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
——曾国藩例如《资治通鉴》，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
——梁启超 姜鹏老师《百家讲坛》图书： 《帝王教科书》同步发行精装版，附赠精美藏书票、讲座节选DVD光盘。 姜鹏品读《资治通鉴》：帝王教科书（精装）具有收藏价值的精装毛边书，附赠精美藏书票、讲座节选DVD光盘。 姜鹏品读《资治通鉴》：帝王教科书（精装毛边书） 三国前史：一个傀儡的力量这是一本历史通俗读物，为《百家讲坛》栏目结集作品。
梁启超在其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里称《资治通鉴》是一部“皇帝教科书”。作者从应用历史学角度讲述了《资治通鉴》作为一部全面总结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历史典籍，虽然它全面总结了宋代之前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规律和经验，是中国自宋代以后帝王们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法则、提高治理国家能力的首选教科书，但它的影响力在今天不仅超出了史学研究范畴，还为当下的管理者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作者简介：
姜鹏
汉族。浙江宁海人。2000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专门史方向，获博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研究领域：思想文化史、中国传统史学、《资治通鉴》研究。
2012年和2013年在央视《百家讲坛》分别主讲大型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和《三国前史：一个傀儡的力量》。
著有《汉武帝的三张面孔》《三国前史：一个傀儡的力量》《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等作品。
目录：
第一章皇帝的教科书
一、特殊的读者
二、成功帝王的类型
三、失败帝王的类型
四、我们的视角
第二章意蕴深远的开篇
一、“无头”的开篇
二、司法必先守法
三、法的价值
第三章用人的学问
一、关于继承人的争论
二、荀瑶的表现
三、智赵斗法
四、人才的“才”与“德”
第四章魏文侯的领导素质第一章皇帝的教科书
一、特殊的读者
二、成功帝王的类型
三、失败帝王的类型
四、我们的视角
第二章意蕴深远的开篇
一、“无头”的开篇
二、司法必先守法
三、法的价值
第三章用人的学问
一、关于继承人的争论
二、荀瑶的表现
三、智赵斗法
四、人才的“才”与“德”
第四章魏文侯的领导素质
一、礼贤下士
二、诚信与担当
三、听取不同声音
四、各司其职
第五章无用乃大用
一、以人才为宝
二、魏文侯选相
三、翟璜的疑问
四、“有”与“无”的辩证
第六章商鞅的得与失
一、人才与国运
二、商鞅去魏
三、诚信与立国
四、法本与人本
第七章“听”的政治
一、“听”的层次
二、孟尝君听谏
三、赵王听谗
四、齐威王明听
第八章虚己任人的刘邦
一、司马光“三大法宝”论
二、任官：刘邦与陈平
三、刘邦善用人的奥秘
第九章信赏与必罚
一、信赏：刘项差别
二、刘邦本色
三、信赏与“懂”赏
四、必罚：刘邦诛丁公
第十章自责与自悟
一、项羽的用人术
二、一个比较
三、霸王的最后一战
四、至死不悟
第十一章继承人稳定法则
一、赵武灵王的悲剧
二、燕王哙的荒谬禅让
三、刘邦立嗣风波
第十二章克己守法的汉文帝
一、不以私意扰法
二、魏文帝的反例
三、冯唐的唐突
第十三章扰民与享乐主义
一、君主的五种类型
二、露台之金
三、汉文帝的墓葬
四、秦朝的反面经验
第十四章用时间消化矛盾
一、吴太子之死
二、文、景的不同策略
三、七国之乱的平定
四、文、景比较
第十五章名将们的生死恨
一、“真将军”周亚夫
二、周亚夫之死
三、李绩与唐太宗父子
四、“雄猜”失策
第十六章黄河治理与民生问题
一、汉武帝时代的黄河泛滥
二、国计与民生
三、司马光的批判
四、历史判断的两难
第十七章文武张弛之道
一、汉武帝的成绩与不足
二、汉武帝的反省与托孤
三、霍光对汉武帝的纠正
四、汉武帝的遗产
五、历史环境与历史目的前言序章
经典是怎样炼成的
一、《资治通鉴》的精髓
作为一名历史学教师，经常会有人向我问这样的问题：姜老师，我想知道一点中国历史，了解一点传统文化，读哪些书比较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却也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序章
经典是怎样炼成的
一、《资治通鉴》的精髓
作为一名历史学教师，经常会有人向我问这样的问题：姜老师，我想知道一点中国历史，了解一点传统文化，读哪些书比较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却也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的传统文化非常发达，留存的典籍浩如烟海，要挑出其中最精粹、最值得读的内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中国传统的学问中，史学又是特别发达的一支。流传到今天的史学典籍一共有多少，是几万种，还是十几万种，还是几十万种？恐怕没有一个学者能作出精确的统计。这么繁多的史籍，不可能有人把它们都读遍，也没有必要读遍。