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伟大的历史
作者：格鲁塞，秦传安 整理日期：2015-11-27 19:28:36
本书以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时间为线索，收录了从三皇五帝起，历代王朝的重大历史事件及优秀人物的事迹，全方位介绍了历朝历代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科技文化的突出成就，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科技等各个领域。让读者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真切而直观的感受。本书严格尊重史实，公正评述历史人物与事件，注重故事的文学性、趣味性，使历史人物栩栩如生，读者阅读历史事件时如亲临其境，感同身受，既能从中学到历史知识受到教育，又能得到文学陶冶。重温昔日辉煌，领略先人智慧，
启迪民族自信，开创未来道路。
作者简介：
勒内·格鲁塞（RenéGrousset,1885-1952）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一生潜心研究东方历史与文化，是法国东方史学的泰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法国军队服役。1925年，被任命为巴黎吉美博物馆的助理管理员。1933年，成为塞努奇博物馆的馆藏指导及亚洲艺术藏品的负责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格鲁塞发表了他的两部重要著作：《草原帝国》（1939）和《十字军史》（1934-1936）。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维希政府解除了他在博物馆的职务，但他仍秘密坚持研究工作。
法国光复后，他先后成为塞努奇博物馆和吉美博物馆的馆长。1946年，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46年至1949年间，他出版了最后的四部作品，主要围绕着小亚细亚和近东进行撰述。
格鲁塞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亚洲史》《亚洲的觉醒》《中国大历史》《中国和她的艺术》《蒙古帝国》《佛陀的足迹》《成吉思汗》和四卷本的《东方文明史》等十几部著作。其中多数都成为世界历史名著。
目录：
第1章华夏肇始001
第2章先民的扩张015
第3章封建制度与侠士精神021
第4章先圣前贤027
第5章诸侯争霸039
第6章天下一统045
第7章大风歌起053
第8章匈奴的没落061
第9章文人治国071
第10章丝绸之路079
第11章佛教传入中国093
第12章汉代的盛衰103
第13章三国鼎立113
第14章南北纷争123
第15章北魏的艺术133第1章华夏肇始001 第2章先民的扩张015 第3章封建制度与侠士精神021 第4章先圣前贤027第5章诸侯争霸039 第6章天下一统045 第7章大风歌起053第8章匈奴的没落061第9章文人治国071 第10章丝绸之路079第11章佛教传入中国093第12章汉代的盛衰103第13章三国鼎立113 第14章南北纷争123第15章北魏的艺术133第16章又见长安141第17章中国西进147第18章武皇开边169第19章大时代179第20章社会危机199第21章宋代与改革的难题207第22章一路南迁221第23章生活的优雅229第24章中国思想的结晶245第25章世界征服者259第26章一张大版图269 第27章欧洲人的寻梦287第28章民族的救赎299 第29章1644年的大戏315第30章最后的王朝323译后记346前言亚洲文明是众多美索不达米亚之类的大冲积平原的产物，这些地方，土壤的天然肥沃激发了人的农业才能。这就是巴比伦在西亚的情形，也是中国的“中原”在东亚的情形。这亚洲文明是众多美索不达米亚之类的大冲积平原的产物，这些地方，土壤的天然肥沃激发了人的农业才能。这就是巴比伦在西亚的情形，也是中国的“中原”在东亚的情形。这片大平原，从北方的北京到南方的淮河，从西部洛阳的通衢大道到东部山东的崇山峻岭，覆盖范围超过12万5千平方英里，面积比英格兰和爱尔兰还要大。