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黄仁宇讲中国大历史
作者：王忆城 整理日期：2015-12-01 16:05:47
从《万历十五年》到《现代中国的历程》
对近年*受欢迎的史学专家黄仁宇作品
精心修订，权威解读
内容更细致，语言更通俗
黄仁宇作品*好的伴读范本黄仁宇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其出版的《万历十五年》等著作畅销海内外，在国内拥有极大的追随者，其独特的“大历史观”思想为许多历史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启发了无数读者。
黄仁宇先生的书并非生涩难懂的学术著作，也并不是胡编乱造的野史集成，而是而是写给大多数中国人看的，其观点角度独特，时代感强，非常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但因为他的著作大多是外文写作，而后翻译成中文，难免有些段落和句子略显生涩。
《听黄仁宇讲中国大历史》作者以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为基础，深度解析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讲黄仁宇先生的著作进行整合分析，并对其中生涩难懂的思想进行加工修订，对历史事件进行展开分析，由小事件看大道理，偶然中见到必然，平凡中洞见非常，联系中发现规律。以大历史观，窥探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全貌。
本书内容更细致，语言更通俗，书中还附有黄仁宇先生的详细传记及其著作概述，可以让读者更全面了解黄仁宇先生的历史思想与精髓。
作者简介：
王忆城，浙江人，1982年出生。酷爱中国历史，自诩有英雄气，却往往上气不接下气；对邻国日本也有较广泛的研究，有时也自成一家之言，凭方家哂笑。
已出版《一本书读懂日本史》《不时髦的村上春树》《大秦帝国》、《牟宗三说儒》。
目录：
听黄仁宇讲中国大历史
前言与大历史对话
序章：黄仁宇小传
长沙白茉莉：少年黄仁宇与他的家庭
戎装马革：军校及抗战时光
赫逊河畔谈历史：求学在美国
波折的荣誉：《万历十五年》现象
第一章从嬴秦到西汉：历史进三步，退两步
秦始皇：左手艺术胆魄，右手魔君铁腕
“文景”：在危机中寻找转机
汉武帝：如此精明，却又这般愚暗
个性司马迁与反个性班固
“影子帝王”——霍光
一个书呆子的经济改革
第二章装在旧瓶里的东汉王朝听黄仁宇讲中国大历史
前言 与大历史对话
序章：黄仁宇小传
长沙白茉莉：少年黄仁宇与他的家庭
戎装马革：军校及抗战时光
赫逊河畔谈历史：求学在美国
波折的荣誉：《万历十五年》现象
第一章 从嬴秦到西汉：历史进三步，退两步
秦始皇：左手艺术胆魄，右手魔君铁腕
“文景”：在危机中寻找转机
汉武帝：如此精明，却又这般愚暗
个性司马迁与反个性班固
“影子帝王”——霍光
一个书呆子的经济改革
第二章 装在旧瓶里的东汉王朝
公元25年的一场“救市”
宫廷里两个阴暗的“物种”：外戚与宦官
公元169年：坏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踩着儒学做大官，世间已无读书人
第三章 寻求破局之法的魏晋南北朝
统一在权力资源重组下完成
欲望出轨，八王之乱
五胡乱华：一段癫狂的黑暗史
北伐：一场毫无收益的短线投资
淝水之战：两种命运在血色岔口中展开
拓跋氏：刀锋上寻找核心竞争力
第四章 隋唐何以如此多娇
阳谋圣手隋文帝
隋炀帝：死在“资本扩张”路上的富二代
贞观之治：高山仰止的幸福标签
寂寞于她，只是个笑话
第五章 是谁制造了大唐的拐点
李杨之恋：好梦由来最易醒
安史之乱：权力炒家超限战
藩镇之乱：权力博弈制造“后安禄山时代”
黄巢：原来不过是插曲
第六章 盛装下的苍凉：两宋风云
赵匡胤：一个不老实的厚道人
檀渊之盟：金元政治换来百年安静
王安石与他的财政商业化运动
