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名家新作，对中国近代史、中日关系感兴趣的读者不可绕过的一本书——知名学者桑兵教授积三十多年研究之功，十余篇专题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甲午战后中日关系的走向与变动，集合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从普遍漠视——学习与抵拒并列——亲日与排日的对立——探究从甲午以前，到甲午、庚子之间，再到庚子之后中日两国地位的升降浮沉以及中国人对日观的变化。★甲午战后中日关系是否只存在一种前途？中日必有一战吗？——重新审视1898—1907中日之间的“黄金十年”，改变以抗日战争作为近代中日关系的结局反观此前两国关系发展变化的做法，分析从甲午到抗战之间中日关系存在的各种复杂因素和潜在可能，探讨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首次正式联合，重新审视两次战争期间两国既冲突摩擦又交流互渗的稳定期。★以辛亥时期为中心，分析影响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日本因素——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十到二十年，日本在东亚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就已经开始确立，清季新政以来，中国人实际上是“用西思，发汉音，说日语”，日本的“东语、东学”一直影响制约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以梁启超为例，探讨戊戌辛亥之间一代中国新进知识人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努力——利用中日双方材料和文献比勘互证，分析辛亥时期日本对中国知识界、思想界长期、持续的深远影响，分析东学背景下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的转型。本书收录了作者有关中日关系的十余篇专题论文，《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与留日学生发端》围绕中日两国地位发生变化、文化交流的主要流向发生逆转之开端展开一系列考证；《“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回溯了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首次正式联合，考察了中日两国民间人士对于中日关系的认识的变化和尝试联合的努力；《辛亥时期的变政与日本》进一步分析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十到二十年就开始占据东亚思想领域主导地位的日本“东学”，是如何深入影响了中国近代知识与制度的转型；《近代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透过梳理近代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的发展，重新审视两次战争之间中日之间既冲突摩擦又交流互渗的稳定期；此外，作者还分别以梁启超、戴季陶、孙中山等个案为例，分析了戊戌辛亥之间，在国际格局和两国实力对比不断变化等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下，他们对日态度的发展和变化脉络，丰富了我们对于日本在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中所起作用的认识。《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史料与史学》一篇则从方法论的高度探讨了近代中日研究的相关史料及研究方法。作者力求从取法和材料两方面提升中国中日关系研究的水准，以改变目前相关领域在国际学术界所处的不利地位。所选各题，均尽可能跳出近现代的界域，不受分科专门的局限，将各方各种相关记载比勘互证，由不同视角四面看山，从中日关系以及两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考察具体问题的走向及变动。注意中日双方各自存在众多利益诉求各异的派系方面，并注意在近代东亚一体化的背景下，日本因素对于中国影响的复杂性，深层次揭示双方从交流走向对抗的渊源流变。
作者简介：
桑兵，河北威县人，历史学博士。历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出版《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治学的门径与取法》等专著。主编《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及同名丛书、《清代稿钞本》等。合编《戴季陶集》《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国学的历史》《读书法》等。
目录：
第一章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第一节问题与取向
第二节史料的整理与解读
第三节并非多余的话
第二章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与留日学生发端
第一节旧说之疑
第二节新说之据
第三章“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
第一节日本对华团体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渊源
第二节东亚同文会成为主导
第三节中日民间同盟的影响及其局限
第四章辛亥时期的变政与日本
第一节游学与游历
第二节东学的笼罩
