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观念根深蒂固的存在于大多数人的头脑中。郭静云教授《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甫一问世，便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仔细观摩二里头、偃师及郑州商城和殷墟的相关材料后，郭静云对于殷墟与其他遗址表现出的差异性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于是一路顺藤摸瓜，开始延续着文献和考古资料给出的轨迹，探究殷墟究竟代表着什么国家。正如腰封所言：谁才是东方的“苏美尔”，“夏”又在何方？郭静云向大众描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上古文明起源故事。 从最早的历史萌芽开始，神话和史实便一直并存。夸大先祖的成就，隐讳其过失，乃是古代修史者的基本心态和习惯做法。此外，记录者所处时代的正统意识，促使其将古代事迹塑造为符合后世政权的说法，这种重新理解和叙述历史的需求，导致古史多次遭到修改。这些修改的动机，最常见的是以帝国的意识形态来构成历史概念，秦、汉时期编造出以天下为一体的历史，建立神话化的一元史便是如此。致使今日先秦史的研究一直位于神话与史实之间，甚至考古资料的解释迄今亦离不开汉帝国建立神话化历史的脉络。 在中国的考古学兴盛之前，信古和疑古学派相互否认彼此的观点。近几十年的考古成就，证明商王国的存在，又发现了很多更古老的文明遗存，因此已无人怀疑中国为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但今日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方法，只是借用考古资料补证文献的记载，依然使用传世文献中的五帝、三代的角度来理解古史，以五帝、三代等概念来判断考古遗址的属性。 文献内容涉及记录者的观点，其透露的信息不仅有局限，而且又经过记录者的筛选以符合帝国的意识形态，因而历史记述必然掺杂撰写者的观点。而在繁杂多元的历史战场上，一切留下来的历史概念往往是由胜利者建构，其中也就必然掺杂了立足于胜者观点的意识形态，甚至原先历史的真相亦因此被窜改。胜利者撰写历史文献时，为给后人留下自己理想中的历史样貌，便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忽略他人的成就，甚或窃取他人的功绩。此外，天下帝国的意识形态，强调政权的绝对正统性，亦必然批判和否定各种分裂政权的论述。 现存文献所载的许多商周时期传说，均在东周以来才见载于文字。战国秦汉的文人依据这些口传及零散的记录来了解早期历史的脉络，从而编辑史书。早期的史书如《竹书纪年》、《史记》等等，均有其根据；从某种角度来看，也表达了古代的实况。但文献阐释的重点在于其立场、角度甚至目的。所记录的故事，既然起源于某族群的主观历史，就必定有所隐藏，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反映出客观事实，而且故事在历代口耳流传中又经过无数次变化，从而产生新的意义。笔录者必然以自己的背景和理解，影响这些故事的形貌。所以文献是一种密码，而各种因素被一并隐藏在密码中。解读文献是从每一条线索逐一尝试解开线团的过程，而且只有第一手考古史料才能提供这些线索。笔者主张，除仔细分析考古资料外，也应注意文献的记载，这不是从文献的角度来判断考古所述，而是从考古的事实重新审视文献内容，尽量分离文献中的事实来源以及记录者的各种角度、目标，尝试从文献所述了解其意图中的隐藏事项。 历史本身往往是多元的，尤其对时空范围宽广的商周文明而言，不可能有那么一贯的三朝王室历史。现存的文字记录始自殷商，更早或其他地区的文字并没有留传下来，即使脱离汉代编辑者的角度，最早的记载也只是基于殷周角度所写的。我们无法听到当时其他族群的声音，不知道他们如何看待殷周政权，部分地区甚至可能与殷周毫无关系，但在周人的文献中，都将这些地区视为周天子的领土。因此，文献记载基本上是一元化的夏商周“三代史”，但实际上商周考古呈现出的，却是复杂多元的上古社会样貌。 再者，从目前我们只能见到西周晚期以来的历史记录来看，当时文人可能只对本国历史有所理解，或只想彰显本国的成就。