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古今，揭示古代王朝地理内在源头
透视山川，探寻华夏地域空间文化暗码
北大教授、著名历史地理学者唐晓峰厚积薄发之作
本书简介：
《当代学人精品：唐晓峰卷》收入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历史地理学精品文章三十二篇，从全书分为“地理学与人文关怀”“城市与历史地理探索”“历史地理评论与随笔”三部分，作者视野开阔，注重文献典籍与田野考察相结合，兼具西方地理学理论和实证思维，集中体现了作者近二十年来从人文空间角度对人文历史地理理论、先秦城市地理和秦汉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
作者简介：
唐晓峰，1948年生，辽宁海城人，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2年就读于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1978年考入北大地理系，师从侯仁之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后赴美国雪城大学地理系留学，获博士学位。1995年起至今，在北大城市与环境学系（院）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历史地理、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北京地区历史地理等。
目录：
序言
地理学与人文关怀
地理学与“人文关怀”
人文地理学中的人地关系研究的几个问题——一份历史回顾
文化转向与地理学
还地理学一份人情——记华人地理学家段义孚
“天涯共此时”
附录：大卫哈维——当代人文地理学家中的思想者
地理学的两个世界
文化地理学中的“超机体”观念
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身世”
城市与历史地理探索
原始社会聚落内部分化与文明起源
中国早期国家地域的形成问题
燕、蓟分封与北京地区早期城市历史地理序言
地理学与人文关怀
地理学与“人文关怀”
人文地理学中的人地关系研究的几个问题——一份历史回顾
文化转向与地理学
还地理学一份人情——记华人地理学家段义孚
“天涯共此时”
附录：大卫哈维——当代人文地理学家中的思想者
地理学的两个世界
文化地理学中的“超机体”观念
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身世”
城市与历史地理探索
原始社会聚落内部分化与文明起源
中国早期国家地域的形成问题
燕、蓟分封与北京地区早期城市历史地理
试论晋国的都城区位
鲁城琐记
长安：从君权空间到礼仪空间
王都与岳域：一个中国古代王朝边疆都城的正统性问题
明代北京外城修建的社会意义
历史地理评论与随笔
社会历史研究的地理学视角
“体国经野”——试述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
商代外服与“地方”权力
山脉与历史
名分问题
读一点兵家地理
毛泽东的革命地理
“反向格义”与中国地理学史研究
关于探索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徐霞客逝世370周年记
环境的起源
古希腊的数理地理学
创造性的破坏：巴黎的现代性空间
哈维的城市空间
文化与过程——美国历史地理学特色一瞥
美国地理学的三次向史学靠拢
历史地理随笔九则
自述学术小传
人们常常感叹当代缺乏大师，其实今天被称为大师的前人在当时大多也还没有被当作大师，真正的大师需要经历科学、社会和时间的检验。我不敢说这些当代学人中谁最终能成为大师，但可以肯定的是，列入本丛书的一些成果完全够得上大师之作。
——葛剑雄
