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
内容简介：在日期间，萨苏从日军档案、记载中搜集到了大量关于八路军、东北抗日联军、新四军、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的抗战资料，根据这些珍贵的史料，并与中方记载相比对、相应证，萨苏撰写了《日军眼中的中共抗战》系列丛书。在第一卷中，萨苏依据《华北共产军情报汇总》《共产军编成表》《支那共产军现势》《赤色支那》《大东亚战争秘录》《丸》《陆军航空兵科志》《赤色支那究明》《华北战记》《陆军步兵漫话物语》《一亿人的昭和史》《昭和三十八年第十九大队结队祭纪念集》《军令甲第十八号》《写真周报》《战阵训》《华北驻屯军肃正作战指要》《三兵辎一第六十二号机密书类处分报告》等日方罕见档案、日军战史、日军老兵对战争的回忆及照片，同时参考中方记录、中国盟军及第三方人士提供的资料，细腻重现了八路军抗战的种种细节，为我国抗战史料的研究填补了很多空白。
作者简介：
萨苏，著名旅日作家、战史研究专家。并兼任北京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香港凤凰卫视长期嘉宾，《环球时报》驻日本记者等职务。作为文史学者，曾进行过世界范围内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遗物考察、在日抗战文献搜集等工作。其新浪博客点击率达一亿六千万以上。已出版《国破山河在》《退后一步是家园》《最漫长的抵抗》等一系列以日本史料解读中国抗战的图书。
目录：
序余戈
自序誓复失地逐强梁
第一部分名战追踪
第一章于无声处——日军眼中的地雷战/002
一只身东海挟春雷——一颗地雷怎样瓦解一次“扫荡”/002
二雷车驾雨龙尽起——“土八路”式反坦克地雷/014
附：奔雷惊雨溅胡床——日军记载中被八路军歼灭的坦克
部队/024
第二章善隐者藏于九地之下——日军眼中的地道战/028
一遁行千里不留踪——日本兵斋藤邦雄眼里的地道战/028
二卷旗夜劫单于帐——险些活捉师团长的“掘子军”/041
目录：
序余戈自序 誓复失地逐强梁 第一部分名战追踪 第一章于无声处——日军眼中的地雷战/002一只身东海挟春雷——一颗地雷怎样瓦解一次“扫荡”/002二雷车驾雨龙尽起——“土八路”式反坦克地雷/014附：奔雷惊雨溅胡床——日军记载中被八路军歼灭的坦克部队 /024第二章善隐者藏于九地之下——日军眼中的地道战/028一遁行千里不留踪——日本兵斋藤邦雄眼里的地道战/028二卷旗夜劫单于帐——险些活捉师团长的“掘子军”/041第三章林暗惊风夜引弓——日军眼中的游击战/048一赵客脱剑膝前横——让日军头疼的麻雀战/048二沐猿有尾难安边——日军向八路军学习游击战的悲剧/052 第二部分名著再现 第一章神出鬼没李向阳——日军眼中的平原游击队和“小兵张嘎”/066第二章一年二十三次战——藏在一名日军相册里的节振国/092附：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狼诱子”将军曾雍雅/104第三章驱兽灭寇武工队——日军遭遇的敌后武工队/107第四章大战水道许世友——《苦菜花》的道水城是怎么拿下来的/117第五章冀鲁豫战场的哥萨克——真实版的《连心锁》/138第六章三进山城斗清丰——一场八路军统计战果出错的战斗/153 第三部分遍地八路 第一章磨刀水赤刃伤手——“土八路”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76一阴差阳错破炎毒——“土八路”的毒气战/176二肠断狼毒红豆蔻——“土八路”的生化武器/184三运来天地皆借力——“土八路”的环境武器/189第二章百万军中斩上将——毙俘敌军考证/197一太行山下阵如云——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真相/197二愿得燕弓射大将——活捉日军烟台警备司令记/230附：太阳旗落神仙山——八路军击落日军飞机的另一次战斗/241 第三章他山之石可鉴玉——日军眼中的抗日军民/251一还留猛虎耀丹青——原日军士兵漫画中的八路军/251二扑朔迷离乱点兵——日军情报中的华北共产党军序列/260 第四部分中国英雄 第一章国破恨不抗日死——寻找自戕殉国的八路军英雄/270附：处处青山埋忠骨/281第二章桃花马上请长缨——拉手榴弹自杀却炸了日本兵的女八路/284第三章花和尚锤震春兵团——中日史料对照解析陈庄大战/303第四章剥去画皮做衣裳——“日本鬼子”打扮的陈赓大将/317 第五部分错位对视 第一章错认东亚红旋风——满街去抓毛泽东的日本兵/326第二章吴越冰炭座同舟——一段日本兵和八路军战俘的友谊/335第三章大佐报告甚雷人——“土八路”不怕死因女共党阵前献吻/340附：不让须眉花枝俏——“晋察冀的英武女八路”是谁/350第四章岂曰无衣歌同袍——唱《八路军进行曲》的国民党王牌军/355第五章今是昨非两界心——和八路一起钻地道的美军上尉之谜/367 代跋最后一个司令/376在这套《日军眼中的中共抗战》丛书中，萨苏所搜集的日方史料，绝大多数在过去的抗战史文本中不曾出现过。因为同时熟稔中方史料，因此萨苏在这套丛书中所运用的正是严谨的“互参式”研究方法。如果将我军和日军分别作为甲方、乙方，过去仅能从甲方视角且需要借助望远镜才能模糊看到的影子，现在如同在放大镜下般展现在读者眼前。似乎熟悉的故事，变得既熟悉又陌生，还将看到从未看到的历史风景；或许过去的某些印象得到了印证，但更多的应该是“原来如此”式的感喟。真实总是比成见更为丰富。 ——战史专家余戈此书别开生面，堪称反映抗日游击战争的难得一见的另类作品。作者萨苏依据日军老兵对战争的回忆资料，以独特的视角、生动的笔法，细腻描绘了八路军从事敌后游击战种种细节，为后人展现了一幅抗日游击战争的鲜活画面。——军事科学院贺新城