这些社会、历史观念始终离不开政治，而政治需求不断与时倶变，国家对历史的描述和评价也不断更新。西周晚期以来，官府史官记载君室大事，同时把口耳相传的昔日故事逐步记录成“文本”。这些描述昔日情况的文本，不仅保留了部分史实信息，也代表历史记录成文时代对昔日的理解，以及当时撰写文本的目的（包括当时政治需求或意识形态的角度）。 坦白说，经过口耳传承后才被记录下来的古史，早已变成“神话化的历史概念”，最后又成为“历史化的神话”，这代表了文化中对古史神秘化、神圣化的理解，即超越性的“神史”理想。文献记录虽非凭空而来，但无法代表事实，而是表达“天下正统”的概念。此概念虽然源自周，但实际上成形于汉代，一元史观最符合汉帝国的意识形态。在没有考古资料前，我们也只能从汉帝国所认定的文献，寻找多元史的线索。只有近百年的考古发展，才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早期历史的原貌。 可惜的是，从文献角度解读考古资料的主流方法，无助于理解上古史实，反而重新形成了许多古史神话。很多学者不将文献中的神话当作譬喻性的描述，而是直接按字面理解，并试图由此寻找神农族，黄帝族，夏、商、周族等踪迹；也有的以五帝、三代概念判断出土遗址，重新以神话化解读这些第一手史料。 例如，二里头古城遗址发现后，学界立刻将之称为“夏禹之都”，用考古资料来补释文献中的神话。后来在很多地方发现了类似的文化遗存，学者们依此得出结论：夏确实是一个领土广大的王朝。今日小学生都知道，二里头是夏都，但二里头与夏禹神话连接的根据是什么？只是因为二里头发掘很早，当时尚不知道有其他早期城址，信古学派根据和疑古派的论争，以及国家民族意识形态，将二里头命名为夏王朝遗址。 二里头宫殿区的发现，确实为疑古与信古的争论提供资料，证明商王朝以前已有古国文化，这已毋庸置疑。但是发现了年代相当于传说中夏朝的古城，并不等于发现夏城本身。考古学界陆续发现青铜早期的许多古国，传说中的地名也提供了不少线索。研究历史或考古的人们都知道，二里头与夏的联结颇有疑问，但此一学术上的神话已经形成，且广泛流传。而后，在偃师又发现一座古城，年代符合传说的成汤时期，于是学界就立即下结论：偃师古城一定是“商城”，且最可能是成汤的西亳。附近又发现同时期的郑州古城，也被定为“商城”，甚至不去思考一个统治者有两座商王国都城的矛盾。后来在湖北、湖南都发现有同样的青铜器遗址，就以郑偃政权中心为前提，将青铜文明当作商人的指标，又形成了新的神话：成汤时期的商人已掌握两湖。商人已掌握江河平原，后来不知何故，又从资源丰富的江河平原跑到远北的殷墟，再从殷墟重新派军争夺南土。这种历史解释实在太矛盾！ 几十年前因考古资料太少，无法看出中国古代文明的面貌。但今日状况已有很大不同，虽然所发现的遗址还不到原有规模的十分之一，但已足以让我们尝试将其系统化。希望理解史实者，先脱离汉代前后所建构的神话，从各种角度详细地考释地下材料，关注一切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数据，且在时空脉络中彼此对照，寻找发展规律。当然，文献不是凭空而来，在某种程度也代表部分史实，但只有通过地下材料认识史实之后，才可以反思文献所反映的角度，解读其中的密码。 本文拟运用不同的史料，从各种角度观察夏商周神话所隐藏及未予记录的史实。笔者着重于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将出土资料和传世史料相互对照，重新思考早期国家形成的历程。 上编“多元文明与集权之滥觞”，由考古事实探求中国集权政体的形成，包括殷商之前的中国以及殷商建国的情形，并分析殷商王族的属性，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信仰。 中编“政权承前启后：殷周王室的关系”，从考古与传世文献探讨商周王室和两国历史阶段之间的关系。 下编“商周文献中历史观念形成脉络考”，则着重讨论古代历史观念的形成脉络。因资料缺散，笔者能力有限，本文或许多少有错误。但笔者认为，上古史研究务必要脱离传世文献的“神话化历史”以及远古“历史化神话”阶段，应从实际的出土文物观察入手，探其本源。今日的考古成果，已足以进行初步总结，并以之重新观察、思考中国上古史。希望将来的考古发现，能为本文的初步推测提供更新的补充或修改资料，也希望本文能够促使学界在上古史的研究中”取得更进一步的突破。也许，几十年后的考古发掘，能够在许多方面推翻笔者今日的观察。