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读书月《新京报》年度好书《寻找·苏慧廉》作者沈迦新作
作者跨越三大洲亲身考索域外一手史料首度公开
周振鹤何光沪李天纲白岩松隆重推荐
发掘传教士与胡适、陈寅恪、翁同龢等文化巨匠之渊源
重现晚清大时代下波澜诡谲的官场事件、民间风波
钩沉“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近代基督教传播历史
本书简介：
《寻找·苏慧廉》出版后，作者沈迦继续寻访调研，利用未用尽的一手材料，陆续撰写了十余篇独立文章，继续叙说与苏慧廉有关的传教士在华的往事逸闻。其中有涉及胡适的信仰认识及与苏氏父女的交往，这是早已汗牛充栋的胡适研究所忽略的；还讲述了翁同龢家族这个晚清最大的文官家族如何与传教士交往，并由此影响了后辈的传奇生活；《陈寅恪受聘牛津的缘起》则首次披露了陈公与苏慧廉承前启后的关系。寻找、写作苏慧廉的背后故事也有记录，如《英伦“寻宝”三记》《牛津寻找苏慧廉墓地》等，作者寻访前人足迹遍布几大洲，不乏曲折离奇之经历。书中另有部分文章是与温州近代史有关的，苏慧廉在温州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纪，由他的视角回望这座现在闻名遐迩的城市，不论是重新解读枫林教案的起承转合，还是考证艺文学堂的细枝末节，作者都能用鲜见的域外材料，说出不一样的故事。作者虽以运用史料、考据史实见长，但在铺陈、叙述时亦具备技巧，把历史写得既扎实又好看。还有很多来自海外的珍稀老照片，也是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作者简介：
沈迦温州人，曾为《温州日报》记者，现移居加拿大。近年致力于温州基督教史及苏慧廉等传教士研究。著有《寻找·苏慧廉》一书，该书深受好评，获得2013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新京报》年度好书等多种奖项。
目录：
上辑
一条开往中国的船——读苏慧廉航海书信有感
胡适与苏慧廉
陈寅恪受聘牛津之缘起
西斋十年
英伦“寻宝”三记
牛津寻找苏慧廉墓地
翁同龢家族的域外留影
西人笔下的晚清山西巡抚下辑
冒广生的温州旧照
曹雅直、李华庆、苏慧廉抵温时间考
苏慧廉的引路人——英国传教士阚斐迪与温州早期基督教史
英国传教士笔下的枫林教案
艺文学堂开学典礼
甲申教案的导火索——释读一封新发现的苏慧廉家书上辑
一条开往中国的船——读苏慧廉航海书信有感
胡适与苏慧廉
陈寅恪受聘牛津之缘起
西斋十年
英伦“寻宝”三记
牛津寻找苏慧廉墓地
翁同龢家族的域外留影
西人笔下的晚清山西巡抚下辑下辑
冒广生的温州旧照
曹雅直、李华庆、苏慧廉抵温时间考
苏慧廉的引路人——英国传教士阚斐迪与温州早期基督教史
英国传教士笔下的枫林教案
艺文学堂开学典礼
甲申教案的导火索——释读一封新发现的苏慧廉家书
晚清西人温州方言著述知见录
美福：永不消逝的温州记忆
除非经由记忆之路后记白岩松：《一条开往中国的船》，是从沈迦《寻找·苏慧廉》的航程中驶出的，虽然这艘历史之船比原来的小，却似乎驶向了比以往更远的地方和更深的水域，于是带来好奇:沈迦的下一艘船会驶向何方？是的，当沈迦坚定地继续寻找着苏慧廉的时候，或许也到了我们该寻找一些什么的时候了……因为我们有着太多的未知！何光沪：提到清末以来从西方“开往中国的船”，中国人往往想到侵略中国的英国炮舰。但事实上，经过连续几个月的舟车劳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无数西方人，却是对中国人充满深切的同情和爱心，为其改善此生并获得永生而来，他们就是沈迦先生苦苦探寻真相、着力刻画的那些传教士。即使是仅仅关切传统文化的国人，也会在此书中惊喜地发现传教士同胡适、陈寅恪、孙诒让、翁同龢等等巨匠鸿儒的关联，对中国的教育、学术、风俗改良、方言文化等等的贡献……我相信，此书的读者会赞叹沈先生的文才和严谨，也会感谢他的求索和辛劳！