但对于喜欢钻研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智慧感兴趣的人来说，有一部书不可不读，那就是被人们誉为“帝王教科书”的《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为什么被称为“帝王教科书”？“资治通鉴”的本意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治道”就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借鉴以往的历史经验，帮助当前的人寻找治理国家的方法。所以这部书最大的特点，是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全面总结了以往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规律和经验。它在汇总中国古代政治智慧方面的成就，是无法超越的，也是无可替代的。对政治经验的总结，也是整部《资治通鉴》的精髓所在。在它编成之后，每位想好好治理国家的皇帝，都得认真读它。比如，清代的康熙皇帝，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皇帝之一，他就非常注重学习《资治通鉴》。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这一年里，他把《资治通鉴》仔仔细细读了一遍，并做了107条读书笔记。
我们今天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没有帝王，也没有士大夫了。那我们还有学习《资治通鉴》的必要吗？当然有。首先，从实用角度看，不管时代怎样变化，社会管理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资治通鉴》归纳出很多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般规律。抛开帝王和士大夫这类特殊的个人身份，今天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人，仍然能从《资治通鉴》中汲取丰富的管理智慧。其次，从文化角度看，《资治通鉴》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之大成，通过阅读《资治通鉴》，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
二、司马光的“史学童年”
历史上这些浩如烟海的典籍，历经大浪淘沙，能够“屹立不倒”，成为经典的，只有像《资治通鉴》这样的少数著作。《资治通鉴》为什么能被后代帝王奉为治理国家的万能全书？这部经典是怎样炼成的？这是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问题。
《资治通鉴》的“领衔作者”是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这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大家从小就听过“司马光砸缸”的故事。绝大多数人对司马光的了解是从“砸缸”开始的。这个故事说明司马光从小就很聪明，但小时候聪明的人多了去了，为什么只有司马光能编出《资治通鉴》这样伟大的著作？其实《宋史司马光传》里面记载过司马光童年的两个故事，其中一个当然就是“司马光砸缸”。还有一个故事，一般读者不太注意，而这个故事恰恰和司马光后来能成为一名伟大的史学家有很直接的关系。
这个故事的内容是什么呢？司马光六岁的时候，家长开始让他念书。七岁那年，司马光听到其他成年学者在讨论一部叫《左传》的书，听完大人们的讨论之后，司马光对这部书很有感觉，史传上说是“大爱之”（苏轼《司马温公行状》），回来之后就为家里人复述他所听到的内容，居然能把大概的意思讲得八九不离十，司马光从此就迷恋上了《左传》，开始认真研读。《左传》是怎样的一部书？这和司马光后来编写《资治通鉴》又有什么联系呢？《左传》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成熟的史书，记载了春秋时代的历史，尤其擅长描写战争。喜欢历史、喜欢战争，是很多小男孩的共性，司马光也不例外。自从司马光发现了《左传》这个宝库，史传上说他“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苏轼《司马温公行状》）。每天捧着书不肯放下，注意力完全被书本吸引，全然不顾饿了渴了，对天气冷热变化也没有察觉。偶尔到院子里散个步，正好碰见有小朋友掉水缸里，搬起石头砸了缸，救完小朋友后，大概又回去读书了。
有句俗话叫“三岁看老”，从司马光童年的这两个故事里，我们能看到什么？首先，司马光从小就有超乎常人的好学精神，这和他以后能成为大学者有直接联系。但“砸缸”的故事又告诉我们，司马光不是一个书呆子，懂得应变，而且善于打破常规思维解决问题。想成为一名大学者，学养深厚和善于用非常规思维思考，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司马光就具备这两个条件。
司马光为人比较低调，他自己后来不怎么讲“砸缸”这个故事，但从小喜欢史学这件事却时常提起。比如，晚年把《资治通鉴》编修完成之后，司马光给当时的皇帝宋神宗上了一道奏表，其中有这么一段：“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司马光说自己很笨，也没什么学问，什么都比不上别人。这当然是司马光的自谦之辞。但司马光接着说，唯独对于史学，还是下过点功夫的。从小到老，一直保持着钻研历史的嗜好。司马光这里说的“自幼至老”，就应该包括了童年时代读《左传》的这段经历。我们之前介绍过《左传》记载的是春秋时代的历史，而《资治通鉴》正是接着《左传》往下写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童年经历对司马光影响之深。
