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华盛顿大学、多伦多大学等世界知名高等学府的54名历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撰写述评，另有不计其数的历史研究者对书中所涉及史料进行考评和补充。★看懂世界现代文明发展轨迹的**书。
★常春藤大学及新常春藤大学新生推荐图书（历史社科类）、历史专业学生指定读物。
★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美国国会图书馆年度推荐好书**名。
★历时20年的心血工程，针对作者授课过程中遇到的历史知识盲点一一点评；授课式语言风格，易读易懂，毫不艰涩。
★★★★★关注《世界大历史》系列图书《世界大历史：1571-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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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简介
要想理解当今世界，我们需要了解历史，包括古代史与近现代史。但我们所“了解”的，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
地理大发现时代对当今的社会结构和民族有何影响？活字印刷的发展是如何为现今的社交媒体铺平道路的？为什么宗教改革对理解当今的宗教争端至关重要？通过介绍世界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这套书将为读者回答这些问题。
这套书共五册，涵盖的时期从文艺复兴一直到当代。每一册专门介绍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介绍这一时期内改变世界的12件大事。每一章包括如下内容：概述，按时间顺序介绍历史事件；专家点评，深入解读历史事件的意义；之后是关于该事件的第手一文献资料，诸如当事人的日记或政府文件。这套书能使读者了解历史事件，并认识其时代背景，从而能够批判性地思考它们的起因、后果以及对现代文明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世界大历史”系列丛书的第一本。时间跨度为文艺复兴至16世纪末期（1300-1588）。
中世纪是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时期”，黑死病肆虐，战乱不断。疾病和战争给欧洲大陆带来重创，同时也动摇了传统社会结构和封建势力。在令人压抑的时世中，欧洲人回望历史，重整人文主义精神，文艺复兴的萌芽悄然出现，并于14世纪中叶勃发，进而借助印刷术迅速由佛罗伦萨扩展至西欧各国。在遥远的东方，强大的明王朝开始崛起，永乐皇帝派遣郑和进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远洋航行，开启了“七下西洋”的壮举。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宣告罗马帝国最后残存的“嫡系”王朝灭亡，最后一块西方古典文明残迹至此消亡，而欧洲人也告别了漫长压抑的中世纪，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于1492年画上句号的持续长达八个多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使西班牙王国一跃成为欧洲霸主，很快便作为欧洲扩张的先驱开始了对“新大陆”以及全世界的征服。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所向披靡的“无敌舰队”便败给了英国海军，西班牙海上霸主的地位从此终结。经历了中世纪到现代文明的过渡，天主教内部弊病丛生的状态益发突显，终于由马丁·路德领导发起了新教改革。但这次改革同时也促使天主教会开始了对自身的反思和修正，维护了自身的政治势力。然而人类思想的改革和冲突还远远没有结束。
作者简介：
主编简介：
弗兰克·萨克雷，1977年在天普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波兰富布莱特学者，现为印第安纳大学东南分校荣誉历史学教授，研究方向为19至20世纪俄国与波兰关系史，研究成果有专著《革命前夜——亚历山大一世与波兰议会王国》（1980）、编著《1855年以来的俄国发展史》（2007）和《德国发展史》（2004）。此外，他还是《格林伍德现代国家史》的联合主编。
约翰·芬德林，在德克萨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世界博览会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史近30年，现为印第安纳大学东南分校荣誉历史学教授。近年研究成果有与罗伯特·伦代尔和金伯利·佩尔合著《美洲博览会》（2000）、与金伯利·佩尔合编《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全书》（2004）和《世界博览会全书》（2008）。约翰·E.芬德林退休后在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克莱特斯坦普有限公司（Collectors’StampsLtd.）从事邮票和旧版名信片的销售管理工作。
