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吴思访谈录


作者:吴思      整理日期:2015-11-08 19:56:42

黄仁宇把水烧到了80℃,吴思则把水烧到了100℃!潜规则、血酬定律、官家主义、元规则……暴力*强者说了算,等这些看清楚了,你再来看历史,就跟庖丁解牛似的,目无全牛,全是关节,一刀下去,哗啦就开。从《潜规则》到《我想重新解释历史》,看吴思如何沸腾历史!潜规则、血驯定律、官家主义、元规则……暴力*强者说了算,等这些看清楚了,你再看历史,就跟庖丁解牛似的,目无全牛,都是关节,一刀下去,哗啦就开。——吴思作者经过长期的研究与探索,试图构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的分析与解释中国历史的框架。本书得以充分展示作者的这种努力。
  作者整理、编排多年来媒体访谈录近30篇,并按内容及内在的逻辑顺序将其分为五个板块:第一板块《概念与框架:创造理论好比盖房子》揭示作者构建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及基本概念,这些概念包括元规则、潜规则、血酬定律、官家主义及血酬史观等;第二部分《研究方法:读史好比看下棋》着重介绍与阐释作者长期研究历史的方法;第三部分《观念版图的融合》借对传统儒家价值观及老子的潜心研究,深入阐明自己的历史观与方法论;第四部分《从历史看现实》,通过对现实社会中发生的黑窑事件、黑社会、官职交易的“历史解读”,进一步发表自己的立场与观点;第五部分《个人经历与研究兴趣》则回顾自己的亲身经历及研究兴趣,交代作者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历史渊源。五个板块的内容浑然一体,环环相扣,构成一个整体,体现作者独特而丰富的精神世界及其魅力。
  目录:
  自序
  1、理论的地基要打到单细胞生物
  2、元规则理论的根基
  3、从潜规则到血酬定律再到元规则
  4、官家主义这个词
  5、官家主义和血酬史观
  6、建构血酬史观
  7、重建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8、基本概念出了问题
  9、命名是认识世界的手段
  10、历史与公正计算
  1、局观历史
  2、规则本身就是博弈的结果
  3、拆解人间对局:潜规则的系列概念
  4、历史对局的终极法则自序一、概念与框架:创造理论好比盖房子
   1、理论的地基要打到单细胞生物
   2、元规则理论的根基
   3、从潜规则到血酬定律再到元规则
   4、官家主义这个词
   5、官家主义和血酬史观
   6、建构血酬史观
   7、重建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8、基本概念出了问题
   9、命名是认识世界的手段
   10、历史与公正计算二、研究方法:读史好比看下棋
   1、局观历史
   2、规则本身就是博弈的结果
   3、拆解人间对局:潜规则的系列概念
   4、历史对局的终极法则
   5、我的写法就是解局之法三、观念版图的融合
   1、老子曲线
   2、儒家与自由主义是可能调和的
   3、《中庸》可以和自由主义接轨
   4、谎言的成本和收益
   5、我对几个基本概念及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四、从历史看现实
   1、黑窑事件与地霸秩序
   2、黑社会是怎样挣钱的
   3、掠夺性策略的利益关系
   4、官职交易的三种规则
   5、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进化五、个人经历与研究兴趣
   1、我的心病与我的写作
   2、研究苹果掉下来的道理
   3、理论创造源于绝望
   4、重建世界观的心路历程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访谈者:还应该提到一个新词——元规则。照你的说法,“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这是否意味着,它实际上是“潜规则”与“血酬定律”之上的创造性的统领整个历史观的根本原则?