第三节变化未必是进化第一章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第一节问题与取向第二节史料的整理与解读第三节并非多余的话第二章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与留日学生发端第一节旧说之疑第二节新说之据第三章“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第一节日本对华团体与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渊源第二节东亚同文会成为主导第三节中日民间同盟的影响及其局限第四章辛亥时期的变政与日本第一节游学与游历第二节东学的笼罩第三节变化未必是进化第四节中、东、西学的异同第五章近代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第一节发展概况与类型第二节功能与趋向第三节影响中日关系第六章戴季陶日本观的形成及其影响第一节了解与警惕第二节日本正吾人当头第一大敌第三节转向中日提携第四节《日本论》的形成与局限第七章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第一节排日移民法案的由来第二节日本的反应第三节日本以外的反应第四节孙中山对日态度的变化第五节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反响—以台湾为例第八章解读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真意第一节思想的历史第二节搜群籍以参圣言第三节取事实以证言论第四节一面之词与四面看山第五节孙中山进京的反应第六节鉴古而知今第九章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第一节指导平津新闻第二节华北文化教育协会第三节组织文史杂志附录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中和月刊》解说后记人名索引征引文献【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史料与史学】近代中日关系的研究，绝非中国与日本历史的交际边缘。如果没有对于两国长期历史的发展演化及其相互关系乃至近代以来东亚格局整体性的深入认识，单就中日双边关系立论，研究不易到位。毋庸讳言，一般而论，中国的日本研究远不及日本的中国研究，前者很难进入日本的日本研究界的学术视野，而后者却常常为中国的中国研究者所称道推崇甚至奉为皋臬。受此制约，相对于日本的日中关系研究，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在视野开展、取材广泛、论证翔实等方面，也明显处于下风。而深入认识历史，是把握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础，缺乏历史认识的国际关系论，充其量不过是浮议泛论，只能成为娱乐大众的谈资。然而，承认上述事实，并不意味着日本的中国研究已经竭尽所能。不仅如此，从西学、东学、中学的相互影响和近代东亚一体化的角度看，甚至日本的日本研究也有可以大幅度拓展的空间。与此相关，中日关系或日中关系研究，亟须贯通各个时段层面，使得研究水准更上层楼。而贯通之道，不是闭门造车地编制看似包罗万象实则破绽百出的宏观通论，或以负贩域外陈货为新知的穿凿附会的系统架构，而是将所有史料史事融通无碍，使之适得其所，以致不断近真并得其头绪。【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与留日学生发端】综上所述，留日学生的正式发端定于1897年底或1898年更为恰当。尽管清廷将派遣权限下放到各省，各地首批留日学生东渡时间相去甚远，如甘肃晚到1905年后才开始派遣，但并不影响事情的基本性质。留日学生运动一旦发端，就不断冲击着旧的统治秩序，成为整个近代留学生运动的重要分水岭。1904年底，《外交报》一篇题为《论近日派遣留学生之利害》的论说，对此做了精辟的概括分析：我国自道光二十三年、咸丰八年两次败于欧人，于是惊心动魄于西洋之文明，而谋有以输入之，乃有派西洋留学生之事。然此后二三十年间，派往之人，为数甚少，而其人归国，亦无影响于国家。其上等者，闭户读书，不与世事，彼无所干于社会，社会亦不知其人。此等人与向来之读书人无异，世未之奇也。其下等者，持其所学之语言文字以为羔雁，营营于利禄之途，除此则皆所不计。此等人与向来之流俗人无异，世亦未之奇也。故留学生遂与社会相忘，社会不蒙留学之利，亦不蒙留学之害，遂若无此留学生者然。……自光绪十七年大败于日本，于是惊心动魄于东洋之文明，而谋所以输入之，乃有派东洋留学生之事。论者犹以为与前之派西洋留学生等耳，而岂知其后之效，乃与昔大异。昔之留学生，绝无所表现于社会，而今之留学生，则崭然现其头角，为通国中之一种新人物。这种界标的意义，显然不能从1896年的东文附读生或更早的洋务学生身上体现出来。只有在维新运动激励下东渡求学的青年，才会迅速与新兴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建立联系，参加救国和革命运动。而原来附读生中的戢元丞等人，也是在正式进入日本学校后，才积极投身于斗争洪流。因此，适当调整留日学生发端的时间概念，更有助于研究其地位作用，进而认识甲午战争与戊戌维新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1898年成立于上海的亚细亚协会，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据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首次正式联合。从甲午战争前普遍蔑视的“蕞尔岛国”，到甲午战后的维新楷模，再到德国侵占胶州湾时对抗列强、挽救危局的盟友，最后一度成为合谋反清的同党，中国趋新人士与日本对华团体的关系层层递进。而上海亚细亚协会承前启后，不仅具有强烈的象征性意义，还有一定的组织和人事脉络。一部分中国人士和舆论，更愿意称之为“兴亚会”，视之为中日两国民间人士联合挽救危局并进而振兴东亚的联盟，而不仅仅是日本某个具体对华团体的海外分支。面对欧美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和清廷无所作为的现状，上海亚细亚协会所显示的不仅是中日双方民间人士同盟的努力；日本各派对华团体逐渐合流以及中国各种趋新势力谋求联合，也是促成上海亚细亚协会的潜在动力。由于这一潜力的持续存在与作用，庚子中国各派趋新势力联合反对当朝执政，而以合并包括亚细亚协会在内的日本各个对华团体而成的东亚同文会，则全面介入了南方各地的联合反清密谋。【辛亥时期的变政与日本】辛亥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广泛而深入，早已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R.Reynolds）的《新政革命与日本》（TheXinzhengRevolutionandJapan，CouncilonEastAsianStudies，HarvardUniversity，1993）一书指出，新政前后，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截然两分，此前为一套系统，大致延续了千余年；此后为一套系统，经过逐步的变动调整，一直延续至今。