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逸梅先生（1895—1992），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海内外知名的文史掌故作家，一生笔耕不辍，交游广阔。本书收录各界名人书札、诗笺、书画等二百余件，如近现代著名学者金松岑、胡朴安、容庚、夏承焘、谢国桢、顾廷龙、俞平伯、潘景郑、冒效鲁、陈从周等，民国旧派文学翘楚李涵秋、包天笑、徐枕亚、程小青、张恨水、范烟桥、平襟亚、周瘦鹃等，新文学代表作家叶圣陶、赵景深、孙大雨、施蛰存、柯灵、端木蕻良、唐弢等，书画名家、鉴藏名家马公愚、张伯驹、王蘧常、沙孟海、方介堪、陈巨来、陆俨少、谢稚柳、徐邦达、杨仁恺、方去疾等。另附郑逸梅先生旧藏明清近人如董其昌、赵之谦、翁同龢、吴大澂、叶昌炽、陈三立等人之书札、诗笺十四件，作为附编。今由郑逸梅先生长孙女郑有慧女史编订，并请专家释文，四色影印出版。另附人物小传，以便利读者使用、阅读。2015年适逢郑逸梅先生120周年诞辰，本书的出版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同时这些书信的问世，为现代文化史、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名家手札赏心悦目，也有难得的艺术欣赏价值。
目录：
，未知有用否？匆复。敬颂
春祺！
逸梅白
两通书札都是打扰郑先生，向郑先生请教。为什么会向他提出这些问题？我已记不真切了。只记得第一封信请他提供小说家程瞻庐简历，是为注释鲁迅书信之需。我当时参与鲁迅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书信的注释工作，鲁迅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致函母亲，报告为其代购程瞻庐、张恨水小说的情况，程瞻庐其人应该出注。但当时关于旧派文学家﹝二﹞的资料十分匮乏，程瞻庐生平一时无从查起，我就想到了郑先生，写信向他求助。郑先生不愧文史掌故大家，有求必应。一九八一年版和二〇〇五年版《鲁迅全集》书信卷对程瞻庐的注释，就几乎照搬了郑先生这封信，可见郑先生对我这个后学的帮助之大。
郑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文史掌故大家，有诗云：“掌故罗胸得几人？并时郑陆两嶙峋。”﹝三﹞他博闻强记，著作等身，在南社研究、鸳鸯蝴蝶派研究、旧派文学研究、近现代报刊研究等众多领域里卓有建树，还写过短篇小说，编过电影剧本，主持过报刊笔政，而随笔小品和补白创作更是独领风骚，享有“无白不郑补”和“补白大王”﹝四﹞的美誉，影响遍及海内外。
郑先生又富收藏，举凡书札、笺纸、扇页、画幅、书法、书册、竹刻、墨锭、砚石、印拓、柬帖、名片、照片、稀币、铜瓷、玉器等等，他均有所涉猎。尤其是书札，他“沉浸其中数十年”，鋭意穷搜，潜心集藏，终于蔚为大观。正如他自己晚年所回忆的：
令人痛惜的是，这么多珍贵的书札均“失诸浩劫中”，郑先生晚年多次在文中提及，“为之惋惜不置”﹝六﹞。改革开放以后，郑先生不顾年迈，仍对搜集书札情有独钟。他不断有新的斩获，友朋也时有馈赠，以至书札收藏又颇具规模，还出版了《郑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一书﹝七﹞。郑先生驾鹤西去不久，我曾陪同香港收藏家方宽烈先生拜访郑汝德先生，观赏过郑先生晚年的几大册书札集藏本，名家荟萃，叹为观止。万没想到的是，我八十年代初写给他的一二通书札竟然也在其中，实在令我吃惊不小。这就显示郑先生搜集书札，不只看重写信人的名气，也注意到书札的内容。
更为难得的是，郑先生不仅是屈指可数的书札收藏家，也是见解独到的书札研究家。早在一九四〇年，他就结合自己的丰富收藏撰写了一部系统讨论书札的《尺牍丛话》，举凡尺牍之名的由来、书写、信笺、称呼、分类、格式、问候用语、邮筒、封套等，以及名家尺牍的传承、搜集、装裱和收藏等，旁征博引，均有所论列，引人入胜。到了晚年，郑先生又不止一次回顾自己收藏书札的经历，对收藏书札的价值和意义有所阐发。单就我所读到的，就有《书札的集藏》、《我的集藏癖》、《名人书札一束》、《几通小说家的书札》、《人物和集藏书札》、《人物和集藏补遗二、三》、《我与文史掌故集札》诸篇。郑先生强调：
