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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新近出版的著作《苦难辉煌》被评价为“一部以全新的战略视野全方位描述中共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著作”，引发较大社会反响，2010年4月中组部和中宣部联合向全国党员干部推荐。同年，当选为“2010中华文化人物”。2011年，《苦难辉煌》获出版界最高奖项“中国出版政府奖”。
目录：
第一讲东方之梦
第二讲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上）
第三讲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下）
第四讲对手：蒋介石与毛泽东（上）
第五讲对手：蒋介石与毛泽东（中）
第六讲对手：蒋介石与毛泽东（下）
第七讲陈独秀、李立三的愿望与失误
第八讲威震华夏的红军战将（上）
第九讲威震华夏的红军战将（下）
第十讲派系搏杀中的蒋军将领（上）
第十一讲派系搏杀中的蒋军将领（下）
第十二讲浴血湘江
第十三讲真假共产国际军事顾问
第十四讲长征——命运的抉择
第十五讲嬗变：叛变者是怎样形成的第一讲东方之梦
第二讲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上）
第三讲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下）
第四讲对手：蒋介石与毛泽东（上）
第五讲对手：蒋介石与毛泽东（中）
第六讲对手：蒋介石与毛泽东（下）
第七讲陈独秀、李立三的愿望与失误
第八讲威震华夏的红军战将（上）
第九讲威震华夏的红军战将（下）
第十讲派系搏杀中的蒋军将领（上）
第十一讲派系搏杀中的蒋军将领（下）
第十二讲浴血湘江
第十三讲真假共产国际军事顾问
第十四讲长征——命运的抉择
第十五讲嬗变：叛变者是怎样形成的
第十六讲信念的力量：三位不能忘记的红军将领
第十七讲从量变到质变：遵义会议
第十八讲胜败交集的赤水河
第十九讲鲁班场：毛泽东的街亭
第二十讲抢渡金沙江：危局中的大智大勇
第二十一讲大渡桥横铁索寒
第二十二讲主力会师：张国焘是个实力派
第二十三讲毛泽东的三个九月九
第二十四讲弥合：长征胜利大结局
第二十五讲尾声：狂飙为我从天落
本书大事年表 胜败交集的赤水河
大家都非常清楚，遵义会议奠定了毛泽东在工农红军中的地位，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实际上，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才真正奠定了毛泽东在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尤其是，这种奠定不是从胜利走到胜利，而是从失败走向胜利。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中，蒋介石因陈济棠反蒋而实行总退却，中央红军追歼蒋鼎文第九师和蔡廷锴第六十师、六十一师。
蒋鼎文师为蒋军嫡系，红军未集中主力便歼其一个旅，俘2000人枪；毛泽东集中红军主力（彭德怀的三军团、林彪的红四军及方面军直属红三十五军）打非嫡系的蔡廷锴，未料到竟打成了一场持续数日的血战。
战场在距离兴国40里的高兴圩。从白天到黑夜再到白天再到黑夜，红军反复发起冲击，双方数十次用刺刀拼刺。放牛娃出身的红军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驱策战马，挥舞战刀，身先士卒，率队奋身冲击；医牛病出身的蒋军一军团代总指挥蔡廷锴手持双枪，声嘶力竭，亲率指挥部人员压在第一线督战。
高兴圩血战，成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中持续时间最长、战况最烈的一次战斗。特别是徒涉高兴圩以西河流时，红军遭受重大伤亡。红三军团四师师长邹平、红四军十一师师长曾始莪均不幸阵亡。
后来红军主动退出战斗。蔡军也因伤亡过大，未加追击。
国民党政府战史汇编在《关于第三次赣南围剿之经过情形》的作战总结中，称高兴圩战役“实为剿匪以来最胜利最激烈之血战”。