丛书部分撰稿人：
乔治·M.威尔森，印第安纳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历史学名誉教授，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要著作包括《日本的爱国者与救世主：明治维新的原动力》（1992）。
马力·索路派克，现任教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院，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改变世界的政治家们》。主编简介：
弗兰克·萨克雷，1977年在天普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波兰富布莱特学者，现为印第安纳大学东南分校荣誉历史学教授，研究方向为19至20世纪俄国与波兰关系史，研究成果有专著《革命前夜——亚历山大一世与波兰议会王国》（1980）、编著《1855年以来的俄国发展史》（2007）和《德国发展史》（2004）。此外，他还是《格林伍德现代国家史》的联合主编。
约翰·芬德林，在德克萨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世界博览会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史近30年，现为印第安纳大学东南分校荣誉历史学教授。近年研究成果有与罗伯特·伦代尔和金伯利·佩尔合著《美洲博览会》（2000）、与金伯利·佩尔合编《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全书》（2004）和《世界博览会全书》（2008）。约翰·E.芬德林退休后在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克莱特斯坦普有限公司（Collectors’StampsLtd.）从事邮票和旧版名信片的销售管理工作。
丛书部分撰稿人：
乔治·M.威尔森，印第安纳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历史学名誉教授，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要著作包括《日本的爱国者与救世主：明治维新的原动力》（1992）。
马力·索路派克，现任教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院，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改变世界的政治家们》。
格里特蒂娜·依内克·贾斯蒂兹，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在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发表有数篇新教改革时期德国社会与文化发展史方面的研究论文。
孙隆基，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要著作包括《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从民族使命到个人主义》（2002）和《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里克·肯尼迪，波因特洛马拿撒勒大学历史学教授，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获得博士学位。主要著作包括《理性的历史：思考艺术中的证据与权威》（2004）。曾为《美国文化和思想史百科全书》撰稿。
M.B.毕斯库斯基，中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康涅狄格州立大学波兰和波兰裔美国人研究中心的主任及教授，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要著作包括《波兰史》（2000）及《好莱坞与波兰的战争，1939—1945》（2010），后者曾获图书大奖。
沈于，印第安纳大学东南分校历史学教授，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研究领域是中美关系，尤其是二战期间的中美关系。
弗朗斯·库切，任教于耶鲁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与玛丽莲·希文·库切共同编著《权威、身份与一战的社会历史》和《水深火热的世界：二战参考书》（2010）。
