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百家讲坛》首位80后学者、清史泰斗戴逸先生关门弟子唐博，政治+财经+民生=**不一样的清案探秘。
2.慈禧是怎样从一个嫔妃上升为垂帘听政的老佛爷的？英国两次派遣大使与清朝商议贸易问题，为何会因跪不跪的细节谈崩？从政治、外交的角度，解读宫闱秘闻，让读者大开眼界。
3.随书附赠《百家讲坛》节目光盘，并补充大量珍稀图片
慈禧是怎样从一个嫔妃上升为垂帘听政的老佛爷的？英国两次派遣大使与清朝商议贸易问题，为何会因跪不跪的细节谈崩？顺治当年有没有出家？孝庄与多尔衮究竟是何关系？雍正帝是否篡位？乾隆帝的生母究竟是不是甄嬛？光绪帝又是不是被慈禧害死的？大太监安德海和李莲英有何不同？……
央视《百家讲坛》首位“80后”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唐博博士，循着悬案的蛛丝马迹，为您揭开一件件曲折离奇的清宫谜案，还原历史真相。
作者简介：
唐博，历史学博士，财经专栏作家。《百家讲坛》首位“80后”学者。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师从戴逸教授，主攻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城市史，曾参与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现供职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出版《我们这辈子：清朝皇帝回忆录》《亲历三百年：明朝皇帝回忆录》《住在民国：北京房地产旧事》等多部专著，发表《18世纪中国政治视野下的“张元隆案”》《天桥平民住宅及其制度构建》《晚清上海“地产大王”徐润的房地产投资》等120多篇论文、译文和专栏文章。
目录：
前 言
第一集 顺治去哪儿了
第二集 决定康乾盛世的那一夜
第三集 乾隆生母之谜
第四集 英使觐见之谜
第五集 乾隆长寿之谜
第六集 嘉庆遇刺之谜
第七集 垂帘听政之谜
第八集 光绪死亡之谜
第九集 晚清太监之谜
后 记
前言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长河里，既有波澜壮阔，也有风云诡谲，既有盛世华章，也有屈辱经历。许多故事至今仍众说纷纭，悬而未决。
皇宫大内，是当时百姓心中最神秘的殿堂。任何有关宫廷生活的小道消息，都会成为寻常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成为文人墨客反复演绎的对象。顺治有没有出家？雍正是不是篡位？乾隆的生母是不是甄嬛？光绪是不是被慈禧害死的？该怎么评价慈禧身边的大太监安德海、李莲英？稗官野史和清宫戏里的描述是否可信？这些悬案的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又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启迪呢？
唐博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第一位“80后”主讲人。今儿起，将由他给大家讲讲皇帝身边的那些事儿，带领大家一起揭开宫廷里的《清案探秘》。
第四集 英使觐见之谜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和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政府先后派出两个使团，穿越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来到中国。第一个使团由乔治•马戛尔尼勋爵领衔，史称“马戛尔尼使团”，它是打着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而来，全团近七百人，是英国政府史上最大规模的外交使团；第二个使团由阿美士德勋爵领衔，史称“阿美士德使团”。
马戛尔尼使团不远万里来到北京，仅仅是为了祝寿吗？还有没有更重要的目的和任务呢？乾隆皇帝是怎么接待他们的？传说乾隆皇帝要马戛尔尼等人在觐见时必须磕头行礼，马戛尔尼做到了吗？如果没有磕头，会不会让这场历史性会见不欢而散呢？马戛尔尼使团没做到的，阿美士德使团能做到吗？
