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实录》成书于天聪年间，是清代记述满族崛起和努尔哈齐时期史事的重要官修史书。现存《满洲实录》满、汉、蒙三体文本中，满、汉文的内容并不完全对应，说明汉文本不是满文的直接译写，学界普遍认为满文《满洲实录》的史料价值更高。本次译编出版，是在对满文部分进行重译的基础上，将满文（转写方式）、原存汉文、新译汉文对照排印，以便于学界更好地了解三者之间的异同，充分发掘和利用《满洲实录》的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
祁美琴，鄂尔多斯蒙古族，1964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政治史、边疆民族史。著作有《清代内务府》、《清代榷关制度研究》，近两年的代表性论文有《清代蒙旗社会喇嘛教信仰问题研究》、《包衣身份再辨》、《清代君臣语境下“奴才”称谓的使用及其意义》、《清代宗教与国家关系简论》等。
强光美，安徽芜湖人，1988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清代政治史、边疆民族史。硕士学位论文为《清代内务府大臣研究》；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历史档案》、《满族研究》、《北京档案史料》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篇。
目录：
前言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前言
在清朝历代皇帝实录中，清太祖努尔哈齐实录版本最多，流传下来的有《满洲实录》、《太祖武皇帝实录》和《太祖高皇帝实录》三部。其中，尤以《满洲实录》最为特殊，它不似其他实录满、汉、蒙三种文字各成一部，而是三体文合璧，且附带插图，形式上独树一帜，成书上也疑点颇多。正因为如此，从《满洲实录》被发现那一刻起，对它的讨论就从未中止过。以内藤虎次郎、山本守、神田信夫、今西春秋、松村润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在该书的研究上建树颇丰，并一度取得领先地位。在中国，台湾学者也不甘落后，陈捷先、庄吉发等都是该领域的专家；在大陆，对《满洲实录》的研究也不乏其人，早在民国时期，孟森、方甦生、徐中舒、单士元等，就对该问题予以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钟翰、秦国经、郑天挺、薛虹、郭康松、齐木德道尔吉、达力扎布、乔治忠、谢贵安、杨勇军等人先后发表了不同见解，将《满洲实录》以及清实录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一、《满洲实录》成书问题
1.《满洲实录》与《太祖实录图》的关系
《太祖实录图》早已不存，最早对其进行记录的是《旧满洲档》，据天聪九年（1635）八月八日记载：“tereinenggisurekan，nenehegenggiyenkaniyabuhakoolibithebejuwehowajanjangjiyan，jangingkuidenirusemeafabuhaweilebenirumewajihasainsemejangjiyandeemujuruniyalma,emuihan,jangingkuideemujuruniyalmaangnaha.”《旧满洲档》第九册，台北影印本，4415页。汉译为：“是日，淑勒汗交付二画工张俭、张应魁据先祖英明汗行事典例书绘制图画的工作，很好地绘制完成了，赏张俭人一对、牛一头，张应魁人一对。”《太宗文皇帝实录》也有相似记载，天聪九年（1635）八月乙酉：“画工张俭、张应魁恭绘《太祖实录战图》成，赏俭人口一户、牛一头，应魁人口一户。”《太宗文皇帝实录》卷24，天聪九年八月乙酉。
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太祖实录图》（或称《太祖实录战图》）乃《满洲实录》之原本。最早得出此结论的是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1905年他发现了深藏盛京崇谟阁的《满洲实录》，后介绍于世，并根据《太宗文皇帝实录》天聪九年八月乙酉条的记载及《满洲实录》末尾《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注“实录八册，乃国家盛京时旧本”，通过二者的结合、对应，进而认为二张所绘《太祖实录图》就是《满洲实录》的原本。今西春秋指出《国朝宫史续编》、《开国方略联句诗》的注释和《满洲实录》末尾注释有大致相同的记述，支持了内藤的说法。
国内学者也大都赞同此观点。徐中舒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说过“汉文《太祖实录图》又称《满洲实录》，成于天聪九年八月”徐中舒：《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转引自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182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的话。20世纪80年代，单士元在整理清代实录时说：“皇太极（清太宗）天聪九年曾为其父努尔哈赤（清太祖）编纂一部有图有文记录开国事迹和其他事迹的实录，题名《满洲实录》。”单士元：《整理清代实录记》，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3）。秦国经等在介绍清太祖实录纂修过程时说：“天聪元年（1627），太宗命额尔德尼等修太祖实录，历时八载，至天聪九年（1635）八月画工张俭、张应魁始将合绘的太祖实录图告成，名《满州实录》。”秦国经、胡启松：《清代的实录》，载《历史档案》，1989（4）。另外，白寿彝、郭康松、瞿林东、薛虹、乔治忠等也都在不同场合阐述了《太祖实录图》与《满洲实录》是同一部书的观点。这一看法已成定论，似无疑义。
