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谢泳对文坛掌故的刨根问底本书是作者近年搜集史料并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专书，专注于新史料的发现和史料的应用方法。作者曾有专门搜集中国当代史史料的经验，也有自觉总结史料方法的意识。本书内容涉及中国当代史的许多方面，除了众多史料线索值得注意外，作者对史料的判断也有很多发人深省之处，对诸如假材料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意义、内部文献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价值等问题，均有深论。本书有较强的史料价值，也是一本具有史学方法意义的参考书。
作者简介：
谢泳，1961年出生，山西榆次人。1983年山西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校刊编辑。1985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曾任《批评家》杂志编辑、《黄河》杂志副主编。2007年调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知识分子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方向的研究。著有《储安平与〈观察〉》《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寻今典——陈寅恪晚年诗笺证》等书。
目录：
1949年前相对论的传播及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Comdom中国传播小史
鲁迅研究的史料扩展问题
钱锺书史料九题
试探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之下落
伪材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使用问题
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史料的内外互证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史料拓展问题
解读一份关于胡风事件的中央文件
胡风事件的另类史料
《红楼》杂志中所见林昭史料
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后记钱锺书史料九题
一、徐志摩
钱锺书和徐志摩有无交往？在两人传记中一般都没有涉及，细部的考察我不好妄下结论，但大体可以判断为钱徐之间没有直接交往。我查了一下陆文虎编的《管锥编谈艺录索引》，没有提到过徐志摩，但在《管锥编》第三册谈论“血声”时，提到《十日谈》、《意大利人自述》、《涡堤孩》等小说，钱锺书虽然注释说明是从原文引述，但按习惯，应该也了解《涡堤孩》的翻译情况。这本书徐志摩译过，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的朋友范世涛后来告诉我，《钱锺书英文文集》中有早年钱锺书评论吴宓诗时提到徐志摩的一段话：
Mr.WuhastwicecomparedhimselftothelateMr.HsuTse-moinhispomes.Asanartist,Mr.WuMiisfartooslovenlytobecomparedtothataccomplishedwriterofcharmingifsomewhatmincingverse.Butasacharacter,Mr.WuMiismuchmoreinterestingand-the-wordmustout-grand.HsuTse-mo,forallhisaestheticismandartiness,isstillababywhocanenjoyinnocentlythepleasuresoflife;hisfirstofunhappinessarethoseofaspoiledchildwhowailseitherbecausehehasnotgotenoughofsweetstoeatorbecausehehaseatenmorethanisgoodforhisstomach.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吴宓先生曾两次在他的诗作中将自己与已故的徐志摩相比。作为一个艺术家，吴宓先生不很入流，根本无法与功成名就的、迷人的诗人相比，尽管吴宓不乏矫揉造作的诗品，但从个性上讲，他比徐志摩更有趣，甚至必须指出(或恕我直言)也更自负。从审美和艺术气质上看，徐志摩好像仍处在孩童般天真地享受美好生活的阶段。他主要的忧怨，就如同一个被宠坏的孩童，要么为了吃不够糖果，要么因吃得太多肚子不舒服而闹腾。
钱锺书对徐志摩诗歌的评价显然不是太高。徐志摩去世的时候，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徐志摩大概不知道有钱锺书，但钱锺书肯定是知道徐志摩的。注意钱徐的关系，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钱锺书对新诗的判断，这个判断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新诗的评价不高，而钱锺书的这个态度，虽然我们一时见不到直接材料，但可以从钱锺书父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中推测出来。钱氏父子的文学观，相同处多于相异处，比如钱锺书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批评，与他父亲的看法基本相同。我们甚至可以猜测，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有许多是受到了钱锺书的影响。
钱锺书写《围城》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把自己的文艺见解和对人物的评价，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来，这是熟读《围城》者基本认同的一个看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围城》是钱锺书的自叙传。《围城》中有两处提到徐志摩。
第一次是方鸿渐刚从国外回家省亲，在当地学校里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方鸿渐的观点是“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雅片，一件是梅毒……”，关于梅毒，方鸿渐说假如没有机会见到外国原本书，诸位“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戆第德》，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这个细节完全真实。
第二次是在苏文纨家，诗人董斜川和方鸿渐、苏小姐谈到近代的诗人。董斜川提到“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这个细节取材于1935年钱锺书在苏州和陈衍的谈话经历，不过那次臧否的多是近代文人。
《围城》第一次提到徐志摩，有点讽刺意味，第二次提到就基本是一个评价性的判断了，这也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徐志摩的评价。1932年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时，曾多次提及徐志摩，凡涉及对徐志摩的评价，基本与《围城》里的判断在一个层面上，也就是肯定中的否定。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不是很高，虽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较为系统地叙述了新文学运动初期的作家，但语气中时常流露否定的判断，钱基博著书的习惯是多引别人的见解为自己的断识。一次在引述了章士钊对新文学的评价后叙述到：“纵有徐志摩之富于玄想，郭沫若之回肠荡气，谢冰心之亲切动人，王统照之尽情欢笑”，但“中国新诗，至今未上轨道”。
对当时的新文学，钱基博先述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再评价鲁迅的文体，他认为鲁迅的文体是“以欧化国语为建设”，钱基博引述周作人的观点来叙述：“中国散文，适之、仲甫，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平伯、废名，涩如青果。志摩、冰心，流丽清脆。”钱基博对新文学的总体评价是“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
而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志摩为诗，则喜堆砌，讲节奏，尤贵震动，多用叠句排句，自谓本之希腊；而欣赏自然，富有玄想，亦差似之；一时有诗哲之目。树人善写实，志摩喜玄想，取径不同，而皆揭‘平民文学’四字以张大。后生小子始读之而喜，继而疑，终而诋曰：‘此小资产阶级文学也，非真正民众也。’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志摩华靡，何当于民众。志摩沉溺小己之享乐，漠视民之惨沮，唯心而非唯物者也。”钱基博的结论是：“而周树人、徐志摩，则以文艺之右倾，而失热血青年之希望。”
1932年，就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前后，钱基博给钱锺书的信中曾有“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的告诫，对父亲的告诫，钱锺书虽然未必完全认同，但这个判断在事实上影响了钱锺书的一生。钱锺书后来无论是写《人·兽·鬼》还是《围城》，他的主要讽刺对象基本是“新月”和“京派”文人群体，钱锺书的这个习惯有他真实的生活感受，但也可能与他对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评价有关，这就涉及钱锺书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认同问题，他似乎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始终保持一种警惕，注意这个视角，对于深入研究钱锺书可能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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