小小尺牍，可以即小见大，举凡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种种现实情况，直接和间接，不难看到，那么积累起来，便是可珍可贵的史料，甚至官书上有所忌讳不登载的，却在尺牍中找到一鳞半爪，作追探史实的线索。即谈一事一物，似乎无关宏旨，但当时的习俗风尚、物价市面，也可作今昔的对照。且尺牍仅限于彼此二人的交往，不板起面孔说话，有的很风趣，给人以生动新鲜的感觉。还有私人的秘密，当时是不容第三者知道的。况其中有写得很好的书法，颜柳风骨，苏黄精神，很自然地在疏疏朗朗八行笺中表现出来，也有洋洋洒洒叙事说理很充沛透彻的，或寥寥数句，意境超逸，仿佛倪云林画简笔的山水，兀是令人神往，在艺术方面自有它一定的价值。﹝八﹞
这段话充分说明郑先生对收藏书札有着清醒而又较为全面的认识，也应该作为我们研读这部《友朋书札》的一把钥匙。
《友朋书札》所收并非郑先生在改革开放后重新搜集的历代名家书札，而是他精心保存的各界友好写给他的长短书札，写信人总共一百六十余位之多，每位一至数通不等（为了展示郑先生书札收藏的多样性，书末附录董其昌、查士标以降，至陈三立、张元济等十四位明清民初文史大家的墨宝）。这些写信人中，有文学家、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出版家、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书画鉴定家、收藏家、版本
目录：
学家、古文字学家、训诂学家、报人、电影编剧、建筑学家、集邮家、象棋名手、电影明星……文学家中，又可分为古典文学研究家、旧派文学家、新文学家等；画家中，又可分为国画家、油画家、漫画家等。而写信人的出生年龄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止。凡此种种，足见郑先生在文坛艺苑写作时间之长，名声之大，交游之广，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是也。
研读这么一大批前贤名宿的书札手泽，当然可以从各个角度进入，欣赏写信人各具风格的精美书法是一途，领略写信人或文或白的文字表达是一途，体会写信人与收信人互通音问的文人情谊又是一途，思考写信人与收信人切磋探讨的文史学问也是一途。总之，切入口很多，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进入，都会有所启发，有所获得。不过，我选择另一个角度，即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视角，特别是对这些书札不经意地流露出来的写信人和收信人当时的写作和日常生活状况、写信人和收信人当时如何相濡以沫等方面作些考察。
郑先生是文学圈中人，不难想见，《友朋书札》的写信人中，最多的也是文学圈中人，据我粗略统计，约占了三分之一。其中有旧派文学翘楚李涵秋、包天笑、程瞻庐、许啸天、徐枕亚、程小青、范烟桥、平襟亚、周瘦鹃、张恨水等，有新文学代表人物叶圣陶、俞平伯、赵景深、孙大雨、施蛰存、钱君匋、柯灵、唐弢、端木蕻良等。还有介于新、旧文学之间的重要作家，如陈蝶衣、秦瘦鸥、周鍊霞等。比较而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新文学家各方面的了解不能算少，然而，对旧派文学家各方面的了解，实在是少之又少，这当然是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缺陷。他们当年大都在中国文坛上活跃一时，一九四九年以后尚健在者，或相继淡出文坛，或先后远走海外。《友朋书札》正好提供了大量郑先生与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书信往还的实证和线索，填补了旧派文学乃至整个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若干空白，窃以为这是《友朋书札》众多文史价值中最值得注意的。
