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旧上海滩、公共租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估计是“三大亨”——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其实，对于上海这座谜一样的城市来说，巡捕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标志。20世纪30年代，一名英国籍巡捕*近距离地窥探了中国人在十里洋场的日常生活。这座城市被鸦片、武装抢劫、谋杀充斥着，它*黑暗、肮脏的部分隐藏在了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之下。
本书首版于1937年，记录了作者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滩任巡捕的经历。这本独特的回忆录不仅记录了日常的警务工作经历，还讲述了他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和风俗习惯的理解和感受。在1935年12月1日凌晨，彼得斯和他的一个下属发现了身患重病、穷困潦倒地躺在路边的中国人毛德彪，从这儿引发了后来的谋杀指控和轰动一时的法庭审判……
作者简介：
E.W.彼得斯（E.W.Peters），英国人，20世纪30年代在旧中国上海公共租界任洋巡捕。他见证了当时上海滩的繁华、喧嚣、混乱和暴力，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英国《卫报》、《金融时报》、BBC等媒体发表在中国的见闻和感受，其中关于中国上海抗战的描述影响广泛。
目录：
Ⅰ.初识上海Ⅱ.紧张的训练Ⅲ.第一次实战Ⅳ.沉迷于吸食鸦片的中国人Ⅴ.层出不穷的威胁和挑战Ⅵ.最令人震惊的一次武装抢劫Ⅶ.中日紧张状态迅速升级Ⅷ.光怪陆离的“东方巴黎”Ⅸ.戛然而止的巡捕生涯Ⅹ.锒铛入狱，接受法庭审判Ⅺ.扑朔迷离的案情 关于案件的一手资料延伸阅读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的充斥着武装抢劫、绑架、谋杀和毒品交易。这本独特的回忆录以巡捕的日常警务工作经历和作者因涉嫌谋杀一名中国乞丐而被起诉的案件为例证，说明了当时上海警务工作是如何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运作的。直到1935年，上海的捕房才刚刚从十年前的“五卅惨案”危机中恢复过来。——罗伯特·毕可思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历史系教授，英国学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序在上海这座谜一样的城市里，上海滩巡捕是一个不可遗忘的标志。城市警务工作中存在的所有痼疾，在这里都加倍凸显，因为上海滩是同时由三方市政机构和至少两股其他警务力量共同管辖的。除此之外，上海滩的犯罪率极高：臭名昭著的上海青帮；层出不穷的绑架和武装抢劫；间歇性的内战和外国侵略；再加上间谍活动和暴力的政治恐怖活动。上海的警务力量必须都是全副武装的，因为根据中国的法律，武装的犯罪分子一旦被抓量刑极重，所以他们对巡捕开枪时绝对没有半点犹豫。没有武装的暴徒们则会通过袭击巡捕以窃夺武器，而且绝不留下活口。这一切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滩由外国势力控制的租界地区巡捕死亡人数迅速上升。1914年至1942年间，总数超过120名的锡克人、中国人、日本人及欧洲人在执勤时丧命。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当时的上海警务人员在现代防暴、徒手格斗、枪械训练等方面不断探索以应对层出不穷的威胁和挑战。他们的经验甚至影响了20世纪中期国际警务工作的开展。 上海滩的巡捕始终被认为是邪恶堕落的，据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间招募的外籍巡捕包括前黑棕部队成员。黑棕部队即皇家爱尔兰警队后备队，曾参与镇压爱尔兰独立运动；还有一些人员曾经是巴勒斯坦警察，他们也背着热衷暴力的恶名；其他被招募人员也至少都是当过兵的。