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中何伟亚开宗明义地表述了他不是在提供一种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模式，也不是在提供替代传统冲突论的描述方式，而是尝试对“马嘎尔尼使华”事件进行重新审视。传统上人们偏爱把“马嘎尔尼使华”解释为不同文明间的碰撞，如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等等。而何伟亚正好试图说明，中英两国在这一事件中的矛盾和冲突并不是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两大帝国构建之间的冲突。
作者简介：
邓常春，女，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贸易系副教授，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中国近现代史。
何伟亚（JamesL.Hevia），男，美国学者。原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历史系副教授，现任芝加哥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曾以《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获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
刘明，男，四川省成都市人。现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国际交流部主任。美国丹佛大学跨文化交流硕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历。曾任英国跨国集团PEEK公司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并在英国及瑞典的PEEK公司、瑞典ABB公司、COMBITECH公司、德国WITT&SON公司及REUTE:SICKAG等公司接受过系统的企业管理和专业技术培训。多次参加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的重大国际投标工作。2004-2005年期间受聘在美国内华达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及社会课程。美国大学海外学习联合会（UniversityStudiesAbroadConsortium）中国项目特邀教授。
目录：
汉语资料前言中文版序
本书的题目源自一个在清廷记载里常常出现的习语。“怀柔远人”既是一种描述又是一种诫令。作为宇宙与尘世之间的枢纽，皇帝从道义上被赋予了统治世界的责任。明智的君主应该对那些处在中心统治区以外的人们显示怜悯与仁慈，应该轸念那些长途跋涉来到他的宫廷的人们。这些观念是礼仪的核心，而清廷正是借礼仪来建立与其他强势统治者的关系。本书要研究的正是宾礼与帝国觐见，我所讨论的礼仪是清廷用以指导对外关系的习语。我关注的焦点是乔治·马嘎尔尼勋爵（LordGeorgeMacartney）率领的大英帝国使团，它于1793年到达乾隆皇帝的宫廷。
关于马嘎尔尼使团所受之接待，从前的学术界持有三种看法，本书正是对这些看法的回应。第一种是结构-功能学派的看法，这一学派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它的批判性的分析促进了对古典模式如“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和“朝贡体系”的再思考。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摒弃“朝贡体系”，那么，18世纪晚期以来的中西关系又会是怎样的呢？
第二种看法也是由人类学的分析所激发，而与社会学的礼仪观有关。我确信，正是欧美世俗（非宗教的）学者对礼仪的特别的看法，才使中西冲突被构建为一种文化误解。中文版序
本书的题目源自一个在清廷记载里常常出现的习语。“怀柔远人”既是一种描述又是一种诫令。作为宇宙与尘世之间的枢纽，皇帝从道义上被赋予了统治世界的责任。明智的君主应该对那些处在中心统治区以外的人们显示怜悯与仁慈，应该轸念那些长途跋涉来到他的宫廷的人们。这些观念是礼仪的核心，而清廷正是借礼仪来建立与其他强势统治者的关系。本书要研究的正是宾礼与帝国觐见，我所讨论的礼仪是清廷用以指导对外关系的习语。我关注的焦点是乔治·马嘎尔尼勋爵（LordGeorgeMacartney）率领的大英帝国使团，它于1793年到达乾隆皇帝的宫廷。
关于马嘎尔尼使团所受之接待，从前的学术界持有三种看法，本书正是对这些看法的回应。第一种是结构-功能学派的看法，这一学派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它的批判性的分析促进了对古典模式如“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和“朝贡体系”的再思考。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摒弃“朝贡体系”，那么，18世纪晚期以来的中西关系又会是怎样的呢？
第二种看法也是由人类学的分析所激发，而与社会学的礼仪观有关。我确信，正是欧美世俗（非宗教的）学者对礼仪的特别的看法，才使中西冲突被构建为一种文化误解。我考虑的问题包括两部分：①形成这种阐释的文化观是什么？②倘若抛开文化因素，冲突会是什么样的？
