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江湖”解读中国，从江湖中看透中国
本书简介：
江湖是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看不见的手”。
江湖是中国构建现代社会的一个难题。
本书所说“江湖”不限于侠义江湖——帮会或秘密社会，更涵盖认同和实践江湖规则的一般百姓，即被江湖化的社会。
著名学者朱学勤曾说，于阳先生潜心十年研究的成果《江湖中国》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是应该静下心来仔细研读的图书。它解释了当今社会很多的陋规，即广泛存在的潜规则。他将狭义的江湖理解为帮派等组织，将广义的江湖理解为江湖化了的人群，例如广泛存在的关系网。该书通俗易懂，但又站在学术的立场上进行解释，可谓高屋建瓴，具有很强的批判使用价值。
此书为作者于阳的一部力作，该书曾于2006年出版，并引起网络热议，许多学者参与了大讨论，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此次为第三版，内容更为成熟，分析更为客观，作者依据现实社会中的江湖百态，对过去的草根社会的转型历史进行分析，展示江湖作为草根社会其真实、复杂、迂回的转型原因和过程，突出表达了一个重要观点，即江湖的蜕变、崛起和干扰因素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重要影响，中国要反思历史，推进现代化，就不能不关注江湖即草根社会的变化。
作者简介：
于阳
198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遗传学专业，任教于广州暨南大学生物系。1990年担任大学实验农场副主任，1993年离开大学从事房地产业，2000年后专事中国社会问题写作，主要著作有《Y形结构——人性的先天和后天》、《中国政治时钟——三千年国家治理的周期运动》。
目录：
序言
第一章体制外还有一个“体制”
一、难以破解的老问题
二、中国的江湖化
三、以“江湖”解读中国
四、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大迁徙
五、中国人何以独具“武侠癖”
六、“党”“网”之分
第二章江湖是蜕化的“儒教”
一、两汉至宋元：江湖萌芽时期
二、明清：江湖成熟的时期
三、晚清民国：江湖的鼎盛时代
四、今日：命运叵测的分化序言
第一章体制外还有一个“体制”
一、难以破解的老问题
二、中国的江湖化
三、以“江湖”解读中国
四、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大迁徙
五、中国人何以独具“武侠癖”
六、“党”“网”之分
第二章江湖是蜕化的“儒教”
一、两汉至宋元：江湖萌芽时期
二、明清：江湖成熟的时期
三、晚清民国：江湖的鼎盛时代
四、今日：命运叵测的分化
第三章关系网
一、关系是生存维生素
二、关系好办事
三、关系与个人生活保障体系
四、细说关系
五、关系的获得：17种人脉与3个要件
六、关系技巧之不完全手册
七、费孝通描绘关系：“一枚石头扔进湖塘”
八、见面熟人二百余
九、关系传递：寻觅熟人的熟人
十、打折扣，传递加速衰减
十一、不同城市的关系生态
十二、关系社会的规模极限
第四章人情制度
一、没有人情，便没有关系
二、人情如虚拟货币，支持交易
三、人情的两个意义空间
四、“人情”二字的各种含义
五、追溯人情名称由来
六、非正式规则蕴含的老词儿
七、人情规矩，乾坤方圆
八、份子钱：人情联盟背后
九、活的腐败通道：以人情行贿赂
第五章面子秀场
一、“两面国”的故事
二、“人活一张脸”
三、面子要素浅说
四、面子术语
五、“假人”、演戏与做假
六、历史流变中的面子
第六章混世
一、江湖也有价值观
二、一个小城样本
三、关系网牟利的秘密：以权力寻租为生
四、黑社会牟利的秘密：向土地产权寻租
第七章社会制度的演化
一、解读中国江湖化的工具
二、历史变脸的舞台
第八章中国之梦
一、体制外江湖之由来
二、体制内如何被“江湖化”
三、外延性修复
四、内涵性修复
五、结语：还有更多……
后记
前言序言
有时候大脑白纸一张，反倒是好事，可以画清晰锐利的图像，譬如青年时代的笔者。
