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史》项目原书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召集世界一流专家撰写，共分七卷，介绍了整个人类文明发生和发展史上的物质和智力成就。作者权威，史料丰富，卷帙浩繁，学术价值高。人类文明史》中文版已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本卷作者为世界各国相关领域的专家，译者为国内各专业专家。本书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本卷为《人类文明史》中的第四卷，主要讲述自7至16世纪地的人类文明。全书分别按“主题篇”和“地区篇”来安排撰写。主题篇涵盖“环境人口”“ 家庭、家内群体和社会”“ 国家和法律”“ 经济体系和技术”“交通与运输”“ 知识与科学”“ 宗教、伦理与哲学”“ 艺术与表现”等方面。地区篇则细分为“希腊-罗马世界的后继者”“欧洲特性的形成” “伊斯兰世界及其阿拉伯地带” “亚洲世界” “美洲文明” “非洲大陆” “大洋洲和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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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是联合国专门机构，创建于1945年11月，目前拥有191个会员国。该组织为自己确定的宏伟目标是：通过教育、科学、文化与传播，于人之思想中建设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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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主题篇
1.环境和人口
2.家庭、家内群体和社会
3.国家和法律总序 前言 概述 国际委员会各卷编者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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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作者名录 致谢主题篇1. 环境和人口 2. 家庭、家内群体和社会 3. 国家和法律 3.1 欧洲3.1.1 原则3.1.2 实践 3.2 伊斯兰世界 3.3 中亚的游牧国家 3.4 南亚和东南亚 3.5 东亚 3.6 非洲 3.7 美洲4. 经济体系和技术 5. 交流与交通6. 知识和科学7. 宗教、伦理与哲学8. 艺术与表现8.1 旧世界8.2 新世界：来自中部美洲的证据地区篇一、希腊-罗马世界的后继者导言9. 拜占庭9.1 历史概述9.2 国家组织、社会结构、经济与商业9.3 文化成就10. 卡洛林王朝时期的欧洲二、欧洲特性的形成导言11. 中世纪西欧12 . 东欧与东南欧12.1 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与政治变迁12.2 斯拉夫人及其他族群，尤其是黑海沿岸族群的基督教化12.3 文学与艺术表现形式12.3.1 文学表现形式12.3.2 艺术表现形式13. 中欧和北欧14. 欧洲影响的扩大15. 欧亚走廊15.1 基辅罗斯人15.2 亚美尼亚人15.3 格鲁吉亚人及其他高加索人15.4 克里米亚人三、伊斯兰世界及其阿拉伯地带 导言16. 伊斯兰的兴起16.1 伊斯兰在阿拉伯的兴起16.2 伊斯兰的源泉16.3 早期伊斯兰政体与社会的形成：总体特征17. 伊斯兰教的扩展及其在亚非欧地区的多样性17.1 从阿拉伯半岛向外扩展的极点17.2阿拉伯人在伊斯兰世界的扩展17.3伊朗的复兴及其民族语言文学的兴起17.4突厥人-蒙古人统治时期17.5 伊斯兰教的西部17.5.1 马格里布、西班牙与西西里岛17.5.2 苏丹与撒哈拉以南国家18. 伊斯兰世界的社会与物质生活、阶级与社群18.1 伊斯兰世界的社会与物质文化18.2 伊斯兰社会里的非穆斯林19.阿拉伯半岛和阿拉伯东部（马什里克）20.北非和东北非20.1 埃及20.2 马格里布21. 伊比利亚半岛、地中海沿岸及岛屿的穆斯林四、亚洲世界导言22. 伊朗23. 中亚24. 突厥人向西方的扩张24. 1 突厥人、乌古斯人和土库曼人的伊斯兰化24.2 土库曼人对安纳托利亚西部和巴尔干地区的入侵24.3 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土库曼人及其酋长国25. 南亚25.1 印度25.2 斯里兰卡25.3 尼泊尔 26. 东南亚太平洋 27. 中国27.1 从隋到明前期27.2 西藏地区28. 日本与朝鲜28.1 日本28.2 朝鲜29. 西伯利亚—中国东北游牧民族29.1 西伯利亚与中国东北：游牧生活29.2 草原上的突厥和蒙古语族：游牧生活 30. 蒙古帝国五、非洲大陆导言31. 