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杨奎松推荐在动荡莫测的大变局中如何在商言商
读懂中国近现代史的另一个角度一本有深度的书。虞洽卿同时运作多种资本：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本，也获得多种回报。其中的矛盾，选择，利弊，可让我们看清真实的社会，看懂这个社会的商人。——吴思在当今政商关系盘根错节，既相互依存又冲突对立，高度聚焦社会眼球并影响国家大势的情况下，这本《政商中国》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冯筱才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工商经济史的专家，史料发掘及研读堪称一流，这本书足以代表他的水平。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可以告诉读者，要了解当今种种现实之由来与逻辑，当可回到历史中去找找原因。——杨奎松 作为跨越几代政府的著名商人
如何能在起伏跌宕的时代屹立不倒？
如何在公共政治与私人商业利益之间游走？
如何左右了晚清后中国政治经济的走向？
晚清民国时期富贾层出，为何没能形成将中国带入现代社会的资产阶级？研究二十世纪的历史脉络，政商关系问题是绝对绕不开的，本书运用新发掘的一手历史档案及公私史料，全面重建虞洽卿这个跨越几代政府的著名商人的经历，对20世纪中国上半期的政商问题做一贯通性研究。
作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大约从1940年代开始，学术界及舆论界对虞洽卿的描述、讨论与评价就极多。大致来看，学者笔下的“虞洽卿”大致上是三幅不同的面貌：江浙财阀、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三种概念标签，从一开始就被人选择性地贴在虞洽卿的身上，但无一例外地都与意识形态政治有关。但是，如果全面考察虞氏的个人历史，“政商”也许是最适用于他的身份定义。
本书共分为六部分，从1891年-1945年，对虞洽卿及其所经历的几代政府的关系逐一分析，描述这种合作关系是如何逐渐强化和巩固，成为近代中国的“潜流”，并建立起一种隐性“政治结构”的。而这种关系，也深深影响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读懂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另一个角度。
作者简介：
冯筱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史及政治社会史。曾出版专书《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等。
目录：
前言
【第一章】改革年代之政商形成（1891-1911）
晚清变局中的官僚与商人
从洋行买办到宁波帮领袖
上海租界的中外调人
“二品道台”的官场交游
近代商团之滥觞：华商体操会
捉襟见肘的“两江新政”：南洋劝业会
不同篮子里的鸡蛋：虞洽卿的早期生意
身份资本、官僚政绩与政商形成
【第二章】革命转换之关键人物（1911-1914）
革命推手：虞洽卿与江浙光复
从陈其美到程德全：协助上海财政
“二次革命”中虞洽卿的态度
“安慰”革命者：资遣党人前言
【第一章】改革年代之政商形成（1891-1911）
晚清变局中的官僚与商人
从洋行买办到宁波帮领袖
上海租界的中外调人
“二品道台”的官场交游
近代商团之滥觞：华商体操会
捉襟见肘的“两江新政”：南洋劝业会
不同篮子里的鸡蛋：虞洽卿的早期生意
身份资本、官僚政绩与政商形成
【第二章】革命转换之关键人物（1911-1914）
革命推手：虞洽卿与江浙光复
从陈其美到程德全：协助上海财政
“二次革命”中虞洽卿的态度
“安慰”革命者：资遣党人
动荡时局中的政商经纪人
“革命”、秩序与政商
【第三章】“爱国时代”之政商生意（1915-1925）
虞洽卿与救国储金运动
段祺瑞的总商会会长：“五卅干城”
“国家主权”与虞洽卿的商业帝国
民族主义商业战略的双刃效应
【第四章】北伐前后的“左派资产阶级领袖”（1926-1927）
“左派资产阶级领袖”与上海第一次工人暴动
从二次暴动到三次暴动：“民众领袖”的变化
