥革命发生于上个世纪初叶，过去九十年了。
九十年来，人们一直没有忘记黄鹤楼畔响起的炮声，以及它所引发的中华大地的变化。我想，今后大概也不会忘记。中华民族将世世代代永远记住这一革命。
在辛亥革命中，中国各族儿女共同喊出了一句伟大的口号：振兴中华。
在辛亥革命中，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了对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探求。
辛亥革命的目标是：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普遍富裕。
辛亥革命的成果是：皇冠落地，中国历史从帝制走向共和，作了一次大飞跃。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革命。它的胜利果实虽然被篡夺了，但是，闸门从此打开，道路因而开辟，此后，中国人民的斗争就一浪高过一浪，汹涌澎湃，再也无法阻遏。
本书是著者研究辛亥革命的专题文集，大致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辛亥革命时期以新型知识精英为主体的爱国运动；
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
革命党人的内部矛盾；
革命党人的财政困难和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英、日关系与南北和局；
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民生主义、无政府主义、国粹主义、欧化主义；
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
从辛亥革命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过渡，等等。
关于著者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各文俱在，兹不赘述。
研究中国近代史，首先要充分掌握资料。但是，近代的历史资料，不仅数量大、收藏分散、未经整理，甚至未经刊行。要将它们一一收集起来，是件很困难、很吃力的事。多年来，著者始终将掌握资料放在研究工作的首位，而尤其致力于手稿、档案和稀见、少见书刊的访求，海内、海外，只要有迹可寻的，都要尽量设法找到，逐一研读。我在大学时的一位老师，能从人们常见资料中发现人们常常看不出来的问题，他将有关文章，统名为“读人所常见书札记”。我没有老师那样的智慧和眼力，只能下笨功夫，致力于“读人所难见书”。我的原则是，没有新材料决不动笔，因此，读者或许可以发现，本书各文，大都有一点儿不易见到的资料。
研究中国近代史，还必须从史实出发，而不能从原则出发。人们的社会地位、政治背景、利益需求以及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多有不同，他们从中国近代史中抽象出来的原则也因此多有差异。这些原则，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片面的，有些是错误的。科学的态度是用史实检验一切既往的原则、分析和判断。合者存，不合者废，片面者加以补充或修订。多年来，人们喜欢将某些现成结论简单地搬进历史著作，而不作任何分析和论证。其实，有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天经地义、无须证明的观点，后人却可能会瞪大眼睛，询问一句：“为什么？”本书各文，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它们是否都正确，不敢自信，但有一点可以向读者保证：著者是力图从史实出发的。
著名学者章开沅教授说过，研究辛亥革命要“上下延伸，横向会通”。我很赞赏这一意见。本书在纵向上，以有关戊戌政变的文章始，以孙中山的护法斗争终，目的是将辛亥革命放在较长的时间段落内加以考察；在横向上，包括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等几个方面，目的是将辛亥革命放在比较广阔的范围内加以审视。
中国古代的哲人庄子慨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开始踏入辛亥革命研究领域时，还是二十来岁的少壮，如今却已两鬓渐苍，步入“二毛”之年了。虽自觉童心尚在，而老境已至。回首前尘，所做的事实在太少、太少。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生命不息，自当耕耘不止。
著者
2001年5月在*近三十年来中国近代史众多研究工作者中，杨天石先生取得的成绩是相当突出的。**，他极其重视发掘近代史中以往很少为研究工作者所了解的珍贵史料，作为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因此他常能讲出新话来；第二，他具有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提倡的那种“问题意识”；第三，他的文章思路清晰，明白晓畅，容易引人入胜。
——金冲及（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央文献研究者副主任、研究员）
杨天石先生对民国史的学术贡献极大，有史风，特别重视揭示历史之“谜”的核心。这样的学风已有史仙之境。
——中村哲夫（日本神户大学教授）
杨先生不但博闻强记，而且目光敏锐，有淘沙拣金的本领。别人没注意的，他注意了，别人看不出所以然的，他看出了。他能宏观，也能微观。经他的整理和解释，许多史事和人物，都跳出纸面了。
——李又宁（美国圣若望大学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章惊天大计——维新派计划谋杀慈禧太后
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
戊戌政变时期，清朝政府曾指责康有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以之作为维新派大逆不道的罪状。当时道路传言，议论纷纷，史籍、笔记中多有记载。但是，由于这一消息过于耸人听闻，康有为对此又一直矢口否认，多年来，历史学家们大都不予置信。实际上，它确有其事。康有为不仅曾准备“劫制”西太后，而且曾准备乘机捕杀。笔者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获得了可靠的证据。
