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宗教、朝鲜-韩国学、比较文化学学习与研究人员作者选取朝鲜十七、十八世纪最具代表性的“燕行录”文本，通过文本作者的“外位”视角观照不同时期的满族人形象，进而描述出两种异质文化如何在相互碰撞中求同存异，如何经历了隔膜、敌对之后，小心翼翼地开展对话，尝试着彼此沟通了解的艰辛历程。
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族人形象从“妖魔化”到“客观化”甚至“理想化”的演变轨迹所描述的，正是朝鲜民族勇敢地挣脱“华尊夷卑”、“春秋大义”等精神桎梏，步履维艰地向着自由与独立的终极追求坚定地跋涉的一部精神史。二者之间在逻辑上有着内在的同构性。
作者认为：每一个文本都是互文本，文本性即对话性。“燕行录”作为文本只有在对话阐释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因此，理解也是对话。
作者简介：
刘广铭，1968年生，吉林白城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副教授，2003年9月考入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学学院，师从金宽雄、金柄珉、蔡美花诸先生，2006年6月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师从全福（苏尤格）教授，2009年5月出站。研究分野：民族与宗教、朝鲜—韩国学、比较文化学。所译韩国十六卷本长篇大河小说《土地》一至三卷，凡百余万字，系韩国文学翻译院海外文学翻译项目，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目录：
导论朝鲜学与满学在比较文化学领域的对话
第一节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洲族形象研究的现代性
二、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洲族形象研究的学术价值
第二节采信资料及研究方法
一、近七百年积累下来的形象学文本亟待研究开发
二、理解之理解：对朝鲜朝语境中满洲族形象的文化阐释
第三节国内外相关课题的研究述评
一、国内外相关课题的研究述评
二、朝鲜-韩国学与满学在比较文化学领域的对话
第一章十七世纪前朝鲜朝语境中的女真形象
第一节十七世纪前朝鲜与女真关系的一般状况
一、满洲族源流
二、十七世纪前朝鲜与女真关系的一般状况导论朝鲜学与满学在比较文化学领域的对话第一节研究目的与意义一、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洲族形象研究的现代性二、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洲族形象研究的学术价值第二节采信资料及研究方法一、近七百年积累下来的形象学文本亟待研究开发二、理解之理解：对朝鲜朝语境中满洲族形象的文化阐释第三节国内外相关课题的研究述评一、国内外相关课题的研究述评二、朝鲜-韩国学与满学在比较文化学领域的对话 第一章十七世纪前朝鲜朝语境中的女真形象第一节十七世纪前朝鲜与女真关系的一般状况一、满洲族源流二、十七世纪前朝鲜与女真关系的一般状况第二节李肯翊《燃藜室记述》中的女真形象一、李肯翊与《燃藜室记述》二、《高丽史》：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洲族形象之史前史三、《燃藜室记述》中的女真形象第三节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中的女真形象一、半人半兽的另类：不曾向化的女真人二、日益崛起的邻居：桀骜不驯的女真人三、《建州纪程图记》中女真人形象的现代性第四节李民寏《建州闻见录》中的女真形象一、《建州闻见录》中的女真地理形象：“山高水险，罕有平旷之原，风气强劲，寒冽殊甚”二、《建州闻见录》中的女真人形象：“习性悍勇，驰骋畋猎，乃其常事”第五节咸境道朝鲜民族传说中的满族人形象一、人类形象：咸境道朝鲜民族传说中的努尔哈赤二、兽类形象：咸境北道图们江沿岸地区朝鲜民族传说中的女真观三、被官方文化拒之于门外的“另一个”努尔哈赤 第二章十七世纪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洲族形象第一节十七世纪朝鲜朝与清朝（后金）关系的一般状况一、满族人入关前与朝鲜朝之关系二、满族人入关后与朝鲜朝之关系第二节燕行使与燕行录第三节麟坪大君李《燕途纪行》中的顺治王朝一、麟坪大君李与《燕途纪行》二、《燕途纪行》中的顺治王朝第四节麟坪大君李《燕途纪行》中的顺治皇帝一、“气象豪俊，既非庸流，眸子暴狞，令人可怕”的胡皇顺治二、“专厌胡俗，慕效华制”的顺治皇帝三、“荒淫骄侈自恣”的顺治皇帝 