中共对联虞政策之争论与反省
意识形态、政治站队与商人选择
【第五章】委员长的代理人：南京时期的政商模型（1927-1937）
为蒋介石募款
“商界领袖”的政治客串
虞蒋关系的政商回馈
威权政治、代理人与政商
【第六章】战争年代之政商现形记（1937-1945）
在孤岛上海
回归商人本位：虞洽卿在“大后方”的生意
条子、面子与银子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前言“政商”这两个字，在今天的中国非常流行。如果把它填入互联网搜索引擎，就会发现你面前将跳出数以百万计的相关信息，其意义也极为芜杂：或指代官员与商人两个群体；或被用来说明政治与商业之间互动关系；或专门指与政客拥有密切关系的特权商人。当然，这些意义，有时又混杂难分，不管如何，至少说明“政商”这个议题在中国已越来越重要。
作为特权商人的“政商”概念，至少在1919年就已在中国被人使用。这一年，上海有名的掌故家许指严出版一册《政商十大秘密案》，揭露晚清民初各地买官卖官横行，官商勾结，谋求暴利，此前中外辞典向所不载的新型“政商”便跃上历史舞台，许认为这种“政商”是社会祸害，其出现不但是士大夫阶层之羞耻，也是国家不祥之兆，甚至是造成民众生计痛苦的渊源。
其实，日本人很早就使用“政商”二字指称明治维新前后的“御用商人”，这一群体对日本政治经济演化影响至巨。这种使用更加关注的是商人与政府的特殊关系，但意义未必完全是负面的。北伐之后，日本的政治评论家，也用“政商”指那些支持南京政府的中国商人。最为他们注意的一个政商人物，就是虞洽卿。1929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
所的志村悦郎撰写《浙江财阀论》，他就直接把虞洽卿称作“上海著名的政商”、“浙江财阀的泰斗”。“政商”这两个字，在今天的中国非常流行。如果把它填入互联网搜索引擎，就会发现你面前将跳出数以百万计的相关信息，其意义也极为芜杂：或指代官员与商人两个群体；或被用来说明政治与商业之间互动关系；或专门指与政客拥有密切关系的特权商人。当然，这些意义，有时又混杂难分，不管如何，至少说明“政商”这个议题在中国已越来越重要。
作为特权商人的“政商”概念，至少在1919年就已在中国被人使用。这一年，上海有名的掌故家许指严出版一册《政商十大秘密案》，揭露晚清民初各地买官卖官横行，官商勾结，谋求暴利，此前中外辞典向所不载的新型“政商”便跃上历史舞台，许认为这种“政商”是社会祸害，其出现不但是士大夫阶层之羞耻，也是国家不祥之兆，甚至是造成民众生计痛苦的渊源。
其实，日本人很早就使用“政商”二字指称明治维新前后的“御用商人”，这一群体对日本政治经济演化影响至巨。这种使用更加关注的是商人与政府的特殊关系，但意义未必完全是负面的。北伐之后，日本的政治评论家，也用“政商”指那些支持南京政府的中国商人。最为他们注意的一个政商人物，就是虞洽卿。1929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
所的志村悦郎撰写《浙江财阀论》，他就直接把虞洽卿称作“上海著名的政商”、“浙江财阀的泰斗”。
今天中国人最熟知的近代特权商人，可能是晚清的胡雪岩。有关胡氏的“政商宝典”最近这些年在市面上很是常见，但在晚清的历史上，胡雪岩最多被时人称作是“官商”或“红顶商人”，从未被称作是“政商”。那么，何谓“政商”？如果我们把政商视作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它为什么发生？对中国历史造成了何种影响？我们不妨先从虞洽卿的故事谈起。虞洽卿：历史与形象
1936年10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彩旗高悬，鼓乐齐天，市商会、纳税华人会、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等十六团体发起的“虞洽卿路命名典礼”在这一天举行。上午十一点整，盛大的万国商团中华队检阅式在跑马厅举行，接受虞洽卿的检阅。之后万国商团队伍及虞洽卿礼车、观礼佳宾出场游行，从马霍路一路排至爱多亚路，进入新命名的虞洽卿路。沿途万人空巷，欢呼若狂，观众不下三十万人。当虞洽卿礼车经过时，爆竹齐鸣，一时间邻近数条大马路交通均暂告停止。庆典典礼十一点半在宁波同乡会开始，中外来宾数千人参加。商会主席王晓籁及工部局总董安诺德（H.E.Amhold）先后致词，对虞氏服务社会之功绩极表推崇。中西来宾数千人，包括各国领事或代表官员、工部局官员均到场致敬。虞洽卿路沿途设置了松柏牌楼四座，上面缀以鲜花电灯，光彩耀目；晚上九时跑马厅更燃放焰火，观者如云。虞洽卿路由西藏路更名而来，是当时公共租界中区最宽阔的一条大马路。此前公共租界并无以华人冠名道路者，故虞洽卿路之命名，是公共租界创立以来，工部局给予华人的最高荣誉。中央社发布专电，全国各地大报均加以报道。