李天纲：《一条开往中国的船》带我们进入历史的深处，看到了基督教和近代中国的密切关系。沈迦用尘封的档案，亲身的踏勘，以及充沛的情感，证明了以基督教为特征的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关系必须寻求新解。一条开往中国的船——读苏慧廉航海书信有感《寻找·苏慧廉》（新星出版社，2013）付梓后，我才在陈年的英国《偕我公会会刊》（TheUnitedMethodistFreeChurchesMagazine）上发现两封苏慧廉（WilliamEdwardSoothill，1861—1935）百余年前航海去中国时撰写的书信。一封写于1882年10月13日，首途中国，船近科伦坡，尚在途中；另一封写于1883年2月，已抵目的地温州。两信收件人都是阿德科克（J.Adcock）牧师，时任偕我公会海外差会干事（MissionarySecretary）。此二信中，苏慧廉详细汇报了旅途所见所闻。隔了一百三十年，展读旧日记录，世事白云苍狗，心头意味别样。第一封信
大英轮船公司“尼扎姆”（Nizam）号，近科伦坡。星期五，1882年10月13日。
亲爱的阿德科克先生：明天即要抵达期盼已久的科伦坡，此时给您去信也许是个适当的时间，这样您可知道我们已走了多远。总而言之，航行是愉快并舒适的，当然颠簸难免（现在就在摇晃中，以致书写都困难）。也可以这样说，我们或多或少都需为大海付出代价。
离开伦敦的那个早晨，来火车站送行并勉励的朋友，至今让我难忘。
登船后不久，便认识了伦敦会干事托马森牧师，他此行要去印度、中国及非洲视察工作。我们在苏伊士分别前都在一起，他后来去了孟买。此君友善可亲，我从他那里获得不少勇气与忠告。
在苏伊士，与托马森牧师分别后，我新认识了Lambuth夫妇及Park牧师。Park牧师是美国监理会派往中国的医疗传教士。Lambuth医生在中国已有四年，从他那里我也获得了不少关于中国人的有价值的信息。
同船的人还有固威林先生，其为驻宁波领事。我与他有很好的交流，他与阚斐迪牧师也很熟。
托马森先生还告诉我，在我离开后的一周，他们伦敦会有七位传教士或其夫人，搭乘“霍尔特”（Holt）号轮船，由利物浦去中国。
还是说回这趟旅程吧，从离开比斯开湾到上周六抵达亚丁湾，天气一直很好。此后，大海变得狂野，轮船因为载重少（有四百个士兵在马耳他下船），颠簸得让人很不舒服。
天气很热。在苏伊士运河，气温达到华氏一百度。来自沙漠的热风整日笼罩。在苏伊士城里，树荫下的温度都有一百零五度。我们还饱受臭名远扬的埃及苍蝇的侵扰。在这里，行程拖延了四天，因为邮件迟到。红海亦很热，估计有九十五度。
因为知道邮件来迟了，托马森与我正计划前往开罗。不过，因该地区不安定，有人建议留在苏伊士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军方人士告诉我们，离开市中心及港口都将不能保证安全。
一路见识不少有趣处。我会永远记住直布罗陀。抵达那天是9月17日，正是星期天的午夜，先不提月色下的如幻美景，我就是在那里获悉阿拉比被俘，战争终告结束。
我们亦在马耳他停靠，在那里，托马森与我造访了圣约翰大教堂、大王宫（Palace）及圣方济各修道院（FranciscanMonastery）。在巨大的地宫里，目睹了许多修士的遗骨，每一具都单独存放于壁龛。
前往中国的旅客将于明天转搭“伦巴第”（Lombardy）号，这艘船将带我们前往目的地。
安抵中国后（求神赐福），我将第一时间给您去信，并汇报更多。
颠簸的船让人既不能安静思考，也不能好好写信。
敬希谅宥
祝好
您忠实的苏慧廉
第二封信中国温州，1883年2月
亲爱的阿德科克先生：突然想起至今还没给您一份旅途报告，也许它类同于其他游记，乏善可陈，但多少还有些值得一提的地方。