第三章十八世纪上半叶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洲族形象第一节十八世纪上半叶朝鲜朝与清朝关系的一般状况第二节金昌业与《老稼斋燕行日记》第三节《老稼斋燕行日记》中的康熙形象——兼与同时期欧洲语境中的康熙形象比较一、“神气清明”的康熙皇帝二、围猎讲武之康熙皇帝三、节俭惜财之康熙皇帝四、属意文翰之康熙皇帝第四节《老稼斋燕行日记》中的满洲族形象一、“清人貌丰伟，为人少文”二、“所谓抱腰一节，乃金国相爱之礼，而所见则可骇”三、“清人虽是胡种，凡事极为文明” 第四章十八世纪下半叶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洲族形象第一节十八世纪下半叶朝鲜朝与清朝关系的一般状况第二节朴趾源与《热河日记》第三节《热河日记》中的满洲族形象一、“蔼然有春风和气”的乾隆皇帝二、“民俗蠢强，专尚弓马”的满洲人 结论满洲族形象的演进轨迹：妖魔化——圆形化——客观化 参考文献 后记作者所从事的“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洲族形象研究”，实际上就是以韩国人的“外位”视角，对满族人及其文化的一次再观照、再感觉、再认识，从而获得一些对于双方民族文化心理的不同于以往的新认识，并希冀其对今天的人们处理国家、民族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有所裨益。作者的这一努力赢得了同行专家们的一致认可。
第一章第三节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中的女真形象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朝鲜朝宣祖二十八年），建州卫女真人越境入朝采参，为朝鲜边将所杀。努尔哈赤（1559年~1626年）准备报复。朝鲜为缓和紧张局势，一面惩处边将，一面派朝鲜南部主薄申忠一申忠一，字恕甫，明宗九年（1554年）生，污川郡守申默第三子。宣祖十六年武科及第，死于光海君十年，追为领议政。送文书赴建州修好，并藉此刺探建州虚实。十二月二十二日，申忠一自满浦渡鸭绿江，沿今浑江支流新开河、富尔江至努尔哈赤驻地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南五里）。翌年正月初五日，由原路回国。申忠一归国后，将一路所经，绘制纪程图长卷两幅，并将会谈经过以及闻见所及，分条记述，录于图后，其一作为报告进呈朝鲜国王，其一自藏。图记原稿久已不传，仅状启和图后所录文字见于《朝鲜王朝宣祖实录》。1938年，朝鲜学者李仁荣李仁荣（1911~1950？），号鹤山，全州人。1937年3月毕业于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史学科，历任普成专门学校讲师、延禧专门学校讲师、平壤神学院讲师、京城大学法文学部助教授、国立汉城大学助教授、延禧大学校教授等教职。朝鲜战争爆发后生死不明。其学术专长为书志学和史学。发现申忠一自藏纪程图记原件。翌年，伪满建国大学在《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中影印发表。其后朝鲜影印长卷发行，定名为《建州纪程图记》。《图记》所录内容相当广泛，是研究十六世纪末建州女真社会经济、阶级关系、政治军事、文化习俗及努尔哈赤、其弟舒尔哈齐等女真重要人物的珍贵资料。申忠一是带着对女真人的“前理解”出使赫图阿拉的，因此，《图记》所描述的女真人形象既是朝鲜朝社会总体想象的产物，又是申忠一出使赫图阿拉的真实印象。它一方面受制于朝鲜朝社会文化语境及其期待视野，“为我所用”的立场显而易见，另一方面又由于《图记》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及耳闻目见，这里的女真人形象也必然受制于女真人的社会现实，从而具有某些真实成分。因此，这一形象的建构具有既主观又客观，既理想又真实的双重特征。 一、半人半兽的另类：不曾向化的女真人“胡人”、“奴酋”、“酋胡”、“小酋”、“贼胡”，是《图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套话”。其指涉意义即在说明女真人是不曾向化的野蛮人。《图记》中申忠一滞留赫图阿拉时所历见闻凡97条，外加路途闻见若干，其中多有加深其对女真人之成见者。