毛泽东1956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坦承的四次败仗，第一个就在高兴圩。
南雄之战发生在1932年7月，乘蒋军围攻鄂豫皖苏区，中央红军进攻粤军余汉谋部，也是损失较大，未达到作战目的。
毛泽东所举的四次败仗，高兴圩战斗发生在第三次反“围剿”末期，南雄战斗发生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之前。
其他两个，则都发生在四渡赤水之间。一个是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斗，另一个是三渡赤水前的鲁班场战斗。
《长征组歌》中唱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两次败仗与用兵如神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弄透这个问题，才能知道一个领袖人物，其伟大是从哪里来的？长征的队伍之所以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溃散，最终夺取胜利，其生命力是从哪里来的？
遵义会议不但产生了红军新的领袖，而且产生了红军新的方向：经川南渡江转入川西北，协同四方面军实行总反攻，争取赤化四川。同时致电四方面军，指示其“向嘉陵江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北上。
但是，新的方向一开始就潜伏着非常大的危机。此计划的重大缺陷，是严重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
当时中央红军对川军比较了解，因为刘伯承长期在川军中工作过，聂荣臻对川军也很了解，他们都是四川人。川军与红军交过手，尤其是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川军出川作战后，懒懒散散，拖拖拉拉，作战效能很差。这样，中央红军就产生了错误的估计。
长征之前，当川军田颂尧部对红四方面军的三路围攻失败后，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就称川军“全部瓦解”，“战斗力全无”；甚至一支妇女赤卫队也“缴了一团白军的枪”；川军各部“兵无斗志，纵令开到前线难保不以送枪送弹而终”；对川军极其轻视。
长征到贵州后，红军打了黔军王家烈的部队。红军称黔军叫“双枪兵”，双枪即枪杆子和烟杆子，觉得黔军战斗力太差。于是，又认为川军与黔军差不多，内部四分五裂，普遍吸食鸦片，纪律涣散，只会打家劫舍，奸淫妇女。对川军装备优良、注重训练、各级均设军官教导团或教导队的情况，以及四川从1912年到1933年470余次混战，刘湘部几乎无役不与，作战经验相当丰富的情况，中央红军的主要领导者基本不了解。
对川军的战斗经验和战斗力估计严重不足，所以赤化四川的计划一提出来就潜伏着失败。
1月25日，红一军团进占土城，并向赤水城推进。赤水城却被川军将领郭勋祺率领的两个旅先期占领。
有必要审视一下红军的对手——川军将领郭勋祺。此人与四川籍共产党人、刘伯承、陈毅等人都有很深的交往。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川军也大肆搜捕共产党人，郭勋祺曾将几名共产党人安置在自己公馆，把他们装扮成弁兵，亲自护送上船去武汉。陈毅被困在重庆，找到郭勋祺。郭留陈毅住一夜，次日将陈毅化装，坐上郭的轿子，派亲信副官护送上船赴武汉。郭又得知杨闇公也要去武汉，转告千万不可外出活动。但杨去武汉心切，化装上船后不幸被捕遇难。
郭勋祺是共产党人的同情者，他的这一系列活动被人向刘湘告密，说这个人通共，跟共产党员联系密切。为了自己的利益，刘湘把郭勋祺留了下来，但是他做了防范。刘湘便撤其旅长之职升为副师长，不让他掌实权。刘湘之所以不把郭勋祺一撸到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考虑到郭与共产党有关系，日后也许有要用之处。这就是地方军阀用人的逻辑。郭勋祺通共，刘湘照样用他。为了生存，当时地方军阀需要和各方面协调关系，不能完全听从蒋介石的指挥，手中要有牌。
刘湘的思虑的确不浅。机会真的来了。
1935年1月，蒋介石命令刘湘派三个师入黔阻击红军。刘湘先派一个旅，但蒋不满意，要刘增派两个师。刘湘决定再派两个旅入黔，但这两个旅要既能在表面上积极行动以应付蒋介石，又能暗中保存自己，不主动攻击红军；如果红军果真要渡长江入川，则又要能打硬仗以阻止之。
