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卖点
1、客观视角，高屋建瓴。当今社会，正处在历史转变的关口，世界情势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如何认识当下的时代变迁，看清未来的发展方向，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许倬云教授作为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通过对古今中外两千余年的考察研究，选取几个影响巨大的历史转折点，站在全球史的高度，整理出了一条时代变迁的清晰脉络，这种对历史潮流的宏观认识，在当代人看来，不啻一幅详略得当的路图，靠着它，我们或许能更合理地选择自己的道路。
2、普世价值，人文关怀。中国文化历经几千年的传承与调适，在如今的历史拐点下，面对价值多元化的纷乱局面，将何以自处？我们将如何面对新世纪的冲击力量？又会如何重建新型的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许倬云以丰厚的学养和敏锐的史识，给我们一一做出了解答，同时提供了一个个思考的新起点。不了解历史，也就认不清未来。<personnameproductid="许倬云"st="on">许倬云</personname>教授研究历史数十年，为我们指示了现实何以至此，未来可能如何的历史大脉络。为我们如何避开漩涡和曲折，提供了清晰可行的通衢与捷径。</span></p> 本书由六篇主题不同但又有内在联系的文章组成：以“时代转移的诸种因素”开篇点题、以“重建人文价值与社会伦理”归宗结尾，中问就“明清中国之转变”、“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台湾近百年来的变化”、“近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演变”四个主题分别作具体论述。作者在书中对“启蒙的夭折”、“知识分子与教育”以及台湾的历史发展等方商做了精辟独到的发挥，见解深刻，体现了许倬云先生一贯的文化大中国理念和人文普世价值重建的信心。
作者简介：
许倬云，1930年生于江苏无锡，著名历史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西周史》、《汉代农业》、《求古编》、《历史大脉络》、《万古江河》、《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等。
目录：
新版序
原版自序
时代转移的诸种因素
明清中国之转变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
台湾近百年来的变化
近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演变
重建人文价值与社会伦理前言原版自序这本书是《从历史看领导》、《从历史看组织》两书之后的另一讲演记录，正如前两本书一样，在洪建全基金会主办的系列讨论会上，我们的话题是有所集中的。这次原版自序这本书是《从历史看领导》、《从历史看组织》两书之后的另一讲演记录，正如前两本书一样，在洪建全基金会主办的系列讨论会上，我们的话题是有所集中的。这次的主题是有关历史转变的关口，考察其来龙去脉。虽然这次的主题与我自己的专业有密切关系，我还是避免陷入专业的论文形式；其中不作细节讨论，没有引证史料，更不用注脚。我的目的是将一些专业研究的成果，融入大家都直接关怀的课题，俾大家在寻求未来时，对过去先有些了解，毕竟有些变化本是有迹可循；同时，有些变化是可以归纳为类型的。我们选择“转变的关口”作为主题，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时代，正是一个转变的关口。我们正由国家经济体转型为全球性的经济网络，生命科技的进展对我们的价值观念引发严重的反思，资讯革命更将我们引入另一个时代，未来的世界秩序将是普世的，国族的界线正在趋于模糊，而这一秩序本身也将没有清楚的边界。回顾中国的历史，中国文化圈曾不断扩大，而在近古以前，中国文化圈的模式也是普世天下，没有清楚的边界，也不能仅由政治权力界定。因此，中国的历史，对于我们面临的未来普世秩序，应有其参考价值。中国文化圈的思想基础，是以人为本的人文观念，不仅儒家的价值是如此，甚至佛教在中国的转化，也是注入了中国的人文观念。正如日本学者指出：中国的人文秩序，灌注于周边族群的文化，遂在亚太地区出现了同质性相当清晰的亚太文化圈。中国的汉字，在日本是“假名”，在韩国是“吏读”，在越南是“字喃”，而中国的律令制度、儒家与佛教则各处都有之。其他主要文明也有过天下秩序，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在中世纪时也发展了地中海世界的天下秩序，亦即天主教教廷主导的公教文化圈，甚至由此开展了欧美文化为主流的世界性文化。