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者严耕望享誉国际史坛，是钱穆*欣赏的学生，胡适、杨联陞一致称许的史学大家，余英时誉之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2.史学大家*亲切、通俗的治学经验之谈，史学入门**读物；
3.北大、复旦、中国社科院文史专业一线专家共同推荐。《治史三书》作者严耕望享誉国际史坛，是钱穆最欣赏的学生，胡适、杨联陞一致称许的史学大家，余英时誉之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本书汇集了严耕望先生的三本小书《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系著者总结数十年从师问学的历程与研治国史的实际经验，现身说法，指示后人以治史门径。著者不矜其能，不放言高论，举凡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规律、论题选择、论著标准、论文体式、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论文撰写及改订，以及努力途径与生活修养等诸多问题，皆以质朴流畅的语言娓娓道来，原原本本，条分缕析，诚挚亲切，务求实用，可谓金针度人，功在学林。
作者简介：
严耕望（1916-1996），号归田，安徽桐城人，著名历史学家。194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曾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文化研究所、新亚研究所研究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及历史地理，著有《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史研究丛稿》、《唐代交通图考》等。
目录：
四论著标准
五论文体式
（一）常行体
（二）纲目体
（三）纲目变体
（四）复合体
六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
（一）引用材料方式
（二）注释方式
七论文撰写与改订
八努力途径与工作要诀
（一）立志与计划
（二）工作要诀
九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
（一）健强身体、健康心理
（二）一心力、惜时光
（三）淡名利、避权位
（四）坚定力、戒浮躁
（五）开阔胸襟
（六）慎戒执著
治史答问
序言一
序言二
一我研究历史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二我在中学大学读书时代的课外阅读
三我对于政治制度史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四我对于历史地理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五我的研究重心何以放在唐代
六我对于上古史与考古学的兴趣
七宋史是青年可大展拳脚的园地
八我对于唐诗史料的利用
九我今后的撰述计划
十研究历史不要从哲学人手
十一研究中国史不必要从中文人手
十二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工具，不能以运用理论为主导方法
十三“无孔不入”、“有缝必弥”
十四
目录：
学与校勘学
十五年龄与撰述
十六前进与落伍
十七史学二陈
十八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
十九翻译工作的重要性
二十我购藏书刊的原则
二十一我对于中国通史讲授的几点意见
附录一严耕望先生访问记（黄宽重）
附录二《唐代交通图考》序言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序言
上篇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
下篇从师问学六十年
附录一我与两位王校长
附录二我对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感念
附录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余英时）前言我对于历史发生兴趣，当追溯到高中读书时代听李师则纲的一次讲演，题目大意是“历史演进的因素”，同时又读到梁任公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后来也读了些西方学者史学方法论之类的编译本，所以方法论对于我的治史不无相当影响。不过当我在中国历史方面工作了几十年之后，总觉得文科方面的研究，固然也要讲方法，但绝不应遵循一项固定的方法与技术。只要对于逻辑学有一些基本观念，如能对于数学有较好的训练尤佳，因为数学是训练思考推理的最佳方法，而任何学问总不外是个“理”字。此外就是要多多的仔细阅读有高度成就的学者的好著作，体会作者探讨问题的线索，然后运用自己的心灵智慧，各出心裁，推陈出新，自成一套，彼此不必相同。至于方法理论，不妨让一些专家去讲，成为一项专门之学，但实际从事历史事实探讨的人只能取其大意，不能太过拘守。太过拘守，就太呆板，容易走上僵化的死路上去；或者只是纸上谈兵，并无多大用处。 …… 对初学治史者而言，有一本非常实用的参考书，那就是严耕望的《治史三书》，特别是其中的《治史经验谈》。严先生文如其人，甚少“惊人之语”，亦不弄玄虚，所论处处针对学子所需，实在而具体。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这是一本值得向所有有志于中国文史研究的学者推荐的书。谈论治学经验的书并不少见，但切实周到如本书者则不易多得。
——傅 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严耕望的特长，在于同所有具备朴实品格的历史学家一样，能够把这个议题通过自身的治学经历以及深厚经验讲述得惟妙惟肖……可让读者感受到“充实而有光辉”的魅力，金针度人、沾丐后学自然不在浅显。这些措施和办法也极为切实，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勤奋读书而已。