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同样，中原也是黄河及其支流的馈赠。“在相对晚近的时期里——我们是在地质学家所赋予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说法——这块平原是一片海湾，大海的波涛冲刷着山西的绝壁悬崖，而今天的山东半岛，当时还是一座岛屿。”从远古时期起，黄河就从更远的西部黄土高原携带着巨大的泥土冲积层滚滚而下，把它们堆积到这一区域，因此创造了一片非常肥沃的冲积土。作为这一泥土沉积物不断积累的结果，大海被阻挡住了，海岸线不断向东延伸；这个过程今天依然在继续。就这样，年复一年，泥浆抬升了黄河的河床，两岸的居民不得不相应地筑高他们的堤坝，结果，这条大河流到下游的时候已经远远高出于平原之上；这是一种荒谬的情境，充满了极度的危险。再向西，在中原的那边，绵延着层层叠叠的黄土梯田，覆盖面积超过26万平方公里，那条营养丰富的大河就是从这里发源。这一丘陵起伏的地区，整个都被浩瀚无垠的黄土层所覆盖，它类似于阿尔萨斯黄土，是在过去数千年里被大风所堆积起来的细腻的黏土、沙粒和石灰岩的尘粉，形成了大块的整体，岁月的侵蚀把它们切割成层层梯田。总的来看，这是一块像中原一样肥沃的土地（那时候这里并不缺雨）。这里是黍稷和小麦的王国[1]。最后，还有一些广袤的区域，从北京到开封，再从开封到南京的门户，西北梯田的黄土与中原的冲积泥层在这里悄无声息地融合，组成了整个地区最肥沃的部分。在这一区域，黍稷耕作与水稻耕作[2]结合了起来，前者适合于黄土梯田，后者则更适合于淮河流域和长江[3]流域。中华文明就是从这一地区兴起，与农业的发展携手并进，或者毋宁说，是与黍稷耕作以及后来的水稻耕作携手并进。史前时期不为人知的那几百年时间，被用来焚烧并清理覆盖着西北黄土高原的灌木丛林，被用来排干浸润着东北中央平原的沼泽湿地。《诗经》中的远古歌谣颂扬了这项劳作：“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还有：“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艺黍稷。”[4]在那些因为指导这种集体劳动而受到颂扬的神性英雄中，有一位是神农，他教会人们刀耕火种、使用锄头；另一位是后稷——“黍稷之王”。还有一项同样重要的劳动，要归功于传说中夏朝的创立者大禹。他通过挖沟排水的工作，从水中开拓土地，“让江河退回大海”，并增加了沟渠与河道的数量。正是汉人的祖先们所过的这种农业和定居的生活，把他们与那些一直过着游牧打猎生活的部落区别开来，这些游牧部落，要么生活在陕西和山西北部的大草原上，要么生活在淮河与长江流域的沼泽森林里——他们大概属于同一种族血统。没有理由认为存在种族的差异，更无法想象他们是原始中国人种的移民——有人说他们来自中亚。而且，这些“野蛮”部落，环绕着远古中原的狭小领地，他们注定终有一天也要采用汉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古风时期[5]的末叶开始，他们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游牧生活，开始从事农业（在长江下游的游牧部落中，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在东京湾[6]也是一样，如果说安南人与他们的芒族同胞有什么不同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成了海滨地区稻田的耕种者，而生活在内陆森林中的芒族人却没有尝试去学习关于农业的任何东西。就同样的地区而言，古代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跟今日的乡村生活并无大的不同。在大平原上，他们住在泥屋里（砖要到后来才得以使用），这些泥屋抵抗不了季风雨和侵蚀所造成的毁坏；而在黄土高原上，他们则居住在从峭壁上挖出的窑洞里，田地悬于农舍之上，窑洞的通风口有时候古怪地通到耕地的中间。蚕的饲养看来也有着非常古老的起源。如果我们可以相信《禹贡》（约公元前5世纪）中提到的经济地图的话，山东及毗邻地区就很可能一直是“桑土”[7]。除此之外，在传说中的“三皇”当中，排名第二的黄帝曾亲自教汉人养蚕，用纺织品取代他们用稻草或野兽毛皮所制成的“粗”衣。而中原农民自古以来就从灌木丛和沼泽地里开垦土地，为的是确保他们的征服地能采用一套精耕制度，这套制度在他们今天的后代中依然有效。有人写道：“中国人的农业只不过是更大规模的园艺而已。”