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
俄国19世纪最伟大的汉学家——尼吉塔雅可夫列维奇比丘林。他的作品照亮了俄国人认识中国历史的黑暗局面，也创造了一个时代。于是，他被永远地看作为俄国汉学的奠基人，是永远的“俄国第一位大汉学家”。他永远不会被忘记，他是一个身着东正教服但热爱中国文化的楚瓦什人。本书将以凝练的文字叙述比丘林充满淡淡哀愁而又丰富灿烂的一生。
作者简介：
李伟丽，女，1974年生，汉族，籍贯河南濮阳。2006年7月获北京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博士学位。2007年1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研究方向为楚瓦什民族历史，中俄关系史。
目录：
第一章伏尔加河畔走出的楚瓦什天才第一节伏尔加河畔的青春第二节远方的机遇，一波三折第三节东正教传教团团长第二章东方的远行第一节俄国人的中国观与俄罗斯汉学萌芽第二节和先生比丘林的学术研究第三节尴尬的传教与窘迫的归国第三章将汉学带回俄罗斯第一节身陷囹圄第二节往来无白丁第三节执教恰克图第四章老骥伏枥第一节硕果累累的暮年第二节凄凉的晚景第三节未了的心愿，永远的怀念第五章丰厚的遗产第一节写作的基础第二节语法和词典第三节关于青藏的译著及研究第四节关于蒙古史的著作和研究第五节关于西域民族史的翻译和研究第六节关于中国通史和文化的著作
与比丘林个人丰富而成绩卓著的学术活动相比，他所领导的第九届传教团的教务工作就显得薄弱了很多，以至于为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这一届传教团成员除了比丘林，还包括一名监督官谢苗佩尔武申；一名画家休金；三名修士司祭，阿尔卡季、谢拉菲姆、涅克塔里；两名执事，瓦西里亚菲茨基、康斯坦丁帕利莫夫斯基；四名学生，马尔盖尔拉夫罗夫斯基、叶弗格拉夫格罗莫夫、米哈伊尔西帕科夫、列夫济马依洛夫。除了比丘林是怀着一种对科学的渴望和追求来到中国，其他每个人都一如历届传教团成员，执行命令，被迫而来。语言不通，还抗拒语言学习，造成的后果是不适应北京生活、思念家乡、孤独寂寞，从而产生了太多太多的问题。修士司祭阿尔卡季和谢拉菲姆性情乖张，固执、粗暴、桀骜不驯；修士司祭涅克塔里则患了严重的心理疾病，最后精神崩溃而痛苦地自杀；两位学生马尔盖尔拉夫罗斯基和叶夫格拉夫格罗莫夫“品行恶劣”，以至于正教院准备将他们召回俄国，但最终还是因酗酒而葬身于北京；执事康斯坦丁帕利莫夫斯基竟然敢从奉献节修道院和教堂偷走很多圣品，送到当铺换成白银自己挥霍，甚至把偷出去的助祭祭服上系有十字架的圣带送给妓女当了腰带。面对下属如此不可饶恕的错误，比丘林曾经给他们“捆绑三天，不给吃饭”的惩罚，然而惩罚是毫无用处的。如此的惩罚不但丝毫没有改善教团的纪律，反正激化了他们更为严重的对立情绪。不只是作为团长的比丘林对他们忍无可忍，就连中国方面也已经不满这些东正教徒的一些不堪行为，以致理藩院多次致函伊尔库茨克省长Н.И.特列斯金，抱怨这些驻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懒惰、酗酒、淫荡”。除了对犯错者以严厉的惩罚，比丘林给予他的下属更多的还是关心和教导。他曾为马尔盖尔拉夫罗斯基和叶夫格拉夫格罗莫夫两位学生向正教院求过情，并得到了谅解和宽恕。不幸的是这两位学生都最终酗酒而死。四名学生已经死去一半，作为团长的比丘林，对此深感悲痛却又无奈。剩下的两名学生，米哈依尔西帕科夫和列夫济马依洛夫则比较幸运，他们得到了比丘林的关心和爱护。