西非31.1 居民31.2 经济31.3 社会和政治结构31.4 宗教31.4.1 传统非洲宗教31.4.2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31.5 艺术和科学32. 努比亚和尼罗河苏丹33. 埃塞俄比亚34. 东部海岸和印度洋诸岛34.1 环境和技术34.2 贸易和城市发展34.3 非洲东海岸和印度洋岛屿上的阿拉伯穆斯林文化及本土文化34.4 马达加斯加岛及其他岛屿上的混合文化34.5 该地区在国际上的重要性35. 中部和南部非洲 六、美洲诸文明导言36. 北美洲36.1 北美洲的北极文化36.2 北美洲西北部36.3 北美洲伍德兰兹东部地区36.4 大西南地区36.5 墨西哥东北地区37. 中部美洲和中美洲37.1 中部美洲：中部和北部地区37.2 中美洲38. 南美洲38.1 加勒比地区和奥里诺科—亚马孙地区七、大洋洲和太平洋大事年表 索引 图片前言总序
费德里科·马约尔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总序费德里科·马约尔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我们的文明是第一个以全世界的过去为自己的过去的文明，我们的历史是第一部世界史。”这是荷兰历史学家扬·赫伊津哈在五十多年前的话。随着公元2000年的临近，他描述的这种现象越来越变为可感知的现实。在当今这一界限分明、联系日益密切的世界，我们必然发现自身已成为新兴全球文明的一部分，它构成了我们集体命运的母体。赫伊津哈做出上述论断之后的那些岁月，以最恐怖的方式证实了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的现实。在地球上，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别无所求，只渴望和平与安康，然而地球上却爆发了违背天理的世界大战。大军日夜不停地巡视海陆空路线，恣意毁坏对人类来说最宝贵和最关键的东西。人们在身体上和道义上受到的伤害，永久性地打碎了一些幻想，迫使人类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话说，那就是“要么团结一心，要么同归于尽”。自那以后，有识之士清楚地认识到了，在跨种族、跨文化交流中，无知是多么地危险。今日世界拥有潜力极其强大的知识，如果要在这样的世界生存下去，就必须全面地理解人类的共同命运。显然，唯一的出路是，在各民族之间搭建桥梁，帮助人们深刻认识人类多样性中固有的同一性。在此背景之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１９４７年决定，以国际合作的方式编写一部真正的全球通史。本书致力于推动“更广泛地理解人类历史的科学和文化方面，各民族、各文化的相互依存，以及它们对共同遗产的贡献”。②此计划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早的项目之一，源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根本原则，受到广泛好评。但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项西绪弗斯般的永无尽头而又徒劳无功的任务，此前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三年后的１９５０年，《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第一届国际委员会开始编纂这部全球史。用勒内·马厄的话来说，这部全球史将把“人类的全部记忆作为一个连贯整体，呈现在人类面前”。随着杰出的国际合作团队成型，以及初步成果开始刊登在委员会的期刊《世界史杂志》上，我们对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的追求已明显取得新的突破。约十五年后，当第一版以六种语言问世时，对这一著作的评价———除了那些必然存在的保留意见———证实它成功地“第一次从记忆与思想的纷繁立场（如此五花八门的立场，正是当今不同文化的特点）出发，创作了一部人类思想的通史”。《人类文明史》第一版的编纂者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历史编纂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在不断变迁的历史潮流中，任何事物，无论是史实还是阐释，都不是一成不变的。１９６９年，保罗·德·贝雷多·卡内罗宣称：“总有一天，我们已经写下的东西……也会被取代。我希望，我们的后来者也将致力于此，我们开始的这一著作的修订版会在新千年来临之际出版。”卡内罗所希望的“一天”已经到了。１９７８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决定修订这部著作。两年后，第二届国际委员会制定了具体目标。从初版问世至今，许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近些年来，其他许多学科丰富了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也揭示了一些新的史实，特别是在“史前史”的领域。