誓复失地逐强梁（自序） “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老乡。”笔者的手中有一本原日军士兵编纂的文集，名为《航迹》，这是其中一名日军士兵记录的他听过的一段歌词。当我将这段日军记录下来的歌词念给一位老八路听的时候，这位八旬老人竟然微微眯上眼睛，很熟练地哼唱起来——“八路军好，八路军强，八路军打仗为哪桩？八路军打仗为老乡！”语调铿锵，意气飞扬，依稀可见曾经老战士的风采。原来，当年真有这样一支唱遍华北平原的抗日歌曲。日军的记录虽然不够准确，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那支民族脊梁在中国大地上曾经的深刻印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1937年由工农红军改编，当时共计三个师，数万名战士。经过八年抗战，发展成包括民兵在内约两百万人的抗日铁流。在以华北平原为主，北至伪满，南到江淮，东临大海，西面秦晋的空间里，八路军建立了广阔而巩固的根据地，给日伪军以大量杀伤，担负起了全民抗战的重任。在长期的交锋中，为了应对八路军的顽强抵抗，日军曾对这支武装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究，产生了包括日军情报大佐大久保弘一的《赤色支那》、著名记者波多野乾一的《赤色支那之究明》等介绍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作品。在保存至今的日本战时史料中，更有许多翻译成日文的八路军文件，如《吕正操关于平原地区根据地建设的讲话》等。根据这些文件上的签章判断，日军在华各部队长官都要对其进行研读，有时还要上送东条英机等日本军政首脑的案头。显然，日军情报部门为了寻找和八路军作战的灵丹妙药，曾伤透了脑筋。尽管始终未能找到有效遏制八路军的办法，但这些文献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为印证当时八路军抗战功绩的证明。有意思的是，在日军中，对八路军记述最多的并非这些专业机构，而是普通的官兵。这些日军官兵因为在实战中不断接触八路军，甚至不断从八路军身上吃到苦头，堪称是对八路军最感兴趣的日本人。二战中的日军士兵颇有一些人有记日记的习惯，甚至有些人还会携带照相机。于是在保留至今的这类资料中，与八路军相关的记述和照片便很普遍。其中有些读来令人忍俊不住。比如，有一个颇为顽固的日军军官在日记中慨叹连铁杆汉奸都靠不住。或许为了表示对八路军的藐视，日军内部将八路军称为“匪”。这个日军军官出发“扫荡”，晚上在一个村子宿营时向当地伪军头目询问：“周围可有匪贼之活动？”对方干脆地回答没有。于是日军安心住下，结果半夜遭到八路军袭击伤亡惨重。愤怒的日军抓不到八路军，便把那个伪军头目绑了起来，问他为何“欺骗皇军”。这个铁杆汉奸矢口否认，说：“你不是问匪贼吗？我们这儿的确没有匪贼。你可没问有没有八路军啊！”日军大怒：“八路军难道不是匪贼吗？”伪军头目情急之下说了句实话：“八路军从来不祸害老百姓，怎么能是匪贼呢？”连汉奸都认为八路军是仁义之师……日军只能打掉牙齿往肚里咽。虽然这些仅仅是一个个细节，却往往生动地体现了人心的向背、战场的真实。敌人眼中的八路军，或许可以给我们在研究这支军队的历史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书着重于从这样一个特殊的视角，即昔日敌军不自觉所记录下的真实历史，从一个较为新颖的角度审视八路军曾经的英勇抗战。为了更立体地体现那段历史，本书也大量使用了盟军和第三方人士提供的图片和说明，并参考我方记录，以期让读者能够对八路军的抗战有更加深入的认识。本书篇幅有限，不能全面反映八路军整个征战生涯的历史，因此难免挂一漏万，也难以回避因为撰写人员历史水平的限制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尚请广大读者谅解并提供宝贵意见。 萨苏2014年12月5日第一部分名战追踪 第一章于无声处 ——日军眼中的地雷战一只身东海挟春雷——一颗地雷怎样瓦解一次“扫荡” 分析战例我们可以看出，八路军对（日军）汽车的袭击，常常是缘于对日军杀害当地住民等残虐行为的报复。日本人，总是把中国人当成“没法子”的国民，认为是低一等的民族而加以轻蔑。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强烈的以牙还牙的观念。作为儒教国家，在没有遭到对手攻击的时候，便不主动攻击他人，他们实际是一个有着这样高贵理念的民族。——对招远姜家张家伏击战的描述（桑岛节郎《华北战记》第204页） 电影《地雷战》是我国经典的抗战题材影片，同时也是一部当时民兵们经常使用的教学片。作为八路军在华北抗战中的重要战术之一，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脍炙人口。但是，历史上地雷战的真容，却一直不甚为人们所了解。甚至一度有人撰文，讽刺《地雷战》是“科幻影片”，说在真实的历史上地雷战对日军几乎没有威胁，反而常常误伤自己人云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怪论，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今天的人们对当年的战争渐渐失去感性认识，于是有人便借机来“打扮历史”；另一方面是因为地雷战和台儿庄、平型关这样的一次性战役不同，它的战果分散，每一次给敌方造成的杀伤力有限，不大可能被记入对方战史，因此难以证实。缺乏敌方史料对战果的证实，是地雷战真相难明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如果看了曾经直接和八路军周旋作战的日军下层官兵的回忆，就能够比较清楚地理解他们对于地雷的恐惧。原日军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第十二独立警备队卫生曹长桑岛节郎，无疑就是这些日军下层官兵中的一员。1942年，桑岛被征召从军，到山东与中国抵抗力量作战。1945年日本战败时，桑岛等日军从八路军的重围中拼命杀出，沿胶济线撤退至青岛，并从青岛乘船回到日本，1946年复员。他所作的战时回忆录《华北战记》（日本诚进社，1978年出版）中，多处谈到了八路军地雷战的威力。桑岛的这本《华北战记》，其中包含大量可与中方战史对照的珍贵资料。例如，他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在中国抗日武装的军事精神压力下，日军历史上发生的唯一一次集体暴动哗变事件——馆陶事件；他也认真地记述了反战同盟到他所在的炮楼下进行宣传的经历。这些都是此前研究抗战史料中的空白点。桑岛节郎的书中，提到和地雷打交道的就有好几次。他自述第一次遭到八路军拉发地雷攻击是在昭和十八年，即1943年4月11日（日本兵喜欢记日记的习惯提供了准确的时间），地点是招远县栗下林家。对桑岛来说幸运的是八路军拉雷稍早，他在尖兵后面的本队中行进，所以没有受伤。还有，1943年4月，日军独混第五旅团以第十七、十九两大队为主力，“讨伐”在毕郭等地建立根据地的八路军五旅第十四团（即山东纵队第五旅第十四团，团长梁海波）。桑岛随柏崎讨伐队18日偷袭据说暗藏八路军部队的莱阳县姜家庄，结果因为向导带错了路，到达时八路军已经转移。桑岛作为卫生曹长，记录这次行动毫无战果——“虽然向远处转移中的八路军发射过迫击炮和重机枪，但双方没有实质性的交火。敌方遗弃的尸体一具也没有，讨伐队却有两人重伤，可以说日方损失更大些。”（第109页）两名重伤者之一是第十七大队第四中队群马县出生的三轮一等兵。