为了让他们日后成为有益于祖国的人，比丘林对他们悉心栽培。令人欣慰的是他们最后都掌握了汉语和蒙语，回国后在外交部亚洲司任职翻译。爱偷东西的执事康斯坦丁帕利莫夫斯基，后来被勒令回国。他回国之后极力损坏比丘林的名声，总是添油加醋地渲染事实，甚至捏造说比丘林经常出入戏院及青楼，酗酒成性，不参加礼拜活动，还曾对一个车夫进行毒打，曾对被拒绝索要女儿的老太太进行殴打，而这个老太太在被打的第三天就死掉了。尽管比丘林在呈给俄罗斯外交部和正教院的报告里经常请求上级宽恕有过失的教士和学生，但是在这位已经回国的帕利莫夫斯基的大肆渲染下，还留在北京的比丘林就已经在外交部和正教院臭名昭著，使得众人头脑中产生了一个卑劣的比丘林形象。同时代研究者米罗特沃尔采夫对比丘林充满了同情，他说：“亚金夫神父的助手都是些性格暴躁、醉生梦死的人，往往迫使忍无可忍的上司对他们采取过激措施，而这又成为上司与下属之间不断产生隔阂与敌意的原因，最终导致下属对比丘林的控诉与告发。”北京生活的前三年里，教团的日子还算好过，每逢礼拜日和节日教堂都会安排祈祷仪式，在经费尚可的情况下各项事务和管理工作都能顺利进行。然而这种顺利没能维持多久。1812年俄法战争前夕，沙皇政府忙于应付日益尖锐的俄法矛盾，早已忘却远在中国还有自己的一个东正教团，还有一群等待银两来饱腹的东正教传教士。所以自1811年起，沙皇政府就忘记了向远在异国他乡的第九届传教团提供基本的生活费用，饥寒交迫又思乡的传教士们成了真正的弃儿。在极为窘迫的条件下，为了维持大家的基本生活，为了不让北京的俄罗斯墓地增加新的成员，作为团长的比丘林不得不变卖教会的房屋和土地，典当教堂的一些用品。然而这一行为后来成为正教院指控他的重要罪证之一。但是残酷的是，即便是教会的财产被变卖，即便是加上中国政府发给的钱粮补贴，教团仍然处于贫困之中。教堂钟楼被毁了，屋顶和墙壁脱落了，然而没有相应的资金来修复；修士们的教服破烂不堪了，但是盼不来祖国送来的新教服，中式长袍不得不成为替代品；教士们生病了，却没有多余的银两来买中草药，健康和生命也只能交给上帝了。于是，圣母安息教堂的钟声慢慢地销声匿迹了，奉献节教堂也越来越难以看到东正教徒的身影了。北馆和南馆的宗教活动就这样渐渐地、无可奈何地停止了：不只是向中国人传教成为不现实的奢望，就连北京的阿尔巴津人后代，连教团自己的成员都懒得迈向教堂一步了。摆在大家面前的是经济的困境、气候的不适、病痛的折磨、无尽的乡愁、挥不去的绝望。于是团长自己都对上帝绝望了。自1813至1820年八年的时间里，比丘林领导的第九届传教团共有二十个俄国人后裔和八个中国人受洗，而参加八年八个基督教复活节的人数加起来一共才二十八人。复活节一般持续一周时间，教徒都要在教堂里举行非常隆重的活动，然而即使是在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复活节，比丘林也经常不到教堂主持圣事，即便在教堂出现，也仅仅是第一天，然后就没有了踪影。在1822年5月29日于圣彼得堡宗教所的问讯中，修士司祭阿尔卡季证明，“修士司祭涅克塔里离开北京后，修士大司祭亚金夫就再也没有去过教堂做事奉圣礼”，他只是“派阿尔卡季和谢拉菲姆轮流到教堂做礼拜，做祈祷”，而且“修士大司祭再也没有参加过授圣餐仪式”。面对如此窘迫而尴尬的局面，比丘林不得不放弃整顿教务的计划，转而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学术活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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