同时，我们的时代越来越强调文化认同，因此更加要求在史学观点和阐释上的多元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注意到这一趋势，并通过组织编纂一系列地区史，来帮助它的发展。其中《非洲通史》即将付梓，其他地区史的编写工作也在积极筹备中。最后，历史本身也在发展，不断修正看待过去的视角。基于以上原因，并考虑到初版受到的一些有益的批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终决定，《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新版（将简称为《人类文明史》）将不仅仅是简单的修订，而是对初版的彻底改造。其目标未变———依然是基于各种不同的文化和科学成就，对人类的历史做整体的叙述———但其内容更详细、更多样，也更广阔了。这项工作已进行十年之久，我非常荣幸为读者介绍这部全新的《人类文明史》。它建立在第一版富有奉献精神的前辈学者开创性工作的基础之上，并将之延伸和扩展。在此，我向为本书做出巨大贡献的第二届国际委员会所有成员，及４５０位来自不同地理文化背景的杰出专家，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激之情。我相信，在将来，读者们将会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将本书交给读者审阅之时，国际委员会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完成了成员国交给它们的任务的最后一步。我相信，本书见证了我们的共同过去，也代表了对我们共同未来的信心，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从中受益匪浅。3.5东亚张广达中国权威的来源和潜在的法律原则在约公元前１７６６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从史前时代脱胎而出，此后中国人就有一种主导信念，即主权者的统治来自天命，在家族世系中传承的王权或皇权只有靠上天的同意才能绵延。这一观念使所有下一朝代的奠基者都要为自己的合法性加以辩护，借助的手段不过是臆造称上天已不再支持他的前任，而授命于他来体恤黎民百姓。从公元前２０２年到公元２２０年，在持续了四百年的汉朝期间，一种高度集中的国家行政和法律体系最终确立，统治者进一步强调他是天子，并表现出对传统的、主要是儒家政府理念的特别偏好。由于皇帝本人高于法律，对于他的首要职能，汉时的儒家思想建议，是以一种有序的方式行使他受命的权力，做一个道德榜样，表现出美德和仁慈。在后继各朝代，每当修订法律或将法律系统地纳入法典，都要特别强调下面这个原则———法律的效用更多在于维护道德，而非确保帝国的有效统治。一位明智的统治者应该用榜样来统治；只有平庸的统治者和疏于教化的统治者，才会降低道德标准，并借助惩罚手段来统治。在中国父权亲情体系的背景中，中国的帝国治术和成文法也受到了儒家礼法价值的影响。隋唐法律隋（５８１—６１８）和唐（６１８—９０７）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它们的突出成就之一在于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持续努力，通过汇编法律和行政法令，为制度和行政程序立下标准。许多几百年来长期的制度建构倾向在当时纳入了它们的政治结构中，许多创新手段嫁接在了传统的制度之上，以便重塑管理机制，来适应重新统一后的广阔帝国。从５８１年到７３７年，隋朝和初唐在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以及行政实践各方面都编纂了适用于整个帝国的、以统一标准和规则为形式的法典。持续、大规模的努力形成了一种通用、一致的成文法律体系，它分为四类：律（刑法）、令（行政法）、格（规章）、式（条例）。律，或者说汇编的成文法律，基本上是一种刑法法典。它明确了适用于刑事犯罪和行政违法的惩罚类别和程度，惩罚根据违法者的社会等级地位不同而变化，同时顾及了从重处罚或减缓处罚的情节。奴隶对主人，或家族卑者对尊者所犯的罪行受到的惩处会严酷得多，反之则不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隋唐成文法律的伦理标准：它顾及亲情体系内父子、夫妇、长幼间的不平等关系，以及普及于社会关系中的，主人与奴隶或近似奴隶的附庸平民，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不平等，它给出的相应惩罚所依据的不仅是既定罪行。这种法律反映出儒家“礼”和“仪”的崇高价值，它们构成了法律最重要的成分。刑法汇编从隋朝开创者隋文帝在５８１年至５８３年对现存法律进行修订时开始，到所有唐朝成文法律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之一的《永徽律》在６５１年颁布时基本完成，连带的是其细致注解———６５３年的《唐律疏义》。