“神话化的历史”有一个“好处”：它不会改变，汉帝国的意识形态固定了正统的一元古史，如果我们随之起舞，对上古史的认识也不会出现变化。如果通过出土文物来认识古代社会，尽管新的考古发现会完全推翻我们的理解，而且其中必然会受到许多局限，甚至误解，但这才是真正的求知途径。因此，我们期待将来还有新的考古发现，并有后继的历史研究者依地下资料重新撰写中国上古史。二、殷商文明的多元成分与整体化的趋势 就上述六种说法而论，虽然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解决全部问题，并对殷商文明的所有特色提出圆满的解释，却也各有言之成理的证据基础。笔者认为，或许上述说法都反映了一部分事实，但也有同样的盲点，即将殷商看作由单一族群发展出来的文明。实际上，殷商是相当多元复杂的文明，不同地区的青铜文化，到了殷商时期逐渐融合成文明大国的形态。 笔者认为，从新石器晚期到殷商之前时代（大约公元前3500—前1500年间），在当今中国境内陆续形成了一些小、中型国家。例如西北地区传家门、皇娘娘台、柳湾；山西陶寺、垣曲龙王崖中层；中原平粮台、大河村四期以上、后冈、二里头、二里冈；东北至河北牛河梁、东山嘴、夏家店、刘家河；江南良渚、马桥、凌家滩、尉迟寺、大溪、屈家岭、石家河、龙马宝墩；鲁南花厅、山东大汶口上层、龙山等等各地遗址，其显示出的人口密度、经济与文化生活、社会阶层、宫殿或庙宇的建筑痕迹、酋长或领袖的大墓、令牌形的礼器、类似文字的符号刻纹等等，均符合古国存在的情况与特征。而以上所举，仅是目前已发现古国遗址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这些城邦或国家中，有些彼此同族，关系可能比较密切，即便是异族之间，也有明显的来往。我们以前只用考古学“遗址”以及同类遗址的“文化”概念来解读所见的现象，可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些遗址代表古代人群的社会聚落。这些社会有自己的制度、人群的阶层关系，有贵族、祭司、君主，有祭礼与政权中心。文献中没有留下这些国家或城邦的名称。五帝、尧舜等传说也无法用以描述这段史前的情况。传世神话可能与这些古国有某种程度的关系，但已难知其关联如何，尤其不同族群的城址数量往往超过神话中的记载。我们无法听到这些不同族群古国的传说，也没有源自这些国家的文献流传下来。但考古显示，距今5500—4000年以来，不同地方文化，或早或晚，都逐步进人了古国时代。 直至距今4000年前后，有些古国在冲突之中开始合并、分裂。可是在殷商之前，恐怕尚未形成一个大型的集权国家。从中原到京津的范围中，发现了许多人口集中、宫殿建筑发达的前殷商时期遗址。到了殷墟时期，这些遗址规模普遍缩小，反映其人口变少。笔者认为，这显示出早期政治、文化中心四处分立的状况，逐渐演化成单一的统治中心。 在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时期，同时存在着几个文化相近的同族、异族国或城邦，东北夏家店地区则有另一族群建立的小国及城邦，西北、南方、江浙东南、四川等地也有许多不同族群的小、中型国家。当时这些分布在中原、东北、南方等地区的国家或属地，彼此间可能发生战争、交易或存有各种经济、文化来往。但在殷商时期，部分东北、河北、鲁北以及中原的小、中型国家被合并，或成为殷商的属国。殷商王族占领了数个小国，毁灭其政治中心，或通过联盟、联姻的方式加以并吞，建立起集权国家。再往后两百年，殷商国家的结构即以殷墟为中心，所以在其体系内的偏远地区，人口才会变少，经济与文化也较落后。直至殷商末期，这些地区才渐有起色，到了周朝时，更有了新的发展。 透过考古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殷商时期之前仍有一些大的地域性差异。直至殷商统治者建立了集权国家，殷商大国的文化，才清晰表现出其多元性的渊源。殷商遗址中还可见到这些具备不同地区属性的遗物。这就说明了殷墟文化属多元文明的事实，中原、西北、东北、鲁北、江浙、江南等前商文化皆参与了“殷商文明”的形成。但显然殷商文明还不足以网罗天下，因为在同一时期的周遭地区里，尚存有其他文明或国家（如三星堆等）。尽管如此，殷墟文明已涵盖了几种原来独立存在的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中原和东北文化。