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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越来越接近历史真相
从“一枪不放司令”到“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张学良如何完成蜕变？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西安事变何以把中共“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了出来”？
张学良与中共秘密结盟的目的何在？
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为何半途而废？
张学良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吗？
红军为什么要“打通国际路线”？
两万余名接取苏联援助物资的西路军何以全军覆没？
西安事变到底谁是主谋？
毛泽东为什么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
中共与张学良的结合，何以*终演变成了“兵谏”？ 本书介绍了在西安事变之前，在事变期间，以至于在事变善后的过程中，张学良和中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共对于整个事变起过怎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身为十几万东北军的统帅，深得蒋介石器重的张学良，何以会冒险与自身尚处于极度危险中，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几万红军暗通款曲，甚至于把宝押在中共身上?
本书详尽地披露了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种种内幕。长征中的中共红军为何不惜一切选择北上？毛泽东推举张学良做西北国防政府主席、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张学良与中共秘密结盟的目的何在？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为何半途而废？张学良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吗？红军为什么要“打通国际路线”？两万余名接取苏联援助物资的西路军何以全军覆没？西安事变到底谁是主谋？毛泽东为什么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先生运用中外权威资料，梳理这段历史公案，其精辟的解说、合乎情理的推论、独到的见解、畅晓的文字，将引领人们在重温扑朔迷离的历史时探究真相！
作者简介：
杨奎松，著名学者，中国现当代史研究专家。主要著作《“中间地带”的革命》（第六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奖”获奖图书）、《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等。
目录：
蒋序
大陆版代序：张学良入党之谜
前言
第一章由战争走向妥协
第一节西征北上
第二节陕北称雄
第三节洛川谅解
第四节延安拨雾
第二章西北大联合计划
第一节反蒋酝酿
第二节入党初衷
第三节八面来风
第四节引弦待发
第三章打通国际路线
第一节“逼蒋抗日”蒋序
大陆版代序：张学良入党之谜
前言
第一章由战争走向妥协
第一节西征北上
第二节陕北称雄
第三节洛川谅解
第四节延安拨雾
第二章西北大联合计划
第一节反蒋酝酿
第二节入党初衷
第三节八面来风
第四节引弦待发
第三章打通国际路线
第一节“逼蒋抗日”
第二节艰难交涉
第三节兵败黄河
第四节暗渡陈仓
第四章一二?一二革命
第一节山雨欲来
第二节破釜沉舟
第三节战耶和耶？
第四节孰进孰退？
第五章从“革命”到“兵谏”
第一节皆大欢喜
第二节风云突变
第三节福兮祸兮？
第四节柳暗花明
附：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秘密通电代码
参考书目柳暗花明
谈到中共中央转而坚决采取和平让步的态度，不能不提到共产国际1月20日的重要政治指示。该指示到达的日期多半是在22或23日左右，已知中共中央是在24日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讨论的。该指示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批评前此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及南京的政策，一是建议在争取同南京和解的基础上解决一切问题。