三、成熟而失败的政治家
从小喜欢历史，矢志成为史学家的学者很多，为什么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像司马光那样写出一部类似于《资治通鉴》的经典巨著呢？我们之前说，《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最大的特点是汇集了历史上政治智慧的精华，是一部“帝王教科书”。试想，一位根本没有参与过政治，不懂政治的历史学家，写得出这样一部书吗？即便写出来了，会让人信服吗？所以要写《资治通鉴》这样的书，光有深厚的史学涵养是不够的。而司马光恰恰不是一位单纯的史学家。
司马光生长在官宦世家，二十岁就考中了进士，这使得他很早就开始进入了仕途。司马光入仕后，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甚至加入激烈的政治辩论。这样就使得他从一名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逐渐成长为一颗众人瞩目的政治新星。很多政界前辈都看好他，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做宰相的大器，比如，比司马光年长的大学者，也是重要政治人物的欧阳修。欧阳修和司马光曾经因为政见不同，发生过激烈的争执，但欧阳修后来向皇帝推荐司马光，说：“光于国有功为不浅矣，可谓社稷之臣也。而其识虑深远，性尤慎密。”（欧阳修《荐司马光札子》）欧阳修把“社稷之臣”这四个字用在司马光这样一个晚辈身上，评价是非常高的。“社稷之臣”往往指那些能为国家承担重任的人。欧阳修同时也称赞司马光，说他思考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时，能够深谋远虑，做事的时候细密谨慎。
这么看来，司马光应该仕途亨通，大展宏图。我们不禁又要问，如果司马光的仕途真这么一直亨通下去，每天公务缠身，他还有时间编《资治通鉴》吗？命运就是这么奇妙。当司马光进入思想成熟、精力旺盛的壮年时代，看上去就离政治生涯的巅峰时刻仅一步之遥，就在这关键时刻，一股突如其来的时代洪流把司马光从高处冲刷了下来。命运没有给他在政治舞台上一展抱负的机会，反而逼迫他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来到边缘地带。形势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司马光五十一岁。这一年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司马光因为和王安石有巨大的政见分歧，迅速成为反对变法的骨干。司马光不停地给宋神宗写奏表，也写过好几封信给王安石，指出新法可能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扰乱社会秩序，劝宋神宗、王安石以谨慎稳健为宜。但年轻的宋神宗急于求治，最终将天平倾向王安石，支持变法。出于对司马光的尊重，也为了调和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的矛盾，宋神宗在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之后不久，打算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在宋代，枢密使是负责国防、军政的最高长官，地位仅次于宰相。枢密副使就是主管国防、军政的次长。这个任命计划，体现出宋神宗也很想倚重司马光。但司马光非常坚定地拒绝了这个任命，他知道他和王安石之间的分歧是无法调和的。
熙宁三年（1070年），作为政争的失败者，司马光离开了首都开封，次年在洛阳定居。从此在洛阳一住就是十五年。司马光虽然失去了施展政治抱负的最佳机会，却意外获得了很多安闲时光。《资治通鉴》绝大部分内容，是在定居洛阳的十五年里完成的。司马光把自己的很多政治愿景，寄托在《资治通鉴》里面，希望通过总结历史上兴衰成败的规律来证明自己的政治见解是正确的。只有这样一位深谙政治却又有机会赋闲的大学者，才有可能写得出这样一部凝聚着大量政治智慧的史学巨著。
四、皇帝的特殊“关系户”
学养深厚，精专史学，深谙政治，却又不得不暂时告别政治，是司马光能编写《资治通鉴》的内在条件。但如果司马光在政争失败后，不停地受政敌打击，或者隔三差五地奔波换岗，他还能安安静静地编《资治通鉴》吗？奇怪的是，作为反对变法的代表人物，司马光在政见上和当朝皇帝宋神宗以及朝廷上的当权派有着严重分歧，但在洛阳的十五年，司马光几乎没有受到过任何政治迫害和打击，生活平静而安定，波澜不兴。不仅如此，《资治通鉴》的编修，还受到朝廷在人力、物力以及图书资料上的大力支持，使得《资治通鉴》的质量得到充分保证。这是为什么？这就不得不讲到，《资治通鉴》的编成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在条件，那就是北宋有两位皇帝都对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倾力支持。
司马光是在北宋第四位皇帝宋仁宗时期进入仕途的。宋仁宗晚年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没有儿子。皇帝没有儿子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皇位没有继承人就有可能引起政治上的剧烈震荡。而宋仁宗的问题尤其复杂。复杂在哪儿呢？宋仁宗并不是没有生育能力。他有生育能力，但奇怪的是，凡是生下的男婴都早夭，养活的全都是女孩。如果宋仁宗没有生育能力，事情倒简单，在近亲中过继一个。问题是宋仁宗又能生，所以他不甘心，这么大的家当总是交给亲生儿子比较放心。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有大臣劝宋仁宗以大局为重，尽早从宗亲中挑选、领养一个。每次碰到这种情况，宋仁宗总是说，你们再等等，后宫某位妃子马上就要临盆了。但结果没有一次能让宋仁宗如愿。