马雨欣（YuxinMa），路易斯维尔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著作有《女记者和中国的女权主义，1898—1937》（2010）。现致力于研究日本侵华期间（1931—1945）中国主流媒体对性别问题的报道。
华志坚，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学教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21世纪的中国》和《1850—2010，国际大都市上海》（2008）。
托马斯·费立夫·沃尔夫，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科学荣誉教授，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英国政治集团通讯》主编，《罗斯福总统和议会》（2001）联合主编。
目录：
第1章收复失地运动
第2章文艺复兴
第3章百年战争
第4章黑死病
第5章明朝崛起
第6章欧洲扩张时代的开始
第7章活字印刷
第8章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第9章征服新大陆
第10章新教改革
第11章天主教改革或反新教改革运动
第12章西班牙无敌舰队前言在16世纪后半期出现了一幅印有路德被茨温利、加尔文等新教改革者杀死的木版画。画中背景为一张桌子，火上架着大大的水壶，预示着晚餐十分丰盛。画中还印有一句警示语："看，可怜的路德一伙就是这样被他们的拥护者折磨、分割、绞杀、碾压、切碎、烹煮、炙烤，最终走向灭亡。"这是一幅天主教会用来对抗新教改革运动的宣传画。当时的新教改革运动已使西方基督教阵营分裂成罗马天主教派和新教教派两支。天主教认为这幅画准确展现了新教改革运动所具有的分裂属性：新教改革运动发展到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新教一方面会与天主教继续对抗，另一方面新教内部也将爆发战争并导致分裂。这幅震撼人心的画作无意间向大众传达了新教改革运动的真相：如果路德、茨温利、加尔文等改革者胆敢向西方世界最具权威的教皇和最强大机构的天主教会提出质疑的时候，那么这将意味着任何人以及任何权威都有可能遭到质疑。马丁·路德（1483—1546年）发现了这个道理，其他对《圣经》做出不同解读的改革者也发现了这个道理并拥有了许多追随者。欧洲现代社会早期（1450—1650年）的统治者从他们的反对者身上认识到这一点。那些反对者强烈反对君权神授且不容置疑的观点。16世纪末，天主教会和国家都试图通过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更重要作用的方式来达到控制这股追求独立思潮的目的。
通过木版画我们可以看出新教改革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天主教 历史和所有受基督教教义触动的人们。16 世纪的新教改革使那些对天主教的心灵体验不满意的人重新去在16世纪后半期出现了一幅印有路德被茨温利、加尔文等新教改革者杀死的木版画。画中背景为一张桌子，火上架着大大的水壶，预示着晚餐十分丰盛。画中还印有一句警示语："看，可怜的路德一伙就是这样被他们的拥护者折磨、分割、绞杀、碾压、切碎、烹煮、炙烤，最终走向灭亡。"这是一幅天主教会用来对抗新教改革运动的宣传画。当时的新教改革运动已使西方基督教阵营分裂成罗马天主教派和新教教派两支。天主教认为这幅画准确展现了新教改革运动所具有的分裂属性：新教改革运动发展到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新教一方面会与天主教继续对抗，另一方面新教内部也将爆发战争并导致分裂。这幅震撼人心的画作无意间向大众传达了新教改革运动的真相：如果路德、茨温利、加尔文等改革者胆敢向西方世界最具权威的教皇和最强大机构的天主教会提出质疑的时候，那么这将意味着任何人以及任何权威都有可能遭到质疑。马丁·路德（1483—1546年）发现了这个道理，其他对《圣经》做出不同解读的改革者也发现了这个道理并拥有了许多追随者。欧洲现代社会早期（1450—1650年）的统治者从他们的反对者身上认识到这一点。那些反对者强烈反对君权神授且不容置疑的观点。16世纪末，天主教会和国家都试图通过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更重要作用的方式来达到控制这股追求独立思潮的目的。
通过木版画我们可以看出新教改革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天主教历史和所有受基督教教义触动的人们。16世纪的新教改革使那些对天主教的心灵体验不满意的人重新去认真地解读基督教义。同时，改革也促使天主教会在牧师的教育和管理上不断改革以重申其核心教义。然而，新教改革运动影响的范围并不仅限于基督教自身，它还涉及神学、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改革余波深深影响着生活在16世纪的欧洲人。本文主要从德国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