申忠一经过的从满浦到建州城的道路两侧大小共有50余处女真部落，约730余户女真人，他们虽然没有摆脱传统的“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但从其农耕及半永久性的房屋来看，基本上过着半农半牧的定居生活，粮食“秋收后不即输入，埋置于田头，至冰冻后输入云”。当时的女真人正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努尔哈赤对申忠一提出“欲将熊皮、鹿皮卖于满浦，买牛耕田”，显示出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而将粮食“埋置于田头”则是作为备战军粮之用，因为努尔哈赤统治下的女真各部实行“兵农一致”制度，部落的所有壮丁既是农民又是兵丁，出征时则自备军粮。这些所呈现出的本来是一幅处于上升期的、生机勃勃的景象，但在戴着有色眼镜的申忠一看来，却全然成了女真人落后、不开化的注脚。佟羊才是努尔哈赤派来接待申忠一等朝鲜使者的女真官员，《图记》记载了一段佟羊才与申忠一的对话：“佟羊才曰：‘你国宴享时，何无一人穿锦衣者也？’臣曰：‘衣章所以辨贵贱，故我国军民不敢着锦衣，岂如你国上下同服者乎？’羊才无言”。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朝鲜朝宣祖二十九年）正月初一日，努尔哈赤举行盛大宴会招待申忠一等朝鲜使者，《图记》记载了当时的宴会场面：“奴酋门族及其兄弟姻亲，与唐通事在东壁；蒙古……各部在北壁；臣等及奴酋女族在西壁；奴酋兄弟妻及诸将妻，皆立于南壁炕下；奴酋兄弟则于南行东隅地上，向西北坐黑漆椅子，诸将俱立于奴酋后。酒数巡，兀剌部落新降将夫者太起舞，奴酋便下椅子自弹琵琶，耸动其身。舞罢，优人八名，各呈其才，才甚生疏……宴时，厅外吹打，厅内弹琵琶，吹洞箫，爬柳箕，余皆环立，拍手唱曲，以助酒兴。诸将进盏于奴酋时，皆脱耳掩，舞时亦脱，唯小酋（按：指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不脱”。以上两则引文或许可以说明建州之行是如何加深了申忠一固有的女真人“不曾向化”的印象。中国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即成了官方意识形态，而且这种意识形态还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进而达到了生活化的程度，其表现之一就是把“礼”作为人类的标准规定下来。五经之一的《礼记》详尽地规定了各种“礼”，汉代大经学家郑玄注释了《礼记》，其注释中有如下文字：“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娶妻不同姓”。郑玄注曰：“为其近禽兽”。《礼记》，“曲礼上第一”。意思很明显，“人”的行为合乎“礼”之轨范者，则为人类，否则，即使具有人之形体，也是“非人”或“非常人”乃至于“禽兽”。中国古代文人正是以这种思想观察和判断人类的。而古代朝鲜与中国交往密切，一向以“小中华”自居，儒家思想至晚也在公元一世纪以前即先于佛教、道教传入了朝鲜，李洪淳：《儒家学说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及其影响的比较》，《延边大学学报》1983年专刊。并和朝鲜固有的文化习俗有机融合，对古代朝鲜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崔根德教授在总结儒学对古代朝鲜之影响的表现时有云：“在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上以‘礼’为基准。‘礼者为异’，《礼记》。即以差别为能事，严格区分上下、贵贱、尊卑。三国时代以后的文物制度，甚至衣服形制、建筑等也都贯彻了这种思想”。而且，古代朝鲜在文化上的这种优越地位，还得到了来自中国朝野的肯定：“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国（唐玄宗）”。《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孝成王二年》第九卷。“远国通王化，儒林得使臣。六君成典册，万里奉丝纶”。（耿湋《送归中丞使新罗》）“异俗知文教，通儒有令名。还将大戴礼，方外授诸生”。（皇甫冉《送归中丞使新罗》）古代朝鲜人已经“知文教”，“通王化”，与中国人身份无异了，如此一来，古代朝鲜关于“人”的评判标准自然也就与中国毫无二致了。正是这样的文化背景，才有了上述引文中申忠一的“衣章所以辨贵贱，故我国军民不敢着锦衣，岂如你国上下同服者乎？”这样一番高论，且驳得“羊才（哑口）无言”。