1898年9月28日，清政府将谭嗣同、杨深秀等六人处决。次日，以光绪皇帝的口气发布上谕说：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
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
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
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言。兹因其素讲时
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赶上海办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
祖宗默佑，洞烛幾先，其事何堪设想！
中国并不是一个法治传统很盛的国家，单凭“惑世诬民”、“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一类字眼，清政府完全可以下令捉拿康有为，处决谭嗣同等人。“上谕”特别提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显然事出有因。
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一书记载，政变前夕，当西太后盛怒还宫时，曾指责光绪皇帝说：“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又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恽毓鼎曾随侍光绪多年，上述记载自非无根之谈。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一书所记与恽书大体相同，但更明确。它记西太后大骂光绪说：“汝以旁支，吾特授以大统，自四岁入宫，调护教诲，耗尽心力，尔始得成婚亲政。试问何负尔，尔竟欲囚我颐和园，尔真禽兽不若矣！”《清廷戊戌朝变记》所载亦同。西太后责问光绪说：“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综观上述材料，可以确定：西太后认为，光绪皇帝和康有为串通，准备将她囚禁于颐和园，因而才有前述29日的上谕。
对清政府的指责，康有为多次矢口否认，反说是袁世凯的离间计。1908年，他在《上摄政王书》中说：
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天下。其时慈宫意旨所
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
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
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维此之故。
康有为这封信的主旨在于说明光绪“仁孝”而西太后“慈”，因此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如所谓“慈孝感召之诚”云云，即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康有为进一步声称：“推袁世凯所以造出此无根浮言之故，全由世凯受先帝不次之擢，其事颇为廷臣所属目，而盈廷汹汹，方与新政为难，世凯忽生自危之心，乃幻出此至狠极毒之恶谋，如俗谚所谓苦肉计者以自求解免，此戊戌冤狱之所由起也。”康有为的这段话实在没有多少说服力。袁世凯为了自求解免，向荣禄、西太后邀宠，出面告密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造出“谋围颐和园”一类的谣言来呢？须知，一经查实没有此事，袁世凯的欺诳之罪也不会很小。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不会这么干的。
然而，“谋围颐和园”一说确实出于袁世凯。他的《戊戌日记》对谭嗣同夜访有详细的记载，内称：
（谭）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
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
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
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予闻之魂飞天外，
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袁世凯自认，是他向荣禄告密的。袁在日记中称，他写这篇日记，是为了“交诸子密藏”，“以征事实”。当然，袁世凯为人阴险奸诈，他的话不能轻信，必须以其他材料验证。
王照逃亡日本后在与犬养毅的笔谈中说：
梁启超、谭嗣同于初三夜往见袁，劝其围太后，袁不允。
在维新运动中，王照与康有为关系密切。当新旧两派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康有为曾动员他游说聂士成率军保卫光绪。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之际，康有为又曾和他一起商议，“令请调袁军入勤王”。因此，他的话不会没有根据。
李提摩太在《留华四十五年记》中说：
在颁布维新谕旨时，守旧派怨恨皇帝荒唐的计划，可能很快地使中国毁灭，他们恳求慈禧将一切
的政权都掌握在她自己手里。她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
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
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算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
守她住的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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