在这一点上，需要注意的是早期现代天主教关注的是人的心灵救赎和尘世生活结束后的永生。但是，为了获取权力和财富，天主教很少关心人们的精神诉求。天主教内部腐败猖獗，甚至可以花钱买到教会要职。教区的神职人员很少有受过教育的。尽管长久以来天主教会一直拥有自我纠错的传统，但还是屡屡因利益因素而无法彻底地清除腐败。此外，教会还长期拥有对那些挑战天主教核心教义言论和行为采取镇压和打击的传统。如14世纪英国的约翰·威克利夫（JohnWycliffe，1330—1384年）曾呼吁天主教会对基督教义和宗教礼制进行改革，威克利夫要求进行的改革与二百年后的路德要求的新教改革十分相似。威克利夫提出的教义遭到天主教会的严厉谴责，他本人也被迫辞去牛津大学的教职。15世纪初，威克利夫的思想对捷克人约翰·胡司（JohnHuss，1372—1415年）产生了影响，后者对基督教义、礼拜仪式和教会经济提出的改革意见对传统天主教会教权阶层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1415年，胡司以鼓动异端思想的罪名遭到处决。
胡司虽然死了，但在胡司死后的一个世纪里新教改革运动却从未停歇。正如史学家尤安·卡梅隆（EuanCameron）所说，有两大因素抨击着天主教会的核心教义并动摇着天主教会的根基。天主教认为自己承蒙天恩，通过耶稣基督创制的圣礼和重要礼制来广施恩泽，其中包括（当时存在的）洗礼（Baptism）、坚信礼（Confirmation）、圣餐仪式、婚礼仪式（Marriage）、苦行忏悔（Penance）、临终涂油礼（ExtremeUnction，人临终前举行的仪式）、圣秩（HolyOrders，神职授任仪式）。经过神职人员执行圣礼，知错忏悔的罪人得到上帝恩典的赦免，获得灵魂世界的永生。马丁·路德等改革派人士并不同意举行上述宗教仪式，他们认为上帝对信徒施予的恩惠是由上帝直接传给基督信徒的，而无须得到中介的帮忙，上帝使信徒在得到恩典的同时，内心永存信念。这一思想否定了教会在基督教信仰体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为如此一来基督信徒的救赎便不再取决于天主教会，而且他们也不用继续忍受天主教会制度上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了。
改革的呼声中包含着各种对天主教的质疑和抗议。路德宗的核心理论是三大信念：首先，上帝的恩惠是不受约束、无条件的，能否得到上帝施予的恩泽只看其有无信念，因此信徒获得了信仰上的自由，而无须再受原罪论的束缚。第二，《圣经》是基督徒生活的表述；作为上帝言词的记录，《圣经》是教会的唯一基础。每个人都有权谈论和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圣经》。他们对《圣经》的解读不再局限于神学家的说辞。教会的职能应为通过学习上帝的言词，帮助信徒与上帝相见。第三，每位基督徒都与上帝具有直接的联系，他们每个人都像牧师一样能与上帝直接沟通，即信徒皆祭司。神职人员与上帝并无特殊关系。以上这些理论都说明，基督徒有探索《圣经》的自由，可以不同意神学家的说法，并可以与持有相同见解的人汇聚到一起。
从16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圣经》的讨论变得愈发热烈并使形势变得紧张，许多牧师和普通信徒反对所谓"真正教义"的老掉牙观念。在瑞士，身为牧师和新教改革家的胡尔德里希·茨温利（1484—1531年）在圣礼的意义上与路德观点产生了不同。后来，在新教改革运动中茨温利死于一场同天主教教区的战争。16世纪30年代，德国再洗礼教派（Anabaptists）反对婴儿受洗，认为只有成人受洗才能让人与基督完成订立圣约的过程。再洗礼教派信徒的生活较为封闭，基本上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此外还遭受着天主教和路德宗的迫害。16世纪40年代，身为律师、神学家和新教改革家的法国人约翰·加尔文（1509—1564年）在瑞士日内瓦建立了神权市政府来管理上帝的选民。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信条，即"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决定一些人得以永生，而其他人则将永远死去"成为新教改革信仰体系中的核心教义。从16世纪60年代到16世纪末，名为胡格诺派的加尔文主义的法国追随者因持有不同信仰和怀揣政治野心，与法国天主教会频频爆发激战。1566至1588年间，荷兰加尔文主义者反抗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统治者，在荷兰建立了共和国。在这一极为特别的政治环境中，新教徒在改革宗教的思想和呼声中，坚定了反抗专制君主的决心。因为后者不能容忍他们的宗教信仰，并对他们怀有的政治抱负进行无情的打击。