他看到老乡家有一筐鸡蛋，伸手去拿，却触发了鸡蛋筐底下设置的诡雷。当即被炸断一条手臂。而一雷炸死炸伤9名日军的战斗，则发生在1943年5月。5月21日，日军第十七大队命令桑岛所在的第一中队（柏崎与二三中尉指挥）从招远移驻栖霞县塞里，在这里设立青烟公路上的一个警备据点，青烟公路是当时横跨山东半岛的唯一公路，也是独混第五旅团的机动大动脉，塞里则是这条公路去往蓬莱、大辛店的岔路口，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栖霞、蓬莱两县山地纵横，八路军十分活跃。桑岛写道：“青烟公路在蓬莱和栖霞境内山区的路面高出地面六七米，眺望时风景令人心旷神怡。在山峡之间可见点点村庄，一片和平景象——而这些全部是八路军控制的村子！”（第116页）这次移驻过程颇为艰难。21日，桑岛随第一中队从招远出发，走了一个小时，就在陈家村和八路军遭遇。我之所以写这一小段，是因为桑岛记载这次战斗和日军交手的是八路军骑兵。因为这个地方在山东半岛的东北角，黄晓峰的《中国骑兵》中纵横华北的一二九师骑兵团，其作战范围似不及此。桑岛的记录昭示，在冈村宁次指挥日军连续进行“四二九”、“五一”等大“扫荡”之后，冀鲁豫的八路军很可能还有第二支骑兵在敌后活动。这次战斗以日军迫击炮小队炮击开始（桑岛称八路军马术很好，转移迅速，一发也没有击中），到八路军用捷克式轻机枪和步枪在棱线上反击追击而来的日军，先后打了20分钟，而后八路军神秘地消失了。日军受到了一定的损失，桑岛亲手用三角巾给一名叫作角田秋治的上等兵（群马或大阪人）包扎。由于角田所受为腹部贯通伤，伤势严重无法抢救，两个小时后痛苦地死去。从这支骑兵与日军的作战过程，可以看出其作战特点——在华北活动的八路军骑兵部队中，只有一二九师骑兵团是轻骑兵，即使用马刀的传统骑兵。其他部队皆为上马奔驰、下马射击的枪骑兵部队。所以，在陈家村与日军遭遇后，这支八路军骑兵并没有飞马扬刀冲向敌军，而是立即撤退到山地棱线后，下马依托这条棱线对日军发动反击。这是枪骑兵强调充分发挥火力的典型作战模式，反映了八路军当时虽然装备落后，却有着相当高的军事素养。这一仗因八路军马术好，并运用了退到山地棱线后火力反击的战术，使日军吃了亏。对这段描述，笔者曾感到一点诧异。因为根据现存资料，当时在冀鲁豫，八路军唯一的骑兵大建制单位是一二九师骑兵团，而这个骑兵团当时并不曾在胶东一带活动。这支八路军骑兵部队是什么番号呢？有网友推测，这支在陈家村和日军交手的中国骑兵部队，很可能是活跃在当地的胶东军区骑兵连。1940年全胶东八路军整编以后，利用收上来的各级干部的乘马，加上与国民党军交战缴获的战马成立了骑兵连，兵员主要是各部队的骑兵通信员。这个骑兵连是许世友手中的王牌之一。尽管骑兵连的编制是一个连，但因为是八路军中难得的机动兵种，故此编制上居然按照团级单位配有政委。胶东军区骑兵连第一任政委是开国少将王定烈。据说，为了组建这个骑兵连，五旅十四团只有团长梁海波和政委李丙令留了两匹战马，其余全部上缴。所谓骑兵通信员，大多是各部队首长的警卫员或侦察兵出身，李云龙身边的“和尚”那类人物，把他们组成一个骑兵连，战斗力可想而知。为了安抚军心，日军23日派出了以女性为主的慰问团到桑岛所在部队演出鼓励士气。在这次转移中，桑岛记录了和地雷有关的事情——在一个叫作郭家店的村子附近，日军发现路中央竖起了一个高2米、宽20厘米的木牌，上写“山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已在南太平洋战死”。有日本士兵想去移动木牌，被有经验的中队书记官桂曹长制止——“别碰它！”——他猜到木牌下必有地雷。桂曹长从路边的水沟摸过去，靠近木牌，用绳子将其拉住，再退至安全的地方一拖，果然“轰”的一声，木牌处如他所推测的那样发生了爆炸。桑岛写道：“山本长官昭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因密码泄露，在从拉包尔前往布干维尔岛布因基地时，遭到美军战斗机的伏击，飞机被击落而战死。这件事当时在日本国内都没有公布，当然，讨伐队的官兵们更是一个人也不晓得。”（第117页）用这种方式知道在军中深孚众望的山本大将之死，对独混第五旅团的官兵们来说，颇具黑色幽默。日本海军名将山本五十六，虽然在日军中一贯和陆军作对，但恐怕想不到自己死后会被八路利用来炸陆军的兵。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细节。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被美军飞机击毙的消息，当时日本本土都还不知道，八路怎么知道了呢？一名曾在山东采访多名老八路的朋友给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他采访过的一位原八路军五旅十四团的作战参谋说，当年胶东八路军是全山东装备最好的，他们团1940年就装备了15瓦军用电台。胶东军区的电台是“英国马可尼”公司50瓦收发报机。通信条件相当出色。该军区的侦察参谋天天收听上海、香港等地的英语广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不知道听什么地方的广播了），消息十分灵通。因此，这个山本五十六被美军击毙的消息，很可能是八路军从电台里收听到，然后通过自己的宣传渠道公布出去的。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上庄子之战。1940年掖县上庄子之战，胶东八路军五旅十三团团部遭到日军突然袭击，团长李绍桥阵亡，政委苏晓风负伤被俘。闻讯后当时担任五旅政委的高锦纯亲自率旅直属骑兵连追击，试图夺回苏政委。但因为日军撤退得极为迅速（连阵亡日军士兵的遗体都没有处理），未能成功。那一战中，苏晓风政委重伤后之所以任由日军将其带回县城，正是因为他试图以自己吸引日军注意力。因为当时十三团的电台通信员在战斗中牺牲，密码本由苏政委保管。他在被俘后被拖上马车时，悄悄将密码本丢弃在战场上。日军因为俘获了苏政委心花怒放，未对战场进行进一步搜索，避免了八路军密码的泄露。苏晓风政委当天在招远县城牺牲。由此可以看出，胶东八路军维护己方通信系统的决心和为此付出的代价。不过，这些通信设备来自何方呢？网友转述那位侦察参谋的话说，他们的军用电台一是买零件自己按照国军陆军的电台线路组装，二就是走私进来的。至于从什么地方走私的，因为这是军需参谋的事，他也不知道，估计是东北或香港。无论是东北还是香港，能弄来英国马可尼收发报机，许世友的买卖，做的是够大的。25日开始，日军第一中队开始在塞里东侧一公里处建造炮楼。与此同时，为了掩护这一据点的建设，日军第十七大队派出第三中队（中队长近藤大尉）、第四中队（中队长柴山茂中尉）和第一中队携手，由近藤大尉指挥，在塞里周围连日进行“扫荡”。八路军则回避正面战斗，但不时以冷枪冷弹袭扰日军。桑岛的卫生班也随“讨伐”队行动。