大地域感是中国社会知识和社会实践的基本特色，“地”的问题是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关键之一。
——唐晓峰
明代北京外城修建的社会意义
公元16世纪50年代，北京城发生了一项巨大变化，其对城市的格局与城市社会的生活均影响深远。这个变化就是北京外城的修建。
明永乐皇帝自南京迁都北京，永乐四年（1406）开始规划建设这座新的都城，修宫殿，筑城垣。永乐五年（1407）分遣大臣到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征集木料为建筑用材。当时有23万工匠、上百万民夫以及大量兵士被投入宫殿建造工程。明北京城的营建，从永乐四年开始，到永乐十八年（1420）基本竣工，修建工程延续了15年之久。
建好的北京城略呈扁方形，周长“四十五里”，“城南一面长二千二百九十五丈九尺三寸，北二千二百三十二丈四尺五寸，东一千七百八十六丈九尺三寸，西一千五百六十四丈五尺二寸。”近代实测为：南墙6690米，北墙6790米，东墙5330米，西墙4910米。
在规划建设城市的同时，在南郊修建了天地坛，其始建于永乐四年，完工于永乐十八年。天地坛占地面积达273公顷，比紫禁城要大许多，反映了皇朝对于祭祀天地活动的尊崇。南郊天地坛的建设，乃仿照南京，遵洪武合祀天地之制。天地坛分两重坛墙，形成内坛、外坛。两重坛墙的北部均为半圆形，南部则为方形。天坛内的一些建筑，平面布局也是上圆下方。古人信奉“天圆地方”，以圆形象征天，方形象征地。不过，根据中国传统礼制，祭天应于南郊，祭地则应于北郊。于是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决定改遵古法，天地分祭，将原来的天地坛更名为圜丘（嘉靖十三年改称天坛），专祭天，而在北郊安定门外另筑方泽坛（嘉靖十三年改称地坛），专祭地，与南郊的祭天之坛遥相呼应。
在天地坛之西，同时建有山川坛，与天地坛相对称。山川坛祭祀太岁、风、云、雷、雨、海、岳等神。天地坛与山川坛左右相对，其间所留空间恰恰北对都城的建筑中轴线，这显然是有意的安排。后来修筑规划外城，恰利用了两坛对称的格局，城市中轴线从正阳门延伸到永定门。
嘉靖九年，还在东郊建筑朝日坛，在西郊建筑夕月坛，以祭日、月。于是在北京城的四面配齐了祭祀天、地、山川、日、月的坛庙，使北京城具备了宇宙象征意义。
永乐修建的扁方形的北京城延续了133年（1420—1553），基本没有大的变化。但城市生活本身在迅速发展，城内空间日显不足。
嘉靖外城的修建
有明一代，北患不止，蒙古骑兵多次南下，甚至迫近北京城郊，威胁北京的安全。所以北京建成50多年后，即成化十年（1474），便有定西侯蒋琬上书：“太祖肇建南京，京城外复筑土城以卫居民，诚万世之业。今北京但有内城，已巳之变，敌长驱直薄城下，可以为鉴。今西北隅故址犹存，亟行劝募之令，济以工罚，成功不难。”《明史蒋琬传》。蒋琬虽有远见，但未获朝准，直至约80年后这项建议才得以施行。
嘉靖（世宗朱厚熜）二十九年（1550）庚戌，俺答入寇，“虏大众薄都城，分掠西川、黄村、沙河、大小榆河等处，畿甸大震。”此次俺答兵临北京城下，饱掠京畿八日，史称“庚戌之变”。这次“薄城”之危终于令明朝下定修建外城的决心。
嘉靖二十九年九月，工部侍郎王邦瑞奏请修筑北京外郭城。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兵部提出“筑关厢之城”“谓京师南三城关厢应筑外墙五千七百八十丈，建楼五座。即以关厢居民计之，每家役一人，共可得万人，百日可就。宜定于来春兴工。”此项建议获准，开始施工。但转年二月，嘉靖皇帝以“以事体重大，且选将练兵，休息民力”为由，诏令停工。尽管三关厢居民愿自出财力，也仍未应允继续兴工。