刘湘选定了郭勋祺。刘湘专门把郭勋祺叫到自己的公馆，向郭交底，两人密谈了一晚上。他认为郭勋祺与共产党关系不错，跟共产党作战要保持弹性，没有必要拿川军的实力往上硬碰硬，而让老蒋从中渔翁得利。他深信郭勋祺绝对不会拿川军的老本和共军相拼，让他去执行“剿共”又“存共”的任务，可以放心。
刘湘把郭勋祺看准了。
1月26日，毛泽东到达土城。郭勋祺也尾追红军至土城以东地区。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研究后，决心在土城以东青杠坡与川敌决战。
提出“决战”，本身就是轻敌的产物。红军长途跋涉，立足未稳，人生地不熟，在这个地方与敌军决战，本身就很不利。对这一仗，对川军的战斗力，红军主要指挥者思想准备不足。
1月27日，向北奔袭的林彪红一军团在赤水城南与川军激战，打算先占领赤水城。李聚奎的红一师被川军三面包围，伤亡较大；陈光的红二师战斗也不顺利。
在南面，1月28日，红三军团、五军团按预定计划，在土城东青杠坡与川军郭勋祺展开决战。三军团担任主攻。彭德怀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与川军反复争夺阵地，双方伤亡很大，战局极其艰苦、剧烈。指挥川军作战的郭勋祺不知道对面担任主攻的红军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就是杨闇公的弟弟；杨尚昆也不知道对面川敌首领曾经冒着危险掩护过他的哥哥。
红军不但对川军战斗力估计过低，而且对川军参战的实力侦察不确，以为四方面军在川北牵制了四川军阀的全部军队，川军“不可能及时地以优势兵力在沿岸各处封锁长江”。
事实证明青杠坡的川军郭勋祺部，不是红军原先估计的4个团6000余人，而是6个团1万余人；不是“战斗力全无”，而是战斗力甚强。原想围歼郭部，郭勋祺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优势火力的掩护下，步步进逼土城，局势危急。
本来是红军的进攻战，转成了郭勋祺的反攻；本来是红军要围歼郭勋祺的部队，反成郭勋祺的部队往上一压，红军变成了背水作战。局面非常危险。
土城之战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成败关系全军士气，对于树立毛泽东的威望影响很大。紧急时刻朱德提出上前线指挥作战。毛泽东连吸几口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大声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朱德、刘伯承上了前线。毛泽东急令奔袭赤水城的红一军团火速回援，同时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干部团急赴前线，发起冲锋。因为很多红军战士伤亡，部队压缩了很多干部，他们都集中到了干部团，干部团战斗力非常强。
当时川军已经攻到白马山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贺子珍等老弱及女同志组成的军委干部休养连未及撤离，陷入险境。幸得陈赓率红军最后的老底子军委干部团冲上来奋力救援，才使休养连撤出险境。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也是在一个排掩护下，仓促撤出来的。
红军总攻变成了川军反攻，进攻作战变成背水作战。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回忆：“当时张宗逊师长已住进了卫生所，我又赶上害病，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适逢朱总司令前来督战，看到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朱总司令非常恼火，对我大发了一通脾气。”
朱德这位从来以宽厚著称的总司令，对躺在担架上带病指挥部队的指挥员发火，可见当时局面之紧张危急。
增援的川军还在陆续到来。鉴于局面已十分不利，毛泽东与政治局几个主要成员28日傍晚开会，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沪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渡赤水河西进。
