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代来华的商胡贩客，其中最持久而活跃的族类，就是被称为“九性胡”的粟特人。作者以文献、文物和文书为依据，从历史深处揭示了他们在经济、政治和宗教生活中的独特作用，令人耳目一新。粟特聚落是全书论证的基点和重点。在作者笔下，群体的结构化和分布的网络化，形成一片富有异彩的景观。不仅再现了粟特聚落的历史面貌，而且使胡汉交融的考察更具体化也更理论化了。同时，此项研究不仅仅是考证文化交流中早已存在的有趣史实而已，也将为人们今天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跨文化问题提供某种启示。
作者简介：
荣新江，男，1960年生于天津。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研究会理事、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唐研究》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编委、《中国学术》学术委员会委员。2013年受聘新疆师范大学“天山学者”计划。
目录：
序
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代前言)
第1编胡人迁徙与聚落
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
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
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
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
第2编胡人与中古政治
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
胡人对武周政权之态度
——吐鲁番出土《武周康居士写经功德记碑》校考
—个人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
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
第3编“三夷教”的流行
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序
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代前言)
第1编胡人迁徙与聚落
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
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
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
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
第2编胡人与中古政治
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
胡人对武周政权之态度
——吐鲁番出土《武周康居士写经功德记碑》校考
—个人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
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
第3编“三夷教”的流行
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
粟特祆教美术东传过程中的转化
——从粟特到中国
《释迦降伏外道像》中的袄神密斯拉和祖尔万
《历代法宝记》中的末曼尼和弥师诃
——兼谈吐蕃文献中的摩尼教和景教因素的来历
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
第4编汉唐中西关系史论著评介
赫德逊《欧洲与中国》
D.D.Leslie和K.H.J.Gardiner《汉文史料中的罗马帝国》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
《中国与伊朗：从亚历山大到唐朝研究论集》
富安敦《质子安世高及其后裔》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
E.Knauer《骆驼的生死驮载：汉唐陶俑的图像和观念
及其与丝路贸易的关系》
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
森安孝夫《回鹘摩尼教史之研究》
后记
再版后记
索引 前言序
张广达
新江的新作《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即将问世。多年来，新江在敦煌学、吐鲁番学、隋唐史、西域史、民族史、宗教史诸多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先后出版专著多部，论文、书评近两百篇。今天，新书的出版是他在以上诸多学术领域做出贡献之后的又一丰硕成果，可喜可贺。
新江的新作，使人们看到了他的整体研究的又一组成部分。他的这一新课题的研究符合他历来治学的路数，可以说是他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隋唐史、西域史的自序张广达新江的新作《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即将问世。多年来，新江在敦煌学、吐鲁番学、隋唐史、西域史、民族史、宗教史诸多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先后出版专著多部，论文、书评近两百篇。今天，新书的出版是他在以上诸多学术领域做出贡献之后的又一丰硕成果，可喜可贺。新江的新作，使人们看到了他的整体研究的又一组成部分。他的这一新课题的研究符合他历来治学的路数，可以说是他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隋唐史、西域史的自然延伸。多年来，他辛勤搜集分散在国内外的文书写卷，可谓娴习而乐道于兹，心不旁骛。