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籍解放军官兵是一个特殊的“边缘群体”，在中国是，在日本尤其是。他们的人生经历太特殊了。他们是日本人留在“满洲国”的“遗产”，而这份“遗产”被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继承。在20世纪上半叶中日两国的历史关系中，他们的位置游移不定，甚至有些尴尬。由日本人或者日本兵变为“满洲国”的国民，再变为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一员，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贡献力量，*后回到日本，恢复“日本国民”身份。不过，恰恰是这个“边缘群体”的特殊历史，诉说着生命个体在历史面前的渺小与无助，展示着20世纪东北亚社会的诸多复杂性。在他们身份的巨大转换中，“国家”“民族”等概念都暴露出了某种强制性和虚幻性。
应当受到关注的不仅是国家、民族的大历史，还应当包括大历史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即使是十亿分之一的历史偶然性，对于那种偶然性的承担者来说也是百分之百的人生。更重要的是，对于历史过程中生命个体或小群体的关注，有助于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历史、理解人生。
本书简介：
“日籍八路军”特指在1945年前后，因日本战败而留在中国的部分日本官兵与后勤工作人员，他们参加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队伍中，在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初期贡献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之后大部分在1950年代回到日本。本书是著名学者董炳月对日籍八路军官兵的访谈录。作者在游学日本期间，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日本老八路”群体，遂展开对这些老人的采访。其中包括二森范子、中村义光、幅敬信、柳邦南、沟胁千年等日籍八路军代表人物。每一位主人公的经历都堪称传奇，作者通过整理相关采访录音与资料，将这些人的故事真实的呈现出来，故事坎坷真实，感人肺腑，从每一个个体的偶然的历史命运中，勾出战争年代跌宕起伏的变迁与革新。通过这些老人的艰苦经历与革命生涯，更能使得后人以和平、人道的立场来总结历史、展望未来。
作者简介：
董炳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60年生，江苏睢宁人。北京大学文学硕士（1987），东京大学文学博士（1998），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邀研究员（2006年度）。2000年11月至2002年3月任东京《留学生新闻》主编。著有《“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茫然草——日本人文风景》、《东张东望》、《“同文”的现代转换——日语借词中的思想与文学》、《鲁迅形影》。译著有《鲁迅<故乡>阅读史》、《“建国大学”的幻影》、《国家与祭祀》、《蒙古新疆旅行日记》等。
目录：
题记
引子：东京秧歌………1
一二森范子：与龙之子共生………7
二“八路夫妻”：相原协与相原庆子………19
三中村义光的三个名字………38
四温泉乡不眠夜………65
五幅敬信：孤独的“日本兵”………82
六“满洲新娘”的崎岖人生路………105
七在天山庄看中国地图………126
引子：东京秧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各种人。——我怀着这样的目的在日本留学、旅行、结识不同类型的人物，终于在2002年春夏之交走进了“日本老八路”这个特殊群体。