那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在大学做单身老师，终日无忧、无虑、无钱、无势，既悠游自在，也单调乏味。大学院墙外面的世界，仿佛康德的“彼岸世界”，明知它存在，却与我无关。日子久了，生出厌烦，年纪轻轻想寻求新鲜刺激，就跟着教授搞科技下乡。头一年，我们来到广东某县某镇，推广试管香蕉苗。农科站的朋友暗示此事要找书记、镇长出面，我依人指点，分头到各个酒店寻找书记、镇长。事后方知，本镇几个酒店几位领导分别各领东家。领导在自己酒店办公，足不出户，声色犬马，靠电话和亲信治理地方。若放在后来，笔者肯定见多不怪。不过自己当年白纸一张，回省城后仍然诧异不已。
在尚未判断此属个别，抑或普遍之余，实践又给我上新课了。第二年，我到福建担任一家民营公司负责人，上任第一课是拜见当地管人事的官员。官员约我酒楼见面。由于以前序言
有时候大脑白纸一张，反倒是好事，可以画清晰锐利的图像，譬如青年时代的笔者。
那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在大学做单身老师，终日无忧、无虑、无钱、无势，既悠游自在，也单调乏味。大学院墙外面的世界，仿佛康德的“彼岸世界”，明知它存在，却与我无关。日子久了，生出厌烦，年纪轻轻想寻求新鲜刺激，就跟着教授搞科技下乡。头一年，我们来到广东某县某镇，推广试管香蕉苗。农科站的朋友暗示此事要找书记、镇长出面，我依人指点，分头到各个酒店寻找书记、镇长。事后方知，本镇几个酒店几位领导分别各领东家。领导在自己酒店办公，足不出户，声色犬马，靠电话和亲信治理地方。若放在后来，笔者肯定见多不怪。不过自己当年白纸一张，回省城后仍然诧异不已。
在尚未判断此属个别，抑或普遍之余，实践又给我上新课了。第二年，我到福建担任一家民营公司负责人，上任第一课是拜见当地管人事的官员。官员约我酒楼见面。由于以前开过眼界，笔者不再惊愕，却长了知识，知道此事并非个案。往后数年，笔者愈见愈多，逐渐理出个条理，见怪不怪，明白人间存在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世界，那里有一个秘密社会，有自己的规矩和价值观，但是从不愿公之于世。
困惑之间，乃求助于史，读史使人明智。结果发现，历史总是惊人地重复。读《太平广记豪侠传》，读《金瓶梅》，读《水浒传》，读白莲教、罗教，读青红帮，读洪门天地会哥老会，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此乃中国江湖也，其非正统社会，非正人君子的社会，而是正统社会外的泛泛乌合群体，远离正统，远离正义，但是拥有对社会的一定统治力。因为有统治力，才值得今人重视，值得政治家、社会学家、一切学者和读者的重视。这是一个被忽视的世界，一个在冥冥之中统治我们而浑然不觉的世界。
谈到江湖，不由得让人想起百年前的上海滩。当年上海滩，青红帮云集，一个老大吃一处码头、一处燕子窠、一处赌窟、一处烟馆，收保护费，替人消灾。现今的中国还存在着一些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如有些地方，一个税员可以吃定一片税户，南方新民谚谓：“家里一个税务，全家致富”，从中可见一斑。一个交警，左手捏一把货车司机，右手捏一把私车族。出了车祸，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哪管公道与否。城管、卫生监督、音像稽查、户籍、治安、司法各界亦不乏见。百年之后，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青红帮不在了，洪门天地会、哥老会不在了，但是吃码头、地头的社会模式依然存在。这是什么道理？江湖帮会不在了，但是江湖灵魂还在，江湖的社会结构还在，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江湖化”了。就某种意义而言，百姓即是江湖，江湖寓于社会。
说到上海滩，不能不提青红帮。说到青红帮，不能不提黄金荣——法租界巡捕房总捕头、青帮老大。黄老板的公开身份是法租界华捕头，上有租界当局，下有巡捕警队，吃俸禄维持治安。他的幕后身份是青帮大把头，徒子徒孙不计其数，都是把持一方码头的流氓瘪三。黄老板爱财，他的赚钱秘诀就是放手下流氓去商铺勒索捣乱滋事，然后他出面治理，结果商家出资，小流氓纳孝敬，租界洋人嘉奖，一石三鸟，社会各方面离不了他，形成一个倚重他的格局。倚重之下，财源滚滚。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黄老板的技巧是利用公权制造了一个个人收益最大化的局面。