隋朝法典摈弃了许多严厉刑罚，以便彰显皇帝的仁厚，且将法典内容简化为５００条，约为前朝治下法条数量的三分之一，以便减少抵触和冗赘，从而方便操作。它为唐朝法典树立了榜样。《唐律疏义》直到１４世纪都是对中国刑法最权威的注解，现存于世的是其第７３７版。９６３年颁布的《宋刑统》，蒙元治下于１２９１年颁布的《至元新格》，都是唐朝法典的回响。令，或者说行政法令，主要关注指导官方事务和管控官方行为。它们经常隔一段时间就进行修订（５８３年、６２４年、６３７年、６５１年、７１２年和７３７年）。６３７年的《贞观令》，举例来说，有３０个分卷标题，共１５９０条。卷１明确了对应品级体系每一层面的各种官职。贵胄、高官和职司依据或参考他们的品级、荣衔、军功（勋）和实际任命的官职获得各种特权。卷２—５、卷１１—１９、卷２１、卷２５和卷２６，关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职和制度，每个政府职司和行政程序的功能，主官和协从人员的职责，各级官员的招募、纪律、报酬或薪水。卷八（户令）规定了关于人口的一种严格分类，首先分为良和贱，良又分为士、农、工、商，贱又分为五组奴婢身份。户令还规定了三年一次的人口登记。卷九（田令）为延续了近三个世纪（４８６—７８０）的均田制———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方面的新经济模式阐述了详尽规则。均田制下，国家所有的农业用地定期重新分配给成年男性。定量土地的分配也给成年臣民分派了义务。每户都要以人头税形式贡献赋役（卷十赋役中有系统阐述）。由于成文法律和行政法令的主要目的是提供统一模式和细致指示以指导各个层面的官方事务，因此该体系仅当其社会条件保持稳定或不受干扰时才能正常运作。随着经济和社会变化，出现了许多与当初所定完整法典相偏离的内容，因此专项规则和补充条例不得不以诏书或敕令的形式颁布。这些诏书或敕令后来又以称为“格”（“规章”，对成文法律和行政法令的修订或补充）的官方法律简编的形式重新颁布。完成于６３７年的《贞观格》不过１８卷７００条。它们取自６１８年以来发布的约３０００份敕诏。格也得到系统修订，尤其收集编纂为“格后敕”（如在６５１年、６８５年、７０５年、７１９年、７３７年、７８５年、８０７年、８１８年、８３０年、８３９年和８５１年）。最后还有称为“式”的补充条例，以便由不同的政府部门为律、令、格的执行提供细节条款或特殊的修改。它们由中央政府机构颁布，列在３３个分卷标题下。然而随着安禄山叛乱（７５５—７６３）的爆发，许多法令规则废止不用。私人协议早在７和８世纪，两方面之间的私人协议（俗约）就在正式的法律体系外发展，以方便经济业务的开展。这些合同中的套话是“国有国法，民有民约”。晚唐、五代（９０７—９６０）和宋（９６０—１２７９）时期，伴随律令体系的瓦解和经济的显著增长，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依靠市场导向和多元化。人们开始将合同作为所有权变更唯一可靠的记录。购入及抵押地产或其他不动产，购入商品、奴婢或牛马，雇佣付酬劳力，收养孩子，宣布任何婚姻约定，在这些事情上，信赖成文合同成为一种普遍做法。通过这一对合同日益强力和有效的应用，商业和农业的业务合作得到了正规化和保护。蒙元治下，合同行为在日常生活中也得到了广泛遵循。家训和普及的圣谕历朝历代，法典中都强调家的首要性。从６世纪到１５世纪，加强家庭伦理和道德灌输的一个关键手段在于下述传统，即以成文的谈话形式澄清儒家价值。一个著名的早期范例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出版于６世纪。较近的例子是前清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另一种类型由圣谕提供。创建明朝的明太祖（１３６８年至１３９８年在位）在１３８８年和１３９９年六次发出训谕。他还命令将这些格言张贴在学校墙上或铭刻在石制牌匾上，内容为“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Ｒａｗｓｋｉ，１９８５，ｐ．３２）。此外，每个月会把这些圣谕给村民朗读六次。日本约６世纪中期，中国佛教经朝鲜传入日本。伴随佛教而来的是其相关的精雅艺术和各种中国文化的影响，诸如汉字。日本效法社会和制度体系的最初动力来自对中国隋唐繁荣和高度集权帝国的羡慕。７世纪起，日本人开始刻意以唐朝模式组织他们的国家，尽管带有强烈贵族性的本土传统也很有力。从６０４年，当时日本的天皇朝廷采取了朝向建立官僚制度迈进的第一步具体措施，到９６７年，当时的天皇权力开始屈服于摄关政治，这期间可看作日本史上的律令时期，其中奈良时期（７１０—７９４）是中国文明繁荣于日本的古典时代。效法中国做法的政府在大学寮中设立了教授法律的常规课程。《养老律令》施行于７５７年，其主要的榜样是中国６５１年的《永徽律》。但日本因其特殊条件，必须对这个模板多少进行些修改。例如中国的府兵制，日本一度想效法，但很快放弃了，而中国的科举制则从未引入。新罗新罗是朝鲜半岛中一个组织良好的王国，严格地模仿唐朝模式。统治阶级复制了唐朝律令体系，使用汉字，践行儒家和一种中国化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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