到16世纪末，新教改革运动不仅打破了西方基督教的大一统一局面，同时也威胁到许多统治者的政治权力，因为对他们来说基督教式的自由等同于无政府主义。这一点早在1525至1526年，从德国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对达官贵族阶层的反抗上就已经表露无遗。在基督教倡导的自由旗帜下，农民拒绝被奴役剥削的地位，要求重获被统治阶级夺走的传统权利。到1526年，德国贵族恢复了统治秩序。在这一过程中，有6至10万农民惨遭杀害。当时路德同其他新教改革者都站到了贵族一边，对其予以支持。对统治阶级来说，新教改革是把双刃剑。统治阶级一方面可以利用新教改革运动削弱天主教会的权力，另一方面却又不太情愿接受《福音书》中关于倡导社会公平的教义信条，因为如果接受，那无疑是鼓励其治下民众培养造翻意识。因此统治阶级开始对新教改革运动进行监督和指导，试图把改革运动引向不威胁其统治地位和实力的方向发展。从很大程度上讲，新教改革运动的发展有赖于改革者和反对旧信条统治者之间的良好合作。
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均憎恶罗马天主教会对他们各自国内事务的干涉。教皇声称自己是上帝在地球上的代言人，从王子到贫民都是教皇的臣民，然而对于教皇的此番言论，法国、德国和英国国王则都不买账。不仅如此，上述国王还要求天主教会不要再干涉其所属国家的内政，然而教皇却以将这些国王逐出教会相要挟，坚称自己的权力应该大于任何国王。新教改革给王室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借机无视已被削弱权威的教皇权力，维护自己不可撼动的国家主权。从16世纪开始，各国国王开始自行管控各自国家的教会组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1527年，亨利八世要求教皇解除他和西班牙公主阿拉贡的凯瑟琳之间的婚姻关系。从欧洲国家间外交关系的角度看，当时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婚姻对两国的关系发展已无实质性的影响。亨利离婚的原因是因此想借此迎娶安妮·博林，因为凯瑟琳命中无子，而安妮却很有可能为亨利八世生下能够继承王位的儿子。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凯瑟琳反对亨利与自己离婚的想法，此外教皇也很反对。因此，亨利宣布英国开始改革教会制度，任命自己为英国教会首领，如此一来亨利便可以如愿以偿自己决定是否可以离婚。
虽然亨利可以早早地直接宣布接管对英国教会的控制权力，但是在德国，情况则不如英国那么简单，德国王公要想获得地方教会的控制权，首先要获得该地的政治自治权才行。中世纪的德国由许许多多小块封地构成，包括侯国、公国、郡县和皇家王城等。这些封地全部归由神圣罗马帝国管理。这些封地的统治者（即诸德国王公）往往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其中很多对新教改革运动持欢迎立场。此外，这些封地领主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从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中独立出去，因为他们不仅需效忠教皇，而且他们管理的土地也是教皇的。在16世纪上半叶，随着外敌入侵，加之新教改革又对其国内统治造成了巨大影响，内忧外患下的德国王公纷纷寻求获得独立的地位。由于国王查理五世（1519—1556年）无力对抗反对势力，因此被最终击败，虔诚却怀揣实用主义新教改革思想的王公力量占了上风。
查理五世统治着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西班牙在西半球的大片殖民地。作为仅次于教皇的权力拥有者，查尔斯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天主教徒。查理五世认为无论是他掌管的神圣罗马帝国，还是罗马天主教会，均需要统一，而非分裂。"一个上帝，一种信仰，一个国王"一直以来是其坚定的执政理念和指导方针。但是，这一原则在16世纪国际政治敌对大背景和信奉新教的德国王公联合施予的重压下被彻底打破。从16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查尔斯国王先是与威胁着帝国东端维也纳地区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进行对抗，后又与不仅侵犯意大利北部地区，而且还支持德国王公与神圣罗马帝国抗衡的法国进行对抗。在16世纪40年代，查尔斯有力地反击了各国王公们发起的挑战。然而德国王公得到的却是人民大众的支持力量，人们一致认为查尔斯国王同罗马教会一样可恨。所以即便最初查尔斯获得了胜利，但是到了1552年，德国王公却再度组织联盟军队并一举将一败涂地的查尔斯逐出德国边境。随着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的最终签署，德国王公遂成为各自封地的最高统治者，并拥有决定自己领地人民信仰新教路德宗还是传统罗马天主教的权利，以此确保了新教改革在德国的发展。