靖康耻腰斩了大宋繁华
买公田：贾似道破解金融难题
第七章 元帝国：狼性征服却黄昏已现
成吉思汗：13世纪领袖的全球化
“以退为进”，忽必烈成为最大赢家
“征伐日本”的非正常死亡
元顺帝：生存之后才能生活
第八章 大明朝的死弯儿
一个农民改变国家性格
朱棣创造多元化利益链
郑和下西洋：国力的透支消费
朱瞻基在逆境中转型
一场失去控制的货币战争
第九章 大败局：万历帝与颓唐的晚明
“温水”中的万历十五年
张居正和一个国家的财政突围
海瑞：模范人生从清官开始
戚继光：“特立独行”的孤独将领
李贽：在沉闷时代寻求终极快乐
第十章 读不懂的清朝
吴三桂：一半是孤寂，一半是悲凉
清初盛世：牛市在青春期到来
乾隆和他失去推动力的朝代
1800年：大衰退的前夜
悲剧，从自以为是开始
国运在甲午战争中崩盘
第十一章 跌宕一百年：彷徨中寻求破局之道
自强运动：留着“辫子”干现代化
百日维新：书生围坐对枯棋
义和团：时代铸成的坏脾气
民国：俎上肉与自由歌
蒋介石：新势力的成长困惑
第十二章 人性的六张面孔
孔子：国民性的启蒙领袖
孟子是充满感情的“革命党”
曹操：爽直可爱真小人
竹林七贤：放荡不羁不是他们的宗旨
司马衷：悲剧中的喜剧人物
刘子业与萧宝卷：垃圾时代的垃圾股秦始皇：左手艺术胆魄，右手魔君铁腕秦始皇铁腕统治全国十二年的时间里，从未发生重大的事变。”——黄仁宇公元前221年，对嬴政来说，是值得存照留念的日子。随着齐国国君建走出国都临淄城，向秦将王贲投纳版籍，齐国灭亡，历时9年的统一战争宣告结束。坐在咸阳宫里的嬴政总算可以舒一口气了。在这9年当中，无数的人流干了眼泪，流尽了鲜血，流亡在天涯，国家倾覆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白骨填壑也成了杀人之外的娱乐游戏。这在秦国，也不能例外。然而经过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后，人们忽然发现，公元前221年的景象，与往常已有了根本的不同。从这一年开始，天下的百姓要陆续抛却以往所有的生活经验，去迎接一轮执政者所说的“新的曙光”。无论是对种地的、读书的、还有做买卖的，除了以最快速度适应新时代，没有他径。以往的赵人、燕人、或是楚人，此时已统称为他们原本恨之入骨的秦人。他们需习练相同的文字，出门打车，坐的也是被重新校订了宽度的新坐骑。固然所谓“书同文，车同轨”不是一日而成，但百姓们已经看到了嬴政的决心，他要在这个自己一手创造的新国家里，演绎一段全新的传奇。嬴政对此是有绝对的信心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明白，在处理国家大事上，他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有耐心。吕不韦门客三千，故吏遍地，权倾朝野；嫪毐太后，私生两子，阴谋叛乱，最后皆为嬴政所灭，这其中固有诸多因素，但若无耐心，怕大事也难一蹴而成。自公元前247年，13岁的嬴政继王位，至“奋六世之余威”，“振长策而御宇内”，不会不会明白，战争动乱，六国“苦秦久矣”，秦人自己实际上也受累于此。所以天下既安，重要的不是武力征服，而是制度建设。这是王朝巩固的基础。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风俗，统一钱币形制，无疑是这一系列制度建设的开端。嬴政明白循序渐进的道理。治大国如烹小鲜，当然需要慢工。史载，嬴政每天需要批阅的各地奏报，以竹简的重量来算，足有120斤。即便放到现在，这也不是一个小数，何况这一数字对于嬴政是最为基础的规定。每天如果没有批完既定的工作量，嬴政便不能享受理应情趣十足的私人生活。事实上，在史籍中，人们几乎看不到后世君王常有的那些宫闱之事，就连他的皇后的名字，人们也无从知晓。史无前例的大帝国，需要他耐心细致的指点，也脱离不了他个人性格的点缀。耐心细致，所以帝国广大，却皆遵循着同一种原则；个人性格，所以在细节之处，也显露出其艺术性的想象力和胆魄。