本来，由于年龄、生活环境、专业等方面的原因，在我的意识中，日本人当了兵自然就成了“日本鬼子”。但是，1994年2月到东京留学之后不久，这种意识发生了改变。当年11月，东京女子大学在枫叶灿烂的初冬季节举办一年一度的校园节，学汉语的日本学生用汉语演出中国现代剧作家田汉的剧本《咸鱼主义》。那个剧本创作于1936年年底，是宣传抗日的。我应该校中文教师下出教授之邀前往观看，在排练场见到了一位六十多岁的女老师，姓德永。这位老师虽为日本人，但汉语远比一般中国人标准、流利，而且音色优美，足以做播音员。是她在具体指导学生们排练、演出。日本朋友告诉我，德永老师中国话说得好，是因为她年轻时曾在中国东北参加八路军，在八路军医院当护士。从那以后，我明确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中也有日本人，并开始关心类似的问题。1998年年初，留日归国的方军撰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我便想到那些日籍解放军官兵，不知道他们晚景如何。比起方军笔下的日本老鬼子，他们更应当被中国人了解、记住。
2002年年初，在北京过完春节返回东京，我有了大概三个月的自由活动时间，于是便决定寻访当年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日本人，了却数年来的一桩夙愿。把旅游和历史探访结合起来，做一点书斋之外的工作，也不失为一种休息。恰巧，2月24日下午，一个民间组织在东京繁华区新宿举办“东方文化节”，我因此有了一个结识更多日籍解放军官兵的机会。
集会前，主办者高山女士告诉我，参加者主要是从中国归来的日本“残留孤儿”和积极从事中日友好活动的日本人，其中有日籍解放军官兵的组织“回想四野会”的成员，所以我欣然前往。文化节的程序进行到一半，各方代表致辞之后，众人开始“恳亲”、交流，高山女士便将一位参加过解放军的日本老妈妈介绍给我。老妈妈名叫相原庆子，从她的名片上，我知道她现在的身份是相原医院理事。
相原庆子看上去只有六十多岁，这个年纪的人如何在半个多世纪前参加解放军？问起来，才知道她1946年十九岁的时候在东北参加解放军，今年（2002）已经七十五岁了。
她说：“头发染了，所以看不出年龄。”
她说她当年参加的是第四野战军，林彪的部队，在野战医院手术队当护士。因为是用日语交流，“林彪”二字的读音变成日语，我一时未能反应过来，便问：“谁的部队？”
这次她用汉语回答说：“lin-biao。”
不得了！眼前这位日本老太太居然知道林彪！我问她是否见过林彪，她说见过。问她对林彪的印象，她的评价不错：“很温和的一个人，非常亲切！”
她是昭和十七年（1942）从日本去中国东北，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参加解放军，昭和二十八年（1953）回国，当了七年解放军，七年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提起当年的从军经历，她很自豪，说：“能够参加八路军，真是太好了。现在家里开着医院，有几亿日元的财产。但是，如果问我是要钱还是要那七年的经历，我会说我要当八路军的经历，我不要钱！”
她还告诉我她的丈夫当年也参加了八路军，在八路军部队当军医。
相原庆子说她参加的是“八路军”，我后来认识的参加过解放军的日本人也无一例外地以“八路军”自称。八年前在东京女子大学，友人介绍德永老师的时候也是说她参加过“八路军”。算起来，这些人参军入伍的1947年前后“八路军”的番号已经停用，他们参加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或者东北民主联军。那么，他们何以自称“八路军”？我想，这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八路军”是共产党军队的代名词，这个名词中包含着他们对共产党军队的历史记忆与政治认同。实际上，“八路军”这个名称倒是十分符合共产党军队的历史与本质。1937年8月诞生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西北红军主力改编的，成为华北地区的抗战主力军，抗战结束后到原伪满地区接收的共产党部队东北野战军（即后来的第四野战军）的主体也是原八路军一一五师。相原庆子见过的林彪，就是在抗战初期痛击日军板垣师团、取得平型关大捷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