  吴思:“元规则”自然是决定“潜规则”和其他各种规则的。谁的真实伤害能力强,谁就可以扩展自身的利益疆界。但血酬定律却是元规则的内涵之物,并不是两个东西。“血酬定律”所讨论的是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元规则”说的是暴力决定生存资源的分配规则,增加了一个规则因素,即用鲜血和生命打造生存资源的分配规矩,并且用暴力保护这种规矩。如此行使暴力,用生命换取资源,到底合算还是不合算?赚了还是亏了?这就需要根据“血酬定律”计算一番了。
  “元规则”可以解释重大的制度变迁,好像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但我不敢说这是最根本的。生产力和暴力哪个更根本?我没有想透彻,回答不好。似乎生产力更重要,暴力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但也未必。如果看得更远一些,猴群并不种树,只摘果实,暴力比较强的群体和个体可以获得比较丰富的生存资源,在优胜劣汰中活下来。或许追问最根本的思路就不对,好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的思路一样不对。有阴有阳,阴阳对应,并无先后之分。
  访谈者:也许你说得对,阴阳消长乃世界常道。但是,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元规则”的核心内涵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话似曾相识,可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又让人感觉焕然一新。我说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能否解释其中微妙之处?
  吴思:大概是理论彻底的缘故吧。马克思说,理论彻底才能征服人。把一种逻辑贯彻到底,用这种逻辑解释众多的历史现象,而且是互相关联的现象,显然比孤零零的一两句箴言更有力量,更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更何况,“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句话并没有被哪套社会历史理论整合进去,至少我不知道有这样的理论。“霍布斯丛林”很有名,其基础却是契约论,大家商量着办,而“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恰好是打你没商量。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被苏联所代表的马列主义正统理论视为异端,因为马列主义并不那么抬举暴力。而毛泽东的这句话,也是安置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的,枪杆子只是上层建筑改朝换代的工具,只是阶级斗争的最高级手段,并不那么具备根本性。
  访谈者:阅读《血酬定律》,我对其中关于民间与底层部分的内容尤为兴趣。比如《庶人用暗器》,说的是老百姓自有自己的“利害计算”,这个道理正好解释了你上面所提到的当时在大寨所遭遇的困惑。《出售英雄》,更进一步说明正义与“利害计算”之间的较量。历史上相关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吴思:我觉得写“地霸秩序”的那篇也很有意义。这两年,学界在解释黑社会现象的时候,常常提到“西西里化”,这个说法是一个进步,因为提出了一种民间暴力控制社会的模式。缺点是,当代西西里的政治制度与我们不同,黑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策略也随之不同。中国历史如此丰富,如果我们可以从自己的历史中发现民间暴力控制社会的模式,并且把来龙去脉讲清楚,岂不更有解释力?
  访谈者:还有几篇文章,比如《硬伙企业》与《洋旗的价值》中所提到的,在那个历史阶段企业所需支付的非正常交易成本,这在当下仍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能否谈谈,在完善市场经济方面,这两则故事所能提供的启示?
  吴思:这两个故事刻画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不知道你注意没有,中国企业实际上是有等级身份的。按照公开宣称的说法,应该是人人平等,法人也人人平等,但是,如果企业是县太爷的儿子办的,就可以像县太爷一样享受本县百姓根本不能享受的特权。同样道理,皇家企业有皇家特权,黑道企业有黑道人物事实上享受的特权。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身份和相应的权利,最弱的是没有任何硬关系的平民身份。在中国,身份是企业构成的一个要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对企业的定义是以契约论为基础的。但是契约关系并不是天生的,就如同所谓的天赋人权其实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契约关系的建立,需要真实而严格的条件,即欺诈或偷窃或暴力之类的手段不合算,不如自由交易合算。在这项条件不具备之前,中国的企业就不是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
  访谈者:在谈论西方思想学术大师的时候,你已经提到“以契约论为基础”了,而且很不以为然。那么,你认为应该以什么为基础?