我好像已对您提及过，9月13日上午出发时，金（King）船长、斯内尔（Snell）先生、R.E牧师、阿伯克龙比（Abercrombie）先生等一众伦敦教友都亲临利物浦街车站送行，并预祝我中国之行顺利、成功。家父及舍弟一直送我到“尼扎姆”号船上，直到最后一遍铃声响起才依依惜别。轮船沿宽阔的泰晤士河直下，他们一直伫立岸边目送。那一刻，可爱的家、亲人、朋友都离我远去，摆在我前方、即将踏足的是一万一千英里外的一片陌生大陆。一个对家深深眷恋的人应能明白我此刻的心情。船刚开出不久，我尚倚靠船舷时，一个和蔼的声音传来：“不会是去海外传教吧？”说这话的人就是托马森牧师，伦敦会干事，您应认识。他此行是去视察他们在印度、中国及非洲的传教点。彼此投合的感觉霎时而生，由此，我们相伴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
沿着河道航行时，天气一直很好，但在比斯开湾，我们见识了它惯常的残暴。之后，天气也是平和的，一直到旅程结束，仅有一两次例外。
周日晚上，我们抵达直布罗陀。以下由我日记摘录：“抵达直布罗陀正是午夜时分，如许景色令我难忘：粗犷的山峦高耸入云，灯火点点，漫至半山腰。天空蔚蓝，虽然没有月亮，但星星闪耀。平静的海面，仅见一对硕大的海豚如箭般飞驰而去，弄皱海面，并余下一串粼粼波光。我们的船就这样驶入这片静谧的空间，恰在此时，午夜的整点钟声从镇上传来，钟声甜美，使人陶醉。此情此景共同构成了一幅既庄严又辉丽的场景，堪称令人终身难忘。”无独有偶，许是为了让我们的记忆更加深刻，有好消息从岸上传来，阿拉比已被捕，战争宣告结束。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该消息。
次日清晨我们离开了“磐石”，沿着美丽的非洲湾前行。去马耳他，走了四天，沿岸处处青山绵延。当西班牙山脉从视线中退隐后，我们目睹了一幕此前只在图片或书本上见过的灿烂落日景象。如此壮丽，平生未睹。
马耳他是个奇特的地方。城里众多的街道，不是狭长的阶梯就是陡峭的山路。特别是在城中高地，街道狭窄，房子高大并古老，屋顶上还飘出团团的浓烟。当然，那里有很多地方值得一游，特别是圣约翰大教堂，有华丽的祭坛和管风琴、巨大的金盘银碟（甚至包括一扇银制大门）、精美的油画、雕像，以及其他装饰品。所有这些，同肮脏的乞丐形成鲜明的对比。乞丐聚在教堂门口，或游荡在城镇各个角落。另一个值得去的地方是大王宫，即今统治者的府邸，里面有很多古骑士的胄甲。有些很重——其中最老的一件重达三十磅，曾属于一位身高七英尺六英寸的骑士。福罗拉丽亚花园（FloraliaGardens）一带也值得一观。圣方济各修士的修道院亦独具特色。托马森先生陪我一起徜徉其间，参观了修士宿舍及形形色色的小教堂，里面有很多漂亮的雕像，其中有些在我看来既恐怖又不敬。我们还参观了最下层的地宫，向导展示了六十四具已故修士的遗骨，每一具都披着长袍，分别矗立于独立的壁龛。我们瞻仰了其中二十五具，年代从1730年至1876年。向导将微弱的烛光凑向他们的脸部，烛光如幽灵般在黑暗的走廊里晃动。为了这样看一眼，我们付出了一先令。回镇途中，买了些正宗的马耳他花边，实付的钱尚不到开价的一半。另一人只花了二十元就买到了开价六十元的东西。
我们在马耳他逗留了五小时，下午一时离开。轮船煤仓里补充了新煤，其他各空余角落也堆满了足够数量的煤粉。我们还与一支由四百名军人组成的分遣队分别，他们原欲并入大军团，但现接到命令，不再前进。其中军队医疗团的成员继续与我们同行，直至伊斯梅利亚，才另有军务。
抵达塞得港的晚上，有两小时靠岸。在那里看见了一队英国的英勇士兵，很快他们就控制了这座小城。房门大多紧闭，表明许多本地人已逃走。街道上拥挤着脸色黝黑的埃及人及其他异族人。声名狼藉的歌女酒吧与轮盘赌桌的生意似乎还红火。在塞得港和苏伊士运河，我们驶过几艘曾在攻城拔寨中屡建奇功的战舰，如佩内洛普号、猎户座号和君王号。
离开马耳他后，一颗又美又大的彗星首次进入我们的视线。彗星可是目前天文学界热议的话题。此后两周，它越变越大，也逾见清晰。一月中旬，直至进入中国境内，它仍清晰可见。