尽管被招募的很多是曾服役的人员，但上海滩巡捕其实并非传言中的那么凶神恶煞，曾经在殖民地警务部门服役的人数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传言被夸大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历史档案公开以前人们对上海滩巡捕的历史知之甚少；另一方面是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混乱如当时的上海滩，必然要有强势的警力才能应对。 上海滩巡捕在欧洲人的印象中愈发鲜活起来还要归功于埃尔热于1933年出版的《丁丁历险记之蓝莲花》。故事的背景就被设定在上海，其中腐败又有种族歧视的巡捕房督察角色后来又出现在这位比利时漫画作家的其他两部英雄历险故事中。尽管偶有关于上海警务的文章发表于《警务期刊》之类的文献上，但只有一个叫E.W.彼得斯的人在当时出版自传，讲述了他在上海巡捕房任职的经历。接着往下读，你就会明白彼得斯为什么要这么做。 欧内斯特·威廉姆斯·彼得斯是一个失业的前陆军汽车修理工。1929年11月，他来到上海，那之前一个月，彼得斯在伦敦被上海市工部局招募为见习巡长。这只是一个例行的任命，不论是他的背景还是过去的经历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彼得斯十六岁离开学校在运兵船上打工，后来在煤矿做运煤司机，之后又在皇家坦克部队待了七年，其中五年驻守于印度。喜欢在海外服役可能是促使他应征成为上海滩巡捕的原因之一。彼得斯在中国待了六年半的时间，于1936年4月回到英国，并接受了著名的《世界新闻报》的采访，宣称其在上海的经历是：“为名誉而战，身心俱疲，虽获胜利却已身无分文。” 彼得斯宣称他打算写一本书，也就是后来面世的这本。由休·巴恩斯“编辑”并于1937年出版。这本书一经出版就被当成了在上海公共租界工作的外国巡捕的回忆录，如它封面介绍上所称：是对上海滩警务工作的一次深刻披露，内容涉及武装犯罪团伙、毒品买卖、吸食鸦片、中国的司法、刑罚和处决。除了极具煽动性的封面之外，书中还介绍了上海“近年来最轰动的案件，本书作者因涉嫌谋杀一名中国乞丐而被起诉”。这本独特的回忆录将以日常警务工作经历和那起著名的案件为例证，来说明当时上海警务工作是如何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运作的。 上海工部局在1854年建立了上海的第一个巡捕房。起初只是从香港招募了一帮社会闲散人员。到1935年，巡捕人数扩大到近5000人。彼得斯是其中的489名欧洲巡捕之一。欧洲巡捕大多是英国人，有少数白俄罗斯人。他们和583名锡克人、251名日本人及3574名中国人一起负责上海的治安。上海的巡捕体系庞大复杂，要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1935年的上海有116万中外常住人口，并且每天还有不计其数的人从城市周边拥入。像彼得斯这样的巡捕，每天工作的主要内容不仅有维护城市日常治安，同样重要的还有一部分政治任务，就是和中外机构一起打击共产主义活动和苏联间谍活动。此外，上海的巡捕房还有一支处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新型防暴队，又称武装后备队。彼得斯在中国时，有一段时间就任职于该后备队。 直到1935年，上海的巡捕房才刚刚从十年前的“五卅惨案”危机中恢复过来。1925年5月30日，时任巡捕房督察的爱德华·埃弗森因为惧怕游行示威者冲破位于南京路的老闸捕房，下令向示威者开枪射击。当时的巡捕主要由锡克人和中国人组成，埃弗森开了第一枪，射击导致12名中国示威者丧生。埃弗森的行为把上海租界推向了国内和国际的政治风暴中心。 “五卅惨案”的影响力比当时任何其他事件都更强大，它彻底激发了中国青年反抗外国殖民者的热情。人们发起了抵制外国殖民者的活动，随后在广州和武汉发生的流血事件也加剧了这一危机。虽然租界在这一系列事件之后仍得以保留，但不得不增补人员，更换比较专业的新领导，并且发展出一套新的人群控制策略，以及加强情报和政治性警务。 彼得斯就是在上海巡捕房增补人员这一时期被招募进来的。在1929年巡捕房共招募了包括彼得斯在内的118名外籍巡捕。他们大多是英国人，被分成小批来到中国（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降低这些人在途中被共产主义者策反的风险）。像彼得斯一样，1929年招募的这些人大部分是退伍士兵，但当兵之前也是来自各行各业，有的当过矿工，有的是邮递员，还有推销员、农场工人或铁路工人，也有些在英国当过警察。这些人离开自己服役的部队而选择留在上海滩做巡捕，大多是因为喜欢这里的城市生活。总体而言，这些人根本算不上合格的巡捕，更多的是贪图城市繁华。上海滩的娱乐文化对他们很有吸引力。在上海滩，外国巡捕虽然收入不一定高，但肯定比本国挣得多。巡捕们总是在抱怨那些自以为是的长官给他们的恶劣待遇，其实他们也分享了不少好处。