  吴思:有一种更深刻的理解历史的方式,更灵活宽广的智慧。尽管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术语和名称,但思路大体是一致的。譬如,阴阳五行,一物降一物的相生相克,这叫什么论?阴阳论?斗法论?还有我们都熟悉的矛盾论,如今正在流行的有博弈论,或者叫对策论,等等,古今中外都有。相比起来,契约论就要狭窄一些。如果斗法的双方可以选择一百种招数,契约论的圈子里只圈进来十种。可以讨价还价,却不许欺诈,不许动刀子,不许砸玻璃,不许开飞机撞大楼。作为一种理想的规范,应该如何如何,以契约论为基础的研究当然不错,但我们的目标是实事求是地解释历史。站在契约论的狭窄基础上,理解社会和解释历史就难免捉襟见肘。
  官司:总要有一个人出头替本行业讨个公道
  访谈者:据说写陈永贵的那本书后来还惹了一场官司,陈永贵的后人告你侵害名誉权?
  吴思:是啊,前几年《北京青年报》连载那本书,其中提到陈永贵参加过日伪特务外围组织“兴亚会”,当过大寨村伪维持会的代表。陈永贵的夫人和儿子告我和《北京青年报》侵犯陈永贵的名誉权,说我无中生有,杜撰情节。后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一审判决,认定我和《北京青年报》侵权事实成立,责令我赔偿陈永贵亲属精神损失两万元,《北京青年报》社赔偿两千元。但是我们不服,已经向中级法院上诉了。访谈者:你认为,输掉这场官司的原因在哪里?
  吴思:法庭认为,我提交的4条证据权威性不足,不足以证明陈永贵参加过兴亚会、当过伪代表是事实。但我认为我的证据是很强的,而且几个证据之间互相支持。没想到居然输了。这次二审不敢再掉以轻心,请了名律师莫少平,补充了新证据,其中有县志的材料,还有一份1980年中共中央转发中组部的文件,《关于陈永贵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最后有陈永贵自己签名同意。我书里面提到的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这份文件里都有,而且讲得更具体。
   访谈者:对此你有何触动?你认为,这对一个研究历史“潜规则”的学者意味着什么?
  吴思:输了官司当然不是好事,损失两万元,顶我一年的工资了。再加上律师费,一本书的一半稿费就没了。但我也另有所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对司法系统的了解,对败诉者的心境的真切体验。平常说起来,好多事情我都懂,在道理上懂,对古往今来的“潜规则”也挺熟悉,但是认识与体验毕竟不一样。当真发生在自己身上,才能体会到非常饱满的情绪、涌动的情感、微妙的心境。
  另外,写一件事,历史和新闻写作究竟需要多强的证据才算合法?法律对证据的要求很苛刻,历史和新闻写作对证据要求的强度如果是六七分,法律要求的强度就是九分十分,这是很不一样的。报道远远弱于法律判决。如果按照法律要求的强度去写作,新闻和历史行业恐怕就要被卡死了。如果我的案例对他人也适用,中国的记者和学者面对的职业风险将大幅度提高,这是一个全行业性的标准问题,这本身也是很有意义的。总要有一个人出头替本行业讨个公道,这个责任砸到我头上了,我既不能逃脱,也不想逃脱。
  阅读与研究:重新理解中国历史,重建对中国历史的解释
  访谈者:除了《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之外,你还创作过哪些作品?
  吴思:我的第一本书是和《农民日报》副总编王太合写的关于中国个体户崛起的调查,1987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第二本是我牵头翻译的《怎样与你的孩子休战》,1992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三本是《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1993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访谈者:您平时有什么个人爱好?
  吴思:读书。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因为学校长时间停课,被父母锁在家里,一边管弟弟,一边乱七八糟地读书,主要读小说和回忆录。阅读嗜好大概就是那时养成的。从那时起,三十多年来,有闲工夫就看书,也算得手不释卷了。中间有几年下围棋上瘾,耽误了读书,后来戒了。
  访谈者:能不能开个书目,谈谈对你的思想产生影响的书籍?