“恳亲”之后有跳舞、弹琴之类简单的文艺表演，在那样热闹的环境中无法细谈，我便对相原庆子说另约时间登门拜访，并请她给我介绍到会的其他“日本八路”。她把坐在不远处的一位身材矮小、打扮时髦的老太太指给我，说：“那丫头，是和我一起参加八路军，还把我们的事情写成书了呢。”
“那丫头”这称呼说明了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演出的间隙，相原庆子招手把“那丫头”喊过来。我与“那丫头”交换了名片，知道她名叫二森范子。二森说她写的书名为《与龙之子共生》，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就出版了。相原和二森都是“回想四野会”的成员。
文艺表演结束，文化节进入最后一个项目——扭秧歌。桌椅被移在一边，许多人在腰间系上大红绸，手里拿起了红色大折扇。播音器开始播放秧歌伴奏带，刚劲的锣鼓声响起来，嘹亮的唢呐声响起来，人们围成一圈扭起了东北大秧歌，欢快又热烈。
“你们也扭吗？”我问。
“我们也扭！”相原和二森说着，接过别人递过来的大红绸系在腰间，加入到扭秧歌的队列中去，有板有眼地扭了起来。
我在北京的时候，偶尔看到街头有人扭秧歌，不喜欢，甚至有点烦。每周星期二早晨从海淀区的花园村去建国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乘114路电车在木樨地换车的时候，常常看到木樨地立交桥下一群老头儿、老太太敲锣打鼓扭秧歌。正是早晨上班的时候，路上车流滚滚，行人步履匆匆，他们却在那里敲锣打鼓扭秧歌，似乎是成心展示自己的清闲、与大伙儿闹别扭。但是，2002年2月24日那天下午，秧歌在我的心目中突然有了新的意义。窗外春光明媚，不远处就是新宿的摩天楼群，而一群国籍暧昧的人在那个大厅里扭秧歌，锣鼓喧天，红绸飞舞……
秧歌扭完，文化节结束，众人开始收拾大厅。高山女士问我收获如何，我说“抓住了两个女八路，但‘会长’去向不明”。她说会长家住山梨县，路远，正要离去，并把正在从大厅往外走的会长指给我。在大厅的入口处，我追上了正在弯着腰换鞋的会长，与他交换了名片。从他的白发、他的沉默、他肃然的表情、他锐利的目光，我感觉到了一种老军人的气息——那与相原庆子和二森范子的亲切平易完全不同。
会长名叫中村义光，身份是日中和平友好会本部会长、山梨县会长，名片背面还印着四个头衔，分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回想四野会会长；山梨县四川省友好县民会议理事；中国解放纪念章颁发全国审查员；中国归国者自立指导员。
寻访“日本老八路”的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大约在1946年2月上旬，高雄从来自大甸子的行脚商那里得到情报，知道离大甸子不远的西北岔住着七十多名日本兵。商量之后，决定派高雄义带领池北和宇田前往联络。
在寒冷的林海雪原中，高雄义、池北、宇田三人蹚着埋到膝盖的大雪前往西北岔。途中，他们顺道去新川开拓团看望日前接济过他们的开拓团员，在那里住了一夜。次日继续赶路，不知在雪中跌倒过多少回，终于到达西北岔，见到了那些日本兵的头目细川。
细川为前日军中尉，当时他手下的日本兵依然保有日本战败前的装备，轻、重机枪俱全，弹药充足。见到细川，高雄义说出自己的本名中村义光，动员细川的部队与“高雄部队”合并。
细川中尉见三位使者赤手空拳、破衣烂衫，便傲慢起来，冷着脸道：“我们已经和斐子文商定，负责这一带村落的警备。你们不要掺和我们的事情。”
细川说的斐子文，是西北岔的土匪头子。
高雄义见状，知道说服细川的可能性不大，便带着宇田和池北返回大蒲柴河。离开西北岔在雪中走了大约四公里，来到一个大约二十户人家的无名村落。一队全副武装的土匪将他们拦住，一句话也不说，就将他们按倒在雪地上从背后捆起来，扔进一间仓库。三个训练有素的日本兵赤手空拳、寡不敌众，连反抗一下都没来得及。
一会儿，他们从仓库里听到那队人马离去的脚步声。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三人正在茫然，远方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步枪声中，还夹杂着重机枪、轻机枪的吼叫。他们不会想到，那是斐子文开始收拾以细川为首的七十多名日本兵！
