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卖点
1、以古为师，倡导中国式的领导艺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与世界各国有着很大的不同。许倬云教授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提炼精华，创作了这本关于领袖哲学与领导艺术的著作。其原料虽然都是来自历代有关国家、政府及政治领袖的学说与事例，但着眼点则在于现代企业领袖的形成要件和企业的管理原理。
2、由点及面，揭示大人物的管理之道。作者引证历史上的著名朝代及人物，从人才、资源、社会与政治组织、典章制度、策略运用、个性作风等方面，指出作为一个网状结构中的领袖，要具备透视和远见、沟通能力、知人善任、贯彻始终、等素质，描绘了一个企业领袖或任何一个部门领袖的清晰轮廓，以及领袖能力培养、品质构成等等。现在的企业组织与古代的一邦一国颇有类似之处，内部结构中有层级的纵线和部门的横线，又分有合，有合作有对抗。作者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及各朝代的政治特色入手，讨论企业领导及组织的变化方式。通过这本书，读者可看到两者之间的一些通性，或许会对今天的变化多一份领悟，对于领导人才之获得与养成，自然也会有更深的体认。本书是许倬云先生在两次研讨会上的讲演记录，主要是针对企业界人士如何培养领导人才，希图在企业界深植人文素养，可谓企业界人士的必读书。
作者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提炼出有关领导哲学与领导艺术的诸多事例与人物：法家信徒的秦始皇，以“仁”为本的唐太宗，换救清廷的曾国藩，“完美”的诸葛亮，作战机动自由的李广，稳打稳扎的程不识，中兴汉室的光武帝，大局着眼的王导，笼络各方英才的孙权……为中国现代企业领导人才的培育提供了古为今用的智慧纬度乃至人生谋略。
作者简介：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国际著名历史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汉代农业》、《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
目录：
新版自序
原版白序
第一章公司与领导
领袖在哪里
假如公司是一个部落
第二章历史与领导
儒家与法家
人才、组织与资源
第三章成功与失败
成功的英雄
失败的教训
第四章冲突与协调
公与私的冲突与协调
附录
比较中国历史上的领袖新版自序
原版白序
第一章公司与领导
领袖在哪里
假如公司是一个部落
第二章历史与领导
儒家与法家
人才、组织与资源
第三章成功与失败
成功的英雄
失败的教训
第四章冲突与协调
公与私的冲突与协调
附录
比较中国历史上的领袖
我的学思历程
历史的启示／王作荣
鉴往知来鉴往知来／张安平
为有源头活水来，简静惠前言原版自序这本书是我在台湾洪建全基金会文经学苑所办的两次研讨会上的讲演记录。洪敏隆与简静惠伉俪二人，有心文教，更注意到文化基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因此成立了文原版自序这本书是我在台湾洪建全基金会文经学苑所办的两次研讨会上的讲演记录。洪敏隆与简静惠伉俪二人，有心文教，更注意到文化基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因此成立了文经学苑，希望在企业界中深植人文素养。我们曾围绕这个主题举行过几次讨论会，近两年的重点则放在讨论领导人才的特质及领导的功能上。并且为这一题目选择了麦克斯•帝普雷(MaxDepree)所著《领导的艺术》一书。我在最近两次讲演中即以该书为参考资料，为此，记录中颇有引自该书而不再另加说明其出处。我常常以为，人类历史上不同阶段各有其凝聚人群的力量。上古以亲缘关系，中古以宗教信仰及意念，近古以来为民族国家，而最近则以经济的发展为主导力量。台湾近四十年的历史，也正反映了经济力量的上升。在企业界，用太史公的名词来称，属于“素封”，用今日的白话说，即是“没有封号的封君”。企业组织也相当于古代的一国一邦，其内部结构，有层级的纵线及部门的横线。