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卖点
1、借古鉴今，现实关怀。历史上众多改革者为了自己认定的生命价值，历尽千辛万苦，百折不回。许倬云教授从现实角度出发，深入分析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其中涉及的“改革”、“继承和发展”等问题，无一不从现实出发，为当今企业管理和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指导和建议。
2、客观视角，高屋建瓴。本书涉及的历史人物都有着各自的历史责任和生命价值。许倬云教授抱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对他们的作为展开细致的分析，利用专业史学的客观视角，将他们一一放到宏观的历史发展趋势中去，读者也得以重新认识那些已被“脸谱化”的人物，进而思考现实与历史、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交错的互动关系。本书以深具反省色彩的笔调解析了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改革人物的得失，诸葛亮、郭子仪、岳飞等人的成败，汉、宋、明、清的开国君主与继统君主的功业，从不同角度来评价历史人物，不但体现了作者对历史人物的“同情之了解”，也为现代人的经营事业提供了许多启发。本书的主题都围绕着历史人物的成败，一方面试图从不同角度来评价历史人物，另一方面也试图在评价过程中反思自己的标准和立场，因为不管是历史人物的行为还是后人对他们的评价，都是由他们自己认定的生命价值决定的。
从这两点出发，作者在第一章挑选了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几位以改革著称的政治人物，探讨他们的成败；接下来，则以反省色彩更深的笔调解析诸葛亮、郭子仪、岳飞等人的得失；在“创业帝王”与“继统帝王”两章中，逐个分析了汉、宋、明、清的开国君主与汉、清继统君主的功业得失，不但体现了作者对历史人物的“同情之了解”，也为现代人经营事业提供了许多启发。
作者简介：
许倬云，1930年生于江苏无锡，著名历史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台北中研院院士。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西周史》、《汉代农业》、《求古编》、《历史大脉络》、《万古江河》、《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等。
目录：
自序愿有多高，力就有多大
第一篇 从历史看人物
第一章 历史上的改革者
第二章 历史人物的成败
第三章 创业帝王
第四章 继统帝王
第二篇 从历史看人生价值
第五章 人类追寻生命意义的经验
第六章 现代人的困境与人生出路
第七章 探索中国文化的人生价值
第八章 天道与人心
第九章 历史——人性的终极关怀
附录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才是真实的前言愿有多高，力就有多大这本书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谈人物，另一个部分是谈人生价值，看起来好像不相关，其实有一定的关系。人物的行为是由他们自己认定的生命价值决定的，生命价值如何，他们就如何做。许多失败的人能百折不回，是因为有一个理念在推动他，即使冒诸多失败的危险，历尽千辛万苦，还是会一直去做。在我们讨论改革的人物时，他们绝大部分是失败的人物，包括王莽在内。但他们的理念，却是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纵使某些人的性格不受欣赏，但他们的抱负和期许，在于看不惯苍生受苦，想要为老百姓解决困难，因此也会选择从古圣先贤的作品中找到为人民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些改革者千辛万苦，甘冒失败的危险，就是要实现他们改革的理念，从商鞅以至康有为，几乎每一个改革者都碰到不幸的遭遇，但为什么他们要如此做呢？他们就是根据自己的人生价值来做这些事的。举王安石的例子来说，王安石的性格非常偏执、自傲，不受大家喜爱，他也不愿意与人合作，但是他有理想，他看不下世界的苦难，不能忍受苍生受苦，所以决定要一肩担下这救赎的责任，秉持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念。