不妨举几个例。《友朋书札》中有一通张恨水向郑先生约稿短札，使用的是“立报馆用笺”，未署写信时间。张恨水自一九三五年九月起主编新创刊的上海《立报》副刊《花果山》，与谢六逸主编的该报另一副刊《言林》形成旧派文学和新文学竞争之势。而此函中正有“《花果山》颇需要戏剧界消息，如蒙惠稿，当尽先发表也”等语，据此可知张恨水此函应写于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间。这一时期张恨水书札存世甚少，此函很难得。除此之外，李涵秋收到郑先生投稿《小说时报》后的回复，徐碧波书札中所说的郑先生为其《流水集》作序，金松岑、许啸天、马公愚等书札中提及的一九四〇年代后期郑先生编《永安月刊》事，均于研究郑先生前期文字生涯不无裨益。
紫罗兰庵主人周瘦鹃致郑先生书札更必须一说。这是一通钢笔函，不长，照录如下：
逸梅兄：
久不见，长相思，危疑震撼中辄复系念海上诸故人不已。兹决于日内来沪一行，藉倾积愫，请代约慕琴、澹安、碧波、明霞四兄于廿七日上午九时半同赴禹钟兄处晤谈，如有可能，即于午刻同出聚餐。吾兄以为如何？余容面罄。此颂
时祺
弟周国贤上言九月廿二日灯下
不必赐复。
对这封信，郑先生后来在相关文字中数次提及，还专门写了一篇《最后的一次宴会》。他在文中这样回忆：
他（指周瘦鹃）晚年筑紫罗兰庵于苏州，被四凶迫害，即在他家园中投井而死，他在临死之前，曾偷偷地投寄一信给我，这信我保存着，作为永久之纪念……我接到这信，就分别通知了丁慕琴、陆澹安、徐碧波、吴明霞及沈禹钟，届时均践约来到江湾路虹口公园相近的沈家，相互握手，未免悲欢交集。他说：“郁闷了多时，今天才得舒了一口气。这儿几位老友，多么热忱，多么恳挚，真够得上交情。在苏州的几位，平素是时相往还的，现在却漠然若不相识了。那范烟桥受屈逝世，往吊的，只有我一个人，人情淡薄得如此，能不令人兴叹。”实则不是这样一回事，原来在凶焰嚣张中，当地人谁敢有所活动，彼此交谈，是要遭麻烦的，瘦鹃涉想，未免太天真了。
我们几个人，除禹钟患气喘，杜门不出外，其余都赴四川北路海宁路口开福饭店，肴核杂呈，觥筹交错，吃得比什么都有味，谈得比什么都有劲。瘦鹃生平有四大快事，他认为这次是四快之外的一快。席散，瘦鹃还要去访严独鹤，我们送到他上车，岂料这次一别，也就是人天永隔了。﹝九﹞
这段充满感情的文字，我每次重读，都不胜唏嘘。周瘦鹃的大名自不必说，丁悚、陆澹安、徐碧波、吴明霞、沈禹钟和郑先生，还有周瘦鹃午宴后去拜访的严独鹤等位，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学识渊博，成就斐然，当时大都已届古稀，本应吟诗作文，安度晚年，谁知“文革”骤起，均难逃不同程度横遭冲击的厄运。周瘦鹃此次冒险沪上之行，是这批文坛老友的最后一次相聚了。
由于此函无写作年份，郑先生晚年回忆也稍有出入，应略作考订。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正式爆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八月周瘦鹃就被抄家。两年后的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二日，他在住宅花园含冤而逝。因此，周瘦鹃“九月廿二日灯下”所写的这通书札，不是写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廿二日就是写于次年九月廿二日，两者必居其一。又因郑先生回忆中明确写到周瘦鹃见面时提及参加了范烟桥的吊唁仪式，范烟桥一九六七年三月廿八日受屈去世，那么此信无疑应写于范烟桥去世之后，也即写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廿二日。这次令人感叹的聚会离周瘦鹃弃世还有十一个月。
真该感谢郑先生珍藏了周瘦鹃这通可能是最后写给文坛老友的遗札，让我们后人得以知道当年有过这么一次小小的聚会。在我看来，这次聚会不仅仅是叙旧，更不啻这几位处于“危疑震撼”状态下的老一辈文化人对“文革”的一次无声的抗议。而今，这次聚会的参加者已先后作古，他们笔耕一生的贡献也都得到了肯定，但这个时间、这次聚会却是不应该忘记的，《周瘦鹃年谱》﹝一〇﹞理应补上一笔，将来编订《郑逸梅年谱》也不应遗漏。
关于周瘦鹃，还有包天笑寄自香港的一函可以叙说。此函落款日期“二月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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