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信、日记、文献里，跟随巴金、曹禺、萧乾、胡风、丁玲等文化老人的身影，穿越八十年代，别样品读中国文学的那段历史……八十年代拉开帷幕时，《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作者李辉以文艺记者和副刊编辑的身份，走进文化界的风风雨雨。如今，他在书信日记文献里，重拾亲历，以自己的方式走进八十年代的集体回忆——再看那些老人的身影，再听嬉笑怒骂长吁短叹，再触摸丰富而复杂的内心……在书信、日记、文献里，跟随巴金、曹禺、萧乾、胡风、丁玲等文化老人的身影，穿越八十年代，别样品读中国文学的那段历史……《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为作者李辉在《收获》（2011年）栏目“绝响谁听”上所发表文章的结集出版。《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六篇文章，作者以自己独有的史料收藏，独特的审美视角，独具的智性美文，给读者带来了曹禺、巴金、胡风、丁玲、萧乾等文化老人立体性的才情展示。这些文化老人，从“五四”走来，从三十年代走来，与我们一同走进八十年代。然后，他们渐行渐远，身影从此消失。八十年代的记忆中却不能没有他们：没有那些旋转不定的苍老身影，八十年代不会呈现千姿百态的景象；没有那些高低起伏明暗互现的声音，八十年代也不会浑然而成一曲历史交响；没有那些走在前面的跌跌撞撞，不会有后来者头顶上渐次拓展的天空……
作者简介：
李辉，湖北随州人，生于1956年。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北京晚报》、《人民日报》工作，现为《人民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主要作品有《萧乾传》、《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巴金传》、《黄苗子与郁风》、《传奇黄永玉》、《沧桑看云》、《陈迹残影》等传记与随笔集。
1997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因在《收获》开设《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专栏，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2006年散文家”奖项。
《封面中国》结集出版后，被评为“2007年十大好书”。
《传奇黄永玉》一书被评选为“2010年十大有影响力图书”。
目录：
序孙绍振
自序李辉
一、伤痕何处
复旦四号楼，“七七一一”走过来
走廊墙上的《伤痕》
从《望乡》到《姿三四郎》
面对“天窗”
“不要为小事浪费时光”
余悸，心中永远的痛
二、归来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解冻时节
勿忘我
人归来，君知否
目光序 孙绍振自序 李辉一、伤痕何处 复旦四号楼，“七七一一”走过来 走廊墙上的《伤痕》 从《望乡》到《姿三四郎》 面对“天窗” “不要为小事浪费时光” 余悸，心中永远的痛二、归来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解冻时节 勿忘我 人归来，君知否 目光三、舞台旋转 那一声自责 何处再启程 在风波中 海洋与溪流四、风从远方来 “人艺”戏单 “极大的幸福” 圆梦《培尔·金特》 地平线延伸何处五、向左走，向右走 转向，唯美中，历史中…… 既生瑜，何生亮 心中之痛如何言说 却看性隋挥洒时六、甲子年冬日 引子 穿红毛衣的身影 “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潮起潮落，台上台下复旦四号楼，“七七一一”走过来又进复旦校园。每一次回到母校，总要走到当年住过的学生宿舍四号楼。打量楼房四周，缓步走廊，伫立宿舍门前，三十年前的诸多场景一时间又奔至眼前。我们中文系七七级，于一九七八年二月初入校，被安排住四号楼，一住整整四年，直到一九八二年一月离开。在学校，每个班设有一个信箱，我们文学专业的信箱序号为“七七一一”，自此，这一序号成了班级代名词，同学们称呼至今。四号楼位于校园最东侧，为“凹”形(下面为东向，围墙外即国顺路)。四号楼似是五十年代建筑，共四层，由男女生同住，当时在复旦这是唯一例外。男生全部为中文系，住北向一侧的下面三层，东向一侧则从中间拦腰隔断，留一半供男生使用；女生以中文系为主，另有新闻系或别的系的部分女生，分别住四楼全部及下面三层楼与男生隔开的另一部分。女生主要从南侧一楼的西门进入宿舍，也可以从我们男生宿舍的西门步人走上四楼。四年间，男女生同住一楼，有故事，有绯闻，不过大致平稳，彼此相安无事，并无轰动校园的举动。离校已有三十年，老楼更老了。近些年，它已不再用作学生宿舍，相邻几幢老楼陆续被拆除，它也渐渐步入被蚕食被改造的境地。一次去看它，被围起来，变成工地；又一次去看，发现女生住过的南向一侧从上到下完全被拆除，只留下东向与北向两侧。或许，下次再去，整栋楼的影子也难寻了。四号楼，在或不在，并不重要。与之相关的种种往事，早在心中。