虞洽卿路之命名，是为了庆祝虞氏七十寿辰及其旅沪五十五周年纪念。1867年6月19日，虞生于浙江镇海龙山乡山下村（现属慈溪市），名和德，字洽卿。父晚峰，长年在外做小本生意，母方氏，生二子一女，洽卿居长。像许多宁波普通人家的少年一样，1881年，他奉母命随人到上海学生意，最先在端康颜料行做学徒。十年之后，他已被鲁麟洋行聘为买办。虞洽卿以其精明的生意头脑，以及过人的社交能力，不久就成为上海滩有名的洋商买办。不但华洋官场均需借重虞氏声望，上海社会各界亦已开始倚赖其居间调解的角色。民国成立，虞在沪上声势越来越显赫，并介入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其影响也扩展到全国。1924年，虞洽卿就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一职，其在任虽仅二年，却经历上海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数件大事：江浙战争、五卅运动，及随后发生的北伐战争，虞氏在这些事件中均有极重要的参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凭借与蒋介石等人的深厚关系，虞洽卿成为中国商界最有名的人物，其行动更直接影响到上海公共租界外人治权的变化。1941年后他离开上海，但仍对国内时局发挥影响，亦深深卷入战时经济变迁，直至1945年病逝山城重庆。
作为近代中国最有名的商人之一，至少从1909年开始，有关虞洽卿之传记报道，就开始出现在中外媒体上。此一报道，尽管简略，但已将虞洽卿一生特点指出，他之所以闻名上海，一因其“热心公益”，一因其商业成功，其商业又多与“国家利权”相关。1931年，上海市商会为纪念虞洽卿旅沪五十周年，曾编有特刊一册，将虞氏一生主要事业均列出，其标题包括四明公所、大闹公堂、创办万国商团中华队、创办四明银行及宁绍公司、办南洋劝业会、辛亥革命、龙山开埠、三北公司、五卅惨案、加入华董。这些业绩后来不断被提及，构成其个人历史叙述的主要内容。
不过，外人对虞洽卿之经历，更关注的是他与上海公共租界发展史之关系渊源。1936年10月2日，上海《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在大篇幅报道虞洽卿路之命名典礼时，称虞是上海工部局的首席华董、租界华人社区领袖。密勒氏评论报编辑的《中国名人录》称虞是“商业领袖”(Businessleader)与“公益活动家”（Publicwelfareworker）。
然而，就普通民众来说，对虞洽卿这样的大老板，他们更关注的可能是为什么他能够“发财”，因此，有关虞氏个人传奇轶事一直在市坊间流传，如“赤脚财神”、“口能容拳”等故事。亦有一些采访者，将虞洽卿树为成功人士的宣传榜样，把虞洽卿之社会地位与其“美德”联系起来，如“不为己”，“耐劳苦”等。不过，平心而论，无论是褒扬者，还是批评者，通常都肯定虞氏勤劳苦干。
媒体对虞洽卿的报道，最有影响的一篇文章，可能算1943年至1944年上海《杂志》半月刊上连载的一篇长文：《虞洽卿论》。这篇文章的署名作者是“方腾”，其实是中共著名宣传活动家恽逸群的化名。恽在上面这篇文章中，指虞是“浙江财阀”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双重代表，同时他也将虞洽卿形容成兼具买办与民族资本家双重身份的商人。
在描述“浙江财阀”或“江浙财阀”时，虞洽卿始终被认为是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人物。这个名词最早是日本人用来称呼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商人。这种称呼，反映了日人对蒋介石政权性质的理解，也体现了他们对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看法，当然这种理解或看法都未必正确。后来中国国内的反蒋势力，亦常采用这个名词指控南京政府与商人的不当勾结，或暗指此政府背后的阶级背景。