若非如此，倘若地痞流氓抓光了，就没有人纳孝敬费；没有流氓捣乱，商家也不会出资，黄老板到哪里拿钱？没有收拾流氓捣乱，也显不出总捕头的本事，令洋人如何缺之不可？所以，剿灭流氓是一种利益最小化，不符合爱财的黄老板的利益，上海滩夜不闭户警察巡捕就该失业了。那么什么才是利益最大化？就是维持流氓、商铺、租界当局三者的生态平衡，每日有流氓滋事，每日有商家出钱消灾，每日有黄探长的马仔前往摆平事端，举手投足之间，各方财源滚滚而来。这个故事一点儿不离奇，它就是江湖经济运作模式之一，百年后仍可运行。譬如，一位交警私下透露，某地方的交警治理交通秩序的要诀就是“放水养鱼”，从不把违章现象治理干净，一段时间狠狠抓一抓，说情的、送红包的准保蜂拥而至。然后见好就收，马路上交警寥寥，不抓违章，直到司机们再放松警惕，再来严打一阵。各行各业，依此类推。虽不能以偏概全，却也不在少数。这一松一紧，就像拉风箱似的，维持司机违章的持久习惯，伤疤刚好又来一刀，由此带来灰色收入最大化，同时也是驾车族支出最大化，这叫“战略性勒索”。笔者估计谁也没有学黄金荣，纯属权力利益博弈使然；当年黄金荣可能也没有学谁，也属社会权力格局使然。
江湖是儒教国家的一种老年病，中国是儒教母国，所以中国是江湖重症区。儒教国家的特征：一是信奉家族主义，其结果诉求聚族而居、“多子多福”、人丁兴旺；二是排斥技术创新，斥之“奇技淫巧”，结果农业技术徘徊，生产力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此二者便是儒教操作系统的bug（虫子），一种程序冲突。自春秋时期后，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人口增长与生产力停滞的矛盾逐渐激化，中国形成人满为患、人地紧张的格局，聚族而居的儒教家族社会开始解体，产生举国流窜的游民大潮。在这股大潮之中，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江湖社会。
中国自古在豪侠和商人之中就存在江湖基因。但是作为一种系统化的社会结构，江湖萌芽发生在人满为患初显端倪的明中期，大约在公元16世纪前后。然后，经过300年的发育和人口大盘调整，至清乾隆退位后的19世纪初，随着人口膨胀，江湖社会开始崛起、爆发。至20世纪初清末民初，江湖彻底颠覆正统秩序，成为中国的主导社会结构之一，从此中国开始全面江湖化的历程。
江湖是正统社会以外社会结构的泛称，仔细辨析，存在两种结构类型，一种是结盟的帮会，一种是不结盟的关系网。前者称“秘密社会”，后者称“关系社会”。“秘密社会”奉行团体结构，有严格的组织和制度。“关系社会”奉行网络结构，以人际关系为联结依次蔓延，有不甚严格的人情习俗和面子习俗。二者都符合深层的社会结构规律，可以在社会交换论、冲突论、符号互动论和结构功能主义中找到内在逻辑。
如果说江湖化是一种社会病，那么中国罹患此症业已五百余年。古典中国奄奄一息，忍受机能衰竭、结构江湖化的折磨。江湖化是古典中国衰老的象征。古典中国正在江湖性解体之中，等候最后的判决。她是在全球竞争情势下的转型过程中消亡，还是在变化中创造性自我更新，首先看她能否克服江湖化，重塑社会的健康结构，重塑新格式的价值系统、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江湖是蜕化的儒教，是儒教衰落后的阑尾赘物。一个江湖极端泛滥的国家，注定不可能实现强国富民，注定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所以，本书主题不是一件小事，不是故事传奇，不是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不是清夜里烛光下的小资情调，而是在谈我们民族的膏肓之疾，一个五千年古老文明、一个两千年儒教熏蒸国家的老年顽症。简言之，中国的将来有无希望，要看中国社会能否克服和超越江湖，超越社会结构的江湖化。
这一切，都要从清算江湖开始，清算那个积习已久的江湖中国，混混们的中国，那个习惯于糊弄人、捣糨糊、巧取豪夺、混日子的中国。
朱学勤
于阳先生潜心十年研究的成果《江湖中国》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是应该静下心来仔细研读的图书。它解释了当今社会很多的陋规，即广泛存在的潜规则。他将狭义的江湖理解为帮派等组织，将广义的江湖理解为江湖化了的人群，例如广泛存在的关系网。该书通俗易懂，但又站在学术的立场上进行解释，可谓高屋建瓴，具有很强的批判使用价值。