所以他念的书，是拿古代的经籍做新的注解，他认为是继承孔子所要做的，把理想的世界带到人间，所以认为“祖宗不足法，天命不足为，人言不足畏”，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就会勇往直前。而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于“戊戌变法”的六君子，也都是如此。像谭嗣同，他的《仁学》是为了人间要有爱，人间要有善。他摩顶放踵，等于是菩萨般的人物，为了革命，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的革命着重点是在改革，而不是在武装的部分。所以这一群人，秉持着追寻人生价值的理念，担起拯救天下的责任，为苍生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王安石的改革失败了，譬如农贷，他以为是对农民好的。但官府要看成绩，天天在考核，结果农民就算不要借钱，还是照样被迫贷款。贷出去多表示成绩好，结果非贷不可，还要付利息，反而变成农民的负担；送马给百姓养，官府常常看有没有养好，结果也变成负担。百姓付了钱可以不当兵，结果变成本来就不用当兵的人也要付钱。这些制度的立意都是良善的，但是执行欠当，这是官僚制度中求功劳的人执行心切的缘故。
平心而论，王安石这个人不太讲卫生，虱子在胡子上爬，他也不管。王安石个性很傲，特别别扭，说东他偏说西，说西他偏说东，又自信得过了头，甚至认为天命没有什么可怕的，人言也没有什么可听的，祖宗更没有什么值得效仿的。天命、祖宗、舆论都可以不管，只有他对。他一打定主意，连菩萨也劝他不动，当时人皆称“拗相公”。
改革者多半下场不好，这是有缘故的。因为，对一个组织或系统而言，任何变动都会牵动全体，整个组织系统如此庞大，仅靠一小部分的变动来加以改革，是很困难的。修改一个小螺丝钉，一定会发生磨合的问题，改革成功的几率往往非常有限。同时，在任何一个大系统中，会有一些既得利益者来反对。到最后，改革者一定变成少数面对多数，因为他的同僚和与他同时代的人，甚至不在政府里面的百姓，都会对他产生强烈反感。
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才是真实的
——许倬云先生访谈录
采写李怀宇他出生时手脚不健全，在高中前没有接受学校教育，后取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他是史学大家，更善于运用多种学科进行研究，著作等身。
他任教于美国与两岸三地，王小波和李银河皆是其学生。初秋在香港采访金耀基先生，我问：“同辈的学者谁最值得关注？”“余英时、许倬云。”
深秋在南京采访许倬云先生，我问了相同的问题，许倬云说：“余英时、金耀基。”
这一次，许倬云只在南京逗留了几天。此前，他到西安的工地上看考古。在身体允许之下，他每年会走一次十四天的考古。此后，他要去台北。他是“中央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员，主持学术研究，他笑道：“等于是长老。”近来每隔一段时间到南京，是应老朋友余纪忠生前之托，帮助南京大学推动高等研究院的发展。台湾《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是中央大学校友，创办“华英基金会”，资助母校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培养人才，请许倬云任董事。余纪忠去世后，许倬云依然不负老朋友嘱托。
这位为学术而奔波的长者手脚并不健全，行走时需靠拐杖。我颇感兴趣：“身体对您的研究有什么影响？”他答：“当然有关系了。譬如我打键盘不能像一般人一样什么词都打，我的字写得很糟糕，也写得很慢。我不能随便想到图书馆就去，要累积一定的问题，被人推到图书馆去。但也有好处，杂务很少，只坐在房间里做事情。”
许倬云兴趣广泛，读书博杂，他称为“乱撒网”：“我这种撒网去读书的办法实在是上天给我的恩赐，不过我到现在写出来的文章还是乱七八糟，无法归类。但是，如果今天要我重新走一次这样的路程，我盼望还有机会能再扩大到其他学科之中。”我问：“在您的研究里，哪个学科是学术支撑的重点？”他说：“史学。我是跑野马跑惯了。我是李欧梵讲的‘狐狸型’学者，他比我还狐狸。张光直是刺猬。”又对我说：“你们做的新闻是短历史，我们学的历史是长新闻。”
听许倬云谈学问，是一种享受，他会把问题讲得深入浅出。听他品评人物也有快意，闲谈中，我几乎问遍了视野所及的学人。对同年的余英时，他说：“我们是好朋友。他是了不起的学者，会抓题目，文章做得细致，写得滴水不漏。比如他写《朱熹的历史世界》，写思想史的人从来不写的，他考证朱子的交游来往，写得那么细密严谨，这我赶不上他。”又说比他们都年长的黄仁宇经历很特别：“他是国军的一个军官，是余英时的学生。”