——李洪岩（《历史研究》副主编）治史经验谈一 原则性的基本方法
我在序言中已说过，治史不能机械的拘守某一类固定的方法，但也不能不注意一些大原则大方向。我觉得治史学有几条应注意的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问题，也有一些应注意的较具体的规律。兹先就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问题提供一点意见。
（一）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
专精与博通两个概念当为一般人所知，不必说，但尤着重“精”与“通”两字。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治学要能专精，才能有成绩表现，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所以近代治学愈来愈走上专精之路，要成为一个专家。虽然最近已注意到科际的研究，但过分重视专精的观念仍然未改。其实，为要专精，就必须有相当博通。各种学问都当如此，尤其治史。因为历史牵涉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当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甚至于出笑话。所以治史最为吃力，很难有一个真正的青年史学家！
治史的博通可分从两方面谈。第一，史学本身的博通。即对于上下古今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尤其对于自己研究的时代的前后时代，要有很深入的认识，而前一个时代更为重要。若治专史，例如政治史、政制史、经济史、社会史、学术史等等，治某一种专史，同时对于其他的专史也要有很好的了解，至少要有相当的了解。第二，史学以外的博通，也可说是旁通，主要的是指各种社会科学。
先讲旁通，要想真正旁通各种社会科学，虽然断然做不到，但至少要对各方面有一点皮毛知识，有一点总比毫无所知的好。现在时髦的看法，要以社会科学的观点研究历史，于是各种社会科学家都强调自己的立场，以为研究历史非用我的方法理论不可。记得前年台湾有些史学家与一些社会科学家开过一次联席会议，社会学者、人类学者、经济学者、统计学者、心理学者等等，就各人强调自己的方法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法宝。当时有一位历史学者说，这样讲来，我们历史学者就无用武之余地了！其实各方面的意见都有问题。治史有考史、论史与撰史的不同，而相辅为用。考史要把历史事实的现象找出来，论史要把事实现象加以评论解释，然后才能作综合的撰述工作。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于论史最有用，对于考史撰史的用处比较少，社会科学家要越俎代庖，也只能做部分的论史工作，考史撰史还是非全部由史学家做不可！至于各种社会科学对研究历史都有帮助，那是绝对正确的，但也各有局限性，不是随时都可用得上。几年前有一位颇有名的史学界朋友，告诉我：“要用统计法治史。”这话本不错，但史学问题哪都是统计法所能解决的！其实我最喜欢用统计法。三十多年前，我研究汉代地方官吏的升迁，就是用的统计法，根据统计数字，作成升迁图，在那时可谓是极新的方法了。但历史材料不是都能量化的，难道不能量化，我们就不做？现在我写《国史人文地理稿》，也喜欢用统计法，还特别搜购了一部《地理统计学》来看。那里面所讲的方法非常好，但历史已过去了，很少如意的资料让我统计！所以方法虽好，但材料不允许，用不上，奈何！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方法理论治史学，也同样都有局限性。有些人从政治学的观点批评政治史学家的成绩，从经济学的观点批评经济史学家的成绩，从社会学的观点批评社会史学家的成绩，总觉得不好，那都是不切实际的苛责。他们忽略了历史已成过去，人家那种成就也许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哪有社会科学家研究目前的人类社会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与方法去作调查，材料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样方便！然而我们不能否认有些社会科学的知识对于研究历史实有极大用处。就以我的经验言：我在高中读书时代写了一篇《尧舜禅让问题研究》，我认为尧舜禅让只是部落酋长的选举制，这就是从人类学家莫尔甘（L.H.Morgan，1818-1881）所写的《古代社会》（AncientSociety）悟出来的。儒家不了解当时实情，比照后代传子制看来，尧舜之事自是公天下的禅让，这是美化了尧舜故事。等到曹丕篡夺汉献帝的君位，但表面上仍要汉献帝写一张最后诏书，说是把天下让给姓曹的，所以曹丕就想到“尧舜之事吾知之矣”，意思是说舜之代尧，禹之代舜，也只是和他自己一样的篡位而已，这又把尧舜故事丑化了。但我若没有一点人类学知识，就极可能不能悟到这一点。又例如我撰《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说明尚书六部与九寺诸监职权地位之不同，以及两类机关的关系。按唐代六部与九寺诸监的职权似乎很混乱，一千多年来都搞不清楚而有误解。我详征史料作一番新解释，说六部是政务机关，六部尚书是政务官，九寺诸监是事务机关，他的长官是事务官，这两类机关有下行上承的关系。如此一来，各方面看来很不合理的现象都变成合理了，这也是从近代行政学的观念入手的。举此两例，可见社会科学对于历史研究有多少重要。但社会科学的科别也极多，每一种学科都日新月异，一个历史学者要想精通各种社会科学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我们总要打开大门，尽可能地吸收一点！尽可能予以运用！纵不能运用，也有利于自己态度的趋向开明！
至于历史本身的博通，更为重要。但这是本身问题，要博通比较容易。本身博通的重要性可从两方面讲。第一是消极的，可使你做专精工作时不出大错，不闹笑话。我举两个例如下：
其一，法国藏敦煌文书第3016号纸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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