一、难以破解的老问题
五点疑惑
疑惑何在？先从几个新民谚折射的社会现象说起。
其一曰：“社会上的东西，书本里学不到；书本上的东西，社会上没有用。”
从小听到这句话，笔者就对身陷其中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神秘莫测的幽深感，仿佛某种玄机深锁其中，社会真相仿佛一团“迷雾”，散发着莫名的玄幻和黑暗。而另一方面，“迷雾”永远只是书呆子的“迷雾”，它对另一种人却是开放透明的，这种人练就一身“武林真功”，拥有超凡本领，置身层层浓雾而游刃有余。这些人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老江湖”。
平心而论，人的本事有大有小，或飞黄腾达，或虎落平阳，都是常事。迷雾的氛围令人生疑，并不因为人生成败本身，而在于其中原因不让说，被一种集体无意识狠狠地捂盖住，结果变成书本里学不到的“少儿不宜”。这究竟是世界通例，还是中国国情？是真的“国情”，还是借口“国情”玩猫腻？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旦书本和社会脱节，那不叫书本，不叫学问。比方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道理的学问。既是研究社会道理，就该反映社会现象，或者反过来说，若不反映社会现象，便不是真的社会学。一般而论，社会道理在书本里能学，书本上的道理在社会上也能用。不到这一步，书本不算书本。中国社会为什么在现实与书本之间有一道“沟”呢？这道“沟”又是什么？为何不让书本介入呢？
其二曰：“老实人吃亏。”
当下，父母经常教育初涉世的子女：“做人不要太老实，老实人吃亏哦。”孩子刚懂事，有些年轻父母常陷入这样的困惑：遇到孩子纠纷，究竟应该教以礼让，还是以牙还牙？假若挨同学揍，应该更狠地回揍他，还是告诉老师？
这也是一种博弈论的“囚徒困境”，教育孩子就像囚犯过堂：当老实人挨揍，弄不好自己孩子被打得头破血流；教孩子揍人是学坏，弄不好把别人孩子打得头破血流。不管谁头破血流，自己都要付出代价。不同父母，便有不同策略和博弈，建立不同均衡，养成不同性格。
做老实人真的吃亏。去公共场所办事，老老实实排队吃亏，小滑头耍心眼插队占便宜；单位里，埋头苦干吃亏，拍马屁献殷勤反占便宜；良商卖真货赚不到钱，奸商卖假货次货占便宜；教授真做学问白辛苦，反而剽窃、买文章、忽悠学术的占便宜；本分学生老实考试吃亏，考场作弊的、花钱请“枪手”的占便宜……老实人吃亏的现象，违背人类社会基本的公义原则和秩序性。但为何老实人偏偏吃亏？
“老实人”不是笨人，IQ没有问题，只不过是做事有操守，一板一眼。老实人是良民，是维护秩序的人。守秩序就吃亏，不守规矩反倒占便宜，这就奇怪了，秩序是啥秩序？黑白颠倒了。
明清以后的数百年，不少中国人顶礼膜拜“乱世枭雄”。这些被崇拜的偶像不是正道上的英雄，譬如秦始皇、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反倒是韦小宝、令狐冲、燕子李三，黄金荣、杜月笙、张大帅、许大马棒、座山雕……他们都是在体制外翻云覆雨的江湖大侠、流氓土匪。这些人大多身处体制之外，也有少数卧底体制之内，却依然按体制外的江湖规矩行事。他们好勇斗狠，手段毒辣，从不创造一分钱财富，却以打家劫舍、坐地分赃、抢夺财富为荣：你种田，他抢粮；你开店，他收保护费；你上路，他剪径；你办事，他揩油；你认真工作，他整人；你拒贿，他捅一刀……老实做事不如打家劫舍，遵纪守法不如舞枪挥拳，慢慢演变成一种凌驾法律秩序之上的惯例，天皇老子奈何不得。如此情此景下，世道维艰，好人自甘堕落，良民被逼梁山，为活命纷纷转而抢劫他人，最终演变成近代以来的社会寄生格局。正如一副楹联悲凉陈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水，水落石出。”这上联曾在民国被悬赏过下联，至今未有人对出，并非技巧问题，只因内涵太过悲凉，无出其古。
如今武侠鸦片何其多，随便逛逛书摊、书店，在文学网站冲冲浪，或是用电视遥控器扫扫数十个频道，其泛滥不言自明。电视传媒、专家讲学动辄以武侠人做比喻，新人类一代读武侠故事长大，金庸、古龙们崛起而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对语言、文学乃至文化影响至深。枭雄文化的繁荣，恰是一个自诩的五千年文明蜕变的征兆。难道除了靠拳打脚踢，中国人就无法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大侠固然令人羡慕，他不劳动，却很富有，这背后隐藏的秘密大家心知肚明。一个自诩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大国，大家最后非要效法“大侠”不劳而获、巧取豪夺？