对虞之身份定性，无疑是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改变。中日战争结束后，随着国、共两党关系公开决裂，内战爆发。中共利用舆论力量大力抨击“江浙财阀”及“英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1927年虞洽卿对蒋介石的协助便成为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证据。从此之后，虞洽卿便成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给蒋介石提供经济援助的所谓“江浙财团”
的代表，反动的“买办阶级”典型。这种指控随着恽逸群著《蒋党真相》与陈伯达著《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广泛流传，影响深远。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地方单位的造翻派更将此类说法进一步发挥，称虞洽卿是蒋介石的“干爸爸”。
1978年，邓小平开始提出对外开放政策，允许利用外资。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评价买办商人，曾成为经济史学界一个论争主题，虞洽卿则成为一个标杆性历史人物。有学者认为仍应将虞定性为“买办阶级”，当时出版的《辞海》也持此论。但丁日初等学者主张应从虞洽卿的主要经济活动出发将其认定是“民族资本家”。1980年之后，这个看法渐渐
占据上风，学者们转而从“现代化”、“民族主义”、“国家与社会”等视角来讨论资产阶级与南京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其实，如果我们能摆脱“资产阶级”的概念定势，重新理解这些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的商人，或者可以给我们理解历史与现实问题带来帮助。我们要给虞洽卿这个历史人物一个基本的定位，或许“政商”比其他名词要更加适合。政商与二十世纪中国
“政商”一词，除了用来指称虞洽卿这种与特权紧密结合的商人之外，在本书中，其实更重要的，也是想通过商人的故事，来讨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开始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经济现象——政商化。也就是说，“政商”可能已经不是个体性的官商勾结这么简单，而是通过一些机制，官与商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利益结构，或可称之为政商利益共构网络。这个词与传统的“官僚资本”一词有一些接近，不过，此处所讲“政商化”又不简单等同于“官僚资本化”。在晚清民国，控制政治资源者，未必一定是官僚，其他拥有或明或暗之政治势力者，亦能通过与商人的结合，造成利益捆绑，所以“政商”中之“政”，也包括其他不掌握政府权力的政客。近代中国政局动荡，城头变幻大王旗，行政体系的不稳定，以及军人及党人权力的重要性，都使得政商化的现象绝不仅限于官僚系统。从在野到执政，在迅速变化的时局中也很容易出现，因此政客与商人之间便容易造成一种潜在的利益投机结构。
本书使用政商化一词，也是想表达公共政治与私人商业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尤其指公开政治经济活动之下的政商利益结合，尤其是指一种稳定的政商利益生产网络。在政商化之情形下，政商结合日益制度化，官员给商人之支持或商人对政客之支持均呈常规化，甚至以某种制度性办法来操作进行，当然这也可能造成官僚体系或政治运作体系之潜规则。官员之政绩生产，往往需要商人辅助配合。无论是招商开发利源，还是合作推动建设事项。但是在此过程中，官员或政客有可能把公共权力寻租，与商人结合共同追逐暴利；商人也有可能以公共利益为合法性诉求，谋求获得权力的庇护，达到暴利生产的目的。