直至三十二年（1553）三月，兵科给事中朱伯辰进言：“臣窃见城外居民繁夥，无虑数十万户，又四方万国商旅，货贿所集，宜有以围之。矧今边报屡警，严天府以伐虏谋，诚不可不及时以为之图者。臣尝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环绕如规，可百二十余里。若仍其旧贯，增卑培薄，补缺续断，即可使事半而功倍矣。”嘉靖皇帝最终同意“外城须四面修筑，以全王制”。
当时计划“四周宜筑外城七十余里。”具体走向是，“自正阳门外东马道口起，经天坛南墙外及李兴、王金箔等园地，至荫水庵墙东止，约计九里；转北接神木厂、獐鹿房、小窑口等处，斜接土城旧广僖门基址，约计一十八里；自广僖门起，转北而西，至土城小西门旧基，约计一十九里；自小西门起，经三虎桥村东马家庙等处接土城旧基，包过彰义门至西南，直对新堡北墙止，约计一十五里；自西南旧土城转东，由新堡及黑窑厂经神衹坛南墙外，至正阳门外西马道口止，约计九里。大约南一面计一十八里，东一面计一十七里，北一面势如倚屏，计一十八里，西一面计一十七里，周长共计七十余里。内有旧址堪因者，约二十二里；无旧址，应新筑者，约四十八里。……外城规制，臣等议得外城墙基应厚二丈，收顶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上用砖为腰墙。垛口五尺，共高二丈三尺。城外取土筑城，因以为濠。正阳等九门之外，如旧彰义门、大通桥，各开门一座，共门十一座。”
按照这一方案修建的外城，将会使北京城呈现一个更大的圈层结构。不算皇城及紫禁城，北京城平面将是一个回字结构。只是，外城因就旧城基修建，走向并不规整。
但兴工不久，嘉靖皇帝与阁臣严嵩等既虑工费浩大，又怕一两年内难以完工，所以改变计划，只修筑城南一面。严嵩等提议：“前此度地画图原为四周之制，所以南面横阔凡二十里，今既止筑一面，第用十二三里便当收结，庶不虚费财力。今拟将见筑正南一面城基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可以尅期完报。”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京师外城成”。外城南垣长“二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七寸”，约合7854米；东垣长“一千八十五丈一尺”，约合3472米；西垣长“一千九十三丈二尺”，约合3498米。外城面积约为24平方公里。外城的修筑，使北京城在平面上构成了特有的凸字形轮廓。
外郭城“止筑一面”致使整个城市呈凸字形轮廓并不是本意，而只是权宜之策。当时的想法是，“俟财力裕时再因地计度，以成四面之制。”只是这个四面筑城的设想，因种种原因，终明一代，并没有实施。另外，从已修外城东、西城墙的位置来看，其与内城东、西城墙距离甚近，仅有1里来地，即使要继续修建，恐不可能沿已有外城城墙向北延伸。所以待日后“财力裕时”“以成四面”的说法，可能只是个托词。
明北京内外城的整合
外城的修建，直接的推动力是军事防卫的紧迫需要，但从社会发展形势来看，还有另外的意义。前引朱伯辰所言：“臣窃见城外居民繁夥，无虑数十万户，又四方万国商旅，货贿所集，宜有以围之。”这是修建外城的另一个动机。
在永乐初建北京城的时候，由于连年战争的影响，当时北京城内人口稀少，市井萧条，以致不得不从江南以及山西大量迁移富户来充实京师。北京附近的农村也是残破不堪，田园荒芜，而不得不从外地迁移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前来耕种，甚至将一些罪犯也发配到北京附近地区屯田开垦。在这样的形势下，北京城池的范围无须建得很大。
由于城内萧条，永乐初年，明朝在皇城门外、钟鼓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以及大城各城门附近，修建了几千间民房和店房，规定一部分“招民居住”，一部分“招商居货”，叫做“廊房”。这些构成了明朝北京城居民区的基础。