其三曰：“坏人占便宜。”
“好人吃亏，坏人发达。”这不是文学讥讽，而是一种常见社会现象。
近年来流行一句绕口令：“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坏”：性交易也。暗示一边交易，一边金钱从男人流向女人。至于男人前面如何来钱，女人来钱后面干啥，并未涉及。一位老江湖反复琢磨这两句，豁然开朗道：“男人又如何来钱呢？也是‘变坏’得来的嘛。男女‘变坏’都来钱，不过男人的坏不同女人的坏。”他列举说：这年头要走捷径迅速发达，必居以下其一：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行贿索贿、偷税漏税、赖账混账、欺生宰客、走私贩毒、贪污挪用、损公肥私、以次充好、坑蒙拐骗、撒谎撂白、厚颜无耻、沽名钓誉、剽窃他人、自我吹嘘、拆白搅屎、恐吓威胁、敲诈勒索……当然，女人也可选择男人式复杂的坏法，不过女人们并不擅长，不及卖色来得简单，一坏抵百坏。
财富和名气的积累是个漫长和辛勤的过程。若有人真能一夜暴富成新贵，必是闯荡江湖从合法规则外走偏门而来。暴风雨式的原始积累过程，屁股底下难免不干净。媒体每年炒作富人排行榜蕴含了许多意味，上榜富豪年年不同，更迭惊人。无名氏迅速崛起，显贵为“首富”，正当红得发紫，却稍纵即逝，东窗事发，潜逃国外。
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调查乡镇企业纳税情况，在现实中感悟到逃税现象背后的制度博弈。事实上，那时某一个镇子的企业偷逃税现象十分普遍。生成这一博弈论所谓“非稳定均衡”，历经一个典型的博弈过程。早先，部分业主与税官私交良好，被网开一面，允许暗中偷漏税，结果在行业中生成不公平竞争。其他缴税企业比逃税企业生产成本高，企业经营运作自然难以为继。于是，没有关系的缴税业主被迫攀附、行贿税员，以达到同样逃税目的。博弈力量之下，有了第一个必有第二个，然后第三、第四……否则后面的企业都活不了，直至最后一个。风气扩散，大家竞相效尤，直到最终逃税成了普遍现象。客观看，地方某一行业普遍逃税，逻辑上便可推理出税员吃税的“陋规”。用江湖黑话说，税员们“吃码头”。这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系统化的隐形规则，古时称“陋规”。老百姓心里明白得很，当地有民谚道破天机：“家里有个税务，全家致富。”致富靠啥，大家心知肚明。
邻县一镇另有一番情景。乡民集体参与诈骗，人数之多令人惊骇。当地工业基础薄弱，许多闲散农民参加手机短信和网络购物诈骗。巡游该地，放眼望去疑窦丛生，镇里百业凋敝，街道冷清，唯独洋楼林立，建筑业一枝独秀，砖瓦建材遍地堆积。这盖房子的钱，从何而来？答曰：诈骗来的。欺诈可以形成一个行业，而且居然养活一方人，可说是空前绝后。
一人逃税、一人诈骗，可说是法律和道德问题；众人逃税、众人诈骗，就不只是个道德问题，甚至也不止是执法不严问题，必须提高层次来考量，因为“法不责众”。
“责众”与法，在概念上有内涵冲突。法是什么？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说：法是众人生活生成的惯例，然后被政治权力所确认。也就是说，法首先来源于众人惯例，而不只是立法者的意志。法与惯例有了矛盾，自然首先应该检讨的不是惯例，而是法。一旦作为法的对立面的“陋规”通行，成为流行惯例，这个问题就大了，可能社会秩序出现了危机。上面这两个例子就属于“两张皮”，运行在矛盾的名实程序之上，合法程序不实际，实际程序不合法，体制名存实亡。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整个地区全体逃税，公共财政从何而来？公共设施何以建设？社会福利如何保障？公共安全谁来负责？官员谁来养活？没钱养活的官员会不会被“逼上梁山”？譬如，部分警察拿不到财政，改“执法为民”为“执法为钱”，有油水案件多接，没油水的案件置之不理。更有甚者，他们不仅不保障公共安全，而且故意“放水养鱼”，纵容甚至豢养犯罪源头和流氓团伙以作生财之道。