但是，2002年，对清实录研究颇有心得的日本学者松村润发表《清太祖实录研究》一文，对《满洲实录》重绘自《太祖实录图》一说提出质疑。经他考证，《太祖实录图》只是图画本，不可能是《满洲实录》的原本，《满洲实录》是据崇德初纂《太祖太后实录》重绘的，沿袭了其满文本八卷八册的样式，但并没有照录其内容，而是完全依据顺治重修本的内容绘写。参见［日］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研究》，载《蒙古学信息》，2002（1）。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学者陈捷先就通过满文清实录的研究，发现《满洲实录》的满文部分与顺治本《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满文内容几乎一致的事实，他从而推论，《满洲实录》的附图部分来源于天聪末叶成书的《太祖实录图》无疑，但文字部分却是取自顺治本武皇帝实录。参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160页，台北，大化书局，1978。
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生杨勇军在松村润、陈捷先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满洲实录》不是重绘自《太祖实录图》，而是乾隆朝官方伪造的最后一本努尔哈齐实录，成书晚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他看来，《太祖实录战图》只是一本没有文字的图册，《满洲实录》中清高宗题诗注文所言“实录八册”为《太祖实录战图》八册，而非后世学者以为的《满洲实录》八卷。他同意陈捷先提出的该书内容照抄《太祖武皇帝实录》之观点，但是图画部分则“是在‘重绘’77幅《太祖实录战图》的基础上还补绘了关于满洲起源神话的6幅图”杨勇军：《〈满洲实录〉成书考》，载《清史研究》，2012（2）。。
不过，长期以来，学界虽然普遍认同《太祖实录图》就是《满洲实录》的原本，但是对其名称，各人又有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天聪九年（1635）完成的插图本，初名《满洲实录》，如单士元曾说：“天聪年间绘图本，原来只题满洲实录，亦未称太祖实录。”单士元：《整理清代实录记》，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3）。郭康松认为，《太祖实录战图》之名是乾隆时才有的，因为该书附有插图，所以乾隆帝题为此名。参见郭康松：《浅议〈清实录〉的编纂及价值》，载《咸宁师专学报》，1997（1）。
更多的学者则认为，《满洲实录》之名是乾隆朝重绘时所取。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称，《满洲实录》原名《太祖实录战迹图》，乾隆四十六年（1781）第四部绘写本成书时，才改题现名。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五卷，25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瞿林东在《中国史学史纲》中也采用此观点。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400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薛虹亦表示《满洲实录》之名是乾隆朝重绘时所取，但是他提出该实录原名既不是《满洲实录》，也不是所谓《太祖实录战图》，而应称为《太祖实录图》才对。并且，《太祖实录图》也不是正式名称，只是对实录图文并茂的形象描述语而已，早期实录蓝本没有正式名称，“其实，从重绘《满洲实录》时称之为‘开国实录’、‘太祖实录战图’等等，也可见原并非正式定名为‘太祖实录图’，无非是太祖的实录的图的意思罢了！”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至于乾隆时期为何摒弃《太祖武皇帝实录》，突然重绘《太祖实录图》，并改称《满洲实录》，作者表示难以理解。他对此次重绘改名的原因给出了可能的解释，将其同乾隆四十二年（1777）纂修《满洲源流考》联系起来，认为此举可能是为了突出满洲称谓。参见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
与薛虹一样，乔治忠也指出“太祖实录图”不是一个正式名称。《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太祖实录图”字样，只是后来对该图的一种称谓，天聪年间并无此称。乾隆朝对《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称谓有多种，如“开国实录”、“太祖实录战图”、“图本”、“太祖战图实录”等，直到重绘写本时才正式定名“满洲实录”。不过，在“满洲实录”正式定名的时间问题上，他与薛虹发生分歧。薛虹认为《满洲实录》定名于乾隆四十六年，而乔治忠则认为，正式定名《满洲实录》最早也应是乾隆四十八年之后的事了。参见乔治忠：《清太祖一朝实录的纂修与重修》，原载《南开学报》，1992（6），转引自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172~187页。