这是两个大国的历史性碰撞，意义非比寻常。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康乾盛世的巅峰时代，经济总量占全球四分之一，国库充盈，四海臣服，威加海内。然而，外表的光鲜掩饰不了内在的腐朽。当时的中国在骤变的世界大势面前迷失了方向。
当时的英国，正在经历着工业革命的深刻洗礼，工业生产效率成倍增长，纺织品面临滞销危险，急需对外开辟新市场。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广袤土地、众多人口、悠久文明和深厚积淀的国度，它既动心，又担心。
二十三年间，清朝的两代皇帝面对英国的两个使团，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两场历史性的碰撞，引发了怎样的后果呢？对中英两国的历史命运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会带来哪些启迪呢？
让我们回到两百多年前，一起揭开英使觐见功败垂成的种种谜团。
一、万里迢迢欲何为
我们先来解释第一个问题：马戛尔尼使团万里迢迢来中国，究竟意欲何为？
中国的海外贸易由来已久，但跟英国人打交道比较晚。直到明朝崇祯年间才有了第一次接触。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武装商船队开到广州虎门，开炮射击，抢劫市镇，强迫贸易，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这次接触很不愉快。
清朝康熙年间，朝廷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连云港）四口对外通商，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管理来往商船，征收关税。英国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深受青睐。
清廷虽然开放了四个口岸，但只有广州固定面向洋人。在广州做外贸生意的中国商人，主要是官府指定的“十三行”行商。他们到内地收购瓷器、茶叶，辗转千里运到广州卖给英国人，不仅增加了运费成本，还得赚差价，收服务费。面对这样的特许经营，英国商人根本没机会货比三家，不仅少赚很多钱，而且导致英国市场的茶叶价格居高不下。另外，广州的关税较高，粤海关官员还经常索要规礼，也就是小费，让英国商人不胜其苦。英国国内主打的棉织品已经生产过剩，因此英国商人迫切希望打开中国市场。而广州地处南国，天气炎热，不怎么需要棉织品，相反，英国商人每年都得拿出大把银子去买中国的瓷器和茶叶，这样就造成了严重的贸易逆差。
乾隆时期的广州黄埔港
要想打破广州单口垄断的局面其实不难，只要多开放几个口岸即可。英商看中了浙江和宁波，那里靠近中国的丝绸产地苏杭和茶叶产地江西、福建。到宁波做生意，既可就近采购，节省成本，又能逃脱行商的盘剥和粤海关的敲诈。英国的棉织品还可就近卖到内地，打开华北市场，减少中英贸易逆差。其实，宁波的官员对富得流油的广州粤海关羡慕嫉妒恨，也想扩大外贸，赚取更多税收，所以对英国商船很欢迎。结果，还真有不少商船跑到浙江来做生意，双方各取所需。
英国人算盘打得很精，可一旦把船开到宁波去，广州的粤海关和行商就赚得少了，肯定不同意。而乾隆皇帝觉得，如果放任这些洋人在中国沿海随便做买卖，对国家安全没好处。于是，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政治挂帅的皇帝，双方一拍即合。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朝廷一声令下，关闭其他三个口岸，只留广州一口通商。对在广州做生意的中外商人做出了严格限制。这在历史上称为“闭关政策”。英国方面虽然去找广东官府交涉，却没能改变这个局面。
到了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生产效率成倍增长，过剩的棉纺织品越来越多，卖不出去。结果，资本家面临破产的危险，政府从棉纺织业收来的赋税也越来越少，工人得不到应有的工资，罢工骚乱时有发生。出于增加财政收入、稳定社会秩序、缓解棉纺织业困境等现实因素的考虑，英国政府必须想办法开辟新市场。而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巨大。于是，英国政府准备正式派一支外交使团，跟中国最高决策者谈判，以求开放市场。至于这个使团的特使（团长），英国政府看中了马戛尔尼（1737-1806年）。