在上海生活的诸多好处之一就包括可以和他们的俄国女友或日本女友出入酒吧享受夜生活，以及坐船到西边郊区打猎之类。巡捕房高层认为招募退伍士兵是种不错的选择，因为他们以为这些人更遵守纪律。但事实是，这些人离开军队而选择巡捕的原因就是想要换个轻松灵活的市民工作。这就导致巡捕房文件中永远少不了各种对他们的处罚记录。 彼得斯只是个普通的巡捕而已，即“一般的退伍士兵”，他的一份年度评估上写着“不是非常可靠，但是在监督之下算个还可以的巡捕”。彼得斯比别人爱喝酒，而且绝对不放过任何能钻制度空子的机会。他的档案上说他曾辱骂他的上级；未经许可在宿舍外逗留，执勤期间唆使他人饮酒以及不遵守命令。他的另一份年度评估上写着“爱投机取巧”。按要求彼得斯必须参加学习上海话的培训，但是他并没有完全遵照要求，以致到1935年他的巡捕工作都要不保。彼得斯在1934年10月曾休假七个月之久，坐船经日本、加拿大到英国，可能是回了趟故乡多佛尔。到1935年春天，彼得斯又经苏伊士运河返回上海，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打算在1935年底辞去巡捕一职，然后带着他的日本女友澄子，也就是《英国巡捕眼中的上海滩》献词中以此书致敬的人，一起回英国。然而，在1935年12月1日凌晨，彼得斯和他的一个下属——见习巡长W.A.贾德发现了身患重病、穷困潦倒地躺在路边的中国人毛德彪。从这儿引发了后来的谋杀指控和轰动一时的法庭审判，那也将是本书叙述的高潮。 客观地说，我认为《英国巡捕眼中的上海滩》是一本找人代笔的回忆录，或者说是辩解书。此书在介绍关于中国的流行文学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将内容的重点放在描写中国的残忍和酷刑上。依靠在当时还算是新兴事物的印刷技术，廉价地复制照片，把不适当的内容通过照片展示给读者。正如该书的书评指出，也如很多人看到的，有些照片拍摄的是非常丑恶的场景。中国执行死刑的残酷画面一直被许多国家用来作为中国残酷落后形象的证明，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还出现了一种新风格的大胆披露方式，尤以布克的作品《中国海岸的吸血鬼》（1932）和《中国海上的海盗船》（1936）为代表。这些书以及其他一些与之类似的作品出现于大量堆砌图片的风气之前，所以不像后来那些作品一样，仅仅关注有限的猥亵低俗的主题，如赌博、酷刑、行刑、吸食毒品及卖淫，特别是欧洲人在亚洲卖淫的情况。后一类型作品的代表有亨利·查普利的《通往上海之路》（1934）和亨德里克·德·莱乌的《罪恶之城》（1934）。不可否认，这些书中揭露的丑恶确实以某些形式存在。白俄罗斯卖淫者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一种现象。麻醉药品的使用也是当时社会政治中的现实问题。巡捕房的巡捕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现实。他们还亲眼目睹过罪犯因为在租界犯罪而被执行死刑。行刑的照片刊登在巡捕间流传的私人小报上，也就是和后来出版的书籍中使用的类似的照片。 彼得斯在他的书中一笔带过了关于他如何被招募的过程，然后直奔读者更感兴趣的揭露上海现实的内容。其中一些个人生活片段的描写有可信之处，但也不乏鹦鹉学舌模仿其他作品关于上海概况描写的部分。彼得斯的故事也从后来留存的某些巡捕私人物品中得到证实，正如兰开夏人毛瑞斯·汀科勒在20世纪20年代写的家信，后来成为了汀科斯的作品《帝王塑造了我：我在上海和上海捕房的生活》中的核心内容一样彼得斯的书中还谈到了酒吧的假香槟、与俄国酒吧女昂贵的艳遇、都市的浮华喧闹、对英国机构里各种势力的抱怨以及上海的暴力枪支犯罪。 彼得斯写道：“我们这些被招募的巡捕都认为，每周列队去两次太平间真不是开启巡捕生涯的好方式。”虽然这有些夸张，但是在1930年间，也就是彼得斯被雇佣的第一年里，发生了40起交火事件，总计4名中国巡捕死亡，13名受伤，15名犯罪分子被击毙。书中对此类事件有详细描述。像所有在1932年服役的巡捕一样，彼得斯也经历了中日战争带来的恐惧，上海北郊彻底变成了废墟，但他还算幸运，能够享受到安全一点的生活。 读者也许会问，书中关于上海的内容哪些是现实？哪些又是虚构？总是让人难以断定。另一个巡捕，性格温和的都柏林人巴尼·沃尔写的家信，有时候读起来像冷峻无情的惊悚片。另一位作者汀科勒的文笔比彼得斯和他所谓的“编辑”休·巴恩斯都要好。他在书中把自己塑造成硬汉的形象。上海生活对他们这些人而言也许是艰难的，但是彼得斯也在其书中承认，当巡捕也有当巡捕的好处。巡捕都配有仆人，而且可以为所欲为，赌博赢的钱也可以弥补不高的工资收入。彼得斯概括说“有些时候巡捕房是个非常欢乐幸福的地方”。彼得斯属于巡逻人员，有一段时间就职于防暴队，也就是武装后备队。