他这样回忆5月31日夜间出动时发生的事情（第118—120页）： 连续参加讨伐已经达到了两个月，这次作战渐近尾声。5月31日夜里3点（即凌晨3点——笔者注），部队再次从大辛店向西南方出发。我因为过于疲惫，在行军中居然睡着了，而且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中走了大约一个小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把我从梦中唤醒，惊异中抬头看去，正看到眼前一根十米高的巨大火柱腾空而起。与此同时，感到我身边有人倒地并发出叫声。但是，夜暗中我无法看清他们。三木卫生军曹急忙从军医背囊（日军卫生士官的偕行装具，用于放置抢救和应急处置的医疗用品——笔者注）中取出手电，光线下可以看到约有十名官兵倒在地上痛苦挣扎。经过确认，无线电通信班所有人员，包括北拮班长以下9人均为地雷所伤。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依靠仅有一支手电的微光进行抢救之困难简直无法想象。和枪弹伤、刀伤不同，地雷不规则的破片造成的伤口异常复杂，处置起来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匆忙中，尽其所能地给所有受伤的官兵注射了破伤风血清和坏疽血清。九人的情况全部清查处理完毕，东方的天空已经放亮。此时，才能够从附近的村子招来保安队并弄来一些门板充当担架，由两个小队护送伤员到大辛店。由于这一事故（日军总是把遭到地雷的攻击称为“事故”而不视为作战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笔者注），这两个小队返回之前，整个讨伐队只能留在原地休息。这样又足足等待了三个小时。仅仅两三名八路军，就把一个大队的讨伐队折腾得狼狈不堪，真是不知如何形容才好。这次事故遇到的不是普通压发地雷，而是拉发地雷。使用拉发地雷，是八路军作战效率很高而日军甚为恐惧的一种战术。这种战术主要是民兵使用，但华北的日本军队因为这种战术导致的牺牲者比比皆是。这一战术的作战模式大致是这样的——夜间，监视并发现日军讨伐队从宿营地出发，八路军会派出两三名奔跑迅速的民兵，预先赶到日军进发的前方线路上等待。他们在路上埋设地雷并盖上伪装网，布置拉火索。为了达到“一击必杀”的目的，他们借助遮蔽物在不过十米远的地方隐蔽，其目标通常选择骑马的日军军官。他们会在目标踏上地雷的一瞬间，拉发地雷并伴随着爆炸一跃而起，如狡兔般脱离。由于他们熟悉地形，要想抓住他们实在并非易事。但是，这种任务，显然如果不是特别敏捷和矫健的人也无法完成。以大队规模进行讨伐，大队部总会有多名乘马军官聚集在一起，正是攻击的绝好目标。昭和十七年（1942年）十二月，第三次鲁东作战中，第十九大队的讨伐队在锯齿牙山的山麓就遭到拉发地雷的袭击，当时大队部被炸个正着。虽然大队长池田增雄大佐幸运地没有负伤，但大队副官吉田正中尉（死亡）、军医官冈志豆雄中尉（重伤）、书记官村田藤信军曹（战死）等七人均被杀伤……顺便说一下，这次被炸的无线电通信班并未骑马，而是步行的。当时的行军序列是这样的。尖兵，即第一中队（指挥班，一个机枪分队，两个小队）。随后是本部。最后面是第三中队（指挥班，一个机枪分队，两个小队）和第四中队（指挥班，一个机枪分队，两个小队）。本部的行军顺序是——直辖分队，传令，后勤副官，近藤大尉，三名书记官，军医，会计，无线电通信班，卫生救护班，侦察骑兵，迫击炮小队，行李班（弹药，粮秣）。八路军放过了作为尖兵的第一中队，目标直指本部骑马的军官们。但是，因为操作上可能有点迟延，地雷正在紧随军官背后行军的无线电通信班脚下爆炸。我则正走在无线电通信班后面，要是走得快恐怕也难免受伤，却是幸运地躲过了一劫。爆炸现场在大辛店西南数公里处的山东省蓬莱县尚家庄。这次事故之后，5月31日下午3点，在塞里进行了这次扫荡行动的结束仪式。在部队解散的时候，近藤大尉发表了讲话，说：“长时间的作战，各位辛苦了。”但是话说得有气无力。如果能在讨伐中取得出色的战果，当然大家都会有精神，在最后一天却一下伤亡了9个人，没精神，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按照桑岛对此战的说明，作为大队，整个“讨伐”中一具八路军的遗体都没有见到，在招远的霞鸣缴获了2匹被遗弃的中国马，算是最大的战果，而日军自己，在这场时达半个月的“扫荡”中，却付出了阵亡1人、负伤13人的代价，实在是打击太大。略为遗憾的是，对于这次地雷战，我们无法从八路军的战史中找到相应的作战记录，或许因为这对于根据地的部队来说只是“日常工作”罢了。不过，那次端掉第十九大队指挥部的战斗倒是可以考证出来。抗日战争研究学者胡卓然先生曾记录过这样一次地雷战，时间、地点和战绩都相吻合。他考证，在《胶东抗大》（抗大一分校校史研究会烟台联络组编）一书中，当年胶东抗大地雷组战士马保军的回忆文章，记叙了山东战场的一次地雷战。1942年冬，日军“扫荡”山东省胶东地区的牙山一带，我军胶东抗大地雷组2名战士林军、李仁，在一个山口控制地雷袭击了一股日军（这股日军是参与合围马石山后返回的。可以说这次地雷袭击，也是为著名的马石山十勇士报仇）。林军、李仁先是在距离地雷50米远的地方控制拉火装置。但是日军尖兵部队进入雷区后，拉雷却失败了——在较远的地方控制地雷果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日军的尖兵部队过去后，林军、李仁检修了地雷，改用约30米长的麻绳当雷绳——雷绳长30米，在山区崎岖不平的地形上，控制拉火装置的战士距离地雷仅仅十几米远。一刻钟之后，他们用地雷成功消灭了后面骑马的日军军官们。大队敌人反应过来之后，随即“用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一齐向地雷组隐蔽处的小山以及西侧后边两个山岗约400米的范围内，猛烈地射击了约一个小时”。在日军的疯狂扫射下，文章用较为轻松的一句话叙述了两名控制地雷的战士脱险——“林军、李仁两同志只用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脱离了敌火力网，转移至西北山岗。”胡卓然感叹：“只用了20分钟左右”——其实应当这么说，仅仅约“400米的范围”，脱险就用了20分钟！在日军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的火力网之下，这20分钟的脱险经历中有多少枪林弹雨和惊心动魄；能够冲出火力网又必须得有怎样的速度和敏捷啊。这两名控制地雷的战士，无疑就是日军眼中那样“特别勇敢和矫健的战士”。针对八路军的地雷战，日本老兵桑岛这样总结道： 由此，也可以看到和八路军作战的困难了。坚壁清野加上八路军巧妙的闪避战法，让日军兵器和战术上的优势完全无法发挥出来。 从敌人的眼中所见的地雷战，桑岛的经历，也许正是华北抗战的一个缩影吧。 