许倬云的太太是他在台湾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我们不像一般谈恋爱，是心灵上的来往。”他笑道，“生活上她照顾我。没有她我不能过日子。”他们的儿子现在英国。夫妇喜欢昆曲，在南京，常常携手到朝天宫看昆曲。1930年，许倬云生于厦门鼓浪屿，出生时手脚是弯的，成长后肌肉不发达，需借助双拐行走。孪生弟弟许翼云则健全。许倬云在抗战中无法上学，靠自学和家人教导，1945年进无锡辅仁中学读高中前，根本没有英语、数学的基础。读到高三上时，许倬云离开故乡无锡，后随家人到台湾。
李怀宇 您在高中以前都没有接受正式的教育？
许倬云 没有，因为抗战逃来逃去。
李怀宇 我非常感兴趣在进学校之前您读书的情况？
许倬云 我家里是一个高教育的家庭。任何人都可以帮我忙，兄姐假期回家就会点拨我。我父亲的学问很好，他兴致来时可以给我解释古文的笔法，写文章的起承转合。无线电的战报，他会解释给我听，欧洲战争也讲给我听。
李怀宇 您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
许倬云 我父亲在武昌起义时是一个小炮艇的副艇长，艇长是一个满族军官，他们就凑集了一笔钱，送给艇长做路费，请他回家。我父亲带头，好几只炮艇组成中华民国海军第一支部队。
李怀宇 您的兄弟姐妹总共有八个？
许倬云 是的。我孪生兄弟学化工。我们在沙市，他就上小学，流亡学校就安放在庙里。我出生两三年，我父亲就调到湖北沙市。沙市受日本人的攻击，我们就后退一点；日本退了，我们就进一点。
李怀宇 抗战改变了中国百年的历史。
许倬云 对。我认为抗战是中国重要的转变。一方面是中国苦得要死，很多的改变到了无可避免的局面。假如没有抗战，全国民心不会那么凝聚。即使是1950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建国工作，假如没有那么强烈的凝聚的民族主义，也不容易做到。
李怀宇 有学者认为，从北伐胜利到1937年抗战，中国有良好发展的势头。
许倬云 好是很好，那十年是“黄金十年”。但是有它的局限性，也有它的长久意义，国民党在各省都建立大学教育，而且现代的大学在主要的城市建立起来。一些民间工业都在资源委员会和经济部的策划之下普遍地设立，研究单位成立，也做了一些事情。那时候的缺陷就是比较偏枯，而且整体刚开始，规模、人数都很小，大学规模比现在小很多。偏枯的情形跟今天的偏枯有类似。沿海跟内陆距离很大，农村跟城市距离很大。再一个，那时候许多军阀并没有结束他们的权力。蒋介石要到抗战以后，才真正可以说军阀无可作为了，之前蒋介石号令所及，大概只有长江流域及沿海地区。
李怀宇 抗战胜利时您才回到无锡老家，读的是辅仁中学？
许倬云 对。旁边是东林书院。无锡学界今天不如以前，衰败下去了。当年出了很多学术界人物：吴稚晖很有名，钱钟书是到了后来才出名的。
李怀宇 您跟钱穆先生有没有渊源？
许倬云 他搬到台湾去，我常跟他来往。凡是回台湾，我一定会去跟他谈话，语言相通。他第一次到美国去，他的讲演是我翻译的，因为别人听不懂他的话。他讲国语有很重的口音，他家在苏州和无锡交界的地方，一般人真听不懂。
李怀宇 在无锡辅仁中学怎么把课补上来呢？
许倬云 辅仁中学是了不起的，我进去以后，学校就派我到小班，我最差，让我跟最好的学生在一起，他们帮我忙，哪个学校有这种考虑？我们这个小班是没有下课的，人家回家，我们留到六七点，彼此教数学、英文、国文、化学、物理，我们走的速度比班上一般的课快。要不是这个班把我拉上来，我上来还真不那么容易。
李怀宇 现在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之前有没有英文、数学的基础？
许倬云 几乎是没有。辅仁的英文老师、数学老师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李怀宇 后来您考台湾大学时数学考了满分？
许倬云 一百分。我拿了一本蓝皮的数学题解，躺在草地上像看小说一样看。
李怀宇 在辅仁中学有没有读完高中？
许倬云 没有，读到高三上，然后到台湾读了高三下。
李怀宇 什么时候从上海到台湾？
许倬云 先到上海，1948年底从上海到台湾。我二姐和二姐夫都是律师，奉调到台湾，二姐和二姐夫就带了我和小弟弟到台湾去了。以流亡学生的身份，编到台南二中，在那里读了一个学期。
李怀宇 您的父母呢？