1月29日拂晓前，红军停止战斗，迅速渡过赤水河。
紧急情况下决定的一渡赤水，成为红军著名的四渡赤水作战开始。
一渡赤水是在敌情严重、战斗失利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仓促的行动。为迅速摆脱追敌，部队再次轻装。一些笨重物资、机器被抛进河中。当时三军团还有全军最后一门山炮，是1930年打长沙前缴获的，这门炮由彭德怀和朝鲜族同志武亭两个人共同开炮。这门连湘江封锁线都闯过来的山炮，被迫投入赤水河中。红军就此没有了口径75毫米以上的火力，只剩下迫击炮。
这是从中央苏区出发长征以来，中央红军被迫第二次大轻装。
1月30日，郭勋祺率部进入土城。得知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并未北上入川后，便借口休整部队，停止了前进。这就是蒋介石宣传的“土城大捷”。
遵义会议设想了赤化四川，却没有设想要四渡赤水。
如果一渡赤水前在土城把川军打垮，红军从宜宾、泸州间渡过长江，就不会有后来的金沙江、大渡河，红军也不用过雪山草地了。
但那不是历史。历史从来是在挫折中轰隆前进。
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打了第一仗就被修正了。
土城之战失利，修正了过江地点。原定从泸州至宜宾之间渡过长江不行了，便西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地区寻机，准备从宜宾上游渡过长江。
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设想依然维持不变。但此设想也无法维持太久。因为红军的战略方向正好与川军的作战原则迎头相撞。
刘湘确定的川军作战原则是：红军只要不入川、或入川只是借道，便虚与周旋，保住实力，绝不对消；如果红军真要深入四川腹地建立根据地，就只有不惜忍受蒋介石的控制，硬拼到底，在鱼死网破中求幸存。所以当他看到红军反复寻找渡江地点，大有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趋向，便准备硬拼了。西起横江、东至古蔺一线，刘湘先后调集数十个团切断通往长江南岸的要道、隘口，严密封锁红军前进方向。
这时红军才知道，川军的战斗力绝不弱于蒋系中央军。土城战役后川军气焰嚣张，一个团也敢上来向红军挑战。
2月6日上午，一军团二师一部行至天堂坝，竟被尾追的川军一个团三面包围。三军团五师听到枪声迅速赶来支援，从两翼对敌军实施反包围。激战一天不能解决战斗。入夜，该团敌人乘机转移阵地。红军发现川军另一个团已在增援途中，也只有撤出战斗。
面对川军的顽强阻击，从宜宾上游渡江入川已明显不可能。
2月6日凌晨，朱德电令一、三军团向扎西靠近，并就下一步发展方向征求各军团首长意见。
领导层已经感觉到原定战略方向实现的严重困难。
后来在扎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著名的，会议重新调整了遵义会议确定的前进方向。
2月7日，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回电，向军委建议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即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处建立根据地。
这个建议及时且重要。它坚定了毛泽东转变遵义会议原定战略方向的决心。中革军委立即接受彭、杨建议，决定暂缓渡江，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中革军委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川滇边的扎西地区集中，开始准备与滇军作战。
至此川滇黔取代了川西北。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发生改变。
今天很多描述四渡赤水的论著，对一渡赤水后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被迫改变一事略而不提，似乎提了就会影响遵义会议的伟大、领袖的光辉，影响用兵如神。这种“好心好意”的回避，恰恰把共产党人最富生机的灵魂抽掉了。