第二章善隐者藏于九地之下——日军眼中的地道战 一遁行千里不留踪——日本兵斋藤邦雄眼中的地道战 说起来，地道战在我们老家可不是新鲜事儿。一千年以前，河北人就在玩这个，干这个买卖的，就是评书《杨家将》里面的六郎杨延昭。当时，因为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北宋政权不得不在河北平原面对辽军的铁骑。虽然建立了瓦桥关等三座雄关，但关口毕竟是可以被绕过的，如何在平原实现对敌军骑兵部队的抗击，成了宋军的一大课题。这里面还有一个政治问题。澶渊之盟后，宋辽毕竟“约为兄弟之国”。辽国弟弟到宋国哥哥的地盘上“打草谷”，属于促进双方交流，宋国哥哥要是在地盘上修点儿防御工事，却会引发外交问题——这表明哥哥对和平没有诚意啊。辽国人自然是有道理的——你看，我这儿，可什么也没有修啊。拳头没人家大，哑巴亏就是这样吃的。所以，像秦始皇一样修长城是不要想了。好在北宋虽然在战术上颇为迂腐，却是我国古代罕见的重视军事技术发展的朝代。到底被他们想出办法来。宋朝一反各代移民戍边的传统，把宋辽边境的居民全部撤离，在当地大办植树造林，搞起了野生动物保护区。经过多年的努力，宋辽边境成了一道宽达数十里的“绿色长城”，丛林地带骑兵难以通行，有效地阻止了辽军的渗透作战。这回轮到辽军吃哑巴亏了——绿色工程，是人类共同的梦想，你当弟弟的好意思不让当哥哥的种树？不过，光种树是不够的。万一辽军突破这道地障，宋军步兵的机动力不及对方，在野战中经常想打打不着，想跑跑不过，就会十分被动。所以据说杨延昭担任高阳关都总管的时候，发明了一个新的战术——在地下修长城。这就是保留至今的“杨六郎藏兵洞”。依托城池，宋军使用地下通道连接本方各要点并延伸到野外，必要时人员可以从地下通道接近敌军，发起突然袭击，也可以在遭到敌军攻击时通过地道撤离。辽军的战马不能钻地道，只能徒呼奈何……这种地下通道，至今存留数十里，采用砖砌，内部照明，储存设施俱全，令人叹为观止。只是再好的工事，也要人去守的。六郎以后，北宋军队渐渐腐败，当金兵入侵之时，河北守军一溃千里，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藏兵洞，自然也没有用上。地道战真正在战争中发挥作用，还要到抗日战争年代。电影《地道战》已经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揭示了当时河北军民怎样在平原上利用这一独特战术手段与机动火力都处在绝对优势的日军周旋。至今，在河北冉村（即《敌后武工队》中描述的大冉村）、焦庄户等地，都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地道，让人可以领略其风采。然而，《地道战》毕竟是一部电影，实战中地道战的作用究竟如何，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其中，也不乏“土八路，瞎胡闹”的观点。2008年11月，笔者在北京总参三部干休所采访了现已离休的原冀中二十四团作战参谋刘居仁。刘老回忆，地道战是八路军能够在平原坚持的重要作战手段，他本人就是一个地道战的受益者。1942年夏末，他在和另一个团的作战参谋联系时，与日军“扫荡”部队在中闾一个村子狭路相逢。两人见势不妙匆忙躲进了地道。日军骑兵就从地道上方通过，蹄声如雷。刘老回忆当时最担心日军的战马把地道顶盖踏破。1941年5月1日，日军对冀中军区发动了著名的“五一大扫荡”，由于敌强我弱，八路军各部纷纷边打边撤，向平汉路以西的山区转移。为了坚持当地斗争，鼓舞军心士气，冀中二十四团奉命留在当地，继续与日军在平原地区作战。这个团真的在冀中坚持了下来，日军屡次试图捕捉该部，却因为每次都无法掌握其行踪而失败。但刚一松懈，某个防范不周的汽车队，又会被这支部队打一个人仰马翻。在日军眼里，行迹飘忽的二十四团成了冀中平原上的“幽灵部队”。当时的冀中，被日军用封锁沟条块分割，碉堡炮楼密布，在这张蜘蛛网上，一两千号人的二十四团，是怎样把自己像影子一样隐藏在这片土地上，并坚持作战的呢？对刘老的采访，基本揭开了这个谜。日军想找一两千人的二十四团，恐怕是找不到的。整个二十四团，分散在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各村地道中，只有当有战斗任务的时候，部队才会集中，打完又分散开来，连团长也不例外。刘老回忆，他一次接到侦察参谋的情报，要向团长汇报，是换了三次接头地点，最后在一口井中暗藏的地道里找到团长的。当晚，通过通信员召集团部人员和两个连队集中，第二天，打了日军一个“宣抚班”。按照日军想法，一个团，总要有个团部，有各个部门，直属队、勤务兵、参谋，电台、辎重……带着这种框框去找，那永远也找不到二十四团的。由此可见地道在平原作战中的作用。这种坚持，常常要付出血的代价。修建地道最初的目的只是隐蔽，分散的部队藏在地道中，一旦被发现，没有足够的战斗力与“扫荡”敌军抗衡，只能靠当地人民掩护。刘老回忆当年曾有一名美军情报官杜伦上尉到冀中考察，被日军困在地道中。由于杜伦没有经验，把一个笔记本丢在了房东家里，结果房东大娘被日军严刑拷打，割掉了十指，但始终没有供出地道的秘密，杜伦因而脱险。所谓“鱼离不开水”，大约如此。那么，在日军的记载中，对地道战又是怎样描写的呢？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在日军的作战回忆文章中，颇少关于“地道战”的记录。难道是“土八路”在地道战上夸大其词了？直到向日语学校的老师请教，笔者才明白这不过是一个语言差异问题——日语里面，是没有“地道”这个词的，如同“地铁”在日语中就变成了“地下铁”，“地道”在日语中写作“地下道”，更多的时候，日本人把“土八路”的“地道战”称为“トンネル戦”，直译过来就是“隧道战”。所以，有日本年轻人到焦庄户参观完地道战遗址后，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他们原来是把八路军的地道理解成像广九过海隧道一样的东西了。具体到日军对这种战法的记录，原日本陆军六十三师团老兵斋藤邦雄曾长期在冀中作战，对八路军颇为熟悉。回到日本后，他在《陆军步兵よもやま物语》（《陆军步兵漫话物语》）一书中，专门用了一节写《地下道战法》，因为用了自己亲历的战斗为例，颇有些现身说法的意思。带着日本人特有的喜欢研究的特点，斋藤这样描述他所了解的河北地道战（《陆军步兵よもやま物语》第228页）： 要在山区，遭到日本军队攻击的时候，可以带着家财器物逃到日军顾及不到的深山中去。但在平原，这就不可能了。想想看，一个平原的村子，四面被围，那无论怎样藏，都能被找出来吧？于是，河北的农民和民兵，就发明了地下道战这种史无前例的战法来。 河北军民发明的地道战，是怎样一种独特的战法呢？斋藤这样写道： 最初，他们只是挖个地窖，躲避日本军的抓捕。