许倬云 父母当时还在上海没走，到1949年几乎最后一班才去台湾。1949年，许倬云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一年后转入历史系。在台大，许倬云兴趣广泛，所学跨了四个系，有历史系、外文系、考古人类学系和中文系。从大二开始，他上李宗侗、董彦堂、李济之、凌纯声、劳贞一的课，都是一人班的课。在台湾大学读完硕士后，他入读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五年时间，前三年也有四五门课是上一人班。他回忆：“说是特别照顾，其实也相当的累，因为上一人班你连打瞌睡的机会都没有；进度比较快，要念的书就比较多。”李怀宇 1949年为什么去考台湾大学外文系呢？
许倬云 报名的时候我们在台南，就托一个朋友的妈妈——方东美的太太，方伯母，替我们报名，方伯母就讲：“许倬云手脚不好，读外文，将来不做事情在家里翻译也可以过日子。”出自好意。
李怀宇 在外文系读了一年后，怎么转系？我看过两个版本的说法：一个是台大校长傅斯年先生看了您的成绩单，说您应该去读历史系，另外一个版本是受了几位老师的影响。
许倬云 都有的。因为我入校的数学成绩很好，国文、历史也都很好。阅卷的教授拿我的卷子带给校长看。当然别的老师也知道了。那时候我的院长、系主任兼教务长、校长三个人都让我转系。我还有什么话说呢？
李怀宇 转到历史系以后，还旁听其他系的课程？
许倬云 我在外文系主要的课照旧上，像散文、英国文学史。那时候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是姐妹系，共同课程很多，所以我在历史系选课程，也可以在考古人类学系选课程，照旧旁听别的课。
李怀宇 当时上课经常是老师一带一地教你？
许倬云 我常常一个人一班，因为那时候老师多，学生少，都是一流的老师。
李怀宇 现在看起来很幸福，就相当于读研究生。
许倬云 后来我读三年研究所更舒服了，四个学生，很多老师。我到芝加哥大学也很幸福。
李怀宇 现在回想，当年的台湾大学学风如何？
许倬云 第一点，学生的基础好。第二点，学生少，老师多，所以很多时间可以跟老师交往。老师也没有外务，住在学校附近，我们关系很密切，我们晃悠晃悠就到老师家里去，和老师聊天，这在现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李怀宇 傅斯年先生当时想把台湾大学建成台湾的北京大学？
许倬云 对。他对我们非常好，我们一直怀念他。
李怀宇 您和傅斯年先生交往多吗？
许倬云 他找过我两次，一次我参加全校作文比赛，得了第一名，他单独找了我一次。另外，他经常巡视学校各处，有时候在校园碰见，他到我们宿舍看我们吃什么饭，叹口气。他下去，司机在门口等他，我们围着看。他五十四岁就死了，真可惜！今天没有这种校长了。
李怀宇 陈寅恪先生的学生王永兴告诉我，当年在昆明警报响的时候，楼上的人往楼下跑，只有傅斯年一个人往楼上跑，为什么呢？他去扶寅恪先生。
许倬云 傅先生跟寅恪先生交情非常好。在德国留学是朋友，寅恪先生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归队，在香港跑来跑去，我们还有很多他的信，在档案里面，他说钱不够了，着中间的大桌子讨论问题。温度很高，所以不用擦，身体都会干。
李怀宇 当时正是社会学如日中天的时候？
许倬云 对。芝加哥大学是韦伯学派进入美国的第一个据点。韦伯跟马克思是两大学派，马克思是非常好的社会学家，不要单纯地把他当政治家、革命家看，他还是社会学者。韦伯是反驳他的，但是韦伯也不是不讲经济学，韦伯一生的第一个课题是德国的土地制度。
李怀宇 您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什么？
许倬云 我的博士论文是写“春秋时代的社会变动”。《左传》里的人物，找出每个人的来龙去脉，对年代、家世作统计，还对战争作统计。博士论文答辩是芝加哥大学的特色。那时候我们答辩要在校门口布告栏公布出来，任何人可以去考你，这是欧洲的规矩。
李怀宇 到芝加哥大学留学对您后来的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
许倬云 有极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是全美学术气氛最浓厚的，不出阔人家的子弟，不出总统，不出财主，但出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念书就像在僧院里一样，坐下来吃饭，另外一个人过来：“对不起，能不能跟你一起坐？”一侃，关于什么问题，你的想法如何？无时无刻不在讨论问题。没有别处学校有这种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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