从表面上来看，他们的作为都是为了公共利益（如推动地方经济建设、挽救国家利权等），但在这层合法性外衣下，私下的政商利益交换便会频繁发生，甚至形成一种潜在的稳定性利益生产机制。这种利益生产的暴利性，可能会诱导官员（或政客）选择性地推动所谓“公共事业”。健康的政商关系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并非坏事，然而，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如果出现政商化的发展趋势，那么就可能陷入一种超稳定的暴利生产结构，这不但给政、商两方都会带来潜在的危险，他们也很难自行摆脱这种机制。或者说，政商化是一种不健康的政商关系发展的结果。这种政商化结构，可以被看做是晚清以后出现的一种新的历史现象，并且成为左右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潜在线索，甚至直接左右了国家政治经济的走向。需要区分的是，我们所讲的“政商化”，不是简单的个体道德的指控。目前大众所讲的“官商勾结”，多半是从道德层面入手，指其钱财来源的非正义。但政商化，则强调官员与商人都通过这种结构获得暴利，打倒个别的“奸商”或惩处违纪官员并不能解决这种结构性难题。为何这种体制性的政商化愈演愈烈，这种政商化的过程是如何产生的？目前学者大多数仍是从所谓“现代化”的理论来讨论中国20世纪的政治经济转型，然而，一个力求现代化的国家，怎么最后为政商结构所绑架而不可自拔呢？
为说明这些问题，以下本书将从虞洽卿的故事入手，追踪他个人“发迹”历史，分析其如何一步步成为近代中国最有名的政商人物。其个人的商业帝国，是如何紧紧地与晚清民国时期的政治历史扭在一起。同时也借此研究政商化在中国如何从萌芽到固化，此一拥有特殊色彩的“利益结构”如何左右了政治和商人的关系，甚至对近代中国政治变革过程造成深远的影响。意识形态、政治站队与商人选择北伐前后，是虞洽卿一生的黄金时代。其个人声望在这段时期内达到顶峰，1924年开始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同年即成为江浙战争中调解各方的首脑；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虞更成为当时国内最显赫的人物之一。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中外各方（包括共产党在内）均需倚赖与其合作，以达到各自政治目的。虽然中共对虞洽卿在消弭风潮中所起的作用有敌意，但是此次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之后，中共显然已经清楚了解虞在上海所具有的巨大个人影响力。为了扩展其势力，虞洽卿仍成为中共主要争取的对象，虞洽卿也曾与中共干部多有接洽，以至于1926年秋，被莫斯科视为建立上海政权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所谓“资产阶级左派”的代表人物。虞洽卿在时局混沌之时，其实也在寻找新的政治结合机遇。这就是中共与虞洽卿合作的来源。然而，1927年3月蒋介石抵达上海后，其与中共及武汉政府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为了在军事上占据优势，上海成了他最重要的饷源地，而虞洽卿等旧识则成为他联络商界的桥梁，同时，蒋也成为虞洽卿扩展势力的一个重要依仗，就像此前他极力经营与段祺瑞及地方官员关系一样。正因为此，虞洽卿在政治上最早便站在蒋一边，被中共视为资产阶级右派典型。不过，无论是1926年的“左”，还是1927年的“右”，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虞洽卿始终想在这种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中，找到于己有利的合作者。其实，大商人未必就天然地反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究竟对他们有何种影响，是需要通过具体的个案分析来观察的。从北伐前后虞洽卿等人的政治动向，我们看到，为谋求个人的权势扩张，商人会主动地介入动荡的时局，尝试与各种势力合作，这种合作对象包括了时人眼中的“赤化派”。如果不将从五卅到“四一二”的历史联系起来观察，我们无法对虞洽卿的角色有准确的认识。