马戛尔尼出生于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毕业于都柏林大学三一书院，曾在俄国、印度等地担任外交官，跟外国的商界、政界打交道的阅历非常丰富。英国政府认为，马戛尔尼是最合适的特使人选。国务大臣敦达斯给他下达了训令，除了明确出访任务和谈判条件外，还在礼节问题上提出，“要服从中国朝廷的礼仪，既不要损害自己君主的尊严，又不要被礼节上的小事束缚住手脚”。
临行前，马戛尔尼还准备了一份辞藻华丽的国书和众多精美礼品。其中，送给皇帝的礼品有十九件，包括地球仪、铜版画、铜炮、望远镜和战舰模型等。他认为，这些东西既能结乾隆君臣的欢心，又能展示英国的国力，帮谈判加分，更能刺激中国人对英国产品的消费欲望，以打开中国市场，促进英国经济繁荣。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初十日（1792年9月26日），马戛尔尼使团从朴茨茅斯港起航，奔赴万里之外的中国。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呢？
二、男儿膝下有黄金
马戛尔尼的事前策划和细致准备，乾隆帝当然不知道。在乾隆眼中，英国使团既然打着给自己拜寿的旗号，那就跟朝鲜、暹罗等当时向中国称臣的国家一样，是来进贡效忠的。不过，英国地处偏远，来一趟不容易。既然来了，就要热烈欢迎，好生款待。于是，乾隆帝下令，破例允许使团的船只进入沿海任何口岸，要求地方官员做好接待准备。
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政府在远东地区做生意的特许商。为配合马戛尔尼使团的行动，特地向清朝两广总督福康安写了一封信。虽然言语谦恭，但称呼中英两国君主时不分高下，平等相待，而且说明真实来意就是构建中英两国的外交关系。
乔治•马戛尔尼画像
眼下，福康安正在西藏打仗，这封信就转到了广东巡抚郭世勋手里。郭巡抚看了这封信，有些为难。如果原原本本地奏报朝廷，乾隆帝肯定不高兴：远来小邦，怎能跟我天朝平起平坐呢？可是，郭巡抚长期跟英国人打交道，知道英国是海上第一强国，平等交往似乎也没什
么错。
于是，郭世勋将这封书信的译文加以修饰，添了许多吉祥话。正是这样一封口气和意思都变了味的书信，蒙蔽了乾隆帝，让他以为马戛尔尼使团就是来祝寿的。
乾隆帝虽然八十多岁了，但不糊涂，大概他也听说过英国是海上霸主。他觉得，既然英国派使团送上门来，应该借机炫耀下“天朝的威严”。就这样，乾隆帝让沿海口岸在欢迎使团的同时，整肃海防，严阵以待，既要展现八旗军容，又不能因此扰民。沿海各省督抚领会圣意，时刻跟踪和奏报使团的行踪。不过，由于语言不通，只是迎来送往，接洽并不深入，他们对使团的真正来意也不清楚。
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十八日（1793年7月25日），马戛尔尼使团抵达天津大沽口，登岸后受到直隶总督梁肯堂，钦差大臣、长芦盐政徵瑞的隆重欢迎。 然而，双方的分歧很快就出现了。
乾隆帝老年朝服像
马戛尔尼一行跟着梁肯堂、徵瑞等人抵达天津，乘船沿白河向北京前进。船上插“英吉利贡使”旗帜。马戛尔尼觉得不对头，又怕惹麻烦，只好不吭气。
七月初六日（8月12日）梁肯堂在奏折里说：
该正副使（在筵席中）向（皇）上免冠叩首，并令通事转向臣等告知，初入中华，即蒙大皇帝种种恩赐，今又给以筵宴，实在感激无地。
梁肯堂提及的“免冠叩首”，乾隆帝有点怀疑，就下了一道谕旨。其中讲道，不管马戛尔尼是否懂得清朝礼节，抑或是英国的习俗就是脱帽鞠躬，必须在赴宴的时候，要他结结实实地磕头。听说英国人是用布扎腿，跪拜不便。那就在行礼前松开布条，行礼之后再扎上好了。如果他坚持脱帽鞠躬，就要婉言相劝，告诉他其他来北京进贡的国家，无论是使臣还是国王，都要对皇帝三跪九叩。如果他不磕头，那大老远地跑来进贡，未免让别的国家耻笑，朝堂大臣不容。
既然皇上发话了，徵瑞就得奉旨办事。七月初九日，马戛尔尼使团来到北京东郊的通州附近。徵瑞前来拜会，传达了圣旨：觐见皇帝时，应按中国礼仪，行三跪九叩礼。方法是双膝跪地三次，每次叩三个头。任何国家朝贡，都不能免此大礼。
马戛尔尼直接答道，我们愿意按照向本国国王行礼的方式，向清朝皇帝行礼。不过，英国的礼仪有所不同，不是下跪磕头，而是脱帽鞠躬。后来，双方几次交涉，徵瑞还派人给使团做示范。马戛尔尼就是不同意磕头，坚持鞠躬行礼。