直到嘉祐六年（1061年），宋仁宗已经五十二岁了，健康状况亮起了红灯，再生育的希望也很渺茫。当时司马光正担任同知谏院的官职，主要责任是给皇帝提意见。司马光抓住机会，激切地要求宋仁宗尽快地从宗亲中挑选后备继承人。宋仁宗一开始还是很犹豫。司马光对宋仁宗说：“唐自文宗以后，立嗣皆出于左右之意，至有称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者，此祸岂可胜言哉！”（苏轼《司马温公行状》）唐代自文宗皇帝以后，皇位继承被具有权势和野心的宦官左右，扶植新皇帝的宦官以元老自居，作威作福，皇帝反而成为宦官的门生弟子，造成政治上的混乱不堪。司马光举这个例子是想告诉宋仁宗，万一哪天他驾崩在深宫大内，而外面的大臣们不知道，宫里也出现类似唐代宦官的野心家，控制皇位继承，宋室江山将走向何方，岂能预料？这番话打动了宋仁宗，使他觉得再不确定继承人，整个江山社稷的确面临很大风险。经过慎重考虑，宋仁宗在侄子辈中挑选了一名考察对象，并在次年将他立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宋英宗。大家注意，司马光这番话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引用唐代历史上的成败经验来说服宋仁宗。借鉴历史经验来说明当前该怎么做，是司马光讨论政治时惯用的方法，也是他为什么要编《资治通鉴》的根本原因。
宋英宗能顺利继位，很多大臣都做过工作。但关键时刻，可以说是凭借司马光的努力一锤定音。所以宋英宗对司马光非常感激。司马光曾经向宋英宗表达过这样一个愿望，希望将复杂的历史删繁就简，提炼出对治理国家最有用的内容，编成一部书，供以后的皇帝们学习。首先，宋英宗觉得司马光想做的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其次，可能是出于对司马光的感恩心理，宋英宗决定以官方的名义支持司马光编这部书。用现在的话说，是给司马光立了个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这就是正式编修《资治通鉴》的开始。宋英宗给司马光提供了三项具体的支持：第一，允许司马光在官员、文士中挑选“科研助手”，国家给与名分、职位。第二，凡是和修书有关的经费开支，都由国家财政承担。第三，所有宫廷藏书、秘府档案，都对司马光开放。这三项支持的力度非常大，尤其是宫廷藏书和档案的开放，大量的珍贵资料，是确保《资治通鉴》成为高质量史书的重要条件。
可惜宋英宗寿命不长，当《资治通鉴》第一部分编辑完成的时候，宋英宗已经去世了。继承皇位的是他的儿子宋神宗，也就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那位皇帝。宋神宗和司马光在政治上分歧非常大，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但这没有减少宋神宗对司马光的尊重和敬意。宋神宗对司马光的感激心理，丝毫不亚于他的父亲宋英宗。所以当司马光暂时告别政治舞台的中心，来到洛阳定居时，宋神宗依然大力支持他继续编修《资治通鉴》。
司马光离开朝廷后，他的很多政敌都在宋神宗面前说他坏话。有一次，宋神宗和宰相们谈话，感慨人才稀少。其中有位叫蒲宗孟的执政官就说，人才都被司马光那些反对变法的邪说带坏了。宋神宗听完后用很严肃的眼光盯着蒲宗孟，看了半天不说话，看得蒲宗孟心里发毛。最后宋神宗说：“司马光者，未论别事，其辞枢密副使，朕自即位以来，惟见此一人。他人则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十八）宋神宗说，司马光虽然在政治上持不同意见，但他能坚持自己的看法，不为名利所动，连枢密副使这样的高官都打动不了他，这样的人我做皇帝以来只见过司马光一个。其他人一旦有机会赖上这个位置，撵都撵不走。宋神宗的意思是说，以你蒲宗孟的人品，凭什么诋毁司马光？不久之后，宋神宗就把蒲宗孟给罢免了。我们可以从这件事上清楚地看到司马光在宋神宗心目中的地位。也正因如此，司马光政坛失意之后，并没有受到更大的迫害和打击，能够在洛阳安安静静地编修《资治通鉴》。这样看来，宋英宗和宋神宗这两代皇帝对司马光的信任和支持，是《资治通鉴》得以问世不可或缺的条件。
五、一批优秀的助手
司马光既是一位精通史学的大学者，又是一位身处政治漩涡中心的大政治家。但在他的黄金年龄段没能去执政，而是闲居了十五年，埋头修史。期间无论政坛变化如何风云诡谲，司马光始终能得皇帝的信任与尊重，使得修史工作不致中断。可以说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条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为什么《资治通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些条件不可能同时出现在第二个人身上。
那么仅凭司马光一个人，就能修得出《资治通鉴》吗？《资治通鉴》上起春秋战国之交，往下写到宋代建立之前，包含了一千四百年左右的历史，篇幅长达二百九十四卷，光读一遍就得花很多时间，何况是写！不管司马光怎么努力，都不可能独立完成这么一部既庞大又精细的作品。所以我们还必须提到，司马光能修成《资治通鉴》，得力于一批优秀的助手。繁重的史料搜集、甄别工作，由助手们完成，司马光在他们提供的高质量的半成品基础上再加工，修成《资治通鉴》定本。司马光的主要助手有三位——刘攽、刘恕、范祖禹。这三位，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都是超一流的学者。尤其是刘恕、范祖禹两位，是司马光亲自提拔、栽培的青年才俊，承担了很繁重的工作，付出了很多艰辛。