不过，基督教文化圈的价值建立在独一真神的神恩上，相对而言，中国文化圈的人文价值，应当更适合于未来世界秩序，因为未来的多元世界必须是包容的，而基督教的一神信仰却是排他的。在生物科技的影响下，狭义的一神信仰及神恩观念，其说服力也不如中国文化建立于人性的人文观念。因此，即使未来世界秩序的主流为欧美文化，中国文化仍有足够空间，可以焊接到未来世界秩序中，成为其中有价值的成分。……重建人文价值与社会伦理一、历史上的几次转折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文化本身经历了几次转变，每次的转变，都会面对不同的情况发生：从孔子的时代、汉朝、宋朝、明朝以至现在——这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温习过去的过程，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这两个字的定义，尤其是文化圈的定义，而不单是民族的定义。近代中国因处在列国的体系之下，必须要界定出一个民族的定义，作为国际间竞争的单位，这就好比一个不想打架的人，一头栽进打架的群体之中，也只好开打了。于是，民族就变成中国的定义了。
民族主义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背后隐含着某种集体主义的心态。当时中国已经被欺压了一百多年，民族主义的诉求也就愈来愈强。最后，民族主义本身变成理由，使得成员个人必须服从在民族集体下。二、现代的崩溃在20世纪的下半叶，列国体制的结构已有所改变。改变的方向，是走向多层次的集体（或者说是共同体）。每个层次的共同体，它约束的力量都不一样，要求成员涉入的程度也不一样。因此，这些共同体不是以同心圆的方式存在，而是交叠在一起。在这样的情况下，较之单纯的民族国家的诉求，多元共同体的认同便相当复杂。以下是我所认为几个促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
其一，是科技。
其二，是资讯化。
其三，是多国的经济结构。
这几个转变，都会对过去的共同体（国家）造成冲击。过去由于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结构，致使个人有不同的价值观。现在却是因这几项影响因素，使许多人开始对他们所熟悉的价值观有所质疑。
再则，每个人都在快速的移动，他们的迁徙范围、频率与幅度都大于过去。他们面临不同的环境，价值观也随之会有不同的转变。
在这样的状况下，每个人都会发现：过去他们所熟悉的情景、情境都已不再那么熟悉。对不断搬迁的人而言，过去那种确定的价值观，能够在没有变动的环境与规则中照章办事，已变成一件不可能的事。
因此，我们必须尝试着重新去建立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基本架构，也就是说，以目前的科技、工业、商业、学术等主要力量为基础去建立新的价值观。
这些可以构建的观念，其实可以与过去的观念差别不大。不过，抽检这些观念的程序和理由，却必然与过去不一样。
过去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大致上是来自宗教信仰。从前在世界上几个主要的文化体系有：
其一，印度的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这是所谓的印度系统。
其二，是孔孟，加上道家，这是所谓的中国系统。
其三，是犹太教、基督教，以及旁支出去的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他们在大体系的架构下，其实是一致的，都是独一尊神信仰。
先从基督教说起。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道德体系，是从神那里来的。神是独一无二的，在犹太教中，神是创造者，也是命名者，但并没有提到是不是监督者。而在基督教中，神既是监督者，也是裁判者。对这两者而言，神是唯一的，不容许有其他的东西来取代。
伊斯兰教基本上也是同样的体系。伊斯兰教教义中，人的伦理道德就是来自于神；换句话说，道德的来源就是神的恩惠。因为神创造了人，使人凌驾于万物之上，神于是对人也有相对的要求，即人必须负担起特殊的责任。
这样看起来，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似乎没有区别，但如再去细分他们，其实这几个宗教之间还是有差别的：犹太教的神，只是犹太人的神；基督教里的神，则是所有人的神。换言之，基督教里头，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而犹太教里，则表示在所有人中，还有一些更优秀的人，这些人就是选民。基督教里也有选民，不过选民就是所谓蒙恩得救的人，是经过上帝特赐恩惠的人。伊斯兰教就有更多的不同：伊斯兰教也有神，但除了神之外，还指定了一位先知来负责执行法令。对伊斯兰教徒而言，人只是世上的过路者，世界真正的主宰是神。这点又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说法不同；他们认为神创造这个世界，然后让人享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以基督教的教义而言，人介于上帝和世界之间，有特殊的地位。