我们花了四十八小时穿过苏伊士运河。我发现，地中海的空气与苏伊士运河有诸多差异，前者潮湿，我们总是汗流浃背；而后者，哪怕有一滴汗也早被来自沙漠的热风吹干。
抵达苏伊士港是9月28日，城市离港口有三英里远。印度分遣队的一个分队驻扎于此，都是些英俊的男人。因为在苏伊士有四天时间，我与托马森先生商量去开罗及金字塔转转，但不止一位军方人士坚决反对我们在尚处动荡的地区有如此举动。他们甚至认为前往离这里仅四英里远的“摩西井”也是危险的。于是我们只能骑着小毛驴在苏伊士城里转悠。苏伊士城甚无趣，街道又狭又脏，屋宇商铺东倒西歪，其中很多因战乱已大门紧闭。街上臭气难闻，路人形容污秽，处处苍蝇围绕。孩童的脸上也病菌肆虐，此为眼科疾病之温床。这种疾病几乎感染了所有的穷人。由这些细枝末节，我可判断这个曾强盛一时的民族，在卫生管理方面现已远远落后于中国。
10月2日离开苏伊士。我与友善的托马森在此惜别，他搭乘另外的船只前往孟买。不过，我新认识了三位美国传教士，并很快与他们关系亲密。在苏伊士海湾，乘客兴趣盎然，当然不仅因为历史带来的遐想，还因为两岸粗犷而独特的巨石形成的景色。在红海，天气变得燥热，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弥漫的阴霾几乎让我们无法远眺西奈山。穿过曼德海峡，帕米（Permi）右行，我们来到亚丁，这里是鸵鸟羽毛的集散地。我们仅在此逗留数小时，然后就进入印度洋。
科伦坡，位于锡兰的一个大岛，为下一停靠站。也就在这里，我从“尼扎姆”号换乘了“伦巴第”号。把行李安排妥后，我与美国朋友尚有时间在城里开车转悠。我们去了一个又大又好的市场，那里四处都堆满了香蕉、柚子、菠萝等水果。锡兰对过往的旅客而言就像伊甸园。棕榈树在街道的两边昂首挺立。肉桂等其他的树，还有很多美丽的花草，散发着香气。开车绕肉桂花园一周后，我们即返回船上，船很快就驶离这个美丽的岛屿。
四天后，我们来到马来西亚半岛外的槟榔屿。参观了大瀑布，四周茂盛的热带植物为其增色。其美景足以抵偿大太阳下艰苦的攀登。此中人似乎多为华人，下一站也即加煤点新加坡亦如是。新加坡位于赤道二度内，城市繁华，遍布华丽的建筑。近郊则与科伦坡很像。潜水的孩子吸引了很多游客的目光，当有碎银被抛到水中，其捡拾的速度简直让人目瞪口呆。他们轻松潜入水中，在水下停留相当时间，有时还从船底穿过。穿越马六甲海峡颇壮观，经过新加坡港那一段尤胜。
在中国南海，我们备尝艰辛。若非船长谨慎，恐已卷入台风，这场台风重创了马尼拉。抵达香港是10月28日，星期六。在这里结识了伦敦会的雅治牧师，也造访了当地名胜。周日，上午参加愉宁堂（UnionChapel）英文礼拜，下午的中文礼拜则由雅治牧师主持，我对此兴趣盎然，赞美诗尤是动听。周日上午早餐前，我与两位美国朋友还一起去跑马地，离城三英里的地方。这里有英国坟场，选址于此，堪称绝佳。站在坟场最高处可鸟瞰四周风景。场内布置也甚有品位，名花异草扶疏，香气弥漫，真是个好地方。
当晚离开香港，去上海的旅程令人愉快。我们抵达目的地是11月2日，终于结束了五十天的旅程。阚斐迪牧师亲到上海，热情迎接。在上海我们花几小时采购物品，之后就坐“江天”（KiangTien）号轮船前往宁波，并于次日清晨抵达。在宁波，我受到了阚师母及燕乐拔牧师夫妇的热情接待。
希望我的流水账没有让您觉得乏味。
祝好
您忠诚的苏慧廉
那些船上的伙伴们
读如上二信，印象最深的是苏慧廉在船上邂逅的旅伴。
第二封信里，苏慧廉说：“船刚开出不久，我尚倚靠船舷时，一个和蔼的声音传来：‘不会是去海外传教吧？’说这话的人叫托马森，也是个牧师，时任伦敦会干事。”
托马森（RalphWardlawThompson，1842—1916）在英国基督教界甚有名望，晚年筹建英国传教士协会联合会（ConferenceofBritishMissionarySocieties），并出任第一届主席。他比苏慧廉大十九岁，当时正是不惑之年。