比如范祖禹，从三十岁开始协助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竣工的时候，他四十四岁。这十五年里，范祖禹基本上没做过其他事情。三十岁的年龄正值青春大好，是把握人生际遇的最佳时机。司马光虽然受到皇帝的信任和尊重，但毕竟是政治上的失败者，跟着他走，会有很大风险。范祖禹没有计较任何利弊轻重，而是踏踏实实、任劳任怨，一干就是十五年，没有萌生过任何为自己另谋发展渠道的念头。不是总有人抱怨我们这个时代出不了大师，出不了经典吗？与《资治通鉴》的编修者们作个比较，好好反思一下，我们这个时代不正是缺少这样一种人，这样一种精神吗？任何一部经典都是用生命浇灌成的。《资治通鉴》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之作，正是倾注了这样一批优秀学者的全部心血。1.这是一部政治教科书，成功是这样炼成的！
2.历史绝不是休闲读物，是工作、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经世哲学！
3.央视《百家讲坛》2014年7月16日首播，本书同步发售。比电视节目多4万字精彩内容，随书附赠讲座节选DVD！
4.总结政治经验，提炼管理智慧，提升领导力。
5.康熙帝精读《资治通鉴》详批107条；
梁启超称《资治通鉴》是一部皇帝教科书；
曾国藩称《资治通鉴》是中国经世哲学巅峰之作。
政府官员、公务员、所有职场人，文史研究者和爱好者阅读、收藏，既可以汲取丰富的管理智慧，还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
6.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姜鹏，继《汉武帝的三张面孔》和《三国前史：一个傀儡的力量》之后，再登《百家讲坛》。
1.这是一部政治教科书，成功是这样炼成的！
2.历史绝不是休闲读物，是工作、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经世哲学！
3.央视《百家讲坛》2014年7月16日首播，本书同步发售。比电视节目多4万字精彩内容，随书附赠讲座节选DVD！
4.总结政治经验，提炼管理智慧，提升领导力。
5.康熙帝精读《资治通鉴》详批107条；
梁启超称《资治通鉴》是一部皇帝教科书；
曾国藩称《资治通鉴》是中国经世哲学巅峰之作。
政府官员、公务员、所有职场人，文史研究者和爱好者阅读、收藏，既可以汲取丰富的管理智慧，还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
6.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姜鹏，继《汉武帝的三张面孔》和《三国前史：一个傀儡的力量》之后，再登《百家讲坛》。
第一章皇帝的教科书
一、特殊的读者
中国传统史学的发达，堪称世界之最。流传到今天的史学典籍中，影响最大的两种是《史记》和《资治通鉴》。一般学者都会赞同这个观点。但我个人认为，《资治通鉴》的影响力要比《史记》更大。为什么？因为《史记》的影响力，主要还是局限在史学领域内；而《资治通鉴》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史学领域。
何以见得？著名学者梁启超在畅谈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时，曾讲过这么一番话：写作一部书，首先必须要考虑清楚的问题是，这部书是写给谁看的。根据这一点再去思考，该如何选择题材，如何针对这些读者设计编写。这是著作成功的前提。梁启超所举的成功典范就是《资治通鉴》，而《资治通鉴》预设的读者群非常特殊。梁启超说：“例如《资治通鉴》，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的这段评论非常到位。《资治通鉴》由北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也是大学者司马光“领衔”主编。司马光在编写之前，就已经预设这部书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它的选材，必然是围绕着一个皇帝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国家大政应该注意哪些方面这些问题展开的。
《资治通鉴》如何谈皇帝的基本素质？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三国时代的刘备是大家熟悉的历史人物。《资治通鉴》在介绍刘备时，说这个人“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资治通鉴》卷六十）。胸有大志，但平时话不多，喜怒也不会表现在脸色上，说明城府很深。这句话说明刘备具备一名创业型政治领袖的基本素质，首先有远大志向，其次是性格稳重、深沉。《资治通鉴》这样介绍刘备的依据，来自于记载三国历史最权威的著作《三国志》。但我们仔细对比《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会发现这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把《三国志》里介绍刘备个性的话读全，它是这么说的：“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三国志》卷三十二）这里的先主指的就是刘备。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资治通鉴》对刘备的介绍，是取了《三国志》的后半句，“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并且加上了“有大志”这一点；《三国志》介绍刘备性格中的另外一面，“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这句话，被《资治通鉴》删除了。