作者这样来表述他的看法：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如果把1910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这一天翻地覆的巨变，使得中国人百余年来的精神观念与行为规范，与此前几乎完全两样。今日中国人并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贯之的社会文化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来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大变动所形成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的制约之下。任达认为，这样的变动是以清政府和各级官绅为主导的具有根本性的革命，而日本的影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他过于强调日本方面的主动、积极与善意，以及清政府改革的革命性，引起不少的批评，指其未能揭示日方的用心和混淆不同政治势力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但所说近代知识与制度的根本转变及其深远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转型的历史进程远比任达所描绘的更为复杂和深刻。不仅涉及明治日本，还包括整个丰富多样的“西方”；不仅发生在新政时期，而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受域外影响发生观念行为的变化，从来就有，如佛教和耶稣会士的作用，尤其后者，令西学早已东渐）；不仅政府主导的那些领域出现了观念和制度变化，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各种知识制度体系，几乎全都根本改观；参与其事者不仅是清朝官绅和日本顾问，外国来华人士和广大中国知识人也纷纷介入其中。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革命性变动并不是照搬移植外国的知识与制度，今天中国人生存于其中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虽然来源蓝本多在外国，因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大体相似，但还是有许多并非小异。这些千差万别，不能简单地用实际上未能摆脱西化的现代化理论来衡量和解释。关于辛亥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在层面上还有所欠缺，有待于进一步拓展视野，发现问题；在做法上则存在以后出外来的观念格义附会的偏向，对于前人本意和前事本相误读错解之处相当普遍。就此而论，辛亥时期日本如何影响中国，影响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认识其影响，还有相当广阔的探讨空间。【近代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近代中国的大众传播业，与外国来华势力的关系极为密切。早期中国的报刊、电影、广播及图书馆等，均在欧美等国外来传媒的影响下发生和发展。日本的近代大众传播业，本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美来华媒体的辐射影响，一度甚至原版翻印在中国出版的报刊，作为本国的报刊发行。1890—1930年代，中日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起点和终点的两次战争之间，经历了一个既冲突摩擦、又交流互渗的相对稳定期。在此期间，大批日本人进入中国各地城乡，从事形形色色的活动，对中国社会以及中日关系发生了不同程度与趋向的影响。其中日本在华所办大众传播业占有重要地位，在许多方面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欧美列强。对此，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黄福庆研究员在《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2年版）一书中，第四章即“新闻传播事业”，专章讨论了日本在华所办报纸、通讯社及其对中国政局的态度影响。以此为起点，根据当时中日朝野各方的调查统计和其他相关资料，对有关史实进行梳理，除尽可能补充订正时空人方面的疏漏错误，扩大关注的视野之外，着重阐明以下三个问题：一、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的规模、类型与态势。二、日本在华大众传媒对中国社会所起影响的方面、程度与趋向。三、日本在华大众传媒及其影响如何作用和反映中日关系的变化发展（所涉及的范围不含当时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1924年孙中山取道日本神户北上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讲一事，学界关注甚多且备受争议。[1]看法分歧之处主要有四点：其一，孙中山北上为何转道日本；其二，以大亚洲主义为讲题，在孙中山是主动还是被动；其三，演讲的目的究竟何在；其四，演讲的效果如何。以现有的资料以及孙中山面对复杂形势不拘一格的处置风格而论，要想完全解决这四点意见分歧绝非易事。不过，造成这样难解之结的原因，或许恰好在于关注的目光局限于孙中山演讲的事情本身，以及孙中山本人的对日态度上。虽然这两方面对于理解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无疑至关重要，可是要想进一步破解难题，还须放眼关照全局，从当时中日两国关系乃至国际局势的整体，寻求解扣的线索。1924年9月，就在孙中山赴日演讲大亚洲主义前一个多月，辜鸿铭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之邀，前往日本讲学。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两件事之间存在什么关联，而研究辜鸿铭的黄兴涛教授敏锐地注意到，尽管孙中山与辜鸿铭的动机不尽相同，思想也迥然有别，但共同的背景都是美国国会通过“排日移民法案”及该法案在日本所激起的“大亚洲主义”反应。只是与辜鸿铭万变不离其宗的文化守成相比，在政坛角逐中愈挫愈奋的孙中山与局势瞬息万变的起伏变化更加合拍。