托马森是英国人，但出生在印度贝拉里（Bellary），他父母均是伦敦会派驻印度的传教士。父母后又去南非传教，举家再次迁居。托马森也是在南非大学（SouthAfricanCollege）、好望角大学（UniversityoftheCapeofGoodHope）完成学业，毕业后返回英国，从此在英国教会服侍。1874年当选为伦敦会理事，1881年起任海外差会干事。1882年至1914年受该会派遣，先后前往印度、中国、南非、马达加斯加、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做环球传教考察。晚年筹建英国传教士协会联合会，1916年分别被格拉斯哥大学与爱丁堡大学授予神学博士学位。中国人对托马森了解不多，其实，他写过著名来华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John，1831—1912）的传记《杨格非：在华五十年》（GriffithJohn:thestoryof50YearsinChina，1906）。杨格非也是受伦敦会派遣来华，将一生献给中国。
托马森1882年的这次出行，就是他全球传教考察的开始。第一站为印度。当时去印度，需在苏伊士换船。因此，他与苏慧廉在此告别。但也就在这里，苏慧廉结识了几位新上船也要去中国的旅伴。
苏慧廉在第一封信里说，新上船的人叫Lambuth与Park。“Park牧师是美国监理会派往中国的医疗传教士。Lambuth医生在中国已有四年。”
Lambuth的大名是WalterRussellLambuth（1854—1921），汉名蓝华德。Park牧师全名WilliamHectorPark（1858—1927），汉名柏乐文。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两个年轻人后来都彪炳史册。监理会（MethodistEpiscopalChurch，South）与苏慧廉所属的偕我公会同宗，均源自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1703—1791）。监理会1848年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在浙江、江苏深耕。
蓝华德，1854年11月10日出生于上海，其父为监理会派驻东亚的著名传教士蓝柏（JamesWilliamLambuth，1830—1892）。蓝柏1854年来华，在上海、苏州等地传教三十二年。1886年调往日本，为日本监理会创办人。
蓝华德出生在中国，年少时回美国接受教育，获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University）神学和医学学位。他的志向是像父辈那样做传教士。被监理会按立为牧师后，1877年，他和妻子戴西（DaisyKelly）作为医疗传教士返回出生地中国，并在上海嘉定南翔开设诊所。为了提升自己的医学水平，1880年再度赴美深造，取得博士学位后重返中国。1882年与苏慧廉邂逅的这趟旅行，就是他学成后的中国行。
与蓝华德同行的柏乐文是他的妹夫，作为蓝氏家族的成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荣耀上帝的名，服侍中国。
柏乐文1858年10月27日出生于美国南部佐治亚州一贫寒农家，为十一个兄弟姐妹中的长兄。父亲在南北战争中失去左手，因此他八岁就下地干活。当时美国南方监理会影响颇大，该会很多年轻人远赴海外传教。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激励年轻的柏乐文，他也想做一名海外传教士，并希望到遥远的中国。
由此，柏乐文发愤学习，因为做传教士须具备很高的学识。他先后去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系和著名的纽约表维医院（BellevueHospitalCenter）学习。据说他学习十分刻苦，有时因时间紧，必须在路上复习功课。他先是在一盏路灯下大声朗读，然后边走边重复刚才读的内容，直至走到下一盏路灯下，又开始朗读新的一段。1882年，柏乐文提前通过了考试。当年5月，即与蓝华德一起由纽约出发。他们先去爱丁堡、伦敦，然后取道苏伊士运河，前往中国。