第三种与我自己的态度有关。我不赞成中国中心主义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这样的观念，尤其考虑到清的建立者是满人而非汉人。由此引向第三个问题：如果欧洲与亚洲的接触，不是被看作生机勃勃的扩张性的西方对停滞的闭关自守的东方，而是被视为两个扩张性的帝国——满族多民族帝国和大英多民族帝国的相遇，那么，自马嘎尔尼使团之后的清英互动又该是什么样呢？这本书和我正在写的第二本书试图阐释这些问题。
本次研究中，我分别考察清与英对遣使事件的叙述，以便强调双方不同的实际操作模式与观念框架。在批判性地评介了其他有关清代外交关系的观点之后，第二章将提供一个对清帝国及其统治状况的全景式的考察，第五章还要谈到这个问题，并特别关注宾礼。第三章讨论18世纪大英帝国国内文化背景，展示在知识贵族中普遍流行的“外交、贸易及对中国的了解”。第四章重新检视马嘎尔尼勋爵对觐见过程前前后后的叙述。第六章和第七章透过清的礼仪和统治权观念来审视清有关这次觐见的记载。第八章把双方的叙述列在一起，合而观之。第九章，在对这次清英相遇做出一些总结之后，回顾中西关系史中对使团的研讨。
这本书亦是由1986年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一篇论文扩展而来。在撰写论文的日子里，我得到了诸多学术上的支持。在芝加哥大学的不同寻常的求学经历中，这些支持对我而言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1980年到1985年，说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生们互为人师，这是一种近似玩笑和略带夸张的说法。在校园的咖啡馆里，每天都有非正式的讨论会，我总是定期参加。在参加者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罗杰·布拉德肖（RogerBradshaw）、杰夫·马尔蒂（JeffMarti）、拉斐尔·桑切斯（RafaelSanchez）、弗雷德·邱（FredChiu）和堺直树（NaokiSakai）、约翰·卡拉吉欧（JohnCalagione）、丹·纽金特（DanNugent）和安娜·阿隆索（AnaAlonso）。他们有时参加讨论会有时又去搞实地调查，但他们在场时，总是使我受益匪浅。那时就像现在一样，还有不少人只是偶尔露面。
在那些年里，我亦有幸认识一位朋友和同事，她的工作对我有深远的影响。安杰拉·齐托（AngelaZito）与我大约从1982年起就开始认真地讨论笔记，并惊异地发现，我们不但在社会阶层，民族和学术背景方面极为相似，而且在中国研究领域里，尽管各自独立开展研究，却走了一条近似的路线。更重要的是，安吉拉让我分享她对如《大清通礼》这样的礼仪文献的广泛了解和深入研究，并教会我阅读这些文献。对于她非同一般的慷慨，我的感激之情难以用言语表达。
虽然我感到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我们是互为人师，但同时亦有许多教授为我们指点和引导新的饶有趣味的研究领域。进入大学之前，我曾有幸受教于罗伯特·希默尔（RobertHimmer）和孙任以都（E-tuZenSun），他们二位都激发了我的求知欲，并为我开列了长长的书单。在芝大，迈克尔·多尔比（MichaelDalby）、爱德华·钱（EdwardChi’en）、苏姗·曼（SusanMann）给予我支持、鼓励和严肃的讨论。罗·因登（RonInden）和巴尼·柯恩（BarneyCohn）总是抽出时间来阅读并评论我正在写的作品，他们还将继续这样做。我也非常感谢戴维·罗伊（DavidRoy）、盖伊·阿利托（GuyAlitto）、哲夫（TetsuoNajita）、哈里·哈鲁图利安（HarryHarootunian）、让（Jean）和约翰·卡马洛夫（JohnComaroff），还有瓦莱里奥·瓦列里（ValerioValeri），他们都有助于我增长知识。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Sahlins）对这本书亦颇有兴趣，并且提出许多一针见血和富于启发的问题。我亦回忆起与三好将夫（MasaoMiyoshi）的一两次使我受益匪浅的交谈，当我开始思考本书主题时，我读到了他关于日本首次谴使入美的著作《如我所见》（AsWeSawThem）。
我要特别感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尤其是叶凤美教授，他们乐意让我于1990～1991年以独立学者的身份在那里从事研究。也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得以在北京第一档案馆查阅资料。这所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态度友善，业务熟练，于我甚有帮助，尤其是殷书梅（音），她不止一次提供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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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朱迪思·法夸尔（JudithFarquhar）热心地不知疲倦地阅读、评论和指正本书的每一次未定稿。既然“感谢”一词词不达意，那么把这本书献给她，也许更能表达我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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