类似在“某些”地域，交管部门是个利益集团，假使所有司机驾驶都循规蹈矩，道路上便太平无事，没人违章，没人求情，于是他们的油水就少。这谁干啊？于是渐渐地，这行业里产生一种默契，执法半紧半松，老到而恰到好处，目的是“油水”最大化。所谓松，就是纵容司机违规；所谓紧，就是揩油。一紧一松，如风箱一样来回捣鼓。车民就像风箱里的老鼠，头回被揩油，心里惊慌，下回还得继续巴结交警，以保日后太平。于是恶性循环，价码越来越高。譬如，2004年，福建某市就查处了一批专门在年检时刁难车主的交警“害群之马”，他们没事找碴儿，脚压着油门说你排气超标，必须到定点厂维修；又如2002～2003年，大量山西司机被路检刁难，空车被判罚超载。无可奈何之下，各地司机们权衡利弊，结论还是局里有人更太平，舍财去灾吧。所以结交交警成了司机的业余必修课。有了交警朋友，便可以收到纳财消灾之效，但凡有人整治或违章事务，由其摆平或报信。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说：交易费用决定了人们对一种制度的选择，人们总是选择费用低的制度，而淘汰费用高的制度。“害群之马”深谙此理，其用心就是要增加按章办事的费用，让你走正道无门，只好求助于关系网和人情。有了人情，他的油水才有保障。
可见，许多情形下，“坏”并非可以单纯归咎为道德危机，后面还反映了社会秩序危机。正式规则一旦失范，非正式规则就有了可乘之机。
其四曰：中国人做事不认真。
做事不认真，也是中国人的一个通病。不认真的人和事，司空见惯，你若认真，别人说你“傻帽儿”。不少人随意夸海口，承诺不兑现。并且一开始就没打算兑现，纯粹说着玩儿。福建东部方言词儿“满说”，甚为流行。“满说”就是随便说，瞎说不当真。不当真也要说，而且常说，反映了一种奇特的价值观。福建南部方言另一词与之相近，叫作“画虎卵”。“卵”在闽南方言中，指雄性生殖器。这话的妙处，乃是当地无虎，谁也没见过老虎，更没见过其生殖器，所以，只需随便画几笔，很容易蒙人。经常“满说”，经常“画虎卵”，等于经常蒙人。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契约和法律规范没有明显约束力。签订的合同，承诺的事情，甚至法院的判决，后面执行都很难，要千叮咛万嘱咐，催了又催，挤牙膏似的一回一点，还未必奏效。大家做事普遍不认真，一旦遇到做事认真的人，反倒十分惊讶，仿佛老古董：“哇，这年头，还有这样认真的人。出土文物啊？”“这年头”三字本身即具深意，如今成了中国人口头禅，后面必跟定价值消解的话语——混、糊弄、马虎眼、敷衍塞责、反理想主义、不诚信……“这年头，谁跟谁啊，是不是？”意思是何必那么认真呢。
中国本是君子之国，信守契约之国，古人斩钉截铁的金玉誓言——“言而守信”、“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尚在耳边回荡，不肖子孙的诚信堕落至此。呜呼哀哉！
其五曰：虽同属儒教国家，礼教大幅落后日韩。
中、日、韩同系东亚儒教国家，中国还是东亚文化发源地，为什么今天中国比日韩落后一大截？这个问题曾经被问过多遍，思想上仿佛解决，又仿佛没解决。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说法，是“吃人的礼教”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然而，说到所谓“吃人的礼教”，日本和韩国也不逊色。韩国拥其“箕子学说”和“李退溪学派”，甚至要与中国争执儒教发源地位。若中国不要儒教，他们当然要去。至于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奉朱熹理学——朱子学为国学，自称“朱熹过化之境”，与朱熹家乡福建省如出一辙。这是说远事。再看今日平民生活，若论日韩两国的礼教遗风，当今中国望尘莫及，中国的“新人类”早已不敢妄称中国为“礼仪之邦”。
难道，这儒教真就十恶不赦？一旦扔了儒教，便一好百好？
纵览儒教国家现代化，尽管礼教积习有阻力，却未必是导致落后的主要原因。宗教与社会进化的关系，甚为复杂。礼教未必能阻挡现代化，也未必与现代制度完全不相容，简单的判断难免流于武断。日本的企业还将家庭忠孝观念引入企业文化，助推了日本战后经济起飞。无可否认，礼教可能是滞碍中国现代化的原因，但肯定不是导致中国近代深重苦难的唯一原因，不能由此掩盖了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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