然而，将其向深处延展，就形成了相通的地下道。当然，地下道的入口，是开在日本兵不容易找到的地方。比如，外表看来是一口井，或者是一个猪圈里的草垛，地下道的入口往往开在这种我肯定想不出来的地方。即便是我们发现了，也没法进去。从地下道的秘密入口进去，里面竟然有时会达到人可以站着行走的高度，在一些地方，为了防止日本军放毒气，还会设立夹层结构。各处都有通风孔和观察外界动静的窥视口。这样的地下道，把家与家、村子与村子连接起来，甚至发现过连接县城的地下道。我们甚至想，要把这些地下道连起来，恐怕能达到万里长城的长度。如此工事，都是靠一把铁锹挖出来的，不能不令人吃惊。八路军和农民都从事这种挖洞的工作，为了不让日本军发现他们的秘密，他们甚至会用柳条筐把土运到距地下道以外两三公里的地方抛弃。于是，冀中地区一带的地下，出现了世界战史上无可匹敌的、状如蛛网的巨大地下壕工事。注意到这种工事的日本军，抓捕农民和民兵进行过拷问，但我所见的范围，从未从他们口中得到关于地下道秘密的情报。拥有这样地下工事的冀中地区，成为令日军头疼的地方，这对八路军来说，应该是一种光荣吧。 斋藤在和八路军的作战中，曾经亲身领略过地道战的滋味，并在自己的书中记录了一段相关经历。要说，这一仗，还可以说相当经典——且把他遭遇的这段地道战翻译过来，以飨读者吧： 我第一次遭遇八路军的地道战，是在保定东方叫作白洋淀的湖边。当时我们正在对其附近的一个村庄发动攻击。讨伐队在这里发现了大约一个小队（相当于一个排——笔者注）的八路军，他们从村中撤出，逃到了村边的一座庙里。我军立即将其包围，向如同袋中之鼠的这伙八路发起了猛攻。最初，八路军从庙中不断还击，但渐渐还击的火力开始减弱。二十分钟以后，连一发子弹的还击也没有了，完全停了下来。尽管没有还击，但我们并没有发起冲锋，因为这可能是诱使我们发动攻击的圈套。日本兵将计就计——这种时候怎样办，我们也是胸有成竹的。我们向庙宇发射了烟雾弹，然后发出“哇~~~”的呐喊声，却并不真冲。这样做，会让对手以为日本兵开始冲锋了，常常会乱扔手榴弹来阻止我军，如是三两次，我们就要发动真的冲锋了。但是，这一次，庙里什么反应都没有。于是我们决定强攻——在机枪的射击掩护下正面攻击，同时以两个分队（相当于两个班——笔者注）上了刺刀，从左右包抄过去，看对方如何应付。结果，却发现庙里一个人都没有。庙中，弹痕如同蜂窝一般，正中间供着一尊油彩斑驳、和日本庙里相似的神像，但幽暗的房舍里，能看到的只有这些。“奇怪，敌人跑到哪儿去了？”看到没有其他的出口，我们开始思考。这个庙，肯定有到外面的秘密通道。“这个神像有点儿可疑啊。”有人这样说。虽然觉得怀疑不见得靠谱，但我们依然把神像挪开了，结果，下面出现一个大洞！这个洞完全可以让人钻进去逃走。“他们会不会就躲在洞里？”我们小心翼翼地用手电照亮里面，里面空空如也。可是，谁也不敢就这样钻进洞去搜索，这未免太危险了。八路军逃到这个庙里，然后作出还击抵抗的样子，看来都是为了逃走争取时间。这不是把对此一无所知、认认真真组织进攻作战的日本军当作傻瓜来耍吗？“找柴火，烧了这个庙！”有人提议。被提醒的士兵们开始寻找枯草的时候，队长跑进来，命令大家立即出发离开这里。这一次，队长的指挥是英明的。我们刚刚离开这座庙不到三分钟，八路军的迫击炮（也许是掷弹筒？——笔者注）弹就在庙门前炸开了。很明显，这是逃走的八路军看到日军钻进庙去有机可乘，于是反过来用炮攻击我们了。大意或者犹豫的话，八路军会利用地道对日军从意料不到的地方发动突袭，这种例子也不在少数，队长显然是很清楚这种事情的。如果出发得晚一些，面对八路军这种巧妙的地道战法，我们闹不好会把命丢在这里吧。 斋藤1941年9月开始到河北作战，1945年6月转调到东北，这次战斗具体发生在什么时候，他没有记录。所以，也就无从分辨到底是哪支部队和他们打了这一仗。但斋藤的描述，让我们从敌方的立场看到了地道战真实的一幕。斋藤叙述了地道战的威力之后，却认为，这八路军搞地道战，竟然是在日军的启发下开始的，这可就有点儿不可思议了。斋藤讲，最初在河北平原上开始挖坑的，并不是八路军，而是日军。当时，八路军在保定以东的冀中地区积极组织抗日，与日军争夺这片农产品丰富的平原地带。为此，日军在河北平原上修建了大批碉堡，并采取挖封锁沟的方式，切割八路军的根据地。这种封锁沟深4米，宽4米，工程量浩大。日军普遍采取征召当地农民的方式进行开挖。这种效仿清军对付捻军的手段，在面对深得民心的八路军时并不特别有效，八路军经常发动民众，一夜之间就把日军苦心挖成的封锁沟填得平平整整。一个挖，一个填，显然是填的那个更省事，日军内部讽刺，说两千年前，秦始皇想得出修万里长城来阻止外族入侵的主意，虽然不成功但也算一个创造，日本军官们的脑子啊，看来还不如秦始皇。只是这样一来，第一训练出了一批善于使用铁锹的农民；第二让农民们发现，当地干燥的黏土质土壤，原来挖起来并不怎么费力气。于是……看来，斋藤这样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那，想出挖封锁沟主意的日本军官，只怕有切腹自杀的危险。不过，就斋藤的这一种说法，胡卓然先生根据中方的史料做了考证，认为，斋藤关于“八路军搞地道战是在日军的启发下开始的”，无疑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和误会了。其实，在日军挖沟之前，八路就开始挖沟了。而八路以挖沟为最主要形式的交通战，就是“地道斗争和地道战的开始”。冀中地区地道战的三名著名领导者：旷伏兆（曾任冀中第十军分区政委）、魏洪亮（曾任冀中第九军分区司令员）、刘秉彦（曾任冀中第十军分区司令员），在他们联合署名的《冀中的地道斗争和地道战》一文中指出： 冀中的地道斗争与地道战是在开展交通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交通战的继续和发展。 他们详细介绍了地道战起始阶段的情况： 1938年年底，日军侵占了冀中蠡县、肃宁等地区后，便开始到处修公路，建据点，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包围。为了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我根据地军民，在中共冀中区委员会的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破路斗争。敌人白天强迫群众修路，我们夜晚组织群众把它破坏掉。同时，为了破坏敌人的交通线，粉碎敌人频繁的“扫荡”，我们还动员冀中人民改造平原地形，就是把所有的乡村道路挖成壕沟，这样一方面能使我们隐蔽地攻击敌人的据点，敌人“扫荡”时，便于我们顺利撤出村庄；另一方面，使敌人无路可走，而我游击队和民兵则可把交通沟同地雷战结合起来，有效地杀伤敌人。当时，在冀中平原，所有大车道都变成了交通壕……冀中军民广泛开展破路修壕斗争，给日军的交通线以严重破坏。于是敌人便调集大批兵力对我破路的村庄进行反复包围、合击，使得我根据地干部和斗争骨干很难在村里找到藏身之地。