企业单位之间，也与列国关系一样，有其分合，有其合作与对抗。这些现象，早在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出现时，一天比一天更为显著地呈现。正因为如此，我才敢大胆地用政治领导的历史，配合企业领导现状互为比证。另一方面，台湾面临迅速的转型，许多今天的局面，固然史无前例，但若只从组织形态与人的行为方式来讨论，其实许多变化，仍是万变不离其宗，在历史上每有可以比较参证之处。中国历史中企业发展的经验不多，政治行为的例证则所在皆是。我以中国历史上政治人物的行为及若干朝代的政治特色，作为讨论企业领袖及企业组织的变化方式，亦不外借取其中的一些通性，使我们对于今天的变化多一份领悟。今日台湾处处有才难之叹，尤其领袖人才更为难得。然而，今天台湾地小人少，能有如此成就，已反映并不缺乏人才。大致言之，对于身边的人才，我们往往视而不见。我们大可不必妄自菲薄，专向古代及别处找人才。人才就在我们旁边，看我们是否给这些人才有发展的机会。……治大国与烹小鲜所用的原理策略，所需要的组织架构与领导能力，相差无几，只是规模大小与权力来源有别而已。在我们的历史与文化中，应该有无数的可适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与企业领袖人才的只是宝藏待我们去发掘。许倬云教授的这本书已开其端，希望有接踵而至者，使中国式的管理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台湾著名经济学家王作荣秦始皇与唐太宗先以秦始皇和唐太宗作比较。秦始皇是个全然的法家信徒，他非常欣赏韩非，后来因听信李斯的谗言，将韩非关入死牢，但仍时常派人到监狱里问取韩非的意见。李斯是很重要的制度创始者，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可说是建立于李斯之手，然而秦始皇不信任他人，也不信任授权的功能，故秦朝的制度是完全的中央集权，且权力皆集中于秦始皇一人手上。
秦代设有监察御史之职，其权能的过度扩张致使考核多于执行与决策，决策者为秦始皇一人，执行者为天下之官吏，考核者则是监察御史，故秦朝的政治情势到终了时“赭衣半途”，满街都是假释犯。秦始皇并不了解授权的功能，他纯粹以法家的方式治理政务。唐太宗与秦始皇对比，唐太宗其实并非一位品行好的皇帝，但他对于决策—执行—考核的分工流程非常清楚。他掌政之初，即招揽一批文人帮助他订定策略，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扫平群雄。他体会到个人的力量必然不足，必须集合众人的智慧才能成就大事。“房谋杜断”，房玄龄心思细腻但优柔寡断，而杜如晦是气魄宽宏，眼光敏锐的人，唐太宗就是靠这批人才的帮助作设计与决断，更重要者，唐太宗还有一名要臣——魏徵。唐太宗的考核工作不仅做到考核他人，并善用魏徵来考核自己的得失，他的做法较符合于儒家以“仁”为基础的方法，所以能造成“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
再以秦始皇与唐太宗用人的态度来作比较。秦始皇削平六国，六个国家都不是小国，也各有其人才，却没有任何降臣降将任用于秦朝廷之中，也无任何地方官吏是前朝遗留的。虽然秦国在立国之初曾招揽天下豪杰，然而至秦始皇时代，天下人才约只任用了七分之一，剩余的七分之六的人才都搁置不用，所以引起相当多的怨怼，以至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就沸腾了。如今很多企业合并其他企业之后，留至被合并之公司的人才非常稀少，即令有留任者，多半挽留一两年，待业务熟悉后随即将之遣散，这就如同秦始皇的做法。唐太宗则不然。隋文帝、炀帝时已开始任用南朝的人才，而唐太宗则更无南北的界限，对南朝的人民唯才是用，这一点是秦始皇所无法与之相较者。曾国藩与诸葛亮以诸葛亮与曾国藩相较。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几近于完美的政治人物，《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诸葛亮“将略非其所长”，结果陈寿被后世责骂了一千多年。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我们几乎无法触及的完美人物，曾国藩则是近代史上优秀的人物之一，姑且不论他是否应该攻打太平天国，他挽回了濒临灭亡的清朝，在他的带领下，几乎瘫痪的清朝军队制度、政治制度、地方制度、税收制度都开创了新的局面。而他的手下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都是中国接受现代化的科技、管理制度、政治制度最主要的领袖。