此刻，撰写这篇“绝响谁听”文章，首先在记忆中浮现的场景，就发生在我们男生居住的一楼走廊上——同学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一九七八年四月率先在这里亮相，随之由《文汇报》发表，顿时轰动社会。《伤痕》之后，反映“文革”带给民族伤痛的文学作品，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古华的《芙蓉镇》等，如井喷而出。《伤痕》之前，已有刘心武的《班主任》问世，在时代转换之际开文学揭示精神伤痕之先声，但是，卢新华的这一小说，因其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其篇名更通俗、明确，故很快被用来命名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波创作潮流——“伤痕文学”。入住四号楼时，没有哪个同学能想到，眼前普普通通的一栋宿合楼，很快就将与当代文学史，与时代的替换转折，有了密切的、引人注目的历史关联。七七级学生在“文革”结束不久后参加高考，顺利进入大学，的确是同代人之中的一个幸运群体。至今，我依然难忘在十二月阴冷天气中走进考场的场景，当年的准考证、大学寄来的报到须知，也珍藏至今。就我个人而言，当年参加高考时，并不清楚这将是改变个人命运的契机。这一年，我二十一岁，已离开农村，招工到位于县城的一家大型省直工厂——湖北油泵油嘴厂，然后被分配到工厂子弟学校当一名教师。当时，这可算是返城知青获得的一份颇为不错的工作。从获知恢复高考消息到参加高考，其间仅相隔两个多月，既来不及准备，更无从考虑高考之后的未来。虽然内心存有读书渴望，但并无急于改变现状的想法与需求，这与那些仍滞留农村的知青，或返城后工作条件不好的考生相比，情况尚有不同。现在回想，之所以参加高考，很大程度上自己有不妨一试且含有“玩”的心态。自小生活在乡下和县城，一直向往远处的世界，常在手边翻阅的是一本中国地图，总幻想着能走进早在地图上不断抚摸的一个个地方。因此，填大学志愿时，我选择的学校都在湖北省之外：上海、南京、广州……七七级学生之中，与我情况类似的人想必不在少数。卢新华比我大三岁，参加高考时已是南通柴油机厂的油漆工。之前，他没有下乡当知青，而是在部队当兵，曾是一名侦察兵班长。从他生活的环境与条件来说，也并没有必须改变工作的紧迫性。紧迫或者无所谓，明确或者懵懂，无论怎样，一个极其壮观且带几丝悲凉的历史景观，出现在一九七七年冬天的中国——几十万考生，含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七年前后十一届的高中毕业生(其中还有少量初中毕业生)，结伴走进同一年的考场。走进之时，大概很少有人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走进的不只是一个个简陋的考场，而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他们面前铺开的不只是仓促间用寒碜的白纸印出的试卷，而是厚重的历史册页在掀开。的确，只有随着现实场景的一幕幕替换，随着每个人阅历的逐步增加，恢复高考的历史重要性，当事者才有可能对之多一些体味，多一些认识。一九七七年冬天恢复高考，是在“四人帮”被逮捕一周年之后。此时，“文革”名义上已被宣布结束，但是，浩劫如何真正结束，百废待兴如何起步，转机到底在哪里，有几人清楚？从社会与政治角度审视，可以说，恢复高考真正拉开了时代转换的大幕。恢复高考，其实是恢复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应有尊重。“文革”荒唐事甚多，废除高考制度，提出只办理工科大学，恐怕是其中最不可思议的大事之一。走进二十世纪，环顾世界，有哪个国家竟会发展到废除大学教育的地步？恢复高考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尚未开始，对“文革”的否定和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与总结，也还没有列入国家的议事日程。然而，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无疑已经从尊重人类现代文明的角度，拆除了“文革”的一个支撑点，曾经陷入混乱乃至近乎于疯狂状态的中国，有了最低限度的现实清醒。历史贡献不限于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公民歧视”曾影响千万个家庭，不少年轻人由于父辈是“地、富、反、坏、右”分子而被归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弟”。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就学、入伍、就业等方面受到政治歧视。“文革”中期一度实行工农兵上大学的推荐选拔制度，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几乎都被拒之门外，无法享受公民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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