对犹太教而言，他们的基本价值观，根据《旧约》记载，是从他们走出游牧生活、走进城市进而建立国家之后，才建立了犹太教的道德体系。他们的自律甚严，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因为他们自认和其他人不同，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今天在美国的犹太人，他们的人数比例上只是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由于他们的训练严格，在各个领域的表现都很杰出。他们的自律如此严格，所秉持的就是这么个信念：每个人都要为神负责。
其实，基督教基本上也是强调“人要向神负责”，不过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其一，自己已是个基督徒，由于信仰基督教而成为选民，已然因信仰而得救了，所以是好人，是神挑选过的好人。
其二，神是不是选你，或者你是不是神的选民，目前还不知道，必须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才会知道。所以人人必须表现良好，证明自己是被神所拣选的人。
其三，这是从第二种说法衍生出来的。你确定已经是神的选民了，所以你应该表现得很好，以证明神并没有选择错误，来彰显神的万能，荣耀神。
神于是就变成你的保人、你的道德来源、你绝对的依据。
这套理论虽能自圆其说，却也有吊诡：如果神改变主意了怎么办?你不能要求神不改变主意，因为他是绝对的，连善恶都是他规定的，你怎么能要求他?此外，如果我做好人，神就一定会把我当做选民，那岂不是我用我自己的力量去影响神?如果我已经是个好人，但是神却不选择我，那么神岂不是个随意任性而行的独裁者?总而言之，对犹太教和基督教而言，道德的唯一来源就是神，在这方面，人是不能自主的。
再讲婆罗门教、印度教及佛教的部分。在目前，印度方面又是印度教的天下，佛教已经发展到中国来了。
在印度的文化圈中，人与其他生物一样，生命是暂时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有疑问：如果生命的存在只是过渡的，那么为什么还有恒久的道德呢?
中国人相信佛教的菩萨是神。但是婆罗门教的理论认为世上只有一个大宇宙，所有的生物都不可能成为神。宇宙之间有种种面相、种种名称，人人都只是宇宙之间的一种面相。印度教和婆罗门教，神的力量都只有一种：大婆罗门。以中国话来说，大概就是所谓的道、真理、力量。而这样的观念是相当抽象的，它具象的表现就在万事万物的蓬勃生机上。
因此，若推究到万事万物的存在，在出生之后死亡之前，先为何物即是何物，轮回之后又是另一物。在轮回转世之后，究竟会变成什么?是由谁决定你的转世?在印度教里，这样的转世是随机的，但对人类而言，这样的随机却很扰人，因为人类完全无法得知生命。
然而，就印度系统来说，现世的表现其实更重要。人不得扰乱世界的秩序，不许损害所有的生物，这样的观念，就是所谓的“悲”。此处的“悲”，不是悲伤，而是悲怜、悲悯。宇宙的秩序不容颠覆，因为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是宇宙的一个面相；即使是人，也没什么特殊的地位，只是极其微弱的一个面相。这个世界，在其生命体离开之前，都不得因为此人的扰乱而有所损伤，于是个人必须遵守某些规定且必须自律，社会规范与道德就由此而生了。
以上理论是原始印度教、佛教的面貌。但现在的印度人，外表是印度教，里头却是英国人的行为标准。而佛教之所以不能在印度这个地方存在，是因为佛教里的悲悯已经超越了印度教。印度教依仗繁复的仪式来维持秩序，以此强调人与宇宙的合而为一。
最后我们谈谈中国的文化系统。
孔子提出了“仁”的定义：就是讲男性的气概、精神与气度。而这个源头，便是出自封建时期的士。这些最低阶的贵族阶级，他们自有一套品格德行的原则要守，例如对上级一定要忠，对朋友一定要义，对妻子一定要礼。这是古代贵族对自己的期许，显示他们的地位高，是高贵的人。孔子将这些标准套用在每个人身上，认为每个人都是高贵的，都应该做到“仁”的境界，由此才引申出仁、义、礼、智之类的学说。
但孔子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什么非得如此不可，因此孟子就提出“人性本善”的说法，说明四端之心人皆有之。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它们是仁义礼智的起始。孟子所提四端之说，其实是为了辅助说明孔子的仁。孟子的这种说法很难证明，也很难辩驳，中国的儒家思想体系由此衍生。仁之可贵，就因为你是个人，而且是个好人。
但荀子则提出“善者伪也”的说法，也就是说要达到善，必须努力去修养自己、训练自己。这套道理在逻辑上说得过去，但是问题又来了：用什么标准训练呢?