日本的藤井昇三教授在所著《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発展を中心として》一书的第四章“1924年孙文的访日与大亚洲主义演讲”中，作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语境，专节讨论了美国的排日移民案与日本大亚洲主义的重新抬头，关照相当周详。不过，藤井昇三教授着重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内容上的异同及其关联，结构安排又将李烈钧访日放在叙述排日法案之前，使得排日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事实联系尚有一定的探究空间。检讨当时中日（包括台湾）各报刊对于此事各方面的相关报道，可以把握孙中山的心理脉动及其态度行事与波谲云诡的时局其实联系得相当紧密，内政的因素之外，排日法案所引起的日本乃至东亚局势的变动，可以说是影响孙中山日本之行及其大亚洲主义演讲的最主要外部原因。【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1924年孙中山北上绕道日本在神户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讲，历来受到学术界尤其是中日学人的高度关注。围绕此事展开的研究，在资料的搜集、层面的拓展、认识的深入等方面，陆续取得显著的进展。可以说，通过前人的不断努力，各种相关材料大体已备。可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此事的看法观点，当时各方已经议论纷纷，后来研究者更是聚讼纷纭。例如孙中山北上的目的何在，为何会绕道日本北上、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究竟何在、孙中山此番演讲的各方反应如何等等关键问题，尤其是如何解读孙中山演讲文本的真意，存在看似见仁见智，实则各执一偏的情形。这不禁令人怀疑后来的各种解读与孙中山的本意是否契合，进而反省如何才能真正了解演讲的旨意以及如何判断是否两相符合的层面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指陈演讲的当否和效用。历史研究固然必须以材料为依据，但是如果不能恰当地比较运用材料，仍然无法重现史事本相与前人本意。特别是对于思想言论的研究，直面文本的解读方法只是猜来猜去，往往望文生义甚至断章取义，所指称与言说者的本意相去甚远，非将思想还原为历史，难以理解到得其所哉的程度。以后来外在的标准为尺度准绳的望文生义，固然是隔靴搔痒的门外文谈，即使依据一定方面的材料事实加以检讨，也难免陷入罗生门式的各说各话而不能贯通无碍。孙中山演讲的主旨、当时各方的理解以及后来的认识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凸显后人观念与前人本意及史事本相的差异隔膜。借鉴前贤以俱舍宗治俱舍学之法，应改变但凭己意直面文本的妄加揣度，从中日关系乃至世界格局变动的大势实情着眼，前后左右上下内外地通语境以解文本，继而从中日朝野以及亚洲各国的反应来考察其实际效应。如此，庶几可以回到历史现场，接近孙中山的本意，把握所指的意涵，多视角考察演讲产生政治与社会的反响。【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抗日战争时期，故都北平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国内外多种势力互相角逐。政治中心南迁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党政军机构相继离去，北平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学术文化中心的地位，文教界对于社会各界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因而各方均重视争取和利用学人，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左右政局。南京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政治权力鞭长莫及的情况下，尤其想借助学人的力量，抵抗日寇，打击汉奸，排斥中共，扼制地方，巩固中央在华北地区的影响力和掌控力。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七七”事变前知识界的对日态度及其分歧变化，且多取材于《独立评论》、《国闻周报》、《东方杂志》、《大公报》等报刊的公开文字。近年来，随着海内外学人对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的利用逐渐增多，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北平文教界暗中的组织联络及其在抗战爆发后的延续活动陆续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只是相对于事实本身与资料留存，还有许多层面未经揭示。以朱家骅档案为基本，参照其他相关资料，可以进一步探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如何通过争取有影响力的学人巩固和扩张其在故都的势力，以图实现其整体的战略目标及政治目的。同时也可以透视中国学人在国家民族大义、党派政见分歧与学术自由独立之间平衡取舍的态度倾向。【后记】以时下通行的专家眼光而论，在下肯定不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专门家。只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无论哪一个专门领域，外国的影响以及中外的关联，都很难完全绕过。借用傅斯年的分法，如果说古代史还有较少与外国拖泥带水的全汉时段或方面，那么，近代中国的历史就基本上都是非与外国纠缠不清的半汉。而在数以百计的外国当中，日本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至关重要，两国的关系十分复杂。可以毫无夸张地说，不了解日本、日本人以及中日关系，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认识就很难完全到位。由于中日关系的特殊与牵连广泛，尽管学问的兴趣相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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