我们可以补上一句：在中国农业的发祥地，无论是在黄土高原，还是在中原冲积地，都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林地，汉人对森林有一种憎恶感，不管是在哪里发现的。在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之后，汉人便系统地开山伐树，远远超出他们对燃料的直接需求，同时也懒得去操心如何进一步利用那些山丘，任由它们光秃秃地躺在那里。因为有西北梯田和东北辽阔低地的养育，他们根本不愿意在高地上定居。平原上的黄土就这样世世代代塑造着汉人。没有比中国农民的生活更辛苦劳累的了。尽管他们有着顽固倔犟、不屈不挠的耐性，尽管有黄土高原和中原的天然肥沃，但他们始终听由自然环境的摆布。在干旱时节，黄土地面临饥荒的威胁，而在中原，则有黄河泛滥的危险。汉人对他们所说的“河神”怀有一种迷信色彩的畏惧，这种畏惧，佐证了远古时期的河畔居民因这位无法驾驭的邻居而感受到的恐怖。为了让河神息怒，他们总是定期向他献上童男童女作为祭品。这些大片大片的低洼地，因为缺乏造林而无力抵御洪水和干旱，这里的农民，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农民都更加勉强地依赖于土地。他们日常生活的秩序受到节令的控制。比其他任何农业地区都更加明显，这里的乡村生活被清楚地分割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从春至秋在地里劳作，接下来就是在室内过冬。春分时节，冬天的几个月里一直躺在地里的“禁牌”被竖了起来，一个头等重要的仪式——神田的首耕，由国王亲自主持，给土地“驱神”。春分不仅预兆着土地的丰饶，而且预示着种族的繁盛。在“燕燕于归”之日，人们开始举行婚礼，这在冬天是被禁止的。在乡村，当“初雷乍响”的时候，年轻的农夫和乡村少女们便聚集到一起，唱着情歌，在田野里结合：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8]半山陶器（这是以甘肃省内自1921年起开始发掘的一个地点命名的）的鉴定年代是公元前1500年至1400年之间，或者依据某种观点是在公元前1400年至1300年之间，这个年代与商朝的第一个时期相吻合。这些器皿是真正的艺术品，绘有红黑两色螺旋纹的华丽装饰，其装饰品质堪与爱琴海的艺术品相媲美。而且，这种可比性不仅仅是风格上的，因为类似的主题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的史前绘制陶器中也发现过，这让人不由得猜测：它们可能是通过俄罗斯草原的通路从爱琴海传到中国西北的。但毋庸置疑，这种外来的装饰风格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壤中持久扎根。在半山，除了这些“爱琴海”螺旋纹装饰之外，我们还得到了很多更简单的装饰形态（棋盘图案）的证据，这些明显是从编织物上模仿来的。这种装饰形态（本土形态）是在下一个时期（约公元前14世纪）所能发现的唯一形态（螺旋纹被抛弃了），它们是从甘肃省的马厂遗址中出土的[12]。我们在那里看到了隔行编织物图案向绘制陶器的转移，在下一个时期里，我们将看到这些图案进入了最早的青铜器装饰。这里我们触及到了青铜器在中国出现的秘密。据考古学家门京[13]说，青铜器在大约公元前1500年被引入西伯利亚。然而，在中国（特别是在安阳）发现的几件非常早的青铜箭头却显示出了西伯利亚的起源。此外，几件早期商代青铜器还透露出了对木制品的拙朴模仿的痕迹，青铜器制作者忠实地复制他的模型，甚至模仿了槽口和刀痕。突然遭遇到西伯利亚金属制作技术的汉人，仿佛一夜之间就拿起了他们远古的陶制和木制礼器，并把它们转变为青铜器。1934—1935年间在安阳（位于今河南省的最北端）所做的考古发现，把各种各样的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在这个公元前12世纪处于鼎盛时期的商朝古都，我们发现自己突如其来地面对着一个已经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尽管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任何东西能够揭示这一文明的发端。有一处发掘现场，占地约6公顷，完全被一幢建筑的基础所占据，这幢建筑规模宏大，被认为是一座皇宫。陵墓显示了用人和动物做牺牲的殡葬祭祀的痕迹。