其实，领袖的方针是在不断地调整的，根据实际情况修正错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
应该说一渡赤水给了红军领导人以很大的教训。遵义会议一结束就提反攻、提决战，是不明智的。敌人内线作战，力量雄厚；红军外线作战，人员装备严重不足。川军以逸待劳、人地两熟；红军则长途转战，人地生疏。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反攻”和“决战”，完全不现实。以为解决错误的军事领导、确定正确的军事路线就无往而不胜的认识，被土城战斗的现实警醒。长征本身就是战略退却。为保存实力以图发展，红军只有想方设法避免与敌决战。
更何况与川军决战，是蒋介石求之不得之事。
伟人不是从来不犯错误的人，而是犯了错误能够及时纠正的人。从土城战斗失利后立即放弃北上渡江计划改为西渡赤水，到古蔺、叙永一带受阻马上采纳彭、杨建议改取川滇黔边境，皆可见工农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为走”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又回来了。红军请回来的不是一尊万无一失的神，而是一位随时准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的人。
这是一段红军紧张地选择立足点的日子。
这段时间红军还有一个后来党史军史著作很少提及的重大进展：军委二局一科破译了敌军通信密码，基本掌握了敌人的行军路线、出发时间、前进方向等等，毛泽东亲自主管一科，给指挥部队行军作战带来极大便利。后来毛泽东对军委二局的同志非常感激，解放战争时期在西柏坡与他们合影，照片中军委二局的同志站在中间，毛泽东站在旁边，以示对他们的尊重。
运用技术侦查获得的信息，再加上川军沿江布防的态势，毛泽东就决定要改变原来的方向。
2月9日，政治局扎西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乘敌人注意力和主力都集中在川南之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向较空虚的黔北进击。
2月10日，中央红军扎西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共编为16个团。除一军团还保留师的建制外，其他各军团一律取消师的编制。新的编制是一军团两个师6个团；三军团4个团；五、九军团各3个团。
这一精简缩编，为下一步大进大退做好了准备。红军像一个不倒的力士，裹紧绑腿，勒好鞋带，准备用疾步流星向敌人挑战了。
真正的四渡赤水从这个时候开始。
同日，滇军和川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压向扎西。中央红军先敌东渡赤水，将作战目标转换为黔军及中央军薛岳部。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
因为实行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所以很快捕捉到了眼前出现的战机。
红三军团前卫红十三团开进途中抓获几名黔军俘虏，得知娄山关仅有黔军柏辉章部3个团，团长彭雪枫立即向彭德怀报告。接此报告，彭德怀、杨尚昆立即向中革军委建议，歼灭该敌。几个小时后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也致电朱德，建议以主力在娄山关南消灭黔敌。
两大主力军团领导人意见一致，使毛泽东下定决心。
在收到彭、杨电报9个小时，林、聂电报3个小时后，朱德电复彭、杨、林、聂：一、三军团及干部团统归彭、杨指挥，迂回攻击娄山关、黑神庙之敌，坚决消灭之，并乘胜夺取遵义，以开赤化黔北的关键。
彭雪枫率红十三团急进，一鼓作气冲到娄山关口。刚刚占领关口，黔军发起反击。彭德怀命令红十二团从正面冲击，把敌人压了下去。
十二团政委钟赤兵腿被打断，没有麻醉药品，咬紧牙关锯掉了一条腿。部队认为他不能随军行动了，拿出一部分钱要他留在本地。钟赤兵坚决不肯，有人劝就拔出手枪要拼命，只好用担架抬走。很快，他就奇迹般地可以用一条腿在马背上翻上翻下了。
十二团参谋长孔宪权也在战斗中负重伤。用担架抬进遵义城罗马天主教堂，与臀部负伤的十三团俱乐部主任胡耀邦住一处。半个世纪后胡耀邦还清楚记得，疼痛难忍的孔宪权喊了一夜“杀！杀！杀！”弄得大家一夜未眠。