  吴思:第一本,我很不情愿,但是又不得不承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影响极大。十七岁那年,我就把保尔那段“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的名言抄在日记本的扉页上。二十岁前后,我把这本书放在枕边,经常翻看保尔修铁路的那一段。当时我在山里修路,干的活和保尔差不多,琐碎而艰辛,还吃不饱,很需要用人生意义之类的说法来支撑自己。
  可是,六年前我重读此书,竟有不忍卒读的感觉。保尔的褊狭和自负让我大吃一惊。难道这就是我当年的偶像吗?我竟然努力模仿这种人?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不会向我女儿推荐这本书,我以后也不会再读,除非要挑毛病、说坏话。第二本、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安娜?卡列尼娜》。在主人公安德烈、彼尔和列文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灵魂。我觉得托尔斯泰的句子可以直达我的心底,让我在不同的状态中再生活几遭。
  第三本、《唐诗三百首》。这本书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代表,我已经翻烂了一本,以后还会一读再读。古诗词可以迅速调动起我的人世沧桑感,呼唤出我的“根本性焦虑”。人生短暂,年华易逝,这种感觉让人的心境深远厚重,超越蝇营狗苟,进入造化的幽深,以至言语寥落,欲说还休。古诗十九首、宋词、元曲、《红楼梦》也有类似的功能。
  第四本、贝克尔的《反抗死亡》。这本书对我的影响超过各派心理学的作品。这本书,还有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气》,帮助我理解了人心和人性——超越动物的独有特性。10年前读毕此书,叹为观止,从此不再看心理学方面的书。
  第五本、《庄子》。庄子描绘的人生和宇宙图景很精彩,可以把我们拔出自负和局促的泥潭,让我们面对那些最要紧的问题,同时又不至于沉溺太深,忘记自己在天地中的真实位置。
  第六本、《微观经济学》,任意一本。尽管书中分析的是市场,但是理性清明,分析精巧,对我理解人心的一般状态和人际关系的均衡状态大有助益。读后有散光眼配了眼镜之感。
  第七本、《制度经济学》,任意一本。用微观经济学的清明理性来分析制度变迁,这是一门历史学可以借用的好手艺,一旦领会了这种思路,想忘掉不用都难。
   第八本、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1986年初读此书,便生出历史还可以这么写的感慨。数年后我也转向历史,多少受了这本书的影响。我还模仿过这本书的笔法,但不如我原来的写法顺手,只好作罢。至于写作深度,《万历十五年》沾了“形象大于思想”的光,给读者留下了见仁见智的余地,大体没什么问题。不过,真到了说几句硬话解释历史的关头,黄老先生的概括往往伤痕累累。
  第九本、林达的《历史深处的忧虑》。这本书让我领会了美国及其政法制度的实质和演进历史。最难得的是,我觉得自己似乎随着林达在那个世界生活了一遭,所得所思格外深切。
  如果再提炼一下,超越专业或职业需要,上述诸书,《唐诗三百首》和《庄子》对我最为要紧,其次是托尔斯泰的书。知识无涯,可多可少,灵魂却只有一个,不能让他枯萎了。
  访谈者:有哪些书对你分析历史的方法产生影响?是否因为在作品中引入制度经济学等新方法,所以作品显得那么独树一帜?
   吴思:微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我有影响,博弈论和进化论也有影响。生物学,行为学,生态学中的许多观点对我也有影响。中国古代的圣贤,譬如韩非子和孙子,很擅长利害计算,他们对害的计算也对我有很大影响。不过,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最熟悉的,是学校教育涂上的底色。我在分析和写作时,一定要处理与历史唯物论的关系问题,接受或者部分接受,如果想调整,则需要想出道理来。在这个意义上,影响最大的还是历史唯物论。
  独树一帜大概是“不伦不类”造成的。我的书说文学不是文学,说史学也不是史学,说社会理论又不是社会理论。我的同一本书第一版的分类号是随笔散文,属于文学类,第二版分类,改为社会问题。但是到国家图书馆去查,又摆在历史通论的架子上。我不靠体制化的学术吃饭,敢由着性子写,根据我的兴趣和我对读者兴趣的了解写,于是就有了这种“非驴非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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