苦于无法将天主教会、基督信仰和庞大的神圣罗马帝国进行很好的整合，查理五世于1556年愤而逊位，将神圣罗马帝国分给自己的兄弟和儿子管理。神圣罗马帝国在16世纪拥有多重政治远景产生的相互牵制作用和帝国范围内存在多种宗教信仰产生的影响相叠加，使得神圣罗马帝国以更快的速度走向灭亡。以后神圣罗马帝国还苟延残喘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1806年在拿破仑的最后一击下被最终送入历史。由于查尔斯逊位后，神圣罗马帝国王的公贵族均竭力维护各自的独立地位，因此德国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直至19世纪后半期，普鲁士（Prussia）完成了德国的统一。
…………★令人惊叹的写作阵容。大量备受尊敬的各领域学者为这套丛书的撰写做出了突出贡献。
——《纽约时报》
★本书汇集了颇具可读性的各项内容，以一个广阔的视角来展示改变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历史上的那些大事件。
——《华盛顿邮报》
★阅读这套丛书可以让专业人士或非专业人士都受益匪浅。
——《出版人周刊》
★这套书的内容聚焦政治事件的同时也大量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相关事件，极大地扩展了阅读的层次，提升了阅读的趣味。
——《星期日泰晤士报》
★每一卷都可以在一个与之匹配的时间轴上进行拓展和延伸。
——亚马逊读者书评★令人惊叹的写作阵容。大量备受尊敬的各领域学者为这套丛书的撰写做出了突出贡献。
——《纽约时报》
★本书汇集了颇具可读性的各项内容，以一个广阔的视角来展示改变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历史上的那些大事件。
——《华盛顿邮报》
★阅读这套丛书可以让专业人士或非专业人士都受益匪浅。
——《出版人周刊》
★这套书的内容聚焦政治事件的同时也大量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相关事件，极大地扩展了阅读的层次，提升了阅读的趣味。
——《星期日泰晤士报》
★每一卷都可以在一个与之匹配的时间轴上进行拓展和延伸。
——亚马逊读者书评
★对每个历史事件的分析都受到大量当今著作的启发。
——亚马逊读者书评
在16世纪后半期出现了一幅印有路德被茨温利、加尔文等新教改革者杀死的木版画。画中背景为一张桌子，火上架着大大的水壶，预示着晚餐十分丰盛。画中还印有一句警示语："看，可怜的路德一伙就是这样被他们的拥护者折磨、分割、绞杀、碾压、切碎、烹煮、炙烤，最终走向灭亡。"这是一幅天主教会用来对抗新教改革运动的宣传画。当时的新教改革运动已使西方基督教阵营分裂成罗马天主教派和新教教派两支。天主教认为这幅画准确展现了新教改革运动所具有的分裂属性：新教改革运动发展到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新教一方面会与天主教继续对抗，另一方面新教内部也将爆发战争并导致分裂。这幅震撼人心的画作无意间向大众传达了新教改革运动的真相：如果路德、茨温利、加尔文等改革者胆敢向西方世界最具权威的教皇和最强大机构的天主教会提出质疑的时候，那么这将意味着任何人以及任何权威都有可能遭到质疑。马丁·路德（1483—1546年）发现了这个道理，其他对《圣经》做出不同解读的改革者也发现了这个道理并拥有了许多追随者。欧洲现代社会早期（1450—1650年）的统治者从他们的反对者身上认识到这一点。那些反对者强烈反对君权神授且不容置疑的观点。16世纪末，天主教会和国家都试图通过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更重要作用的方式来达到控制这股追求独立思潮的目的。
通过木版画我们可以看出新教改革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天主教历史和所有受基督教教义触动的人们。16世纪的新教改革使那些对天主教的心灵体验不满意的人重新去认真地解读基督教义。同时，改革也促使天主教会在牧师的教育和管理上不断改革以重申其核心教义。然而，新教改革运动影响的范围并不仅限于基督教自身，它还涉及神学、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改革余波深深影响着生活在16世纪的欧洲人。本文主要从德国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
在这一点上，需要注意的是早期现代天主教关注的是人的心灵救赎和尘世生活结束后的永生。但是，为了获取权力和财富，天主教很少关心人们的精神诉求。天主教内部腐败猖獗，甚至可以花钱买到教会要职。教区的神职人员很少有受过教育的。尽管长久以来天主教会一直拥有自我纠错的传统，但还是屡屡因利益因素而无法彻底地清除腐败。此外，教会还长期拥有对那些挑战天主教核心教义言论和行为采取镇压和打击的传统。如14世纪英国的约翰·威克利夫（JohnWycliffe，1330—1384年）曾呼吁天主教会对基督教义和宗教礼制进行改革，威克利夫要求进行的改革与二百年后的路德要求的新教改革十分相似。威克利夫提出的教义遭到天主教会的严厉谴责，他本人也被迫辞去牛津大学的教职。15世纪初，威克利夫的思想对捷克人约翰·胡司（JohnHuss，1372—1415年）产生了影响，后者对基督教义、礼拜仪式和教会经济提出的改革意见对传统天主教会教权阶层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1415年，胡司以鼓动异端思想的罪名遭到处决。