2月26日，一、三军团占领娄山关。残敌纷纷向遵义溃逃。
遵义守敌极度慌乱。红军乘胜向遵义进击，于28日晨再占遵义。
这一仗把娄山关、遵义一带敌军，包括中央军，消灭了很大一部分，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
三军团为此又牺牲了参谋长。当时十一团政委张爱萍正站在一个土堆上观察遵义老城地形，军团参谋长邓萍来了。张爱萍就下来，让邓萍站上去。邓萍正向张爱萍布置任务，突然头一歪靠在张爱萍身上，张爱萍沾一身血还不知怎么回事。后来发现邓萍牺牲了，赶紧给彭德怀打电话。彭德怀还没有听清就在电话上骂起来：“你们都给我往最前线上吧，你们都去牺牲！”
他就怕邓萍牺牲。没有想到邓萍真的牺牲了。
张爱萍后来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杨尚昆说，是邓萍替他牺牲了。
1966年7月，被贬到三线建委任第三副主任的彭德怀在参加完贵州省“六盘水煤炭规划会议”后，坐车专门来到当年的遵义战场。当时天空飘着毛毛细雨，彭德怀衣服淋湿了也不觉得，指着一块地方，告诉周围的人：31年前邓萍就牺牲在那里。想起牺牲的战友，念及光阴流逝及坎坷经历，彭德怀动情地说：“堂堂七尺男儿，洒尽一腔热血，真乃人间快事！”
历史永远会记住彭德怀的功绩。
原定的遵义战斗，还是只指向较弱的黔敌。这场预期不大的战斗，由于红军前线指挥员彭德怀、林彪对战机把握及时，特别是统一指挥一、三军团的彭德怀扩展战果主动，使战斗迅速从围歼黔军两个旅发展为追歼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的大规模战斗；由此揭开了红军长征中一次最大的战役——遵义战役的序幕。
谁也没有想到，二渡赤水的空前胜利像个雪球滚了出来，山上一个雪球滚下来，滚到山下是一场雪崩。当时彭德怀想吃掉黔军的三个团和一个旅，林彪想吃掉黔军的一个旅，没有料到“雪球”最后滚得那么大。
红军突然东向夺占娄山关，蒋介石极受震动，认为红军企图东驱向红二、六军团靠拢，于是急令相距最近的吴奇伟纵队第九十三师、第五十九师火速驰援遵义。
但时间晚了一步，红军已经先占遵义。红军迅速攻克娄山关和遵义的行动，使吴奇伟部陷于全局被动。
吴奇伟参加过北伐，是“铁军”中的一员，他率领的纵队是一个军的力量。吴奇伟的第四纵队从江西就开始尾追红军。但一直是送客式追击，沿途不仅没有和红军发生战斗，连红军的掉队士兵都没有见着。他忠实执行蒋介石给他制定的规则，和红军保持距离，保持弹性，把红军压向各个地方军阀的区域，让军阀和红军相拼。在离遵义不远的忠庄铺，碰到逃出遵义的王家烈。王家烈非常狼狈，哭咧咧地跟吴奇伟说：你一定要上去帮我，把遵义打下来。吴奇伟一听进攻遵义的是红军主力，便不愿前进。
但吴的部下却跃跃欲试。在师、团长会议上，众人认为国军装备远优于红军，红军没什么战斗力，红军主力到遵义是过路，只要发动攻击红军就会撤离，一致主张打。吴奇伟的部队长期与红军不接触，认为红军已是强弩之末，低估了红军的战斗力。
此时蒋介石的命令到达，严令吴奇伟收复遵义。
激烈战斗首先围绕争夺老鸦山主峰展开。
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的张宗逊上将，当时是防守老鸦山主峰的三军团十团团长。十团是三军团的主力团，在敌优势兵力火力、不计伤亡的轮番冲击下，该团损失严重。张宗逊负伤，参谋长钟伟剑牺牲，敌五十九师下午3时攻占主峰。
老鸦山主峰丢失，直接威胁遵义城安全。三军团只有4个团，在连续作战、损失较大情况下，已经无法调集反击力量。
遵义城出现丢失危险。战局千钧一发。
占领老鸦山主峰之敌，突然莫明其妙地转入防御。
原来是林彪指挥红一军团向敌人侧后出击，尖刀一般直插忠庄铺敌指挥部。
这是遵义战役的关键一刀。一刀就是敌人心脏。
吴奇伟把全部力量都投上去了，纵队指挥部周围没有剩下多少部队。林彪这一着整得他实在是苦，只有丢下部队，带着身边少数人员向后狼狈逃窜。
占据主峰之敌居高临下看得十分清楚，发现其指挥部突然遛走，料想不妙，也不敢大动，只得坚守。
说是坚守，心劲早已不坚。黄昏便被三军团一部和干部团的反攻打得翻滚下去。
失去了指挥官的部队几近羊群，沿着来路向乌江狂奔。
吴奇伟最先逃到乌江边，立即与南岸联系，要欧震率第九十师速来支援。