司马光为什么这么处理？历史上的成功人物，性格各异，既有常人所不及的优点，同时也都有些瑕疵或缺点。刘备因为有超常的个人能力，即便爱好声色犬马，不喜欢读书，最后也能取得很可观的成绩。但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不是单纯地复述历史，而是要把历史作为兴衰成败的借鉴，供后来的皇帝参考。有很多年轻皇帝，继承了祖辈的事业，却不知创业艰难。斗鸡遛狗，奢华艳丽，不用教，天生就会。缺乏的正是胸怀大志、沉稳处事这些对于皇帝来说更为重要的素质。所以司马光认为，刘备这个人物，值得突出的是“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这一点，而不是喜爱声色犬马。这正体现了《资治通鉴》最重要的预设读者群是以后的皇帝们，它编写、处理历史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皇帝们应该从历史中学到什么。
关于刘备的介绍只是很小的一个侧例，《资治通鉴》中有更多更为重要、更为深入的政治参考意见。因为有帮助提高治理国家的能力这样一个特殊目的，所以《资治通鉴》的取材也是非常讲究的，并不是所有历史主题都会出现在这部书里。用司马光自己的话来说，是“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进资治通鉴表》）。司马光只选择那些关乎国家兴衰成败、老百姓幸福指数的重大历史事件予以记录。其中有值得后世借鉴的善政，也有可以起到警示作用的恶政。《资治通鉴》这一书名，是由司马光编书时的皇帝宋神宗起的。为什么叫《资治通鉴》？宋神宗说，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借鉴以往的历史经验，以帮助当前人寻找治理国家的方法。《资治通鉴》的目的要落在这里。
从这个目的出发，《资治通鉴》在总结中国传统政治智慧方面，可以说是所有历史典籍中最全面也是最成功的，所以能成为后世帝王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法则、提高治理能力的首选教科书。这也是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史学领域的原因，它在政治领域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二、成功帝王的类型
《资治通鉴》记载了从春秋战国之际直到北宋建立之前，一千四百年左右的历史，其中牵涉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各种人物和政权的成功与失败，在这幅历史长卷中一一展现，这当然是一个丰富的政治经验资料库。如何归纳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智慧，如何利用这个资料库，角度有很多。既然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皇帝是最重要的角色，《资治通鉴》又是名副其实的“帝王教科书”，那么解读《资治通鉴》，也可以从分析皇帝开始。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起，直到宋代建立之前，出现过二百五十多名皇帝或重要的割据政权领袖，如果再算上战国时代的重要诸侯，还不止这个数。我们可以把历史上的皇帝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开创了某一个王朝的开国型君主；通过血缘关系继承父祖皇位的继承型君主。在这两种基本类型下面，还可以再细分。比如开国君主，在完成创业之后，他的主要职责必然转向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有转型成功的，有转型失败的。针对不同的成败案例，《资治通鉴》都会采取独特的视角予以述评，我们可以各举一例。
先说转型成功的开国君主，东汉光武帝刘秀是其中的代表。《资治通鉴》从第三十八卷开始记载刘秀的事迹。自公元15年起，刘秀召集兵马，打出旗帜反对当时称帝的王莽，从此开始了创业过程。期间，刘秀有很多可圈可点的表现，最脍炙人口的当属昆阳大战。这场战役中，刘秀以八千非正规军，击破王莽派来围剿的十万大军，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案例。在整个消灭王莽、平定割据、建立东汉的过程中，刘秀在用人、谋略以及他自身的为人上，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如果写一本普通的刘秀传记，一定会突出他的这段历史。但《资治通鉴》对刘秀的关注却不在这里。
《资治通鉴》的关注点在哪里呢？公元25年夏天，刘秀开始称帝。秋天，刘秀就求访到一位名叫卓茂的长者。卓茂早年曾担任过县令一类级别不高的官职。但这个人有一大优点：为人朴实忠厚，待人宽厚仁爱，做事从不和人争抢，口中也从无恶言恶语。他每到一个地方任职，都以这套行为方式来感化大家。古人程颐有云：“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当地百姓看到父母官是如此赤诚的一个人，都不好意思在他面前撒谎。所以卓茂任职的地方，社会风化都很好。刘秀听说这个人之后，就找到他，任命他为太傅，并且封他为“褒德侯”。太傅是当时官僚的最高荣誉头衔，属于“上公”，只有德望非常高的人才能担任。