其不辱使命，折冲尊俎之气概，自我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另一则引文所载之宴会场面，在申忠一等看来更是乌烟瘴气，有悖礼法，简直大逆不道，虽然他自己也曾“拍手唱曲，以助酒兴”。但其仿佛“看马戏”的心理却于字里行间流露无遗。《图记》中如上述两则引文之类反映女真人不通礼仪，不曾向化的文字尚有数处，皆以一种居高临下之姿态、文化上的优越感表现对女真人的蔑视。二、日益崛起的邻居：桀骜不驯的女真人正如《图记》末页西峰申熟仁仲所题之跋文所言：“今恕甫（按：申忠一字）只图其不可张不可隐之物状，录其目所见耳所闻之实情”。由于《图记》真实记录了建州女真社会经济、阶级关系、政治军事、文化习俗等情况，因此，《图记》又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桀骜不驯，生气勃勃，已经迅速崛起的女真人形象的画图。努尔哈赤崛起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是年五月，他为报父祖仇，以遗甲13副起兵，采取“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清太祖实录》卷一。的策略，至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完成了对建州女真的统一，到申忠一出使建州的万历二十三年，努尔哈赤已将女真各部环满州而居者，一一征服，因此国势日盛。努尔哈赤的崛起，立即引起朝鲜方面的忧虑与恐惧，万历二十三年八月的一份《备忘记》中朝鲜朝宣祖国王的一番议论，足以反映出朝鲜朝对努尔哈赤之崛起的惊恐与仇视心理：“且老(乙)可赤（按：即努尔哈赤）事亦大可忧。古之善料敌者预图于未形前，况此兆朕已荫，爻象已动。若俟河冰合，虏骑充斥，是我腹背受敌，天亡之秋，不能支吾矣。念及于此，不觉凛然而心寒，未审庙堂诸卿，亦已深虑而得其所谓多算者乎?戍卒残弱，而不习战阵，其势不敌”。《朝鲜王朝宣祖实录》二十八年八月条。同年九月，朝鲜朝左议政金应南递呈国王的报告中亦云：“臣伏见近日西边驰报，其忧亦大。盖此胡(按：指努尔哈赤)崛起于辽金旧疆，拥兵十万，治练有素，其桀骜雄强，中国之所畏也。边臣无良，启衅已多，若于合冰之后，乘其愤怨，率其部落，百万为群，冲犯我界，则区区一带之水，已失其险,长驱直捣之患，安保其必无乎！”《朝鲜王朝宣祖实录》二十八年九月条。追溯历史缘由，朝鲜朝对女真人混杂着轻蔑与恐惧的极为复杂的感情与当时两个民族间力量的逆向转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朝鲜朝的记忆里，女真人应该是屡屡前来朝贡，时时需要救济的“狗鼠之辈”，而如今却要与昔日的主子平分秋色，甚至时有犯上之举，这不能不让朝鲜觉得颜面尽失、寝食难安。另一方面，朝鲜朝对女真人的这种恐惧感还可追溯到契丹、蒙古等北方民族对半岛的入侵，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对历史的记忆同样积淀在朝鲜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它与对异族的想象两相叠加，一旦相似的历史境况重现，想象就会激活以往的历史经验，并唤醒沉睡的种族记忆。因此，为了捍卫自己的身份、地位，朝鲜朝文人甚至不惜歪曲事实，拼命贬低、诋毁女真人，这既是他们蔑视女真人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他们畏惧女真人心理的真实反映。而所有这一切，在《图记》中皆可找到记录。前文已述及努尔哈赤曾举行盛大宴会招待申忠一等朝鲜使者。宴会前，努尔哈赤命马臣传达他的话给申忠一说：“继自今，两国如一国，两家如一家，永结欢好，世世无替”。当努尔哈赤崛起之初，实力不够壮大时，一直保持对大明的“忠顺”，不断赴明“修贡”。同时十分注意与朝鲜的关系，欲与朝鲜“永结欢好”，并不想过分刺激朝鲜，虽如此，野心勃勃的努尔哈赤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对朝鲜俯首帖耳了，而是一反常态，要求与朝鲜平等的地位，即所谓“两国如一国，两家如一家”。而朝鲜方面对女真人态度上的转变虽然心知肚明，却又一筹莫展，下面的事件即足以说明问题：万历二十三年七月，努尔哈赤派人带着自己的书信到朝鲜满浦，向朝鲜“曲示礼意”，主动刷还越境采参的朝鲜人，努尔哈赤信中云：希望“两境之民毋得侵犯相害”，《朝鲜王朝宣祖实录》二十二年七月条。友好交往。朝鲜方面对努尔哈赤返还人口的友好举动反倒忧心忡忡。备边司在给国王的报告中说：“北虏窥觇虚实，欲因事生变者，固非一日矣。往年欲出兵相救，而其时朝议亦虑后患，移咨辽东，请加禁绝。而今则又以刷还我民之事，先为来试浅深，而今此所送书契之辞，明有凌侮侵突之状，前头之事，极为可虑。