原来，足智多谋的斐子文想要的并不是细川的队伍，而是日本兵的那些精良装备。他花言巧语邀请细川一起驻防，让他负责三个村落，使他的队伍化整为零、分散开来，然后伺机歼灭。这一天，他们得知有三个日本兵来联络，担心秘密泄漏到高雄部队，斐子文的手下便将这三个日本兵抓住，并立即下手处置细川部队。当时斐子文的手下有两百多人。
傍晚时分，喊叫声、说笑声传到了仓库里的三个日本兵的耳朵里。听声音，人数比下午他们被抓的时候多了许多。一会儿，仓库门被打开，一群兴高采烈的匪徒一拥而入，将他们牵到另一处房子里，用粗绳子高高地吊在房梁上，穿过房梁的绳子的另一端系在柱子上。然后，匪徒们将上着刺刀的步枪分别支在他们下方，刀尖朝上，又在柱子上的绳头处点上豆油灯。于是，豆油灯的火苗开始轻轻地舔那几个绳头。绳头被油灯舔完的时候，三个日本兵就会掉在刺刀尖上。安排好这些，匪徒们便拥到隔壁喝酒猜拳、庆祝胜利去了。
豆油灯的火苗在舔绳头，身下是寒光逼人的刀尖。三个悬在空中的日本兵看到死神狞笑着一步一步向他们走近。
隔壁猜拳行令、说笑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奇怪的是，说笑声中间或传出日本女人的惊叫声与痛苦的呻吟。他们不知道，有两个日本女子被匪徒们从细川那里抓来，她们是日本兵的家属。匪徒们把她们捆在木桩上，撕下她们的衣服，在她们身上涂了香油，让两条狼狗在那里舔，然后在旁边喝酒看着取乐。
东北的冬天异常寒冷，刀尖上的日本兵们额头和脊背却开始冒汗了。求生的本能使他们开始挣扎，高高吊着的身体开始摆动。他们突然意识到，如果摆动的时候掉下去，也许不会掉在刀尖上！于是，他们开始摆动身体，荡秋千一样。
隔壁的说笑声、呻吟声继续传来。
突然，远处传来几声枪响。隔壁的说笑声戛然而止，随即是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匪徒们喊叫着跑出去了。
吊池北的绳子最先被烧断，池北的身体擦着刺刀落在地上，刺刀只划破了他的一根小手指。他得救了，并将高雄义和宇田救下来。三个人进了隔壁房间，看到两个赤身裸体的日本女子被捆在木桩上，两条龇着白牙的狼狗还在舔她们，便赶走狼狗，将她们救起。
三人正在为那几声枪响而疑惑，更为密集的枪声在暗夜中传来。为了防止被流弹击中，五个人急忙俯身躲在墙脚。从轻、重机枪的射击声和掷弹筒发射的声音，他们判断出是“高雄部队”打过来了！
果然，枪声停息之后，最先提着枪跑进来的正是高雄本人。原来，高雄义和池北、宇田三人一去不归，高雄手下的密探又得到了细川部队被斐子文全部歼灭的消息，便带兵前来营救。高雄义三人终于能够在地狱入口处返回。
返回大蒲柴河的途中，经过细川的一个排被全歼的村落，他们看到了尸体和血迹构成的地狱景象……
两位有幸获救的日本女子跟随“高雄部队”到了大蒲柴河。家人被杀自己又惨遭凌辱，两个人目光呆滞、不言不语，表情却沉静。当夜平安无事，第二天人们发现她们的时候，二人已经口鼻流血、脸色发青死在地上，旁边扔着两个小小的装有氰化钾的瓶子。日本战败的时候，“满洲国”的许多日本女性都随身带着装有氰化钾的瓶子，随时准备自杀。氰化钾是上级统一发放的。
1946年3月中旬，冰消雪融，春天开始造访南满洲。一天，前往敦化方面做兵队联络工作的原宪兵军曹高柳传回紧急消息，说是敦化一带苏军已经撤走，解放军（当时称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进驻，并且有可能在近期进驻大蒲柴河，高雄部队是与解放军决一死战，还是为了避免兵力损耗与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必须尽快做出抉择。
高雄与手下的几个小头目开会商量的结果，是派特使试着与解放军干部谈判。于是，高柳军曹和盛准尉被推为特使，前往敦化解放军警备二旅第五团团部，与团长和政委交涉。最终达成三项协议：1．高雄部队的武器弹药全部上交警备二旅；2．愿意参加解放军的日本兵由解放军收编；3．不想参加解放军的送往敦化地区的日本人民团。
八十余名日本兵中有二十多人愿意参加解放军，其中十多名掌握特殊技能的被留在第五团的战斗部队，其他人被编入警备二旅的后勤机关。队长高桥干雄发挥他特务时代学到的医疗技术，进了二旅的野战医院当军医，中村义光也和北川、山口几位小头目一起进了医院的事务室，结束了他的“高雄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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