中国道家的思想与印度教比较接近。道家的道，是完全不能解释的。老子开宗明义就说“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不能解释的。是以道是玄妙奥秘的，人只能体会，不能言传。道家的神秘主义颇接近印度教。不过道家讲无，崇尚自然，不讲仪节，认为迷迷糊糊的婴儿是境界最高的。
儒家和道家，形成中国的二元道德观：儒家崇尚积极、进取；而道家则是谦卑、隐退、消极。不过这两者依靠的都是人自己的力量，与神没有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说，过去世界的三大文化体系：就是一个以神为中心（基督教），一个以宇宙为中心（印度教），一个则以人为中心（中国）。
这三套世界的系统，后来又出现了问题：首先是神的世界开始出现疑问，在西方的科技研究里找出了许多规律。牛顿的时代，科学家以为科学有各种定律，人类若依仗科学就能懂得上帝的法律，那么，上帝也就不需要了。不过，我们知道科学上的规律是有限的，必须预设一些条件，人类其实还抓不住绝对的规律。而且因为在量度上有困难，科学得出的结论更是不定。这种在真理前的谦卑，似乎有慢慢走向道家的趋势。三、下一个世纪的冲击力量过去有许多人以为科学是万能的。牛顿时代的想法认为神是不存在的、或是神遭到质疑。许多神所规定的道德，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受到挑战。
另一方面，儒家在东方，早已因为教条僵化而成为呆板的化石。事实上，儒家思想在明代时即已僵化，到了清代仍不改僵化的本质。而现在所谓的儒学，只能停留在学术工作的课题或者教条的状况，完全失去了当初活泼的力量。但是儒家学说终究传承了几千年，一般人民也已习惯地接受了儒家的道德理念。
儒家僵化的问题在于：长期以来，正统权威总以威权力量压迫人民，故已不能具有说服力。
同样的，印度教的僵化状况也日益严重；只存在于礼节及仪式当中，而失去理论的基础。儒家与印度教遇到基督教大举入侵的时候，根本无力抵抗。唯一的凭借，只有流传在当地多年来所产生的文化惯性。
三大文化系统于此都发生了问题，以致令人无所适从。所以，我们干脆尝试从科技的发展来构建出一些较为实质的内容来：
其一，是诚实。
其二，是容忍。
诚实的另一面就是信任；也就是说，我对别人诚实，别人也对我有所信任。
容忍指的是彼此的容忍。就如同两个人走在一条路上，必须要一人靠左，一人靠右，互相包容，否则寸步难行。此一譬喻，也可以引申解释为信任：我信任他会靠右，所以我就靠左。如果没有这一层默契，两个人岂不是又撞在一块儿?从容忍又可以延伸到自尊，即我若存在，我当然希望自己能一直在这里；于是，我们将心比心，让别人也能存在。借由肯定自己，进而让别人也肯定自己，肯定他人本身的存在。如此，众人便皆能过自尊的生活。四、人类普世新价值的可能性以上这些自我认定的规范与儒家学说相契合，故可由儒家的基础出发来讨论所谓的价值观，也可以从实用的观点建立起我们新的道德系统，其内容与上述的三个系统并不会全然一样，却也不可能是完全不同。新的体系必须能够说服人。我们必须从共同存在、共同经验的道德系统出发，造出合乎现在所用的架构。
因此，我们若要从日常生活中来架构与建立这样的价值感，便须首重信任。因为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信任，就没有语言的存在；如果没有语言的存在，就不会有交通，也不会有文明；没有了文明，社会便很难建立。
我们知道，所谓人际的社会，需要建立在信任上。也就是必须假设别人讲的话是对的，以这样的互信为基础，社会才能顺畅地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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