但老(乙)可赤势力方强，若但以我国边将之言，严辞拒绝，则非徒不能禁止凶暴，后日难处之患，不可胜言”。《朝鲜王朝宣祖实录》二十二年七月条。《图记》于明万历二十四年初四日这天有这样一条记录：“多之（按：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四寸兄）问我国人勇弱与否于佟羊才，佟羊才曰：‘满浦宴享时列立军数，约有三四百。背负矢服，前抱弓帒，箭则羽落而无镞，弓则前拆而后裂，只为他国笑资。如此等辈，不用弓箭，只将一尺剑，可砍四五百人，但恨臂力有限’。两人相与大噱。臣曰：‘我佥使若欲夸示军威，当以悍兵精卒，强弓利镞，大张声势。羊才所见者不是军兵，只是在庭供给之人与禁喧军牢也’”。如果说出于外交礼节及战略的需要，努尔哈赤在朝鲜使节面前尚能有所节制，不致太过张狂的话，他的部下则显得有些肆无忌惮了，上面这则记录就是他们当面奚落朝鲜使节的证明，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努尔哈赤迅速崛起的同时，朝鲜朝吏治却日趋腐败，且灾害频仍，民不聊生,若果真如申忠一所辩解的那样，朝鲜朝尚有“悍兵精卒，强弓利镞”的话，则他们也不用朝野上下个个担心“戍卒残弱,而不习战阵，其势不敌”了。《图记》中有一段记载，详尽地描绘了努尔哈赤的肖像，甚可宝贵，其文略曰：“奴酋不肥不瘦，驱干壮健，鼻直而大，面铁而长。头戴貂皮，上防耳掩，防上钉象毛如拳许。又以银造莲花台，台上作人形。亦饰于象毛前。诸将所戴，亦一样矣。身穿五彩龙文天益，上长至膝，下长至足，皆裁剪貂皮，以为缘饰。诸将亦有穿龙文衣，缘饰则或以貂，或以豹，或以水獭，或以山鼠皮。护顶以貂皮八九令造作。腰系银入丝金带，佩帨巾、刀子、砺石、獐角一条等物。足纳鹿皮兀剌靴，或黄色，或黑色。胡俗皆剃发，只留脑后小许，上下两条，辫结以垂。口髭亦留左右十余茎，余皆镊去。奴酋出拜都督十年，龙虎将军三年云。奴酋出入，别无执器械军牢等引路。只诸将或二或四作双。奴酋骑则骑，步则步而前导，余皆或先或后而行”。这段描述甚为生动，犹如一幅素写，给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努尔哈赤的形象。而且，受中国唐代诗歌影响的痕迹隐约可见。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有云：“君不见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张说《苏摩遮》有：“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眼紫髯须”句。两诗皆道出了中原人眼里的异族“胡人”形象。李白《猛虎行》有：“胡雏绿眼吹玉笛,吴歌白纻飞梁尘”。戎昱《苦哉行》有：“今秋官兵至，岂意遭戈铤。匈奴为先锋，长鼻黄发拳”句。申忠一所受的影响，文采倒在其次，主要的则在于思想，古代中国人由于“华夷之辨”的深在建构，往往把自己看成是正常的人类，于是尽可能地去渲染异族的不同于本族的特点。法国学者让-马克?莫哈认为：“形象学拒绝将文学形象看作是对一个先存于文本的异国的表现或一个异国现实的复制品。它将文学形象主要视为一个幻影、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乌托邦的迹象,而这些都是主观向往相异性所特有的”。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申忠一在这里一如既往地用一个农业民族文人的眼光，用朝鲜朝强势话语给我们塑造出了一位女真族“酋长”的形象，而这一切都是以朝鲜朝为参照，在下意识之中进行的，他强调的始终是努尔哈赤身上“胡”的特征，从而无意中消解了“他者”的一些其他个性特征。虽然如此，由于其描写的客观性，我们在此依然能感受到一种粗犷、清新的气息迎面扑来，一位意气风发、精明干练、轻车简从的女真首领呼之欲出。这种审美效果的达成是由申忠一的矛盾心理决定的，更是他本人所始料不及的。女真人这种桀骜不驯、咄咄逼人的气势从申忠一阿Q式的自欺欺人中亦可得到诠释，也是明万历二十四年初四日这天，《图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多之问臣曰：‘你国有飞将军二人云，然乎？今在哪里？’臣答曰：‘非止二人，在南边者多，而来此则二人：一为碧潼郡守；一为宁远郡守。而南面倭贼，已尽驱逐，故其飞将等，近当来防于此处矣’。多之曰‘吾闻能飞云，欲闻其实’。臣曰：‘两手各提八十余斤长剑，驰马上下绝壁。或出入小户，略无所碍。或超过大川。或往来树梢，如履平地。或数日之程，一夜间可能往返’。多之曰：‘能超过几步广川也？’臣曰：‘如婆猪江则可超过矣’。多之顾其左右而吐舌”。虽然申忠一的自我吹嘘唬得“多之顾其左右而吐舌”。