笔者亦认为，从《旧满洲档》的记载来看，只是太宗让画工根据“genggiyenkaniyabuhakoolibithe”（英明汗行事典例书）绘制图册而已，并没有提到该书的名称，可见当时还没有命名。至于《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出现的《太祖实录战图》之名，想必是后来所取。从上述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看，《太祖实录图》极有可能就是《满洲实录》初纂本。
2.《太祖实录图》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关系
与《太祖实录图》密切相关的是另一部努尔哈齐实录——《太祖武皇帝实录》，二者之间关系如何，也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同时也存在较多分歧。
以徐中舒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太祖实录图》与《太祖武皇帝实录》是两部不同的书，二者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徐中舒说：“汉文《太祖实录图》又称《满洲实录》，成于天聪九年八月。《太祖武皇帝实录》成于崇德元年十一月。这两部实录，都成于沈阳朝廷。”徐中舒：《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33。将它们称为两部实录。孙文良曾称赞皇太极统治时期“编撰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满洲实录》，是清朝的建国史，也是成文的满族勃兴史”孙文良：《〈满洲源流考〉辨析》，载《社会科学辑刊》，1987（3）。。可见，他也是将这两部书当成不同的实录对待。郭康松在《浅议〈清实录〉的编纂及价值》一文中也判定《满洲实录》八卷成书于太宗天聪九年（1635），与《太祖实录战图》是一回事，随后又介绍《太祖武皇帝实录》于太宗崇德元年（1636）初纂，并没有说二者之间存在渊源关系。参见郭康松：《浅议〈清实录〉的编纂及价值》，载《咸宁师专学报》，1997（1）。齐木德道尔吉的《满文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一文，细致梳理了太祖实录的纂修过程，认为崇德元年完成的本子初名《太祖太后实录》，而不是《太祖武皇帝实录》。到顺治朝重修以后，才定名《太祖武皇帝实录》。此外，他还提及，与《太祖武皇帝实录》同时问世的，还有汉文、满文和蒙古文对译的、带有图画的《满洲实录》。但是没有指出《满洲实录》的具体编纂过程和纂修时间，也没有说明《满洲实录》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关系。从作者的叙述中来看，似乎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渊源、师承关系，应是两个独立的版本体系。参见齐木德道尔吉：《满文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
而包括孟森在内的多数学者都认同《太祖实录图》成书于《太祖武皇帝实录》之前，二者之间存在师承关系，《太祖武皇帝实录》是在《太祖实录图》的基础上加工改编而成的。
孟森在《康熙重修太祖实录跋》中有言：“清太祖第一次纂修实录，在天聪九年。先成太祖战迹之图，每图带说。既成，而又摘图中之说，别为一本。两皆名之曰武皇帝实录。”之所以称为实录，是仿照“中土旧有之帝王体制”，但其实他们不知实录为何物，故而文字、体例与历代实录不合，这就造成了早期的实录与后来的实录在文字、体例上的差异。参见孟森：《康熙重修太祖实录跋》，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48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从上述文字可知，孟森认为，《太祖实录图》成于天聪九年（1635），《太祖武皇帝实录》是《太祖实录图》成书后，剔除插图而改编的纯文字版本，二者同源，且当时都称之为《太祖武皇帝实录》。或者可以说，《太祖实录图》是《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模本。孟森又讲到，康熙时重修太祖实录，谓之《太祖高皇帝实录》，雍乾时期再加修改，为太祖实录之定本。因为带图本为孤本，乾隆帝恐其遭意外之损，所以摹绘了新本。新本有些许改动，与初纂、再纂及定本皆不同。参见上书，482页。可见，他认为《太祖实录图》、《太祖武皇帝实录》以及康熙重修本《太祖高皇帝实录》、乾隆定本《高皇帝实录》、乾隆重绘本《满洲实录》是一脉相承的。
单士元在整理实录之札记中，师承导师孟森之说，也认为《太祖武皇帝实录》是清太宗皇太极“将满洲实录中的图画撤去，整饬文字”，改编而成的。参见单士元：《整理清代实录记》，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3）。方甦生推测《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纂修是实录图成之后的事，“此本想是以太祖实录图去图尊谥写成的”方甦生：《清太祖实录纂修考》，载《辅仁学志》第7卷1—2期，1939。。庄吉发也持此观点，因《太祖实录图》与历代帝王实录体例不合，所以太宗命人“以满、蒙、汉三体文字改编实录。崇德元年（一六三六）十一月，纂辑告成，题为《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共四卷四册，简称《太祖武皇帝实录》，就是清太祖朝实录的初纂本”庄吉发：《清史拾遗》，100页，台北，学生书局，1992。。
郑天挺称《太祖武皇帝实录》成书于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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