当然虞未必能代表上海商界多数商人的倾向，然而，作为一个喜欢涉足政治的商人，他在北伐前后的表现确实能反映一些中国商人潜在的“政治投机性”，中共之所以将虞视为最重要的合作者，也是因为其背后的潜在势力。这种蜜月式的合作，也为后来中共看到虞洽卿全力支持蒋介石时的愤怒埋下伏笔，我们不了解“四一二”前的史事，也就无法完全明白中共后来所讲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究竟从何而来。这种说法不仅是针对蒋，也是针对曾经与中共密切合作过的虞洽卿、王晓籁等上海商人。中共甚至苏共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观感，以及党内关于“革命发展道路”的争论，其实均与北伐前后中共与虞洽卿等人的合作经验密不可分。其实，从北伐前后中共与虞洽卿一派商人合作的历史，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中共内部是很清楚虞、王等人的投机性质，然而，他们在写报告时，又会有意将其动机“阶级化”，这种实际与理论的矛盾与落差，始终困扰着中共党人。由于中共的整套革命是建筑于阶级理论上的，现实的斗争，又不能与此完全吻合。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用阶级理论来描述分析实际时，常常出现前后矛盾，互相冲突的现象。这种冲突也使得所谓的理论没有确定性，方针随时都在变动，易变的主义与政策，加上权力斗争，便使得中共意识形态严重缺乏连贯性。我们研究中共党史，则可能先要弄清楚，具体实践与理论阐述之间的差别，并从其实践入手去重新认识其行动逻辑，而不是依据其表述的“合理性逻辑”，唯有此，我们才能对中共革命史有更加深入的理解。此前的研究过分低估商人在政治变动时的主动应对。1927年为何上海的“资本家”要倒向蒋介石，过去学者们习惯从工人运动的角度出发，认为资产阶级对工运感到恐惧，把保护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然而，上海许多工人运动，背后也有商人的影子。尤其1926年7月后，与南方政府及反孙传芳派有联系的商人，如虞洽卿、王晓籁等人，便在背后支持工人运动，欲使孙传芳之后方秩序失去控制，并进而发动军事行动。中共的势力上升与虞、王及杜月笙等人的背后支持本来就有密切关系。双方关系之变化，主要因蒋介石等北伐军实力派与鲍罗廷、中共及武汉政府交恶，虞洽卿等人必须重新站队，重新评估其与中共的关系。当北伐军进入上海后，罢工的工具性作用就失去，蒋介石等人希望能够快速控制上海秩序，杜月笙等人在这个过程中便抛弃与中共的联盟关系。虞洽卿则以上海商业联合会为平台，承担起协助蒋介石在商界筹款的重要任务，他以实际行动明确表示和中共分道扬镳。他必须在政治转变关头站对路线，以免其此前的“左倾表现”祸延己身，同时也可以因新的权力联盟关系强化其政商地位。从中共角度来看，其早期与上海商人的关系也显示出实用主义的特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抱牢教条主义不放的政治团体，当现实政治对他们的发展有利时，中共对所谓“资产阶级”的性质的分析也倾向于宽容或“右倾”，其报告中会弹性地对“阶级形势”作乐观的分析。当商人放弃与他们的合作，一些领导人便可能用严厉的语言攻击“大资产阶级”，现实的“阶级分析”与此前又完全不同。因此，意识形态叙述其实是紧跟在政治利益之后，又与党内路线斗争相连，这也是不同的中共党人在不同时期对“资产阶级”的分析往往大不相同的原因。对于比较信奉实用主义的党人来说，只要他的权势依然存在，虞洽卿仍然具备统战价值。1936年8月14日，身处陕北的毛泽东还写信给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要他在上海好好做上层统战工作，其对象除了宋子文、孔祥熙、陈诚、胡宗南等国民党要人之外，毛最后特别询问冯：“虞洽卿、穆藕初有联络希望否？”毛把虞看成是中共欲在上海重新打开局面必须注意之大人物，当然是自然之事。这种看法又与此前中共与虞洽卿的合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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