指示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可能受挫，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亲日派在搞阴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党采取了错误的步骤。中共中央固然改变了以前力图通过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方法建立统一战线的错误政策，但是还没有彻底摆脱这种错误方针。中共中央在蒋介石被释放后所确定的方针尤其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方针实际上意在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把在事变期间同蒋介石达成的妥协看成是蒋介石和南京的屈服，并且把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合作视为反对南京的联盟。所有这一切，只能助长亲日派的气焰并为其制造内战提供借口。指示明确要求，立即把党的主要任务放到争取切实停止内战，争取南京政府共同抗日的方面来。同张学良、杨虎城及其军队的合作必须服从于这一主要任务的需要，并应在这方面向张、杨及其军队施加各种影响。只是在亲日派调动军队向自己进攻时，才可以进行自卫，但无论如何自己不要为这种进攻提供口实。
共产国际的批评是否完全恰当，在中共中央方面并无多少争辩的余地。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共领导人因此相信就自己此前的政策完全就是错的。很明显，中共中央必须承认，在蒋介石释放之后，认为蒋已经投降，把蒋承诺的条件公开宣布，这是是很幼稚的。过高地估计西安事变的成果，相信可以因此实现西北半独立局面，也是不妥的。但如果说在1936年8月政治指示到达后，中共中央并没有真正改变自己的政策，这是没有人能够接受的。可以肯定，中共中央当时已经接受了共产国际指示，改变了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政策，不再主张成立西北国防政府，也要求张学良去与蒋介石说和。问题是蒋介石不要和，一定要消灭红军，宣称中共是汉奸。当然，人人都了解，中共中央在策略上与共产国际有一点是不同的。这就是，中共中央实行的是“逼蒋抗日”。在这一点上，共产国际强调的只是用群众及其舆论来“逼”，“但我们还主张利用张、杨、阎、李、白、刘逼他”，即利用同各种地方实力派或反蒋派的力量来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就是这种逼蒋政策的结果，同样事变后的对抗也是这种逼蒋政策的继续。
这样究竟对不对呢？多数中共领导人明确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环境下，这种方法也未尝不对”。这是因为，在当今中国，不论是要想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重视自己，使其改变错误政策，实现与南京的联合，还是为了保障革命的利益，坚持党的独立立场与红军的存在，“力量问题都是不能忽视的”。当然，他们也承认，这种策略实行起来确实也是相当困难和复杂的，它确实可能造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这样逼，造成了内战，当然是不好的；如果逼和了，那就是好的”。重要的仅仅在于结果如何。因此，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的实际作用，多半也就在于，它使中共中央开始更加明确地把争取和平视为其一切行动和政策的依据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从25日之后，中共中央更加强调和平的方针，而在得到张冲的来电之后，会更进一步下决心，不惜再作让步也要同南京和下来。
然而，在这个时候，不仅打不容易，和甚至比打还要困难。本来东北军年轻军官就反对让步，情绪激昂，如今见中共代表步步退让，更是心怀不满。本来杨虎城因西安事变就已经整整丢了一个军，如今更是担心让中央军控制西安及陇海路沿线，地盘没有了，余下的部队迟早也会被蒋介石逐步分化和吃掉。即使是东北军上层将领，此时的态度也颇犹豫，步步退让的结果，是不是连张学良的出路也不争了呢？唯一能够驾驭东北军这驾马车的张学良若回不来，东北军难道还会有自己独立的前途吗？因此，越是到妥协关头，西安的空气就越是紧张，人心就越是混乱。
26日白天，西安与潼关谈判的代表仍坚持：（一）首先给张以名义；（二）中央军离开甘肃，至少天水以西不驻兵；（三）红军一部驻陕南；（四）十七路军在西安驻两旅。顾祝同开始时同意：（一）给张名义问题撤退后即可照办；（二）中央军原驻陕甘十四个师，可调三十个团出甘，但必须驻天水，宝鸡至西安线至少驻十个团；（三）红军不能驻陕南；（四）十七路军只能在西安驻一个旅。但蒋介石得知后很快否定了关于张学良一条，强调恢复张学良公权，须国府委员会决定，西北问题未解决之前，事实上不能为之呈请。“彼方如相信我，即应完全相信，如不能相信，则不必再谈”。
面对这种情况，西安方面决策层内部意见严重分歧。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出面承担放弃为张学良争取自由的责任，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几乎一致强烈反对，非要南京对张学良回陕作出明确担保不可，即使是此前倾向于妥协的东北军将领，这时也变得犹豫畏缩起来，王以哲、鲍文樾称病不出，何柱国虽有意谈判，却无法作主，且部队根本不能掌握。