蓝华德与柏乐文1882年底抵达中国后，即在苏州城东部葑门内的天赐庄买下七亩坟地，并将原在上海南翔的诊所迁入，在此基础上创办了博习医院。从此苏州成为监理会在中国医疗传教之中心。这所英文名为“SoochowHospital”的医院，1883年4月8日动土兴建，当年11月8日即开业。时为光绪九年，博习成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家开设于内地（不包括通商口岸）的西医医院。
尽管当时中国人对西医尚难以接受，但由于蓝、柏二人善于交际，又为人谦和，不久就获得当地人士的信任。医院开办第一年，门诊量即达到7600人次，住院125人次。面对巨大的需求及挑战，柏乐文决定回美国继续深造。1883年至1885年，博习由蓝华德负责。1886年，深造两年的柏乐文返回，接任院长一职。
也就在1886年，蓝华德被监理会派往日本，协助父亲创建日本监理会。蓝氏后来任监理会干事，负责该会全球传教工作。1910年更当选为监理会会督。蓝华德在西方基督教界很著名，美国田纳西州的蓝华德大学（LambuthUniversity）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蓝华德离开中国后，博习医院由柏乐文全面负责，并由此开启了他长达四十一年的院长生涯。柏乐文在博习医院，将许多西方最新发明的技术，如消毒法、麻醉术、X光机等介绍到中国。博习是中国最早使用X光机的医院。1888年，他又创办了一所医学校，为中国培养医学人才。1901年，监理会在苏州创建东吴大学堂，柏乐文兼任教务长，并在1904年将医学校归并东吴，筹建医学院。1920年，他利用来自监理会、洛克菲勒基金及各方捐助的二十万银元，兴建新的住院大楼和门诊大楼，将床位从三十张扩充到一百张。扩建工程1922年春完成，博习遂成为当时中国相当先进的一所西医院。1926年，美国外科专门医学院派人来院审定，“视建筑、人才、仪器三项之设备完全”，高度评价：“如此医院全中国仅三四处而已。”
1927年春，年近古稀的柏乐文卸下院长之职，退休回国，同年12月14日即在美国去世。家人将他的骨灰运回生活了四十五年的苏州，安葬于葑门外“安乐园”公墓，并在墓碑上镌刻“苏州的Park博士”。六年前，蓝华德在日本横滨去世。他与柏乐文一样，深深眷恋中国这片土地。家人亦将他的骨灰送到上海，安葬于他母亲的墓地边。蓝氏家族，已与中国融合在一起。
其实，与蓝华德、柏乐文同船前往中国创办博习医院的还有个叫孙乐文（DavidLaurenceAnderson，1850—1911）的年轻人。苏慧廉在第二封信里就说，他新认识的是三个年轻的传教士。
孙乐文1850年2月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一小镇，父亲是个商人。由弗吉尼亚州的华李大学（WashingtonandLeeUniversity）毕业后，他与柏、蓝二氏一起，受监理会派遣，远赴中国传教。他先在上海南翔，两年后调往苏州。1886年11月，监理会中国传教区首届年议会举行，孙乐文被任命为苏州教区长老。此后，在他的带领下，监理会在苏州的传教事业发展迅速。1891年，“乐群社会堂”在苏州城中心宫巷建成，他出任牧师。1895年冬，一群年轻的中国学子受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刺激，来到乐群堂，热切要求学习英语和西方知识，于是孙乐文兴办了后来名闻遐迩的中西书院（KungHang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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