诸葛亮和曾国藩的不同点在于继承人的栽培，诸葛亮是了不起的政治人才，他还未出山前就看清了天下大势，其实他很明白蜀汉无法中兴，它所领导的根据地不够，荆州失陷之后，蜀汉就没有复兴的希望了。诸葛亮对这些看得很清楚，但他“逆天行事”，硬打下了三国分立的局势。然而他在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上则做得不尽理想。诸葛亮用人无地域偏见，与他同时掌权的人是由荆州、襄阳之间所谓“荆襄集团”延揽至四川，他将这些人与巴蜀人物并用，而他所培养的接班人，《前出师表》所提及者，一半以上后来确实担任了他所期望的职务，包括蒋琬、费、姜维，都相继接下领导蜀国的责任，然而衡量这三个人才，却无一真正足以担任栋梁之材。诸葛亮一生谨慎，这三人也正因其行事谨慎而受重视，但诸葛亮除谨慎细心之外，还有敏锐的观察力与广博的眼光，而这些人却远逊于他。这是他观察错误之处，忽略了一旦环境改变时，他们没有独到的眼界便无从发展。他晚年所培养的姜维，确是有气魄、有热诚、有眼光，但缺乏谨慎细腻。诸葛亮布局错误，倘若能以有眼界、有气魄者为接班人，再以谨慎细心者辅佐，或能避免他死后令人棘手的难局。
曾国藩因告丧返乡，后来以湘军一旅之众开创出天下新局，湘军的将领均出身曾国藩的门下弟子，皆是儒生，武将出身者并不多。在这一过程中，湘军诸人就是靠彼此之间的归属感而结合为共同体的。等到创出局面后，曾国藩便着手栽培接替人，左宗棠才大气粗，但非常傲慢，而曾国藩愿意栽培他，给予兵饷，给予发展的机会，使他有机会从浙江、福建打出新的天下。曾国藩的幕僚之中人才济济，而李鸿章，除好吃懒做外，没有其他特长。但曾国藩却看出他目光敏锐，对问题的判断能一针见血正中要害。所以曾国藩常责骂李鸿章，折他的骄气，另一方面却训练他，与他讨论策略。曾国藩所栽培的人才，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领导者，甚至到今日仍有所影响。现今的财经人物，追溯其源流，是自曾国藩一脉而下的技术官僚管理系统。整体而言，对中国贡献着实不小，这些人才，都是在栽培接替者的过程中相继被训练而成的。李广与程不识接着举李广与程不识之例来谈分权、授权之系统化。李广与程不识均为汉初的名将。程不识，除学历史的人之外，一般人较少听说。当时二人齐名，一是如今河北省的太守。汉代的太守是边境的守将，并非文官。一是今山西省北部的太守。李广的部属中有许多奇才异能之士，而李广训练部队用恩不用威，完全以个人感情去接纳、信任、教导部属，因此每位将领都与他交情好。作战时，他的行军布阵采自由作风，不拘一格。他所带领的骑兵非常精良，以机动性代替当时中国传统的行军布阵，所以李广的部队常获大胜，即使军力比匈奴薄弱许多，也常能反败为胜。他曾在战争中被匈奴俘虏，而被俘虏的途中竟能逃脱出来，带领部队再予匈奴反击，是一世之才。但他时运不济，一直不得封侯，然而，即使如此，在历史上他仍是汉代第一名将。
反过来看程不识，他是非常严谨的将领，将部队按照最严格的训练，分成部伍，层层级级的指挥系统。部队出战时，总是处于人不解甲马不卸鞍的戒备状态。他的军队以步兵为主，行军很慢，但很坚实。他从未让匈奴人得逞，却也从未大胜，是个稳重的将领。李广、程不识曾相互对调彼此的军队，结果程不识所到之处旌旗变色，而李广所到之处则活力充沛，这两支部队是汉朝戍守北边最有力的军力。这两个例子代表两种极端的指挥管理典型，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一是无赫赫之功，但也不致失败，另者则非大胜即大败。李广本身虽无大败记录，但其孙子李陵依其方式则大败。故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好坏评断。就亲和力与团结力及对外作战的共拒性而言，李广军队的五千人可抵五万人之用，而程不识的一万人则永远是一万人，但也是绝对不致被打垮的铁军。