后者，如同黄仁宇先生论及的一样，我们应该对“临潼县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正由于他们在1974年的意外发现，让人们从赫赫兵马俑的身上，寻找到了窥探真实嬴政的另一个线索。黄仁宇先生由此说道：“秦始皇既为一个‘焚书坑儒’的专制魔王，为何有这样的耐性？他为什么不以军事形式的雷同划一为原则，将几千个人像以模型翻砂式地套制，而偏偏像希腊雅典一样，保存了集体作品之个别的美感？”究嬴政在兵马俑上的所作所为，其实不难解释他在成为天下的主人后，在国家层面上做出的一系列举措，这些举措，如前文所提的“同文同轨”，或是将钱币形制定为圆形方空，以致后世虽有名称上的不同，但皆遵秦制，以及“废分封，立郡县”，修建长城，北击匈奴，将全国的豪族世家120000户迁到首都附近，以便压制监督，同时承认自耕农对所开垦荒地荒山的所有权。这些被后世称为“万代所宗”的小手笔、大手笔，以黄仁宇先生的观点来看，无非是为了“使境内人民保持一种集体性格”，使得全境之民，能在一个整齐划一体系下，感受到如黄先生所称的“平等的观感”。由着这样的创造，我们便常能于史书之中翻阅到“黔首大安”这样的篇章字眼，从今日的眼光来看，嬴政式的模范或称原则，对中国日后两千年的社会发展，不可谓不大，而就其当日所铸就的成果，也不能以一刀切的方式批判其为“残酷无道”、“丧失人性”。这就好像青蛙吃苍蝇，就论其为嗜杀成性。这也正是为什么汉初勤于总结秦朝倏忽而亡的教训，制度上却依旧“汉承秦制”。嬴政最大的功绩并不在此，而是如黄先生所说，“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在全无可借鉴的情况下，于空旷一片的白纸上，描绘一幅全新的蓝图，进而以进取之姿态，一世、二世，以至无穷，不能不说是一种具有独创性的冒险活动。这样的君王，称其为“千古一帝”丝毫不为过。或许正因为这样的缘由，才有以后在这个嬴姓子孙身上所发生的令人“切齿痛恨”之事，让人无法痛快地作全面的褒奖或是彻底的贬损。这也正是黄先生所论“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寻思的人物”的意思。就像前面说的，这与嬴政个人性格中所具有的艺术想象力和胆魄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公元前212年，嬴政主持修建秦直道，也就是当时的高速公路。这条“天下第一道”穿越14个县，700多公里。路面最宽处约60米，最窄处也有20米。同年，嬴政认为咸阳人太多而城过小，下令修建阿房宫，由于工程浩大，嬴政在位时只修了一座前殿，而仅仅就是这么一座前殿，其规模就令人叹为观止——东西宽690米，南北深115米，占地面积80000平方米，足可容纳万人。因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新建的国家体育场，拥有永久性坐席80000个，在使用现代化机械、有7000名工人同时间作业的情况下，用时5年方告竣工，工程总造价22.67亿，可想而知，建造阿房宫，在秦代，又需要耗费多少财力、物力和人力？倘若说修直道是为了国防建设，那么阿房宫则显然是为了一己之私“酷使民力”、“残酷无道”，况有“焚书坑儒”这等灭绝文化的“魔君手段”，一切的善良修为和创造是决然不能掩盖其血腥的本质。嬴政千年的骂名由此注定。然而国家草创，一切从零开始。谁曾为他提供最为确切的参考？谁有能发誓说如果自己站到那时的场景，不会有嬴政的手段？作为一个全新世界的统治者，倘若抛却应有的想象力和胆魄，不5次巡游四方，是否又会让后来人发出”过于保守，而不思创新，毫无帝王之象”的责难？事实上的情况，黄仁宇先生早已为我们指出：“他除了重视域内长久的和平之外，也极端注重性道德，认为与全民的休戚有关。”，从而又指出实际上被我们忽略的一个重点：“秦始皇铁腕统治全国十二年的时间里，从未发生重大的事变。”