考古学家经常强调，殷商之前有几个不同的文化体系，诸如中原郑偃、东北夏家店、鲁北岳石、河北下七垣等，此外还有长江的良渚马桥、吴城、石家河等文化，这些都是构成殷商文明的渊源之一。 唯有此种理解，才能解决单一来源说的矛盾。也才能解释殷商文明的资料为何如此丰富多元，代表信仰的礼器也呈现出多元混合的现象。例如，中原和东北是殷商文明最重要的两个成分，以时间脉络观之，中原与东北、河北在殷商之前就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往来。这些地区都有许多同样的青铜礼器出土；只不过就陶制用器和青铜兵器来看，两种文化类型仍不一致，建城的方式、结构和宫殿建筑都完全不同（中原是土城、东北是石城），墓葬的结构、生活方式亦不相同。就礼器而言，除了相同的部分，两地也各有许多独自出现的特殊礼器。故纯以殷商之前的时代论之，这两种文化之间实看不出有传承的关系。直至殷墟时期，这两种文化才彼此结合，形成同一个不可分割的大型文明。以二里头、二里冈、中原地区文化来看，东北是外族的文化；若从殷商文化的景况来看，则东北和中原都是先祖文化。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殷墟在许多具代表性的层面，来自东北的传承性胜过了其与中原的关系。此外，还可以在殷墟文明中观察到鲁南、江浙等文化的成分。从陶器和普遍用品、平民生活来看，则以李伯谦和张渭莲所强调的下七垣文化成分较高，这应是殷商文明落脚于河北平原的证明。 殷墟遗址的墓葬方式也出现各种观念纷呈的状况。包括殷商王族在内，遗址中许多墓主采取头朝北方或北偏东方的状态下葬，约占所有墓葬的42%—45%，为比例最高者。另外，头朝南方的约接近30%，向东的有15%。，向西占15%左右。除了仰身葬之外，还发现有俯身、侧身、屈肢等不同的埋葬方法。单一族群的小国，通常会有固定的丧葬传统，殷商以前的小国，墓葬基本上都有规律性，例如多数墓主的头向一致，或贵族为仰身直肢、平民为侧身屈肢等。然而殷商遗址中却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墓葬方式，这也代表着当时社会的多元性。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殷商所并吞的地区，虽仍以其本族的墓葬方式为主，但亦可见有不同型式的墓葬。说明殷商之前各种文化亦非完全相同，唯其多元程度还不如殷商大国。 因此，“商族的起源”本身就不是妥当的命题。殷商是由几个不同的文化、族群共同塑造的多元文明，并没有单一纯粹的“商族”存在。发现殷商文明的多元性，使我们在讨论殷商民族渊源时，必须将问题分成两个层次：其一是构成殷商文明的族群，其二才是统治殷商的王族。 在讨论殷商王族的属性前，必须先了解“商”概念的涵义。殷墟甲骨文把自己的国家称之为“商”，但如果以殷商为标准来观察殷商之前的古城，既无法显示与殷商类似的多元为一体的面貌，也没有许多殷商的代表性成分。从考古来观察，殷商之前的中原、河北、鲁北、东北各有独立国体的存在；;而在殷商时期，除了有几个国体结合成新的殷商大国外，也形成共同的制度、礼仪、整体化的信仰观念、文字记录，具备了上古帝国文明的内涵及外形。因此，虽然殷商之前的青铜文明与殷商有传承关系，但两者仍有非常关键的差异性存在。前者似由几个各自独立的古国文化组成，虽然彼此来往，却互不统属；;而后者是已经整体成形的古文明集权大国（或许可谓“上古帝国”）。在实际的考古现场，也足以看出殷商之前和殷商的系统性差异。 可是与历史纪录对照，殷墟只能符合盘庚之后的商朝情况，故被命名为晚商。至于盘庚之前的“早商”（或分为早、中商），则今日所有研究论文、教科书、考古报告，都将二里冈时期郑州、偃师的城址称为早中商时期的“商城””，或称郑、偃城为早商都，而洹北城称中商都（二里冈古城在上层后期虽然没有废毁迹象，但不知何故，学者们认为它已失去都城的地位）。无论如何，郑偃两座古城，都被视为殷商之前早中商时期的“商城”，盘庚之前的商王居处。但与此同时，已有部分考古学者提出，郑偃“商城””与殷墟“商城””之间的差异性过大。下文中，笔者将简略地列出郑偃和殷商的几项重要区别。据此可知这两区遗址确实是出自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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