七月十九日，马戛尔尼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如果清朝皇帝能派出一位官衔跟我相当的大臣，穿着朝服在英国国王的画像前行三跪九叩大礼，那我就向清朝皇帝三跪九叩。 徵瑞一听，脸都气绿了。在他看来，英国国王算老几，怎能跟大清皇帝享受同等待遇！大清臣子膝下有黄金，跪爹跪娘跪皇上，凭什么给你的国王下跪啊！
使团抵达北京，把大件礼品都摆在了圆明园陈列，小住了几天后，就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参加万寿庆典。可是，行礼的事还没着落，大臣们都很着急，大家只好搬出乾隆帝身边的红人——军机大臣和珅出马。
八月初五日，和珅首次会见马戛尔尼，当面否决了对等磕头的提议。两天后，俩人再次会面。流传至今的记载却有了不同版本：
英方的记载是，和珅同意马戛尔尼对乾隆帝行英国的脱帽鞠躬礼，并约定八月初十日（9月14日）首次觐见皇帝。中方的记载是，马戛尔尼同意在觐见乾隆皇帝时三跪九叩。那么，到底谁说的对呢？咱们还是看看那天的现场实况吧。
英使觐见乾隆景象
八月初十日凌晨寅时（清晨四五点钟），马戛尔尼和随员一起从驻地启程，前往避暑山庄万树园，准备觐见乾隆帝。半个时辰后，使团抵达山庄门前。马戛尔尼走出轿子，跟着陪同官员一起来到万树园等候。随行的只剩下使团秘书斯当东爵士及其儿子小斯当东。此时，皇子皇孙、各国使节已经到齐。
接见仪式将在万树园内的一座大帐篷里举行。礼乐声后，乾隆皇帝乘坐无盖肩舆，在众多侍卫的簇拥下来到万树园。马戛尔尼提前走出帐外，迎接圣驾。当乾隆帝经过人群时，大家全都跪倒了，接下来就是三跪九叩。
大家都跪了，马戛尔尼如果还坚持站着不跪，在那个场合里将会“鹤立鸡群”，何等尴尬！他和斯当东爵士只好从众，“单膝下跪，把头低在地上”。
虽说事后马戛尔尼等人在向英国政府的汇报中有意强调，单膝下跪与三跪九叩在“动作上的不同”，但他们都回避了这一动作是否重复。大家可以想象，既然大家都三跪九叩，你如果只坚持单膝下跪一次，显然不合拍。所以，他们只能跟着三跪九叩的节奏不断重复。只不过，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他们没有双膝跪倒叩头，而是重复单膝下跪、以头向地的动作， 即“九次单腿下跪，伴随着九次鞠躬向地”。
乾隆帝在大帐篷里坐定后，大家也各就其位。在专人引导下，马戛尔尼双手捧着装有英国国王书信的精美盒子置于头顶，从御座旁拾级而上，呈给乾隆帝。乾隆单手接过，但并不启封阅读，而是随手交给旁边的御前大臣。御前大臣也不拆阅，而是放在皇帝宝座旁边的垫子上。
乾隆帝拿出一柄如意交给马戛尔尼，请其转赠英国国王。马戛尔尼收下后，也取出两块镶嵌钻石的金表献给乾隆帝。接下来，马戛尔尼向乾隆帝介绍斯当东爵士和其他成员。大家逐一行礼，接受赠礼。只是，所有的谈话都必须经过翻译。乾隆帝可能觉得这样有点麻烦，就问使团里有没有会讲汉语的人。马戛尔尼立即推荐了斯当东爵士的儿子——年仅12岁的小斯当东。乾隆帝很高兴，就把他叫到跟前试讲汉语，随后解下自己腰带上的一个槟榔荷包相赠，以表喜爱之情。
觐见仪式结束后，马戛尔尼等人回位，宴会正式开始。席间，乾隆帝把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叫到跟前，亲自温酒碰杯，寒暄一番，问及英国国王的年龄。宴会结束，乾隆帝起身离开。在斯当东爵士的印象中，乾隆帝虽然年迈，但情绪不错。
小斯当东回忆中的英使觐见乾隆景象
其后两天，马戛尔尼在和珅等大臣的陪同下，在承德参观。八月十三日是乾隆帝83岁寿辰，马戛尔尼再次前往避暑山庄参加万寿庆典。在礼乐声中，全体人员向皇帝宝座方向行三跪九叩礼。马戛尔尼一行该怎么办？
英方的记载里，有说行了屈膝礼，有说行了深鞠躬礼。中方的记载里，军机章京管世铭说马戛尔尼一行“一到殿堂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嘉庆皇帝后来也坚称马戛尔尼行了三跪九叩礼。在我看来，大家都跪倒磕头，只有一个人搞特殊，恐怕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很可能跟前次一样，单膝跪倒，头碰地面九次。