与此同时，杨虎城也担心继续妥协，内部将更加动摇，更便利蒋介石分化政策，态度也颇含混。整个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当天傍晚7时，蒋甚至下令次日正午东北军再不接受条件开始撤退，就宣告和平破裂，立即开始轰炸东北军前线各战略目标。顾祝同即据此通过电话正式通知西安方面：次日晨必须接受南京条件，否则即告破裂。
再也不能犹豫了。周恩来明确提议：（一）接受蒋之甲案；（二）妥协达成后要求允许张学良随顾祝同来陕一行；（三）推王以哲为甘肃省主席。可是，杨虎城当晚在他家召开的高层会议上，明确认为南京方面“毫无诚意”，对蒋介石施加战争威胁相当反感。参加会议的东北军将领除王以哲、鲍文樾主和外，其余态度也相当含混。开始在另外一处开会的师旅团级军官二十余人，当晚转来杨家开会后，更是激烈主张：“非张回陕不能撤兵，否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结果，会议争论不休。经周恩来反复劝说，包括杨虎城在内，多数将领最后才同意：（一）接受甲案，但部队撤退请宽限十天；（二）部队移动应在张学良回陕训话之后；（三）三中全会前即给张名义并允许其出席三中全会说明政治主张。不过，周恩来、杨虎城及东北军高级将领达成了一致意见，东北军同志会的年轻“左派仍坚拒，并向前线活动”，西安内部的情形益形复杂和紧张起来。
然而，就是这样的条件，南京方面也拒不同意。27日凌晨5点钟左右，何柱国代表西安方面打电话将这些意见通知顾祝同，为顾所拒。何不得已再与各方商量，各方仍旧坚持，谈判遂因此陷入僵局，眼看就要全面破裂了。恰在这天上午，张学良电报来到，情况才开始出现转机。
还在头一天夜里，张学良就已经得知这一严重情况，不禁焦灼万分。一旦战争爆发，不要说自己不能回去，没有外界的支持和自己和统驭，整个东北军多半都会因与南京交战而分崩离析，这与自己发动事变和和平解决事变的初衷实在是大相径庭。因此，27日一早，张就借用南京方面的电台紧急致电东北军各军长与师长，恳切要求部属“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动，勿再固执误事为要”。时至于此，张学良确实对西安方面的做法颇多抱怨，电报中直言不讳地埋怨其下属“固执误事”。电报称：“此事如前次瑞风、志一两兄回陕时，兄等接受甲案并即实行，则良之出处此刻已不成问题。今因迁延，引起误会，委座实属为难万分。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
接到张学良电报后，西安方面谈判代表米春霖立即通报何柱国，力劝西安方面接受条件。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讨论，东北军高层将领和杨虎城终于决定接受南京条件，只是要求撤退时间以7天为限。
27日下午，西安方面完全妥协，与南京最后达成和解。但西安内部出现更大分歧与混乱。据周恩来当晚报告称，杨虎城“表示屈服后无前途，宁方不会抗日，释张甚悲观，对双方合作亦觉无把握”，态度更趋消极。而“东北军老派愿和，但董（文斌）尚动摇，鲍（文樾）、马（占山）亦有变化可能。少壮派师旅团长多数主战”，晚上东北军军官会议，虽有董文斌主持，与会者仍一致强硬表示：“非张回不撤兵”。周恩来已清楚地感觉到：目前西安各方“危机四伏”，如蒋再不能给以保证，势必会有人“铤而走险”，到那时可能一派混乱，统一战线将迅速破裂，共产党不仅大受埋怨，而且将更陷于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虽竭尽全力劝说和平，其结果亦可想而知。而只要左派激烈情绪不得缓解，整个局面就随时会具有爆炸性。
在中共中央这时看来，目前唯一可能缓解左派情绪的，就是请蒋允许张学良回陕训话一次。这不仅因为张学良力主和平，而且因为一旦蒋保证让张学良回陕训话，这些少壮军官一时也再不能采取激烈行动。对此，毛泽东也颇为赞同。故毛在这天晚上接周电后立即打电报给潘汉年，要求他向蒋介石及南京方面提出此一要求，以缓和西安内部的矛盾冲突。毛电称：
恩来用全力干旋，结果杨、于、孙、何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汉卿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为东北军面子起见，蒋先生不妨让张来陕一次，立即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的解决此问题。
随后，周恩来也为此专电潘汉年，请其向蒋介石转达这一要求。电报称：
（甲）我们在西安已尽最大努力，杨虎城已决心服从蒋先生，惟东北军多数干部痛于张汉卿不能回陕见面一次，决不肯先撤兵，恩来及何柱国、王以哲等向之说服亦无效。
（乙）除我们继续努力向他们说服外，务请蒋先生抚念此流亡之师，以手书告东北军将领，保证撤兵后，即给张恢复公权，发表名义，许张出席三中全会，并许张回陕训话一次，以安东北军之心。
（丙）请蒋先生许张汉卿写亲笔信给杨、于、孙、何、王及东北军将领，坚其撤兵之决心。
（丁）请蒋先生许可西安及东北军派代表见张一面，然后撤兵。
但毛、周接连电去后，除张学良29日有手书来，再嘱部属务必遵照蒋介石之部署及商定办法迅速实施，强烈要求“万勿斤斤于良个人问题，致误大局”以外，蒋介石没有只字回复。而西安这边，左派军官主战空气愈演愈烈，颇有些一发不可收拾之势。一些少壮军官甚至赶至前线，将前线师团级军官数十人组织起来，一致抵制西安对南京的妥协决定，坚持非张学良回陕决不撤兵。
