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城出土文献数量众多，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其中西夏文医药文献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对这方面的整理和研究还不够。本书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对西夏文医药文献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西夏文医学文献的翻译，对适宜医方进行系统的筛选及临床应用；第二，西夏医学与周边民族医学相互影响关系的探讨；第三，从医学社会史的角度对西夏文医药文献进行研究。
作者简介：
梁松涛，河南省镇平县人。2008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获博士学位，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博士后，现为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基地重大研究项目、高校古委会研究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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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53项有“疮恶治顺要语”（治疗恶疮要论），被归入世俗文献部分。当时见不到原书，不能知其内容，只知有这部与医药有关的书。40多年前，甘肃武威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其中有一纸药方，西夏文行书，我做了译释，发表在《考古》杂志上，那是我的**篇论文。20世纪80年代我收到了苏联克恰诺夫教授寄赠的他的大作《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其中有《天盛律令》的全部图版，我和同事黄振华、聂鸿音、白滨开展合作译释研究，其中的第17卷的“物离库门”规定库中药品损耗率时，记载了200多种药名，我们一一作了翻译，从中了解到西夏的药品之丰富，并知西夏的药品与中原地区雷同。1993年我们启动了与俄罗斯合作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的项目，在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整理文献期间，我们发现了更多的医药文献，其中有多种西夏文药方和医书，使我们眼界大开。所见西夏的医书、医方经初步整理共有西夏文文献10个编号，19件文献。有的是书册形式，有的是长卷形式，有的是单页形式，共合百面左右。其中有不少文献是难以识别的草书。为了出版这些文献需要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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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目要了解其中的内容，因此我对其中的草书药方名称和内容做了些初步译释研究。除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确定登录名称外，还在后来出版的《西夏社会》中专辟“医疗和医方”一节论述新的发现，介绍了有30多种医方的西夏文《治热病法要论》、中原地区针灸书译本《明堂灸经》、治疗多种疾病的西夏文长卷医方的药名、药量、制作方法和服用注意事项。此外也介绍了汉文医书《神仙方论》和汉文医方残卷。虽然用了一万多字的篇幅，对于这样内容丰富的西夏医药文献只能称做浅尝辄止。
前些年我曾受邀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做关于“西夏医疗和医药文献”的学术报告，当时吁请医学专家关注并参与西夏医药文献的研究。医学专家们研究西夏的汉文医药文献有很大的优势。其实著名的中医学家马继兴先生等已经注意到《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汉文医药文献，并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然而大量西夏文医药文献仍等待着既懂得西夏文，又具有医学知识的人做系统的译释和深度研究。
正是梁松涛博士应运而出，适时承担起整理、研究已刊布的西夏医药文献的重任。这不是可有可无、细碎化的课题，而是在西夏文献研究中含金量很高、价值很大的项目。完成这一任务首先要熟悉不易释读的西夏文。松涛博士不畏艰难，触摸西夏文字，自学成才，比较熟练地掌握了西夏文和西夏文献的翻译。这些医药文献中很多是更难以辨认的西夏文行书和草书，松涛博士再接再厉，奋勉钻研，努力攻克草书释读难关。她后来不时与我联系，提出一些草书难解问题，我很欣赏她勤奋好学的精神，尽己所能磋商答复。见其西夏文译释进展明显，觉得西夏文解读又添生力，十分高兴。另一难点是做西夏医药文献翻译和研究需要有专业的传统医学知识，而中国传统医学博大精深，文献不可胜数，外行人往往会望而却步。聪颖而勤奋的松涛博士却迎难而上，探寻岐黄，博览医书，请教专家里手，恶补医药学问，逐渐步入传统医药领域。既熟悉西夏文又学习了中医知识的松涛博士在几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陆续发表相关论文，不断摸索，不断前进，终于修成正果，熔铸成这部优秀著述。
松涛博士的成功并非偶然，她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西夏学界人数不多，圈内熟悉她的人不少称她为“工作狂”。我在与她接触过程中，理解她从心底喜欢西夏研究，舍得为西夏研究拼搏。我近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项目专家委员会曾向各位承担项目的专家们发出了八项“学术要求”，其中提到“要把握好近些年来西夏文献、文物新资料大量出现后的西夏研究的新形势、新机遇，加强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应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解决西夏历史文化中的问题、为西夏研究做出新贡献为己任”，提出“要切实下功夫，有足够的时间投入，才会有合格的成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十分努力，成果丰硕。松涛博士有责任心，有事业心，有上进心，她奋力钻研，追求卓越的表现起到了示范作用。更为可贵的是松涛博士在研究西夏医药文献的同时，发挥其坚韧进取精神，在西夏文法律、诗歌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实为难得，殊堪嘉许。
此书的基础，也即*费工夫的部分是作为下编的“西夏文医药文献的解读与考释”。其中对每一个西夏文医方都做了西夏文录文。如果是字迹清晰的西夏文楷书文献，如某些刻本佛经，有原件即可，不必重新录出西夏文字。若是手写的不甚清晰的西夏文，特别是人写人异的草书，则需要转录成西夏文楷书，这项繁难的工作要耗费大量心血。此外作者还要对里面难解的词语做出校注，然后再意译成文，*后还要以按语的形式列出汉文医典中相近的药方，并尽力找出西夏文药方之原本。作者对针灸类医书《明堂灸经》也做了细致的录文、校注和翻译。在此基础上，作者于研究篇中对西夏医药文献的来源、特点和价值，所反映的医学特色和文化进行了进一步的解析，使对西夏医药文献的认识得到升华，更为深刻地开掘了其潜在的价值，对我们认识资料稀缺的西夏社会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这部对已刊布的西夏医药文献整理研究的成功著作，并不意味着这项研究的结束，而只能看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西夏文医药文献草书的转录、药名的确定、药方的来源、医方的价值都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需要认真踏实、不急不躁地继续探索。我们在祝贺作者的同时，期待着西夏医药文献研究更新的进展。
史金波于北京南十里居寓所
2014年5月30日夤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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