事实上我们知道，人牲曾长期在宗教仪式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在朝廷举行的新年仪式上，就用四个牺牲者分别对应四个主要城门的方位。在安阳陵墓中发现的那些用于占卜的骨头与龟甲上，刻有一直流传至今的最早的汉字。这些汉字表明，书写符号与图画符号的差别并不大。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以及汉字，全都是从类似的图画中发展而来的。然而安阳发现的这些汉字已经充分格式化了，这迫使我们去认识自真正的“原始”图画以来汉字所经历的一个初步精细化的漫长时期，其原型迄今尚未得到揭示。在安阳的发掘中，最具代表性的发现是那些令人惊叹的青铜器，考古学家们大吃一惊，此时，他们不得不承认，在这样一个遥远的时期，各类青铜器的仪式形态和装饰就已经被完美地确立了[14]。假如此前我们并不知道在中国传说里安阳只不过是商朝最后的都城之一的话，那么我们恐怕会认为，这的确不亚于一项突然出现的奇迹，就像那位全副武装的雅典娜从宙斯的头颅里蹦出来一样[15]。较早的几座都城从未得到过发掘，这些都城无疑跟中国人青铜作品最早的那些简陋成就是同时代的。如果我们承认青铜加工技艺是在（或接近）公元前17世纪末叶从西伯利亚传入中国的话，那么，在我们能够到达中国青铜器的起点之前，还留下了一段大约300年的时期有待探究。因此，近年在安阳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就这样向我们展示了一座艺术的巅峰，没有必不可少的蹒跚学步阶段。在以后的几个时期里，中国的青铜器制作者从未在礼器上达到过同样的建筑构架能力，也没有实现过类似的总体平衡。最著名的例子，是那些有盖的大烹罐（被称做盂或），但类似的有说服力的例子显示在那些更朴素的形态中，比如三脚罐和三脚杯（前者被称做鬲或鼎，后者被称为爵）。事实上，这种节制绝不会损害形态的典雅，正如你在一种名叫“觚”的钟形大酒杯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这种酒杯纤细得令人吃惊。装饰着大多数青铜礼器上都有的几何与神话主题的图案，也同样华丽。这些怪兽面具，尤其是饕餮，其气魄会让你大吃一惊，它们开始是牛、羊、虎、熊等写实风格的头颅，然后逐渐被程式化，成了吓人的鬼怪。在商代青铜器中（还有玉器上）发现的另一个神话形象就是夔龙，“一种声如雷霆的牛龙”。中国传说中的英雄们就是擂响用这种怪物的皮所制成的鼓，“发出雷霆般的命令”。乔治·萨勒说：“神话动物赋予它所装饰的对象以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在安阳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饱满有力的大理石圆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雕刻过的大理石块，表现的就是神话中的怪物。（这种“对圆雕的偏爱”，在商代之后似乎停止了，直到很久之后的战国时期，中间再也没有出现过。）最后，除了青铜器之外，安阳文化还产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玉器，也都具有礼仪的意义。玉是纯洁的象征，根据中国古人的信仰，它拥有一种内在的“美德”。我们从中国古典文献中得知，对王族头饰来说，用玉器做装饰是允许的，而王权的显著象征，就包括一块大玉版（圭），牢牢系在君主的腰带上。商代遗址的发掘，出土了玉制的刀、斧、戈，其中有一些是褐色或黑色，在外表上模仿青铜的颜色，还有两种非常典型的玉制礼器：璧和琮。璧是一种中心有孔的圆片形玉器，代表天；琮是一件外方内圆的立体状玉器，代表地。这两种玉器形态，就像青铜器一样，可能也用在国王为祈求土地丰饶而献给上天的季度献祭中。这种物质文明的丰富，证实中国古代史书在谈及商代帝王时所讲述的那些事情。商代最后一位国王——纣王，身后留下了“中国的尼禄[16]”这样的名声，是一个精致、奢华、腐败的宫廷的产物，也是一个已经开始衰落的文明的样本。他“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17]然而，在这奢华堕落的外表的后面，华夏种族的扩张依然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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