面对如此局面，周恩来极感为难。他电告中共中央：“现在情形下，我们若参战，则违背主和原则，如和，必失东北左派，前线便一时混乱”。况且，左派基本上是东北军队的骨干，直接掌握部队，失去这些左派军官，就意味着三位一体事实上的不存在。要不要对左派略作让步的问题迅速提上议事日程。
对此，刚刚赶到西安附近红军前线指挥部所在地云阳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态度极为明确，他提出：“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疑的坚决为和平奋斗”，不为左派威胁所动。同时，尽力争取左派，力争使事变消灭于无形。他于28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称：
子、为贯彻这一方针，必须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左派中之大多数分子相信我们政策之正确，对极少数不能听服的过激分子应与斗争。
丑、向左派公开表示我们坚决主张和平，反对内战态度，反对一切挑拨的行为。
寅、提高杨虎城及东北军高级将领对和平的积极性，并给以和平有利的前途。
卯、万一少数过激分子开始挑拨行为，我们及一切愿意和平的大多数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以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
东北军的高级军官有些是归并的（如于学忠、何柱国、沈克等），有些虽为东北军旧军人，但久已形成个人的势力圈子，有各自的利益考量，他们中多数依靠张学良，也敬服张学良，却未必对张学良有浓厚的感情。东北军大多数中下级军官则不同。他们多数既是东北人，又是草根出身，都是东北讲武堂培养出来的，文化层次又较高，且正处于晋升过程中，上进心极强，加上他们与下级官兵接触多，想回东北老家的情绪最强烈，因此，他们不仅从一开始就是张学良走联俄联共道路最基本的推动者和拥护者，而且很多人视张学良如同再生父母一般，指着张带他们回东北。要这些年轻军官听任张学良被剥夺自由，不能回东北军，在感情上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特别是面对南京方面的压迫，这些军官在情绪上屡受刺激，激愤之情已如干柴烈火，一点就着，在这个时候要想劝说他们接受失败的事实，又谈何容易。
27日晚，张闻天到西安，坚决主张和平，提出用红军不参战的办法来劝告激进分子放弃战争的想法。但当晚少壮派军官50余人就得到消息，前往中共代表住处集体请愿，提出8个问题，态度颇多挖苦。周恩来虽大发脾气，对方仍毫不示弱，有人竟扬言：如果红军不敢打，我们自己打，到时候别怪我们和你们翻脸。
第二天，即28日，杨虎城受此情绪影响，也决心要打，整个形势愈发变得不可收拾。周恩来不得不与主战的东北军少壮派代表开了一天的会，摊开地图详细地向他们解释打的不利。但这些东北军年轻军官的代表完全听不进去，只是断定打起来就会有办法。除非张回陕，否则决不撤兵，宁愿拼个鱼死网破。他们再次当场逼周恩来等表态，或者破裂，或者红军一同作战。周恩来随后报告中共中央说：“我们坚持让步主和，讨论一天未决。会后，何（柱国）、王（以哲）及高崇民力主撤兵，与少壮派开会，仍僵持不下。”周深知，在这时，“只有杨转变，及鲍（文樾）、董（文斌）努力，才能影响少壮派撤兵，否则严守中立，万一工作不好，必失东北军、十七路军与反蒋〖派〗大部同情”。
29日，周恩来又进一步通过王以哲去做杨虎城的工作，并暗示杨，如不顾和平，致战争发生，红军将不会参战。在前线的中共领导人这时也一致决定：
（一）我们应为和平尽最大努力，尽调解的责任，特别争取杨及东北军稳健派，坚决站在和平方面，力争左派的一部或大部。
（二）在和平尚未到绝望时期，红军仍不采取单独行动，同东北军、十七路军完全处于一致地位，但明白表示自己的和平立场。
（三）如和平绝望，战争或部分接触发生，红军应公开表示为求得全国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主张的实现，不愿参加内战，宣布我们在西安事变中为和平而努力的经过，并且愿为和平继续努力奋斗。
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态度，根本上阻止了杨虎城的摇摆。29日一早王以哲与杨虎城谈话后，杨即亲自找周恩来谈。杨虎城表示：既然中共方面已经决定放弃成立西北半独立局面的想法，不愿与南京作战，他考虑再三，决定做中共政策牺牲品，拥蒋抗日。“虽然他怀疑此种可能性，仍相信西北半独立局面有由战争中求得可能，同时他估计我们拥蒋必将失去许多同情，但他仍愿做共党朋友到底”。对此，周恩来及毛泽东等均深受感动。周当场表示，中共决不会背弃朋友，如果蒋介石反过来阴谋对杨及十七路军不利，红军决不坐视不顾。毛泽东得知杨虎城的态度后，也接连致电周恩来等，要求后者告诉杨虎城：和平政策是三方共同的，希望他对整个政治前途具有信心，说明如杨虎城部队撤出西安等地后嫌驻地不足，包括鄜县、甘泉、延长等城，“彼需要时由彼驻兵，我们退城外，将来如有紧急，我们同他总在一起，决不分别彼此，对东北军亦然”。现在，“我们与他们始终愿在一起，为和平统一御侮救亡之总方针而奋斗。撤兵后蒋如食言进攻，彼时曲在蒋，我们则为最后自卫而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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