防暴队是由著名的W.E.费尔贝恩组建的。此人曾经是皇家海军，他创立的不少战术和训练方法后来都成了上海巡捕房的基本规范。彼得斯对其巡捕生涯的描写有些不成体系，虽然大体上是按年代顺序，但在全书的后一百页，重点全放到了1935年12月1日毛德彪事件和之后的影响上。 关于毛德彪悲剧的内容就留给彼得斯来详述吧，而且附录中也有许多补充材料。但我要说的是，彼得斯和贾德是非常幸运的。没有哪个居住在上海的英国陪审员愿意判定这两个英国人谋杀罪名成立，轻一点的罪名倒还可能。尽管这两个巡捕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但陪审员们都是来自管理这个城市的上流社会阶层，受审的巡捕是白人，而受害者不过是个倒霉的、完全边缘化的中国人。上海巡捕房的普通巡捕们觉得受审的仿佛是他们自己，而且他们也没想到高层会如此迅速地对这对巡捕提出指控。事实上，1935年底的上海政治局势已经和彼得斯刚来中国时大不相同了，中国国内和海外的公众舆论越来越有影响力。上海巡捕房在提起诉讼上一直非常高效，尤其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求中国收回对其核心大城市控制权的呼声高涨，带来的巨大压力把这座城市的政策和其管理者的行为都放到了聚光灯下。 从文字记录上看，这是个离奇的案件。无论是彼得斯在上海巡捕房的个人档案中的记录还是本书中的描写，都说到他当时对这个不管是不是乞丐的中国人毫无怜悯之情。彼得斯在1930年年中就曾因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而受到过严重的处罚。那时私人公司是可以雇佣巡捕保护运钞车的。造成彼得斯被指控的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当时月神公园灰狗礼堂的中国出纳员雇佣了彼得斯等人，然而据目击者称，彼得斯在工作中“被一个中国人命令时拒绝接受……”，而彼得斯自己辩称他拒绝服从的那名中国人“态度傲慢无礼，还有旁观者在旁取笑以致很没面子”。被中国人取笑是在上海的英国人最不能容忍的。这个理由还在法庭供述和书面报告中被当作能使轻微暴力行为合法化的理由。英国人一旦觉得自己被看轻就会立刻警惕起来，甚至经常以暴力回击。所以在彼得斯的书中完全感受不到对中国人的怜悯之情，而且是在他担任巡捕的全部六年中都从未有过。他的种族歧视思想是根深蒂固且带着愠怒的，虽说也算不上比同时代的其他人严重多少（而且请注意这还有他与其日本女友澄子关系的影响在其中），但是这在他的档案中确实算不上什么闪光点，更不用说这预示了他会怎样对待毛德彪。我们前面说过，彼得斯是一个“爱投机取巧”的人，而且恐怕在1935年12月1日的凌晨还有点儿醉意，潜藏在他心中的无情的种族歧视主义很可能被激发了，就像之前会被路人的嘲笑所激发一样，最终转变为暴力和残忍。考虑到这些因素，考虑到他所处的环境，我觉得我个人很难完全相信彼得斯对于毛德彪事件的单方面描述。 彼得斯，或者是休·巴恩斯选择在本书中营造出强烈的情感因素，声称这起事件破坏了一对年轻爱侣共同离开上海回到英国开始新生活的美好计划。这显然是个非常非常老套的故事，尽管来自双方家庭的信息显示这段恋爱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但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怀疑这些情节只是为了把彼得斯塑造成一个更有同情心的角色。澄子在彼得斯回到英国后还与他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但彼得斯再也没有回到东方，澄子也从来没去过西方。彼得斯保存了一张他们两人的照片，但是在“二战”期间他娶了个英国女人，后来又在伦敦的工厂里找了个工作，战后回到老家当了个税务员。从1949年到1970年，彼得斯在乡村酒吧里讲了什么样的上海故事，又有多少添油加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唯一能看到的，只有他写的这本书，以及上海巡捕房留存下来的法庭记录和供述笔录。 在巡捕房档案中，最后一份关于彼得斯的文件是一份当地报纸《大陆报》上对于他这本书的评论。文章讽刺该书“提供了彼得斯巡长如何同上海滩犯罪分子斗争的内幕”。剪报底部潦草地写着“不要买它”，但是其实你应该买的，因为这本书比彼得斯意识到的更有启迪性，这正是他们这些傲慢的上海滩巡捕们永远不懂的。 罗伯特·毕可思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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