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虽说敦达斯事先有过训令，让马戛尔尼必须维护英国国王的尊严，可为了完成此行的使命，他还是在清朝的礼仪规矩面前屈服了。然而，他的让步能否换来使命的圆满呢？
三、话不投机半句多
这几天，马戛尔尼一直希望跟和珅进行外交谈判，把英方的条件摊牌。可和珅很滑头，总以“回北京再讨论”为由加以搪塞。 马戛尔尼心急火燎，于是决定先回北京，再做定夺。
生日过完，乾隆帝消停了，开始读英国国王的国书。他发现，这国书的内容里锋芒毕露。英国国王提议英方派人在北京常住，这让这位老皇帝警觉了起来。他又想起马戛尔尼为了磕头与不磕头的问题，对和珅、徵瑞等大臣态度强硬，因此，乾隆帝觉得英国人“异言异服，逗留京城，或其心怀窥测，其事断不可行”。他立即传谕各省督抚严加提防，避免使团成员和在华英商串通勾结，借机惹事。
八月二十二日，马戛尔尼一行回到北京。三天后，乾隆帝就传旨，要求使团于九月初三日离京走人。坏了，敦达斯交给他的事情还没办呢！不行，必须跟和珅摊牌了。
想约和珅？人家日理万机，忙得很。好不容易约上了，马戛尔尼跑到皇宫，一等就是三个小时。就在马戛尔尼等到不耐烦，甚至崩溃，打算离开之时，和珅出来了。
和珅把他领到太和殿。这里放着一些桌椅，上面摆满了各种物件。和珅传令，一会儿派人把这些物件送到使团驻地。都有哪些物件呢？有乾隆皇帝对英国国王的谕旨，有皇上赐给使团成员的礼品，有使团赠给他和珅的礼物。马戛尔尼见此情景，心都凉了。他知道，这不光是撵人走、退礼品的做法，还是要断交的节奏呀！
马戛尔尼希望跟和珅再谈谈条件，和珅摇摇头：你还是把想说的写成书信给我吧。
回到驻地，马戛尔尼垂头丧气，只好看看那份谕旨里讲了啥。他发现，这谕旨其实就是清廷给英国国王书信的复函。里面就一个意思：英国没必要派人常驻北京，照顾中英贸易，因为天朝啥都不缺，不需要英国置办。话说得很高傲，让马戛尔尼很无奈。
看罢谕旨，马戛尔尼赶紧起草了给和珅的书信，希望清廷答应英国政府的六项要求：
第一，增开舟山、宁波或天津为通商口岸。
第二，允许英商在北京设立货栈，出售商品。
第三，为英商提供舟山附近的一个小岛或一小块空地，用来存放货物。英国人不驻军，但希望跟中国人分区居住。
第四，允许英商常驻广州。
第五，降低粤海关的关税。
第六，为英商提供纳税清单，免除额外加征的规费。
按照今天的眼光，这六条要求基本体现了自由、平等的贸易原则，起码在这个基础上可以一谈。然而，在乾隆帝看来，一个来祝寿和纳贡的使团，不仅拒不执行三跪九叩大礼，而且提出了一大堆咄咄逼人的外交和商业要求。这还了得？！
九月初三日清晨，马戛尔尼使团离开住所，前往通州。和珅等人到朝阳门送行。同日，乾隆帝发出了致英国国王的第二份谕旨。他不仅以轻蔑的口吻全盘拒绝了马戛尔尼的六项要求，还加了一条：禁止英国人在中国传教。这意味着，马戛尔尼使团在北京的外交努力归于失败。
马戛尔尼离开北京后，沿着运河南下来到杭州，然后转乘马匹和舟楫，途经浙江、江西、广东，最后来到广州，乘船回国。沿途之上，各地督抚奉旨接待，不但规格降低，而且严加防范。使团成员安德逊事后回忆道：“我们进入北京时好像是穷极无依的人，居留在北京的时候好像是囚犯，离开时好像是流浪者。” 那种感觉，真是糟糕之极。
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初六日（1794年1月10日），马戛尔尼等人乘船驶离广州，八个月之后，他回到英国，结束了长达两年的远东之旅。
四、不磕头就别见面
威廉•皮特•阿美士德画像
马戛尔尼使团没有解决中英贸易中的痼疾。其后，这些矛盾日益升级，演化为不断的贸易摩擦。清朝屡屡以停止两国贸易作为反制措施。英国政府知道，一旦贸易叫停，英国商人最吃亏。因此决定派遣由国王侍从官阿美士德勋爵领衔的使团访华，缓和两国政治关系，商讨两国贸易问题，稳定和扩展对华贸易。嘉庆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1816年2月8日），阿美士德使团从朴茨茅斯港启程。
虽说阿美士德是一把手，但使团里真正跟中国人打过多年交道的只有二把手小斯当东。虽说12岁那年他曾跟随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而且受到乾隆皇帝的赏赐，但如今他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对华态度强硬，经常挑起贸易摩擦，因此，嘉庆帝并不喜欢他。
在来中国的路上，使团议定向清廷提出两项要求：一是派遣使节设馆常驻北京，二是争取增开一两个通商口岸。