据研究，明代北京城市人口，洪武初年约为10万，至正统时（1436—1449）增至96万。可见，明朝初年北京城市空间尚无不足的问题，但随着社会的稳定发展，人口繁衍，城市空间很快变得局促。况且城内屡有豪门强占土地的事情发生，如正德十一年（1516），西安门外（皇城外）积庆、鸣玉二坊民居被毁，并造皇店酒肆，建义子府。时军民房屋，多吞并于势豪。这些情况均会造成限制不严、空间开敞的城外关厢的迅速扩展。兵部最初的建议，并没有考虑四面筑城，而仅强调南面“居民繁夥”的三门关厢的防卫，正是这一发展的反映。
除前三门关厢之外，西南郊还有另一片居民区。从景泰年间（1450—1456）与蒙古瓦剌部的战事记载来看，北京西南郊原金中都遗址一带尚具土城与民居。例如：瓦剌也先挟所俘英宗至北京西南郊，邀明廷大臣出城迎接正统皇帝大驾，景泰帝疑其有诈，仅派职位不高的官员朝见太上皇于“土城”。这个“土城”应为金中都城垣故址。明军于京城外西南街巷堵塞路口，埋伏神铳短枪。当地居民皆爬上屋顶墙头，掷砖瓦击敌。所谓“西南街巷”“屋顶墙头”应为金中都街巷之残存者。
这一地的居民，与迅速发展的关厢地带，渐渐联合为繁盛之区。在客观上，已有一定程度的城市化发育。北京南郊的如此状况与北郊元代土城范围的冷清形成反照，故新修外城时，重南而轻北。修外城也是南郊民望，所以有三关厢居民宁愿自出财力之说。
金中都自元代旁弃之后，并未完全湮灭为平地，在整个元朝，仍遗有南城，居民不绝。直到明嘉靖外城修筑，金中都之余绪才终于结束。
北京南郊比较发达的居民区，因外城的修筑，而被整合为正规的城区，并割坊管理。外城修建后7年（1560），张爵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其中所列的南城（或曰新城，即新筑外城）诸坊为：正东坊、正西坊、正南坊、崇北坊、崇南坊、宣北坊、宣南坊、白纸坊。严整坊制的设立，是要“示天下肃也”，外城地带从此成为京师的重要组成部分。
永乐时，曾仿照南京之制，在北京设立五城兵马司。嘉靖筑外城后，调整改设南城兵马司，署在宣南坊阎王庙街西，管辖正阳、崇文、宣武三门外诸坊。城门是京师的重要守卫和管理部位，外城修建以后，京师内外城十六门均有“掌门官”“管事官”等“稽查出入”。坊制的建立，南城兵马司的设立，完成了从管理制度上对外城地带的整合。
外城街区以从内城前三门延伸出的三条大道为骨干，居民区和商业市场多分布在三条道路之间，范围南抵天地、山川两坛。在天地、山川两坛东西附近地区，则多见水坑、池沼甚至小河塘，居民很少。显然，外城的修筑亦有保卫两坛之意，否则不致将大片无用洼地包容进来。将天地坛包入城区，不合礼制，当出于无奈。
另外应该指出的是，外城所包入的居民区，本是自然聚集发展形成，因而多为曲折狭窄的街巷，胡同凌乱，并不规整。前门大街以东的斜向街巷主要因为河道沟渠走向而成。前门大街以西的斜向街巷则因原金中都旧城位于外城西部，外城未建时，出前门往金中都故城一带，以东北至西南走向道路最为便捷。外城这种情况与内城按正方向整齐排列的街巷，有明显的区别。
不过，在总体规划上，可以看出，外城力求在大格局上与内城整合、协调，虽然只修南部一面，也要尽量整齐有序。所谓整齐有序，主要是保持中轴对称的大格局。
原来的北京内城，自正阳门起，向北穿过紫禁城的一系列中央宫殿和景山中峰，最后止于鼓楼与钟楼，为一条建筑轴线。这条轴线是北京城平面结构的中心，是全城的中轴线，它突出了皇帝宫廷在全城的核心地位，体现了帝王之都的设计思想。中轴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东西对称格局，是北京城平面景观的最大特色。外城修建，仍遵从这条轴线而布局，从正阳门向南有一条笔直大道穿过东西并列的天地坛和山川坛之间，直抵永定门。在形态上，是北京内城中心轴线的延长，延长之后的中轴线全长近8公里。中轴线的衔接延长，是外城与内城建筑整合的重要举措。外城城垣轮廓，也是东西对称，与内城协调对接，在形态上形成新的城市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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