说来令人惊奇，欧震当年曾经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部队进入潮梅一带时，在汤坑与敌军展开激战。战斗的关键时刻，叶挺的部下、营长欧震叛变革命，阵前倒戈。敌指挥官陈济棠和薛岳立即抓住机会猛烈反攻，南昌起义部队战败。汤坑之战的溃败跟欧震的反水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吴奇伟要欧震带部队过江。欧震认为北岸兵败如山倒，过去容易回来难，便一口回绝，只答应可以收容残兵败将，因为欧震深知红军追击的厉害。吴奇伟见北岸局面无法收拾，南岸的老部下又不听话，万念俱灰，倒地大哭说，我不过江了，就在此死了算了。
项羽当年见八千子弟无一回返，无颜见江东父老，便自刎乌江。
吴奇伟带过乌江两个师，带回来一个团，在江边大哭了一场。
但吴奇伟不是项羽。他也不做项羽。这条乌江也不是项羽当年自刎的那条乌江。吴奇伟哭着被部下扶过江之后，又变得非常冷静和清醒。见红军追兵甚急，直逼江岸，不待其余部队过江，他便下令斩断了浮桥保险索，连欧震原准备收容的败兵也不收容了。1000多名官兵被甩在北岸，做了红军的俘虏。
后来吴奇伟向蒋介石报告，说是因为士兵拥挤抢渡，将浮桥压断。与内部自己人的交谈，则说砍断浮桥是战略行动。否则红军南渡乌江，贵阳兵单，大局要受影响。
即便一面跑着一面哭着，吴奇伟也是顾全大局之人。
二渡赤水的遵义战役完全超过了预想规模。红军5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占遵义城，消灭中央军吴奇伟第九十三师大部、五十九师一部，击溃黔军8个团，毙伤敌2400多人，俘敌约3000人，缴枪2000枝以上，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彭德怀自述》中说：“打吴奇伟军的反攻，一、三军团就完全是自动配合把敌打败的。”
两个主力军团之所以能够“自动配合”，首先是中革军委的放权。
土城战役失败后，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前线指挥员的意见极为重视，包括确定红军转移方向等战略问题，多次征求林、聂、彭、杨等前线指挥员意见。二渡赤水后又改变指挥方式、做出“全军统归彭、杨指挥”决定，使部队迅速捕捉到战机，打了一场红军被围追堵截一万余里以来的最大胜仗，也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年半时间内，红军唯一一次扬眉吐气的胜仗。
两个主力军团能够“自动配合”，还出自彭德怀的敢于战斗。
彭、林两人皆先后向中革军委提出了攻击娄山关黔敌的建议。彭德怀意在以迅速动作歼灭娄山关守军三个团、娄山关以南的一个旅；林彪意只在攻歼娄山关南的一个旅，要求对娄山关之敌晚一天行动，说是“使部队有喘息之机”，核心还是没有把握，不愿打无把握之仗。比较起来，面对严重敌情，彭德怀勇克咽喉要地娄山关，直取黔北重镇遵义，其敢打必胜之精神，的确有力能拔山之概。
更何况这一仗是在敌情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打的。二渡赤水后，红军后有川军、滇军的尾追，前有黔军和中央军的堵击，回旋余地已经不大。再加上土城新败，川滇边境又无法立足，今天看起来，颇有几分“走投无路”的感觉。如此形势下，敢于积极向军委请战求歼黔敌，而且面对敌中央军增援敢于顶住不退，为一军团侧翼迂回包抄赢得了战机和时间，彭德怀横刀立马之大勇，林彪也自叹不如。
两个主力军团的“自动配合”，同样也包括林彪的善战。
林彪作战，极善于捕捉时机。时机不到，他会谨慎得让人觉得胆小。时机一到，也会大胆得叫人咋舌。
彭德怀的三军团与敌反复争夺老鸦山、打得不可开交时，林彪在遵义城东山包上一言不发地用望远镜观战。一军团隐蔽集结在这一带丘陵地区待命出击，敌人全然不知晓。
待吴奇伟全部力量重心压向老鸦山前三军团阵地，山谷突然响起一片号声，一军团的一师、二师像两只猛虎，迎着公路排山倒海般冲杀下去。
战局转折十分突然。已经得手的吴奇伟部竟又突然失手。公路上运动的敌人最先掉头往后跑，敌军整个阵线发生动摇。
林彪眼看面前形势，从参谋的包里拿出一个本子，撕下一张纸，又把这张纸对折撕成两半，分别在上面用红蓝铅笔标出追击方向，并在上端写了一个很大的“追”字，立即传达两个师的指挥员：命令二师向南追，以乌江为界；一师向西追，沿鸭溪方向猛打猛扫。
排山倒海的追击开始了。
部队回问：追多深？林彪答：可以追出100里。就像川戏中的“变脸”，小心谨慎的林彪，一抹脸就成了颇有几分狂气的林彪。
黄克诚当时是防守老鸦山主峰的三军团十团政委。半个世纪后他回忆说：