我们来分析一下卓茂这个人物。卓茂虽然有很值得人们敬重的品格，但从影响力来说，并不算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因为他早年只是县令一类的低级别官员。他的直接影响力只能波及对他有所接触、有所了解的人，间接影响力可以扩散至他曾经管理过的地方。无论卓茂个人品行如何高尚，治理地方如何有成绩，但和刘秀消灭王莽、建立东汉比起来，只能算小人物、小事件。比他重要的人物、事件多得是。况且刘秀登基的时候，卓茂已年逾七十，修养在家，更不是一个能起很强历史作用的人。但卓茂的品行一旦被刘秀得知后，马上受到了朝廷的礼遇。从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出刘秀对于道德风化的重视，然而一般人看这段历史，不会把它作为刘秀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对待。
显然司马光不是一般人。司马光不仅认为这是刘秀一生中最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并且把它拔高到影响整个东汉王朝命运的高度。在讲述完刘秀任命卓茂之后，司马光有这样一段评论：“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竞逐，四海鼎沸。彼摧坚陷敌之人，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而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莱之中，置诸群公之首。宜其光复旧物，享祚久长，盖由知所先务，而得其本原故也。”（《资治通鉴》卷四十）诚如司马光在评论中所说，刘秀刚登基的时候，天下并不太平，国家也还没有统一，仍然有不少对皇位虎视眈眈的割据势力存在。在这种形势下，见重于世的必然是那些敢于冲锋陷阵的猛将和懂得机诈权略的谋士。卓茂显然既不是猛将也不是谋士，他的忠厚在残酷的战争中体现不出价值。但战争总是要结束的，国家必然要慢慢走向治理。如果能看到这一点，就能看到卓茂的价值。卓茂的长处正是能用温和有效的方式把老百姓管理好。因此，即便战争仍然如火如荼，刘秀还是抽出时间寻访卓茂这样的忠厚长者，并对他高度表彰，为国家从战争状态向治理状态过渡而未雨绸缪，这是刘秀的眼光。但一般人对刘秀提拔卓茂这件事并不是十分重视。把刘秀的这一见识和行为拔高到东汉之所以能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是司马光的眼光。司马光从这件事中看到，刘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就能认准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并能提前做好准备。如果一个开国皇帝要成功转型，这是必备的素质。
请大家注意，对提拔卓茂这件事的评论，是刘秀出现在《资治通鉴》中以来，司马光第一次对他的行为作出正面评论。刘秀创业过程中的基本事迹，《资治通鉴》当然也详略有度地记载了，期间名将数十辈，大小百余战。但对这些普通人看来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司马光不赞一词，等闲看过。司马光真正开始评论刘秀，试图从他身上找到一些值得后世皇帝学习的素质，恰恰是以提拔卓茂这件一般人认为不重要的事件作为切入点的。
三、失败帝王的类型
转型失败的开国君主，可以以梁武帝为例。梁武帝萧衍的前半生非常精彩，也非常成功。壮年时代的萧衍，有谋略，有胆识，有很强的政治领导能力，也有高超的军事指挥能力，无论政治见识还是军事才能，当时天下都罕有对手，所以他能建立梁朝，成为一代雄主。但他的晚年却非常凄惨，这样一位不可一世的大英雄，居然是活活饿死的。这种死法，让人觉得和他早年的光辉形象很不匹配。分析梁武帝为什么失败，可以找到的原因有很多，《资治通鉴》特别强调过一件事例，值得我们注意。
公元545年，这是梁武帝称帝之后的第四十四年。经过这些年的治理，国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有一位叫贺琛的大臣向梁武帝指出，存在四种不利于国家治理的不良现象：第一，朝廷的税收赋役已经使百姓负担沉重，地方官员和各种使者又在征收过程中贪暴聚敛，迫使百姓不能安居本土而流亡迁徙。第二，贵族们的生活奢侈淫逸，并且竞相夸耀豪富，既造成了不良社会风气，也是促使官员贪残、热衷横征暴敛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需要大量财富支撑奢华的生活。贺琛形容当时官僚宴会的奢侈浪费：“积果如丘陵，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每次宴会，陈列大量昂贵的果食佳肴，价值甚至远远超过一户中产家庭的资产。但出席宴会的人也无非一人一个肚子，能吃多少？大量的食物浪费腐坏。除了吃之外，官僚贵族还要蓄养妓女役夫，开销更大。很多官僚在位的时候，以横征暴敛为基础供养奢侈的生活，一旦离职，靠积蓄就维持不了多久。所以贺琛建议梁武帝倡导节俭，不仅在于纠正社会风气，更重要的是堵塞横征暴敛的源头。第三，贺琛认为梁武帝信用了一批小人，这些人只知道吹毛求疵、舞文弄法，却不识治国的大体。更糟的是这些人往往仗着梁武帝对他们的信任，作威作福，追逐权势。第四，朝廷事情太多，比如修建官衙府邸，制造礼器兵器等，无一不是加重百姓负担。贺琛建议梁武帝能省则省，给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才是富强图远的根本之策。