为了坚持斗争、防敌抓捕，开始挖掘隐蔽洞，这种“蛤蟆蹲”的地洞，就是地道的雏形。在这样的斗争形势下，“为了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扫荡’，广大军民还充分利用我们在平原上修起的一条条交通壕，挖了许多短小坑道通往坟地、苇坑、寺庙等。有的还在小坑道里挖了许多土窝窝，用以藏物。这些就是地道斗争和地道战的开始”。 那么，地道战之中那些善于使用铁锹的中国农民，是不是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日军在河北平原上强迫开挖封锁沟训练出来的呢？笔者的意见是：未必吧，这个情况是很难说的……可能有读者会问，“日军普遍采取征召当地农民的方式进行开挖”，不也强迫老百姓拿着铁锹挖坑吗？这多少有训练的效果吧。这训练的效果嘛……却未必是使用铁锹了。河北平原上有的地方，敌后武工队为了阻止日军挖封锁沟的计划，还发动了群众把铁锹等挖土工具都藏了起来。同时，用八路军名义，贴出了这样的布告《限期收缴铁锹》。组织好的群众们，就随之纷纷向日军报告：不是我们不积极配合，可是“铁锹被八路军收走了”！日伪军一看，这铁锹被八路收缴了也没有办法（日军在秋收的时候发动抢粮战斗，都常常不成功，难不成发动一个抢铁锹战斗），只好……叫老百姓们就“拿着锅铲和铁饭勺去挖沟”了。估摸着日军随后看到锅铲和饭勺舀土的情景，也没有办法觉得这封锁沟可以修得下去了。（注：这个情况的记载，见曾担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志坚的回忆录《风雨征程》，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二卷旗夜劫单于帐——险些活捉师团长的“掘子军” 谈起抗日战争，“地道战”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但“土八路”的地道战能打到什么程度，恐怕今天的中国人很难想象。在1954年出版的日本经典战史著作六卷本《大东亚战史秘录》中，日本记者赤谷达描写了一次发生在华北的地道战。在这次战斗中，八路军竟然把地道一直挖到了日军师团指挥部的下面，把日军师团长吓得大叫：“危险！”这种把地道挖到如此程度的打法，笔者在关于地道战的传统描写中还没有见到过。漫长的抗日战争中，日本对中国的一大优势便是其具备完善的工业体系。因此，其装备远远优于还是农业国的中国。特别是在华北大平原上，日军的一大优势便是拥有由战车、卡车等组成，配以重武器的机械化部队，由于在战争初期日军即占据了华北敌占区的主要公路铁路线，这为其兵力调动提供了极大方便。与之相比，以八路军为主体的华北军民却连步枪都很难配齐。这种强大的装备优势配以遍布平原地区的据点群，使日军对于控制住这片土地具有极强的自信。但他们显然误判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中国人为了捍卫民族自由的坚决抵抗，并不会因为装备上的落后或者局面的危殆而发生变化。在全面抗战的八年间，中国军民从未停止过在华北这块土地上的战斗。采访参加过那个年代抗战的老人，在回忆战争的艰苦之余，他们也会提到中日两军在作战思想上的不同。装备上存在着差距，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便想方设法用自己的智慧来弥补。设计出了种种令日军匪夷所思的战法，并在实战中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战果。当年的八路军指挥官、开国大将陈赓这样描述：“日本人的打法是大相扑式的，也就是说对着撞，谁有身体优势，谁就会获胜。但我们的打法是中国武术式的，也就是说你一拳打过来，我把头一让，反手一拳也直捣你的面门！这时候一个壮汉也可能被小个子打倒。”地道战就是八路军使用的对日作战的一个重要手段。有了它，平原的战斗从平面变成了立体的，日军据点林立的“明朗治安区”，八路军和游击队可以神出鬼没，让日军的“治安战”越打越往自己的心腹地带“推进”。严格来说，地道战并非八路军的发明，按照战争论的定义，地道战“是一种以地道为策略应用的陆军步兵战术，又名坑道战，常常与城镇战同时出现。进攻方使用地道来破坏防守方的防御工事，并侵入其领土。防守方也可借地道埋伏或进行遭遇战以加强自身优势，或是将部分部队秘密运至其他地方”。在日军的记录中，八路军的这种战斗被形象地称作“地下通道战”或“鼹鼠战”，而根据八路军军工名将王耀南回忆，在八路军中，这种战法的得名也是约定俗成的。最初八路军的指挥人员把它叫作“坑道战”，但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作坑道，有的叫地下道战、地下通路战，其中“地道战”的名称听来响亮，而且颇为贴切，于是这种特殊的战术就此得名。不过在采访吕正操司令员之子吕彤羽先生的时候，笔者发现了一个奇特的史实。地道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曾经被视为右倾而受到批判。传统观点认为地道战开始于1941年，实际上在1939年冀中根据地已经有干部总结出了利用地道的作战方法。当时有地方干部在日军疯狂的“扫荡”中，利用农民挖掘的地窖“蛤蟆蹲”隐蔽脱险，因此提出推广这种战术。但是，这种藏于九地之下的做法一度被视为怕死，未被提倡，而被提倡的则是和敌人“对着打”。直到一次冀中某县领导机关被敌包围后，虽经死战仍兵败损失惨重，全县领导仅一人因眼部被打穿重伤昏迷才得以生还。惨痛的教训让各级领导重新审视地道战的作用，这种战法才开始大行其道。一经实际检验证实了地道战的价值，华北的地道很快遍地开花。根据统计，到日本投降，在华北各地修建的地道长度共达一万两千五百公里，可谓地地道道的地下长城。对于地道战的作用，人们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有的说法认为地道战在影视作品中被夸张，实际应该只是一种辅助和消极的作战方法，在实战中除了保存自己以外价值不高，而参加过地道战的老战士，则大多维护地道战的作用。他们讲，起初我抗日军民挖地道只是为了藏身，但后来把地道一家一家地串联起来，形成了户户相连、村村相通、上下呼应的地道网，能打、能退、能进、能藏，很有战斗力。实际上，在真正的地道战中，既有掩护美军观察员杜伦脱险的成功案例，也有北潼地道被敌破坏付出重大牺牲的教训。但八路军把地道挖到日军指挥部下面的情况，在敌方史料中还是第一次被发现，它说明了在当时中国军民的手中，这种独特的作战方法不仅可以用于防御，也可以在进攻中发挥重大作用。赤谷达在《大东亚战史秘录》第四部第103页到第105页中描述了这次战斗的前前后后。有趣的是，这次战斗并不是发生在地道战的最初发祥地冀中，而是在山西。