在山底下我见到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我对林彪说：“好险啊！”林彪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当初守卫在山头上就是了，不应该去追击。”我说：“敌人已逼近遵义城，不将敌人赶跑怎么得了！”林彪若无其事地说：“当敌军正在向你们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的部队已向敌军侧后包抄过去，我军已化险为夷；陈赓到了你那里时，敌军的败局已定。”说话之间，果然敌军已全线崩溃。林彪当即派一支部队去追击溃退之敌。我基于前次追击吃亏的教训，建议林彪多派些部队追击。林彪说，全线溃败之敌，已无斗志，我有少量精干部队追歼即可解决问题，无需动用大部队。
这种时刻，林彪对战局的掌握是异常精确的。一个自信的林彪跃然纸上。
说彭德怀敢于战斗，不是说他就不善于战斗。数十年摧枯拉朽的沙场宿将，岂能仅靠匹夫之勇。同样，说林彪善于战斗，也不是说他就不敢于战斗。数十年披坚夺锐的沙场宿将，也不能简单到一个投机商。
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但红军将领中，唯彭德怀、林彪置于一起时，特点反差最大——一个是一团烈火，一个是一潭静水。二人原有的特点，皆被对方的特点衬托得更为鲜明。二人皆率领红军的主力军团。把握特点，便相得益彰，使各个指挥员个性中的长处发挥到极致。这就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了。
被打垮的吴奇伟部，并非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林彪也许并不知道，在这支被他“猛打猛扫”的部队里，他还任过见习排长。
吴奇伟的第四纵队，就是当年颇富盛名的北伐劲旅“铁军”残留下来的部队。吴奇伟与林彪当年同为铁军第十二师的人。吴奇伟为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林彪从黄埔毕业后任十二师独立团见习排长。
虽是“铁军”，到底也有共产党、国民党之分。共产党人叶挺率铁军一部参加南昌起义，国民党人吴奇伟、李汉魂率铁军另一部镇压南昌起义。“铁军”四分五裂。随之而来的新军阀混战中，更是九死一生。打剩下的最后一点老底由吴奇伟统辖，编成五十九、九十三两个师，参加“围剿”与追击红军。
林彪给他老部队的礼物是侧面迂回、正面猛追。五十九、九十三两个师，据说第五次“围剿”以来从未败过。这回被红一军团追得建制崩溃，丧魂落魄，既便逃过乌江的部队，重武器和行军锅灶也一律丢光。
二渡赤水的遵义城一战，吴奇伟的部队起码一半是被林彪追垮的。
吴奇伟自乌江边上大哭一场后，再未与共产党的军队打过大仗。解放战争中他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很快借口养病，辞掉了职务。
蒋介石却一直记得他，尤其在自己年龄越来越大、心腹将领一个接一个连遭败绩的时候，蒋介石越爱回想围追堵截红军的那些年代，以及参加围堵的那些将领。1948年1月，国民政府授予吴奇伟二等云麾勋章。8月，国共即将开展战略决战之机，蒋介石委任吴奇伟为华北“剿总”副总司令。蒋介石希望他与傅作义一道，稳住华北的聂荣臻，堵住东北的林彪，为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再做一次顶门柱。
吴奇伟却心力交瘁了。他北上时间很短，便南返广州，不想再卖命了。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后不到一个月，他便与粤籍将领在粤东发表《我们的宣言》，宣布脱离国民党，投向人民。
1949年，吴奇伟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设宴欢迎。谁能想到这位当年率部对红军穷追不舍的国民党将领，1949年10月1日站北京的观礼台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吴奇伟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他人生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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