胡司虽然死了，但在胡司死后的一个世纪里新教改革运动却从未停歇。正如史学家尤安·卡梅隆（EuanCameron）所说，有两大因素抨击着天主教会的核心教义并动摇着天主教会的根基。天主教认为自己承蒙天恩，通过耶稣基督创制的圣礼和重要礼制来广施恩泽，其中包括（当时存在的）洗礼（Baptism）、坚信礼（Confirmation）、圣餐仪式、婚礼仪式（Marriage）、苦行忏悔（Penance）、临终涂油礼（ExtremeUnction，人临终前举行的仪式）、圣秩（HolyOrders，神职授任仪式）。经过神职人员执行圣礼，知错忏悔的罪人得到上帝恩典的赦免，获得灵魂世界的永生。马丁·路德等改革派人士并不同意举行上述宗教仪式，他们认为上帝对信徒施予的恩惠是由上帝直接传给基督信徒的，而无须得到中介的帮忙，上帝使信徒在得到恩典的同时，内心永存信念。这一思想否定了教会在基督教信仰体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为如此一来基督信徒的救赎便不再取决于天主教会，而且他们也不用继续忍受天主教会制度上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了。
改革的呼声中包含着各种对天主教的质疑和抗议。路德宗的核心理论是三大信念：首先，上帝的恩惠是不受约束、无条件的，能否得到上帝施予的恩泽只看其有无信念，因此信徒获得了信仰上的自由，而无须再受原罪论的束缚。第二，《圣经》是基督徒生活的表述；作为上帝言词的记录，《圣经》是教会的唯一基础。每个人都有权谈论和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圣经》。他们对《圣经》的解读不再局限于神学家的说辞。教会的职能应为通过学习上帝的言词，帮助信徒与上帝相见。第三，每位基督徒都与上帝具有直接的联系，他们每个人都像牧师一样能与上帝直接沟通，即信徒皆祭司。神职人员与上帝并无特殊关系。以上这些理论都说明，基督徒有探索《圣经》的自由，可以不同意神学家的说法，并可以与持有相同见解的人汇聚到一起。
从16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圣经》的讨论变得愈发热烈并使形势变得紧张，许多牧师和普通信徒反对所谓"真正教义"的老掉牙观念。在瑞士，身为牧师和新教改革家的胡尔德里希·茨温利（1484—1531年）在圣礼的意义上与路德观点产生了不同。后来，在新教改革运动中茨温利死于一场同天主教教区的战争。16世纪30年代，德国再洗礼教派（Anabaptists）反对婴儿受洗，认为只有成人受洗才能让人与基督完成订立圣约的过程。再洗礼教派信徒的生活较为封闭，基本上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此外还遭受着天主教和路德宗的迫害。16世纪40年代，身为律师、神学家和新教改革家的法国人约翰·加尔文（1509—1564年）在瑞士日内瓦建立了神权市政府来管理上帝的选民。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信条，即"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决定一些人得以永生，而其他人则将永远死去"成为新教改革信仰体系中的核心教义。从16世纪60年代到16世纪末，名为胡格诺派的加尔文主义的法国追随者因持有不同信仰和怀揣政治野心，与法国天主教会频频爆发激战。1566至1588年间，荷兰加尔文主义者反抗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统治者，在荷兰建立了共和国。在这一极为特别的政治环境中，新教徒在改革宗教的思想和呼声中，坚定了反抗专制君主的决心。因为后者不能容忍他们的宗教信仰，并对他们怀有的政治抱负进行无情的打击。
到16世纪末，新教改革运动不仅打破了西方基督教的大一统一局面，同时也威胁到许多统治者的政治权力，因为对他们来说基督教式的自由等同于无政府主义。这一点早在1525至1526年，从德国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对达官贵族阶层的反抗上就已经表露无遗。在基督教倡导的自由旗帜下，农民拒绝被奴役剥削的地位，要求重获被统治阶级夺走的传统权利。到1526年，德国贵族恢复了统治秩序。在这一过程中，有6至10万农民惨遭杀害。当时路德同其他新教改革者都站到了贵族一边，对其予以支持。对统治阶级来说，新教改革是把双刃剑。统治阶级一方面可以利用新教改革运动削弱天主教会的权力，另一方面却又不太情愿接受《福音书》中关于倡导社会公平的教义信条，因为如果接受，那无疑是鼓励其治下民众培养造翻意识。因此统治阶级开始对新教改革运动进行监督和指导，试图把改革运动引向不威胁其统治地位和实力的方向发展。从很大程度上讲，新教改革运动的发展有赖于改革者和反对旧信条统治者之间的良好合作。