贺琛这四点意见提得很好，不仅切中时弊，其中建议遏制官员贪腐奢侈、给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这两点，更具有永恒价值。作为君主，应该虚心听纳。但梁武帝看完贺琛奏章后的态度却是出人意料的“大怒”，为什么呢？梁武帝对贺琛提出反批评，指责贺琛说话遮遮掩掩，没有确指。既然有那么多横暴贪残的官员，你何不具体呈缴一份名单上来，指明哪些官员应该受到处罚？既然指责朝廷多事，你倒具体说说看，哪些事可以省，哪些事可以停？此外，梁武帝重点回应了贺琛对浮华奢侈的批评，梁武帝怀疑贺琛的批评是针对他本人的。为了表明自己生活俭朴、没有欲求，梁武帝举了两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为自己辩护：其一，梁武帝说自己“绝房事三十余年”，三十多年没过性生活了，平时居处不过一张床，毫无奢华装饰。其二，梁武帝说自己平时不仅吃素，而且每天只吃一顿，以前腰围十尺，瘦到现在只剩二尺了，“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以前的腰带还在，谁要不信的话可以拿去看看。至于说官员家里宴会奢侈浪费，这也不能家家户户去搜查制止啊！
我们来分析一下梁武帝听到意见之后的态度。从贺琛提的意见来看，说话路子很正，说的都是通常人们认可的大道理，既没有刺耳的语言，也没有阴阳怪气的态度，提意见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个国家好。梁武帝却批评他不提供腐败官员的名单，这是很无理的刁难。因为贺琛是在整体描述当时国家社会面临的问题，是高屋建瓴地给国家建设提意见，而不是写实名举报信。至于具体问题怎么落实，需要朝廷制定纲领，有关部门负责执行。贺琛这些意见的作用，是要引起朝廷对国家治理状态的深刻反思，而不是去针对某些具体的人。梁武帝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提意见的人，不是一位优秀君主该有的表现，举出自己三十年不过性生活作为拒谏的理由，更是滑稽可笑。作为一名君主，在对待意见时，即便提意见的人有所偏激，也应该与他沟通商谈，而不是把提意见的门给堵住，更不应该刁难提意见的人，否则谁还会来为国家建设贡献智慧。
这些问题我们都能很容易认识到。那么，司马光怎么看待梁武帝拒谏事件？司马光对该事件评论中的第一句话，可以说是给后世那些不喜欢听意见的皇帝当头一棒：“梁高祖之不终也，宜哉！”（《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这里的梁高祖指的就是梁武帝。司马光说，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梁武帝之所以不得令终，是有道理的。“自以蔬食之俭为盛德，日昃之勤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自以为平日素食节俭，就是君主的盛德，沾沾自喜于这点小善，就以为自己作为一名君主的品德已经齐备了，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其结果就是国家大政方针发生严重方向性错误而不知，最终身死国灭，为千古贻笑。
司马光把拒谏的行为和梁武帝最终的失败直接挂钩。强调皇帝或领导者必须虚心接纳意见，表彰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是《资治通鉴》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在司马光看来，皇帝只不过占据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就其本人而言，也和普通人一样，不会全知全能，所以必然有愚暗的一面，也必然会犯错误。这就需要君主及时、广泛地和大臣以及其他睿智之士作充分的意见沟通，弥补自身的不足，以避免或纠正偏差与错误。
四、我们的视角
司马光以重视教化来说明刘秀的成功，以拒绝意见来说明梁武帝的失败，体现出司马光自身对于政治的看法。这两个例子对于《资治通鉴》来说，只是九牛一毛。整部书里还有更为丰富和深刻的政治思想。正如宋末元初研究《资治通鉴》的著名学者胡三省所说：“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资治通鉴》就像奔腾不息的长江大河，各个读者就像一只只渴了的老鼠，从河水里吸一两口也就足够了。
我们今天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没有帝王，也没有士大夫了。那我们还有学习《资治通鉴》的必要吗？当然有。不管时代怎样变化，社会管理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资治通鉴》归纳出很多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般规律。抛开帝王和士大夫这类特殊的个人身份，今天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人，仍然能从《资治通鉴》中汲取丰富的管理智慧。
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知道《资治通鉴》作为一部帝王教科书，是以记录、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政治事件为核心的，却没有仔细、深入地研读过这部书，想当然地认为，一部以讲述政治为主要内容、培养帝王为主要目的的书，必然是一部阴谋书。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资治通鉴》是一部历史教科书，是一部政治教科书，绝不是阴谋教科书。司马光不可能具备我们现代人的先进理念，但在当时条件下，对于如何引导皇帝来合理治理国家，司马光已经做到最好了。《资治通鉴》是一部帝王教科书，但它却是以批评帝王开始的，正是在对帝王的批评中，蕴含着司马光最基本的治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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