在网罗散失方面，经过他的全方位求索，除了私人藏家手中秘不示人的卷子之外，逸出他的记录或注录之外的殆无孑遗。对于门类繁多、内容庞杂的敦煌卷子和吐鲁番卷子，他在整体上有清晰的概观和通识；在处理个别文书残片的分类归属和定名等具体问题上，他有深入独到的见解。因而他不仅在编目、校录、整合、考释文书写卷自身和结合文献研究文书写卷等多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且通过对文书的悉心爬梳、过滤、钩沉、索隐而积累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量史料。文书残片的片言只语发出的微弱的史实信号，经过他置于历史时空系统之中考察其关联，往往显示多方面的文化内涵。近年，在一点一滴做完网罗散失文书写卷的工作之后，他又开始整理碑铭文献，研究中古中国与中亚、西亚的伊朗语世界的关系。他笔下的著述源源不绝，正是他二十年来辛勤努力的结果。新江在治学过程中，讲究穷尽材料，重视综合利用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使他的研究不局限于仅就敦煌、吐鲁番而言敦煌、吐鲁番，进而注意敦煌、吐鲁番与更广阔的外界的历史联系。我们还看到，他在撰述上，无论是通论还是专题研究，都从学术史角度注意国内外学术发展的前沿状况。从他已经发表的论著看，总是既概括或融会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反映当前研究的最新状况。功力的深厚，视野的开阔，使他在史料梳理和课题论证上独具见地。也正因为是这样，他的很多工作是在和国内、国际的前沿学者对话，很多时候是接着国际上许多学者的话头讲，做出独到的结论，显著的例子是将西方学者所说的吐木舒克语（Tumshuqese）根据唐代文献定名为“据史德语”。新江的这部新书《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以较多的篇幅探讨了中古粟特人的历史及其对周边国家的文化贡献。自古以来，我国中原地区文化就和异域文化纠结在一起。仅以西域而言，在亚洲腹地的沙漠或砂碛边缘的绿洲废墟，荒芜曾经青翠，粗犷有过柔媚，寂寥洋溢过生命，落寞孕育过壮丽。正是通过这一广袤的荒漠地区，中国和中亚、西亚文明进行了长期交流。但是，长期以来，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定居文明及其与我国中原和草原游牧文明的交涉。晚近乌兹别克境内粟特城邦遗址的考古发掘，近年我国中原地区粟特后裔墓葬的不断出土，促使人们越来越重视研究粟特人，即昭武九姓胡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作用。粟特商胡，即昭武九姓，富有经商才能。……★这部由论文汇聚而成的专著，是目前研究中古时期中西交通的最前沿成果，无疑具有示范的作用，其领先地位可能会保持相当一段时间。比起出版不久的、同属于“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林梅村《古道西风》，此书显示了历史学的亲切、扎实和深厚。要了解中国学术已经取得的进展，可以拿此书与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来比较一下，在半个多世纪以后，中国学术的确已经走到一个新高度了，这虽然还不足以让我们骄傲，但是已经足以让我们生发并保持自信心。
——网友评论
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粟特人“汉化”以前粟特聚落的情况，即这种胡人聚落被北朝隋唐中央或地方政府打散、整编为乡里以前，其内部形态问题。因为在这种聚落形态下，粟特人生活在自己的殖民地中，虽然与外界有联系，但汉文的直接记载很少，大量的粟特墓志和汉文文书的记录，大多是他们已经被编为乡里以后的材料，如西州的崇化乡和沙州的从化乡，以及长安、洛阳的粟特人，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粟特人已经不是生活在粟特聚落当中，而是由粟特聚落改变的唐朝乡里组织，或者已经散居城乡当中。
笔者曾经利用中国史书、各地出土的汉语和伊朗语文书、汉文石刻文字等材料，勾画出粟特人从粟特本土到中国东北营州的迁徙路线。他们经过塔里木盆地南北道的疏勒、据史德、温宿、拨换、龟兹、焉耆、吐鲁番，或于阗、且末、楼兰，到达敦煌，然后沿河西走廊的常乐、酒泉、张掖、武威东行，经固原，到唐朝的都城长安或东都洛阳，从洛阳东行北上，经卫州（汲县）、相州（安阳）、魏州（大名北）、邢州（邢台）、定州（定县）、幽州（北京）可以到营州，或者从灵武东行，经六胡州、太原、雁门（代县）、蔚州（灵丘），也可以到达河北重镇幽州，在中国北境丝绸之路上的这些城镇，都有粟特人的足迹，而且大多数地点都有粟特人的聚落。笔者在后一篇文章中不厌其烦地把有关的文献材料汇集起来，是考虑到一个地点的材料不足以说明整个粟特聚落的内部情况，但把各个地点上的因素集合起来，或许可以窥测整个聚落的情况。
但是，由于《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篇幅已经很长，所以并没有来得及详细探讨有关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但在该文的结论里，已经把对于粟特聚落的内部情形和变迁情况的考虑做了概述：“粟特人沿着他们经商的路线由西向东进入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中原北方、蒙古高原等地区。他们东来贩易，往往结伙而行，少者数十人，多者数百人，并且拥有武装以自保。他们沿传统的丝绸之路东行，有的在一些居民点留居下来，形成自己的聚落，或在可以生存的地点建立殖民地；有的继续东行，去寻找新的立脚点。这些粟特聚落，由少到多，由弱变强，在农耕地区，称为聚落；在游牧地区，则为部落。”“粟特人的东迁，主要是商业上的原因。以后粟特本土所在的中亚政治形势多变，更促使大批粟特人东来中国。粟特人随处而居，形成聚落，一部分人再继续东行，形成新的聚落。这些聚落由胡人集团首领萨宝（又作萨保、萨甫，原意为队商首领）主持，由于大多数粟特人信奉粟特传统的祆教，所以聚落中往往立有祆祠。萨宝即成为粟特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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