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均憎恶罗马天主教会对他们各自国内事务的干涉。教皇声称自己是上帝在地球上的代言人，从王子到贫民都是教皇的臣民，然而对于教皇的此番言论，法国、德国和英国国王则都不买账。不仅如此，上述国王还要求天主教会不要再干涉其所属国家的内政，然而教皇却以将这些国王逐出教会相要挟，坚称自己的权力应该大于任何国王。新教改革给王室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借机无视已被削弱权威的教皇权力，维护自己不可撼动的国家主权。从16世纪开始，各国国王开始自行管控各自国家的教会组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1527年，亨利八世要求教皇解除他和西班牙公主阿拉贡的凯瑟琳之间的婚姻关系。从欧洲国家间外交关系的角度看，当时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婚姻对两国的关系发展已无实质性的影响。亨利离婚的原因是因此想借此迎娶安妮·博林，因为凯瑟琳命中无子，而安妮却很有可能为亨利八世生下能够继承王位的儿子。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凯瑟琳反对亨利与自己离婚的想法，此外教皇也很反对。因此，亨利宣布英国开始改革教会制度，任命自己为英国教会首领，如此一来亨利便可以如愿以偿自己决定是否可以离婚。
虽然亨利可以早早地直接宣布接管对英国教会的控制权力，但是在德国，情况则不如英国那么简单，德国王公要想获得地方教会的控制权，首先要获得该地的政治自治权才行。中世纪的德国由许许多多小块封地构成，包括侯国、公国、郡县和皇家王城等。这些封地全部归由神圣罗马帝国管理。这些封地的统治者（即诸德国王公）往往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其中很多对新教改革运动持欢迎立场。此外，这些封地领主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从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中独立出去，因为他们不仅需效忠教皇，而且他们管理的土地也是教皇的。在16世纪上半叶，随着外敌入侵，加之新教改革又对其国内统治造成了巨大影响，内忧外患下的德国王公纷纷寻求获得独立的地位。由于国王查理五世（1519—1556年）无力对抗反对势力，因此被最终击败，虔诚却怀揣实用主义新教改革思想的王公力量占了上风。
查理五世统治着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西班牙在西半球的大片殖民地。作为仅次于教皇的权力拥有者，查尔斯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天主教徒。查理五世认为无论是他掌管的神圣罗马帝国，还是罗马天主教会，均需要统一，而非分裂。"一个上帝，一种信仰，一个国王"一直以来是其坚定的执政理念和指导方针。但是，这一原则在16世纪国际政治敌对大背景和信奉新教的德国王公联合施予的重压下被彻底打破。从16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查尔斯国王先是与威胁着帝国东端维也纳地区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进行对抗，后又与不仅侵犯意大利北部地区，而且还支持德国王公与神圣罗马帝国抗衡的法国进行对抗。在16世纪40年代，查尔斯有力地反击了各国王公们发起的挑战。然而德国王公得到的却是人民大众的支持力量，人们一致认为查尔斯国王同罗马教会一样可恨。所以即便最初查尔斯获得了胜利，但是到了1552年，德国王公却再度组织联盟军队并一举将一败涂地的查尔斯逐出德国边境。随着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的最终签署，德国王公遂成为各自封地的最高统治者，并拥有决定自己领地人民信仰新教路德宗还是传统罗马天主教的权利，以此确保了新教改革在德国的发展。
苦于无法将天主教会、基督信仰和庞大的神圣罗马帝国进行很好的整合，查理五世于1556年愤而逊位，将神圣罗马帝国分给自己的兄弟和儿子管理。神圣罗马帝国在16世纪拥有多重政治远景产生的相互牵制作用和帝国范围内存在多种宗教信仰产生的影响相叠加，使得神圣罗马帝国以更快的速度走向灭亡。以后神圣罗马帝国还苟延残喘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1806年在拿破仑的最后一击下被最终送入历史。由于查尔斯逊位后，神圣罗马帝国王的公贵族均竭力维护各自的独立地位，因此德国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直至19世纪后半期，普鲁士（Prussia）完成了德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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