有了接待马戛尔尼使团的不愉快，嘉庆帝在听说阿美士德使团即将到访后，根本就没什么兴趣。等使团来到天津，工部尚书苏楞额作为接待大臣，要求使团成员见皇帝时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阿美士德提出，行礼没问题，但方式应当参照马戛尔尼访华的先例。至于那个先例是什么，马戛尔尼有没有磕过头，除了小斯当东，其他人都没见过。而小斯当东呢？耍了个滑头，借口当时年龄太小，记不太清，回避了这个话题。
对于是否磕头的问题，使团里有人觉得，英国政府曾表示，只要能达到出使目的，使团人员可以按照清廷要求行礼。既然英国政府默许，那就没必要再讨论了，人家让磕头就磕呗。但小斯当东不同意，真要磕了头，只会有损英国的尊严，伤害英国的对华贸易。
阿美士德知道，拒绝磕头就会惹怒清廷，到头来没法完成出使任务；然而，小斯当东跟中国人打交道多年，号称“中国通”，他的意见又不能不听。几经权衡，阿美士德还是采纳了小斯当东的意见，决定拒绝行三跪九叩大礼。
嘉庆帝听说此事，非常生气，传旨把苏楞额臭骂一顿，说如果阿美士德到了北京，还拒绝行礼，那就先将使团赶走，再把苏楞额就地
免职。
苏楞额惶恐不安，一面奏请恕罪，一面继续谈判。阿美士德表示，只同意三次单膝下跪，每次下跪后三俯首，这是底线了。虽然比鞠躬强点，但距离三跪九叩还差得远。
使团抵达通州，奉旨迎接的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等人恭候多时。和世泰表示，如果使团拒绝三跪九叩，那就立即回国。阿美士德毫不示弱，送上英国国王的书信，要求呈给嘉庆皇帝。和世泰担心，如果就这么把使团赶走，不就显得自己无能吗？将来在皇上面前免不了挨训。然而，人家英国人拒绝行礼，这可怎么办啊？
他思忖再三，给嘉庆帝写了份奏折，说阿美士德同意三跪九叩了。嘉庆帝闻讯大喜，传旨安排英使觐见。就这样，和世泰领着使团进入京城。阿美士德很纳闷：我不是拒绝三跪九叩了吗？你们怎么还领我们进京啊？和世泰说，听我安排就行了，别的甭管。
和世泰确实说了谎，为了圆这个谎言，他制订了一套计划：他陪使团连夜进发，次日凌晨抵达圆明园外。届时，阿美士德等人一定疲惫不堪。然后带他们觐见，在正大光明殿上把他们强摁着屈膝磕头，稀里糊涂完成大礼，即可交差。
凌晨5点半，使团抵达圆明园外。6点半，嘉庆帝传旨接见。和世泰说，接见提前了，只允许阿美士德带三个人进去。
眼看计划就要成功了，阿美士德突然提出：赶路走了一夜，大伙太累了，况且觐见所需的服装和国书还在路上，所以现在不能马上进去，请求明天再觐见。末了，阿美士德特地强调，他是不会行三跪九叩礼的。
这时，和世泰一使眼色，一群官员扑了过来，拽着阿美士德等人就往圆明园里走。阿美士德等人当然不乐意，哇哩哇啦地大叫起来，那意思大概是说“官府抓人啦”“我就不磕头”之类。眼看双方就要扭打在一起了。
一旦双方打起来，很有可能把圆明园里的皇上给惊了驾，那可是大罪。和世泰怕事情闹大，对自己没好处，只好下令收手。计划就此失败。
如意算盘落了空，还得想办法把今天糊弄过去啊。于是，和世泰只好独自上殿告诉皇上，说英使走了一夜，脚疼得厉害，没法接见，希望改明天。他知道，即便明天接见，阿美士德也不会磕头。于是，次日传见，他就借口阿美士德拉肚子；第三次传见，他又说阿美士德病倒了，不能接见。嘉庆帝说，一把手来不了，那就见二把手吧。和世泰又说，二把手也病了，没法觐见，要等一把手病好了一同觐见。
嘉庆皇帝一看，这叫什么事啊！和世泰你搞什么名堂？他很生气，传旨将阿美士德使团遣送回国，和世泰等人交部议处。虽说后来嘉庆帝收了使团的礼品，并回赠了一些礼品，还破例允许使团跟马戛尔尼当年离开的路线一样，沿大运河南下，从广州登船回国，但阿美士德此行的外交收获甚至还不如马戛尔尼。就因为磕头的问题，他连皇帝的面都没见着，更没机会谈条件了。
五、成败得失论英雄
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的使命都没有完成，没能改变广州的贸易局面，但也并非一无所得。两个使团在返程途中，都经由陆路南下，穿越中国腹地，广泛了解沿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等情况。
西洋画中的乾隆朝官场
回国后，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们纷纷撰写访华回忆录。这一方面推动了英国人研究中国的兴趣，推动了英国乃至欧洲地区汉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逐步改变了欧洲人对中国完全仰慕的情绪，“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趋于冷却。