但在势力日益扩张的女真人之压力下，朝鲜朝统治者不思澄清吏治，整备边防，却把保家卫国的希望寄托在“往来树梢，如履平地”的飞将军身上，可谓欺人者自欺。事实上，努尔哈赤借朝鲜使者的建州之行，一方面向朝鲜表示友好，以便赢得更多发展壮大的时间，一方面也不失时机地向朝鲜、明朝显示自己的实力。万历二十四年二月，朝鲜通事河世国陪同明将余希元到满浦，努尔哈赤听说余希元到建州王独部视察，便精心安排了一场欢迎仪式：“余相公到王独部，则老可赤婿忽忽领骑兵二百来侯于道傍。老可赤副将领骑兵三千余名整立道下，或带弓矢，或持枪仗，步军六千余名，成三行列立。相公进迫阵前，有一骑不意高呼，骑军整立不动，而相公一行及我国人等惊惶失色，胡人拍手大笑”。《朝鲜王朝宣祖实录》二十九年二月条。这种欢迎方式，无疑是向朝鲜、明朝炫耀建州的实力，其桀骜不驯之状已显露无遗。《图记》中表现女真人桀骜不驯之情状的文字尚有数处，限于篇幅，此处不一一列举。三、《建州纪程图记》中女真人形象的现代性朝鲜在历史上往往被中国称为“东夷”，其民“性多诡伏，言辞鄙秽，不简亲疏”。《北史?列传第八十二?高丽》第九十四卷。亦曾以汉民族眼中的“非常人”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但朝鲜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他们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取法中国，广泛吸收中国中原地区的文化，“以袭圣贤之风化，革洪荒之俗，为礼仪之邦”。《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早在唐代，就已经“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全唐诗逸卷?上》，唐玄宗：《赐新罗王》。一举而成“君子之国”了。这使朝鲜人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充满了自豪感。如此一来，与远远比自己落后的女真人相比，其地位自然要优越许多了。这种优越感，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便成为同女真人关系中的主导意识，对女真人的蔑视与偏见也就随之而产生了。朝鲜人毫不怀疑地相信自己是文明的拥有者，而女真人则是愚蠢落后的“狗鼠之辈”，是“非常人”。从而，当女真人日益强大，开始争取同朝鲜人一样的身份并威胁到朝鲜的国家安全时，朝鲜人便开始变本加厉地诋毁、甚至打压女真人，《图记》所呈现的女真人形象正是这一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图记》所勾勒的女真人形象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了朝鲜人而不是女真人，申忠一在《图记》里所流露的除了有意无意的蔑视和贬损以外，全部都是对朝鲜未来的担心和忧虑。并且，申忠一把这种情绪传染给了自己的国王，致使朝鲜国王亦惊恐万分：“观申忠一书启，老乙可赤之势，极为非常，终必有大可忧者。今年则赖兵判运筹决策，姑得以无事矣。然安知来冬不为侵轶。今天下南北有此大贼，此天地间气化之一变者。我国介于其间，腹背受敌，所谓又疥且痔，岂不寒心”。《朝鲜王朝宣祖实录》二十九年正月条。此时，朝鲜朝上下也只能看着昔日的“丑类”女真人日益作大而“不能支吾矣”。申忠一之《图记》完成后，曾请族中长者西峰申熟仁仲“题其末”，西峰所题之跋文有言：“自古觇胡者，不惑其虚张猛势以为难，则必信其诈见赢形以为易。此汉使所以误高皇也，王伦所以怯高宗也。今恕甫只图其不可张不可隐之物状，录其目所见耳所闻之实情；而不言其难为之怯，不言其易为之骄，不言其必来必不来，自以为得其要领。呜呼！其自谓能得敌人要领者，鲜不祸人国家”。诚哉斯言！然而若以此意嘉许《图记》，则不甚当，西峰虽对《图记》“披而阅之”，但在此犯了同申忠一一样的先入为主的错误。不过，申忠一所追求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在今天却仍然熠熠生辉，这也是我们研究《图记》中女真人形象的现实意义所在。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对别一种文化的认识，断不可先入为主，以自己的价值标准评判其优劣，而应加强交流与沟通，以平等、客观理性的态度慎重处之，否则“自以为得其要领”，弄不好可就要“祸人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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