嬴政无人能代替，“朕就是国”，他一闭眼，这个国家不久重又陷入兵革之中，而此时已是秦二世，就此论嬴政，未免过于成王败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嬴政更多地扮演了种树人的角色，玩笑点说，他犹如《英雄儿女》里的王成，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而后历朝历代，不过损益相承罢了。“文景”：在危机中寻找转机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黄仁宇汉文帝刘恒于公元前180年以外藩身份继承大统，与其说是撞了大运的千年等一回的喜事，不如说他接手了一份苦命的差事，因为此时的汉帝国，与身心疲倦，重病缠身之人毫无区别。自高祖登位，到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人翦灭吕氏，近23年的时光，如黄仁宇先生所言，“他（刘邦）与吕后总以巩固新朝代为前提，甚至屠杀功臣，不择手段。”“吕后以女主专政，以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吕氏封有三王，引起朝内大臣和朝外诸王嫉妒，酿成‘诸吕之乱’”帝国动荡飘摇，物价飞涨。刘邦时期，1石米的价格是万钱，120斤大米需要2000元人民币，购买1匹马则需要100两黄金，其价值比现在的旗舰级斯巴鲁轿车还要贵上几倍，同时，商人投机倒把行为也十分严重。工商秩序混乱是汉初的顽疾。同样在刘邦时期，“人相食，死者过半”，多数百姓居者无其屋，耕者无其田，失业又失家，领不到政府救济金，只得成群结伙地四处流浪，造成了最令帝国政府头疼的社会问题——流民。流民众多，纳税户少，国库空虚，国家疲敝，这一状况到吕雉时代并没有发展根本转变，当然，造成这个问题的还有另层原因。黄仁宇先生告诉我们：“分封异姓功臣为王者七国，同姓子弟为王者九国，又有侯国一百余。封侯只食邑，不理民政。王国则俨然独立。”这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皆被封王视作私有财产，故而尽心经营，千方百计地壮大国力，而对中央政府，只是每年象征性的交点“保护费”。当日王侯间富者，以吴王刘濞为最。他左有铜山之便，可以肆意铸钱，右有东海之利，可以煮水为盐，依靠着如此雄厚的国力，刘濞的内心势必每天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侯国经济发达，中央财政见肘，也就是说部门经理比董事长拿得年薪还要多。刘邦、惠帝、吕后及中央高官厉行节俭，粗衣淡饭，实则是国家没钱，不得已而为之。身体羸弱，肌肉不显，无怪乎强人要来欺凌。以下这封匈奴冒顿单于送来的“情书”，吕雉怕是终生难忘吧——“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如此戏弄羞辱，吕雉纵有百般怒火，也只能一笑了之，继续奉行自高祖以来的和亲政策。内不稳，外不安，汉帝国犹如走在钢丝上，一旦掌握不好平衡，就有性命之虞。对此时的帝国来说，稳定才是一切，发展更是硬道理。时艰出明主，这往往是不破的真理。刘恒是否能不负众人所望，将帝国带上一个正常的轨道，事实上，在其登位之处，即便是拥立他的大臣，心中也没底。以外藩身份而入大内，刘恒的内心最初肯定是有一丝惶恐。以“仁孝宽厚”著称古今的他，由于儿时不受刘邦待见，一段时间内对自己的执政能力并不抱有多大的信心。作为金字塔顶端的人物，他只能在承认现有局面的前提下，舒缓矛盾双方的情绪，力求一个相对平缓的态势。黄仁宇先生指出的“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正是他这种指导方针的体现。任重而道远，内忧而外患，若想撑起这个庞大帝国的架势，需要的是“见急用忍”。在“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将相或乘牛车”的现实下，大刀阔斧恐怕只能适得其反。百姓有饭吃，不至成乞丐，有房住，不至成房奴，有地种，不至成草寇，才是最紧要的民生工程，而对那些日益坐大，越来越不懂规矩的诸侯王，暂且姑息时日。