当时，赤谷达作为每日新闻社联系部的工作人员，随同日军参加了对“以南部太行山为根据地的刘伯承部游击部队”的第五次“扫荡”作战。在战斗中，赤谷达与宣传中队一起进入被日军攻占的黎城县城——日军与八路军在此连续进行拉锯作战，此城已经五次易手。就在刚刚进城的时候，八路军就给赤谷达来了个下马威。在他前面的一名日军士兵踢开一个被封闭的居民房门时，引发了一场爆炸。原来，八路军在撤退时，预先在门锁上用手榴弹布下了饵雷。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或许是觉得县城里太不安全，日军师团长把指挥部和附属机构暂时放在了城关外一个有3000人的镇子里。赤谷达在行军中与宣抚中队（中队长宫田中尉，山口县人）在一起，也和他们一起住宿在镇子里的娘娘庙旁。三天后，夜间正在酣眠的赤谷达忽然被惊醒，周围都是“敌袭，敌袭”的喊声。赤谷达在书中写道： 就在这天夜里，师团指挥部所在地关帝庙旁边的野战医院内院，遭到了手榴弹的攻击。这真是十分奇怪的事情，敌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于是，次日开始了严密的搜查。（由于此前多次这样做而没有成效）士兵们都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即便不是战争时期，这样徒然浪费力气的事情也让人怨声载道。没想到这次发生了奇迹，真的发现问题了。在镇子里靠近外面田野的地方，有一个关闭的酒店，悬挂着“天津酒馆”、“（高）粱酒老酒百药之长”等等描金的广告。有一个大村少尉或许因为好酒，明明觉得这里面没什么可搜查的，还是专门进去检查了一番。满院都是空的酒樽、空的高粱酒酒瓶，那种醇香的酒味依然如同两三天前，甚至刚才还在酒铺里飘荡，吸引着大村少尉在院子里徘徊。一不留神，少尉脚下一软，忽然掉了下去——莫非是酒窖？少尉忍着腰疼爬起来看，却觉得这个“酒窖”未免太幽深了，这才恍然其中有问题。几乎是凭着第六感少尉马上叫来部下，组成一支约十人的敢死队进入这个地下坑道探查。这一搜查，才发现这条坑道居然通到了师团指挥部所在关帝庙里关羽像的脚下。而另外两个出口则一直通到县公署在镇子上的分署门口。从直洞下去，横向的地道一直通向山区。看到这样的工事，连以洒脱豪迈著称的长野师团长得知此事也大声感叹：“不好，太危险，危险！” 根据日军出动序列，所谓长野师团长，应该是日本第三十七师团师团长长野佑一郎中将。七七事变爆发后，由于从华北、华中到华南地区的战线持续扩大，战争陷入泥沼化中，为了替换下在中国第一线作战的甲种野战师团，以维持占领地的治安和警备为目的，日军于1939年2月7日新设立多个三单位编制治安师团。第三十七师团就是其中之一。这支部队编成后立即被投入中国战线，为了对抗八路军的活动而被编入华北地区的第一军作战序列，奉命换下第二十师团负责山西南部的警备任务，直到1944年。长野佑一郎是岛根县出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四期生，陆大第三十七期生。七七事变后以联队长身份指挥第十一联队投入对华作战，后因“战功”升任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旅团长，1941年10月升任陆军中将，指挥第三十七师团，与山西的八路军打了三年苦战，却不知道他还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日军这次对黎城的攻击，始于1943年5月3日，出动其华北方面军第一军第三十六师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主力，第三十七、第六十九师团各一部和部分伪军，共15000余人。八路军参战部队为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师部，太行军区第三、四、五军分区，太岳军区、冀南军区各一部。日军6日攻占黎城。这也是日军最后一次“扫荡”占领黎城，后在中国军民的骚扰打击下被迫撤走。根据《八路军作战史》记载，5月6日，八路军太行军区四分区三团在黎城对日军开展麻雀战，掩护数千百姓转移。笔者推测，这次日军师团指挥部及旁边医院遭到的攻击，便是三团部队将地道战与麻雀战相结合发起的。或许因为投入兵力不足和判断失误，那次八路军从地道的偷袭多少放过了最有价值的目标，如果当时袭击的不是日军野战医院而是日军师团指挥部，那会有怎样的战果实在难以估量。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第三团的指挥官后来均威名赫赫。该团团长为肖永银，政委崔建功。十年后，两人再次携手，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和第十二军代军长肖永银搭档，打出了一场让世界震惊的“地道战”——上甘岭之战。估计，两位开国少将是把打日本鬼子的经验搬到了朝鲜。赤谷达这样描述八路军的地道战：“这种地道的入口，可能布置在衣柜下方，猪圈里面，甚至枯井和厕所中，从一个村落连接另一个村落，绵延两三里。”甚至，在日本出版的《一亿人的昭和史》（朝日新闻出版社，1980年出版）中，在对华作战的历史部分还专门刊登十余种日军发现过的中国地道模式。这种日军对地道战的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八路军的地道战给日军带来了怎样的损失和压力。第四部分中国英雄 第一章国破恨不抗日死——寻找自戕殉国的八路军英雄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笔者心中其实只有一个想法——我们能找到他吗？如果能找到，我想到他的墓前，献一束花。在艰苦的抗战中，被敌军包围后选择自戕殉国的八路军官兵比比皆是，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如此，我们在日方档案中发现的一名八路军干部亦如此。桑岛节郎，《华北战记》的作者，在《齐山之战》一节中，写下了一段他自己的亲身经历，那是他在1943年一次“扫荡”中的经历。我想，笔者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它完完整整地翻译过来—— 昭和十八年（1943年）一月七日随下店据点的官兵轮换回中队部休整，我终于回到了阔别三个月的医务室，从那些老兵们的吼叫声中解放了。青木忠三郎上等兵代替我去下店担任卫生兵，中队这里我还有一个同事，是长浜升上等兵。“好了好了，总算安生一些了。”就在我刚刚这样想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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