阿美士德使团来华途中，深入渤海沿岸测绘水道，取得山东到辽东一线的沿海航道详图；回国途中，又测量镇江、瓜洲、金山一线的长江水道。他们搜集的这些情报，为英军在鸦片战争期间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参考。
阿美士德在回国途中，在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上见到了被流放至此的拿破仑。他对拿破仑说：“在中国，看似是一片太平盛世，实际上沿途的许多盛世景象都只是摆出的花架子。看似是东方的头号强国，实际上是积贫积弱之邦。”
拿破仑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说了两段很经典的话：
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以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不单中国，其他国家，诸如美国，都会在这个世纪中叶或下个世纪崛起，一味靠海上霸权争雄世界，最终再强的霸权也会没落。
会谈不欢而散，但拿破仑的预言却在百多年后应验。只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中国，在这两场外交活动中，表面上趾高气扬，其实都是以失败告终，留下了无尽的遗憾。我把这些遗憾概括为三点：
第一，礼仪之争的失败。双方在礼仪问题上反复争执，马戛尔尼最后的行礼方式是“九次单腿下跪，伴随九次鞠躬向地”，守住了英国臣民觐见国王单腿下跪、深深鞠躬的底线，只在行礼次数上让了步，既没有损害国王的尊严，也没有降低使臣的身份。中方的记载虽然强调马戛尔尼确实磕头了，但乾隆帝并不满意。马戛尔尼的九次“单腿下跪，鞠躬向地”，毕竟跟“三跪九叩”的传统大礼不同。这让乾隆失去了向英国炫耀国威的机会，也成了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团态度骤变的重要原因。这样的行礼方式，乾隆可以默许，嘉庆却不同意。嘉庆被和世泰再三蒙蔽，最后老羞成怒，对阿美士德使团拒绝接见，直接赶走。礼仪之争，其实争的是面子。面子的事，要么灵活处置，要么严守原则，瞻前顾后要不得。
第二，谈判机遇的丧失。这两个使团的到来，是英方以平等姿态，通过外交途径提出发展以贸易为主的双边关系，并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对此，清朝皇帝并没有拿出足够的耐心进行周旋，而是在礼仪之争失败之后，在不了解对方谈判底线的情况下，一股脑地全部拒绝，从而丧失了与英方平等对话解决贸易争端，并由此推动中国主动步入近代化进程的历史性机遇。其实，为了增加通商口岸，打开华北市场，英方甚至打算以放弃鸦片贸易作为交换，清朝君臣对此一无所知。中英贸易固有的体制冲突和结构性矛盾犹存。所以说，当机会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只要有好处，一定要努力抓住。
第三，闭上看世界的双眼。使团带来的礼品，充分体现了工业革命时代英国的科技水平。尽管嘴上瞧不起，但清朝君臣心里还是很紧张。乾隆就曾感慨，“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最为强悍”。不过，尽管有危机感，但乾隆和嘉庆的第一反应不是给臣民创造了解世界、知己知彼的机会，而是严防死守，戒备西方的军事威胁。跟康熙相比，乾隆和嘉庆似乎都只是文科生，对理科一窍不通，而且不感兴趣，这就让他们在面对西方科学技术之时，只是视而不见。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发现马戛尔尼使团赠送的火炮和炮弹仍然放在那里，完好无损，从未用过。所以说，封闭保守必然落后挨打，开放包容才能自立自强。