前178年，刘恒下诏，“除田租税之半”，也就是将耕地的租金从15税1改为30税1，这个政策在前168年又实施了一次，也许觉得这样的力度还远远不能给百姓带来实惠，第二年，刘恒干脆下诏，将田租全部免去。虽然不久又恢复30税1的租金，但显然，刘恒和他的帝国已经向天下昭示了一种决心，这种决心在他登基3个月后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治国理念。黄仁宇先生对此的评价是：“汉朝的政局，开始正规化。”帝王时代，正规化不仅是民生安定，更是神圣君权的凸显。鸽子的羽翼丰满了，也要向秃鹰展示自己的强硬。前164年，齐王刘则死，无子继位，刘恒以齐国开刀，将其分为六国。同年，封淮南王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实际上将淮南国一分为三，削弱了侯国的实力。虽然诸侯坐大的局面未有根本的改变，但至少在一定层面上创出了安定与发展的模样。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库里的钱多得数以万计，用来串起铜钱的绳子已经断了；国家粮仓里的粮食多得连粮库都存不住了，新粮下面压着旧粮，有些粮食已经腐败得无法食用。若将帝国形容为企业，那么在刘恒之前，刘氏企业无疑即将破产，很多大企业正摩拳擦掌地准备清算。他们的眼睛早已盯上了电脑桌，文件柜，空调，沙发，还有那些无形的资产。还好，在经过一番董事会的震荡后，刘董上台，在“破产保护”后凤凰涅槃。刘恒抓住了所能利用了全部机会，随着帝国的蒸蒸日上，他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领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作为帝国的接班人，这句话刘启可能不止一次地从父亲刘恒的口中听到过。实际上，自他继位，始终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因为帝国的好梦才刚刚开始，远未到弹冠相庆的地步。令他最担忧的，不在内廷而在外藩。他要承先帝之业，让帝国更上一层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老大”，就必须对各地藩王做彻底的清除。御史大夫（相当于现在的第一副总理）晁错的一句“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更让刘启意识到，对诸侯王开刀是必然而迟早的事。只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只是割了对方几块肉，他们就哇哇乱叫地反抗起来。这就是发生于前154年的“七王之乱”。黄仁宇先生认为，这起事件是“文景之治阶段里，最重要的一个变动”。刘启虽然在前期犯了一些低级错误，但很快就“圣明”起来。事件的结果，如黄先生指出的：“先朝宿将周亚夫的指挥得当，不出三月而事平，七王皆死，首事者妻子入宫为奴。”“这时汉朝同姓子弟的王国，或国除改为郡县，或被分裂为小王国，其官僚亦由朝廷派遣，一到汉武帝初年，残存的王国更有名无实，汉朝实际已恢复秦朝全面郡县的体制。”汉景帝刘启不仅为自己扫除了执政的障碍，也为自己儿子扫清了御宇的麻烦，武帝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祖父与父亲给他接手的帝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比起刘恒当初的境遇，刘彻无疑是个幸运儿。文帝与景帝，父子两代，即要面对老一辈留下来的顽疾，又要处理刻下的难题，然而终究以39年的努力，将刘氏企业带出困境，迎来希望。这不免让人想起一句话，所有的成功都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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