程不识指挥军队的风格在汉朝延续了很长的时期，故汉朝时“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换言之，指挥的命令只能下达至第二级，无法至第三级以下，因此其部队非常坚实，但扩张性与活动性则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这两类例证在中国历史上时而可见，具体言之：能居上风的时候，则是李广的军队较易成功；平常时候，程不识的作风可以维持不败。最好的方法当然是适当地调和两种风格，但如何调和则又是另一门大学问。汉光武与王导再来谈汉光武帝与王导，一位是中兴的皇帝，一位是偏安的宰相，他们具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曾收拾残破的局面，当王莽篡汉，天下大乱时，汉光武帝以太学生之身份逐渐开创出新局。当西晋失去北方时，王导流亡至江南，另立中央，亦即东晋。以王导流亡时的狼狈，以至于后来竟能开创出数百年的安定与繁荣，着实是了不起的功劳。对比二人的做法，汉光武帝起家的过程中，从他年轻时住在南阳郡之时即可看出，由于是刘氏亲属，俸禄不高，社会地位也不高，但他招降纳叛，各类无处可去之人尽纳入门下。后来他成为皇帝，基于法律制度，反倒不随便包庇任何人，因为他以天下为己任，不仅具有招降纳叛的心量，同时注意到自己天子责任，不再率性而行。
王导是北方士族琅琊王氏的后代，他流亡至江南，依他人的势力建立自己的国家，当时南北士族的冲突很激烈，王导致力于安抚本地力量，延揽地方人才进入中央政府。当时王导的哥哥代表北方士族的势力，用荆州的军队威胁中央，甚而起兵造翻。以世代孝悌著称的王家，王导大公无私地处分了他的哥哥与侄子，充分表现出他的责任感。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到领导者平日的风格，然而从大局上着眼，责任重于一切，个人的性格与偏好都必须暂时割舍。魏、蜀、吴三国的比较最后以魏、蜀、吴三国为例。魏国后来虽由晋来承袭基业，但实际上魏国最早灭国，因其势力早已移转至司马家。蜀国，传统观念中一直引为正统地位，其地域最小，机会也最少，却造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吴国无中生有地开创了江南的局势，且江南六朝之繁荣，吴国可说具有相当的贡献。以用人与施政的立场来看，魏与蜀基本上以法家成分居多而儒家成分为少。但以用人的角度观察，魏居天下四分之三的领土，蜀国在诸葛亮南攻政策尚未成功之前，只占了四川盆地与汉中盆地的一小部分。以人口而论，魏国是蜀国的十一倍，但人才的使用上，魏不如蜀，因为曹操一直不信任他人，永远以人才彼此牵制，他只相信曹氏与夏侯氏的人，以至于没有他所信任的接班人，终于导致为曹操所不屑的司马家族接班。相对的，四川人口很少，但荆襄集团引进四川时，所用的文臣武将均是一时之选。四川的文化水准很高，当地人才也不少，诸葛亮结合这些人选，一时之间，以四川蕞尔之地抗衡曹魏。可惜诸葛亮只能找到二等人才，而未能找到头等人才，其中主要因素在于对人才群的限制上，如果具有与魏同等的人口，则可用之人才必然不止于此。再者，诸葛亮虽然尽力抹平本地人才与外来人才的裂痕，但终究无法完全抹平，诸葛亮故去后，丞相府系统与益州府系统的人才一直没有交流，人才群已不大，又无法交流，于是造成严重的人才危机，无法训练出真正杰出的人物。所以，观察魏蜀两国人才群的大小及人才内部的界限，魏国是不愿寻找人才，而蜀国是族群太小而受限。
相对而言，吴国的人才并非一流，诸葛家族中，在江南的诸葛瑾是诸葛三弟兄中最平庸之才，但在江南却属头等人才。江南的文臣武将以气魄、能力论之皆无从与北方较量，较之巴蜀也为弱，而最后南朝的基础却源自吴国。所凭借者，是各地人才不分疆域与来历，皆一同晋用，且均有充分发挥的空间，因为吴国无汉朝朝廷的包袱，也无正统政权名称的压力，故而它发展出许多魏、蜀两国所不具有的制度、官职与做法。其武将皆是自我成长、发展而成，其文臣也均有充分发挥的机会，不似四川有集团的冲突，也没有魏国的氏族界限，故孙吴一流人才的数量虽少，却造成人才鼎盛的局面。周瑜是位人才，可惜短命死矣，没有发挥的机会。这是因人才发挥的机会与空间不同可看出三个不同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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