这三点遗憾，是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意识形态和天朝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长期奉行闭关政策必然导致的结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我们留住这段英使觐见的历史记忆，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英使名片
（一）乔治•马戛尔尼（GeorgeMacartney，1737-1806年）
出生地：爱尔兰
家庭出身：苏格兰贵族
职业：外交官
毕业院校：都柏林三一学院
进修院校：伦敦坦普尔大学，师从荷兰伯爵亨利•福克斯
外交经历：
1764年，英国赴俄全权特使
1765年，英国议会议员
1769年，爱尔兰议会议员、爱尔兰事务大臣
1772年，辞去议员、大臣职务，受封骑士爵位
1775年，加勒比群岛总督
1776年，受封马戛尔尼男爵，进入爱尔兰贵族行列
1780年，印度马德拉斯总督
1786年，拒绝出任印度总督，返回英国
1792年，受封马戛尔尼伯爵
1792-1794年，英国赴中国全权特使
1795年，英国政府密使，出访撒丁王国，商议反法同盟事宜。再次受封马戛尔尼男爵，跻身英格兰贵族行列。
1796年，好望角总督
1798年，因健康状况辞职。
与中国的另类缘分：
2008年5月，乔治•马戛尔尼的后裔简•马戛尔尼（JaneMacartney），作为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参与了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
（二）威廉•皮特•阿美士德（WilliamPittAmherst，1773-1857年）
出生地：英格兰索美塞得郡的巴斯
家庭出身：高级军官（父亲和叔父都是陆军将领，父亲任中将，叔父曾任弗吉尼亚和英属北美洲总督，阿美士德继承其叔父的勋爵爵位）
职业：外交官
毕业院校：牛津大学
内外经历：
1797年，继承阿美士德勋爵（世袭男爵）
1804-1813年、1815-1823年、1829-1835年，寝宫侍臣（其间1809-1811年任那不勒斯宫廷使节）
1815年，枢密院顾问官
1816年，英国驻华全权公使
1823-1828年，印度总督
1826年，晋升阿美士德伯爵
（三）小斯当东（SirGeorgeThomasStaunton，1781-1859）
出生地：英格兰索尔兹伯里
家庭出身：外交官，父亲为乔治•伦纳德•斯当东（1737-1801），马戛尔尼使团副使
职业：外交官
外交经历：
1792年，随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访问
179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代理处文书
180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代理处货物管理人
180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代理处中文翻译（其翻译的《大清律例》英文版在英国出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著作）
181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特派委员会主席
1818年，英国议会下院议员（1826-1830年落选，1833-1837年两度落选）。
1852年，退休
和中国的缘分
香港中环的士丹顿街，以及香港仔的士丹顿湾，均是以小斯当东的名字（谐音）命名。
参考文献
［英］SirG.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英］爱尼斯•安德逊著，费振东译：《英使访华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法］阿兰•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
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18世纪的外交与中国命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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